198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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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整党坚持高标准 巩固成果不放松
民航沈阳管理局生机勃勃 风气正纪律明
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两年来通过整党和党的建设工作,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好形势,全局上下风气正纪律明、工作出色,正在为加速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1983年5月5日,民航沈阳管理局发生了一起反革命分子劫机事件。这一事件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也反映了民航沈阳管理局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制度不严,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泛滥。同年10月12日,在用五个月时间进行全面整顿的基础上,上级决定这个民航局的党委和机关提前进行整党。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下,民航沈阳管理局党委和机关以及三分之二的基层单位,严格按照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实际,从思想、作风、纪律、组织上进行了全面整顿,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党风、局风有了明显好转,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好的转机。
整党使民航沈阳管理局党委尝到了抓好党的建设的甜头。他们在去年5月整党结束后,继续本着严字当头,多干实事的指导思想,以整党精神认真抓好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巩固、发展了整党的成果。
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们扎扎实实地抓了三件事。
一是围绕“人民航空为人民”这个主题,采用“长流水,不断线”的办法,不断针对党员和群众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和问题,一次次地对党员进行理想和纪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和不搞歪门邪道谋取私利的教育,努力提高党员的党性观念和政治素质。
在此基础上,他们坚决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治民航要严”的指导思想真正落实到基层和全局职工的行动中去,从业务工作到服务、作风等方面,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监督执行的具体措施,在全局上下树立一丝不苟、严守纪律的好风气。
第三件事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党支部和党小组都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经常开展谈心活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恢复了党员定期向党支部和小组汇报思想的制度,建立了党员联系群众的制度。
民航沈阳管理局党委做的这几件事,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首先是领导班子坚强了。规章制度既定,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执行,既严于律己,又敢于管理。凡布置工作,他们必有检查,凡有检查,必有讲评,指名道姓地批评或表扬,理直气壮地奖,不讲情面地罚。谁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就要撤换或动员辞职。
其次是党风、局风端正了。过去民航运力不足,买票难、货物托运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部分党员和客货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现象比较严重。现在各种不正之风刹住了,客货人员普遍做到了送礼不收,给“红包”不要,请吃不去。“开后门”买票和内部职工预定、预留机票的做法已被禁止。飞行员执行飞行任务时不准私自捎带东西。内部人员乘飞机,手提物品和行李的重量与旅客一样受到限制,一样接受值机人员和安全人员的检查。
“人民航空为人民”的思想深入人心。过去那种公私不分、小拿小摸和向客、货主索要东西的行为没有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扩大服务项目和提高服务质量。许多货运人员帮助货主装卸货物,取货上门,送货到家。地面人员加强了航班不正常情况下的工作和为老弱病残旅客服务的工作。
现在,民航沈阳管理局已经冲破劫机事件造成的困境,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去年全局的运输生产,比1983年增长了55%以上。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情况又好于去年。安全形势也很好。去年实现了全年无事故,事故征候和工作差错也逐渐减少。地面行车安全创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通讯员 钟芷轩 本报记者 赵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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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关于干部考核问题的几点想法
郑熙亭
干部考核,是整个干部工作的关键,是使用干部的依据。一个干部的升降、奖惩、任免,都应经过考核。这件事很重要,但并不深奥,也不神秘。我以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不难做到,至于制度、规定,则应简便易行。这里,想谈一点个人的想法。
对干部的考核,不定期不好,考核太勤了,周期不到,看不出优劣,也不好。目前,干部考核多是突击式的完成任务,也有的规定半年考核一次,有的则是“随时考核”,“经常过问”,说是“关心”,“积累材料”,其实不然,“旦视而暮抚,虽曰爱之,实则害之”。
考核的作法,应按干部的录用、任免权限,逐级实行普考,上一级考核下一级,部门、单位考核所属。目前由一个工作组包一个地方的做法,容易因局限性而发生偏颇,矮子里头选将军。考核干部应舍得拿力量,下功夫,不能随便抽一些人去做,也不能只让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去做,而应由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马,还应有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参加。
考核主要内容应包括品德,即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做官?是为公还是营私?才能,即有没有真才实学,专业特长,组织领导能力?三是用人,即是否尊重知识和人才,提拔信任什么样的干部?四是业绩,即工作结果和成效。对各级各类干部,再按不同职责,提出不同要求而不必搞得过细,繁琐。干部并非机器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看他的宏观视野、战略思想、国家观念,这用指数、分数是很难表现出来的。即使有指数可考的,也不能机械地参照。比如,甲县基础好,人均增百元很容易达到;乙县底子差,人均增五十元却很难,如要以此为考核县长的指数,应该如何打分?
有人认为,当前人事关系复杂,甚至派性残余干扰,人们怕得罪人,当面不好说话,故而多采用个别谈话、秘密考核,以为这样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其实,一个人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主要成绩和贡献,以及有无发明创造,人所共知,完全能够摆到桌面上。即使是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老百姓虽然见不到他,但他的为政、用人都与人们的切身利害攸关。只要坚持从宏观着眼,考其主旨,走群众路线完全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把事情搞得很神秘,正好给某些人以可乘之机。一些平时不敢见天日、不敢上桌面、不敢当众讲的闲言碎语,被前去考核的同志当做了“真实情况”,有的弄虚作假,造谣诬蔑,有的戴高帽,有的插尾巴,反正是“党的机密”,说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有的因小人为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你一时不易弄清,只好先挂起来,这样不知耽误了多少人!
被考核的人在同级干部中,是上、是中还是下,要通过考核做出评定,同本人见面。这一条非常重要,因为考核干部不是目的,教育和提高干部素质才是目的。而现在某些地方考核干部,不仅本人不知道考核结果,甚至连同级党委也不知道。决定对干部的升、留、调、降、免,也应在一定范围内公布。那个干部为什么提,为什么降,为什么免,至少要使同级干部明白,以激励人们兢兢业业、尽瘁革命事业。目前,干部考核不成制度,升留降免没有依据,赏罚不明,是非不清,功过不分。有的人不学无术,但因精通关系学,会搞关系网,照样升“官”。还有的人明明不能胜任或玩忽职守,也要硬凑合,实在在这里混不下去了,则挪一个地方了事。
此外,考核干部要忌带框框。领导干部提名推荐人才,本属正常现象。但有些地方却以此为内定的框框,“带帽考核”,按领导要求凑材料。一些德才平庸的人或善于钻营的人,就这样用起来了。实行干部职务工资后,有些人钻营的劲头可能更大,领导干部万万不可“以言代法”,更不可任人唯亲,任人唯顺,任人唯心腹!对偶然碰上的好人才,当然可以推荐,交由主管部门按制度办理,由组织决定取舍。应发动党员干部、职工群众,举贤荐能,人人推荐,包括领导干部。任何人的推荐,都不能一锤定音。谁推荐的人也要经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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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正之风要刹住 改革势头要保持
广东惠阳地区供电局党委在整党中划清四条界限
广东省惠阳地区供电局党委在整党中,划清四条政策界限,办好四件事,既坚决克服新的不正之风,又保持稳步发展的改革势头。
划清多想办法、努力改善职工生活福利与借改革之机、不顾国家和企业的整体利益、损大公肥小公的小团体主义作法的界限,继续搞好职工生活福利。局党委在去年兴建四百平方米幼儿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添置了儿童玩具、教具等一批设施。同时,还开始拆除改建职工食堂、兴建新职工宿舍、冲凉房和厕所。
划清按规定实行工资浮动升级、奖励晋级与乱提工资、突击提职提干的界限。局党委认为,借改革之机,乱提工资、突击提干等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但给部分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奖励晋级,对关键工作岗位上的职工实行考核浮动升级,是改革的组成部分,应该大胆实施。党委决定给十二名职工晋升一级的奖励,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对关键工作岗位的职工实行考核的标准等问题,准备统一考核,按规定给予浮动升级。
划清国营企业实行多种经营、办好第三产业与党政机关和干部以权谋私经商办企业的界限,继续办好第三产业。局党委认为,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开生产服务门路,不但不能“收”、“砍”,而且要扩大,要办好。党委除对已办企业继续加强领导外,还安排一些退居二线的干部抓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作,先后办起了惠电发展公司门市部、水电安装班,安排了待业青年三十三人。目前还在筹办理发室、冰室等服务性企业。
划清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经济包干,保证利益兑现与“一切向钱看”的界限,坚定不移地实行经济包干措施。整党开始时,局党委提出了“分灶吃饭,经济包干”的设想。有的同志怀疑这种搞法会助长“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担心难以兑现。局党委一方面统一大家的思想,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讲清按承包合同办事的原则,保证兑现。在这个基础上,公布了五项承包办法,逐步推广、落实。(梁耀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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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班门弄斧”不足忌
“班门弄斧”,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忌讳。其实,敢于“班门弄斧”未尝不可为,它至少有两条好处:其一,能叫人在出丑中看清自己的不足,知道学无止境,天外有天,从而从夜郎自大中走出来,奋起直追。其二,能给人增多学习机会,尤其是增多向名人名师学习的机会,从而增强学习效果,加快知识更新。
摘自《浙江日报》
“哄抬身价”不可为
求才若渴,值得鼓励和提倡。对拔尖人才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也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象“哄抬物价”一样“哄抬身价”就不好了。结果,会使迫切需要人才的单位因为实力不及,只好“望才兴叹”;有的单位不择手段地去挖别人的墙脚;还会使有的人“待价而沽”,要挟有关单位,等等。总之,不利于人才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发挥作用。
摘自《湖南日报》
难点宜攻不宜躲
现在有的干部想改革,怕困难,喊改革,迈不开步子。打虎不敢上高山,擒龙不敢涉深水,盯着上面拿“办法”,等着周围出“经验”。这样,固然矛盾避开了,难点躲过了,但因不下真功夫,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
摘自《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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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先锋谱

苦心为穷县传技术 拒绝用医道赚大钱
——记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张元彬
“故城县医院能为患心脏病的患者开胸做手术了。”消息传开,人们大为赞叹。河北省故城县医院条件不算好,怎么能掌握胸外科手术呢?院长曹云良说:“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张元彬把我们引入了心脏手术的大门。”
张元彬从医学院毕业后,从事胸外科专业二十余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1981年初,有一位患心脏病的农民从他的家乡来到北京求医,对张元彬说:“故城县的农民看病真难呀!”当年夏天,张元彬回乡探望母亲,第二天就赶到三十里以外的县医院对院长说:“我打算利用每年休假的一星期时间,到你们这里传授胸外科手术技术。”说完,他把随身带来的一些胸科手术器械放在桌子上。曹院长喜出望外,专门联系了五位心脏病患者进行手术。
手术中,张元彬一面操作,一面讲解,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张元彬回到北京之后,随时写信解答县医院医生提出的难题,详细介绍了选购手术器械应该注意的问题。去年春节过后,张元彬利用回家料理母亲丧事的机会,又连续指导县医院做了两例心脏手术。四年来,故城县医院在张元彬的帮助下,医疗技术提高很快,目前已经掌握了胸外科手术要领,可以单独开展一些大型手术。
张元彬帮助县医院进行技术建设,没有收过一分钱。去年底,有人以每月一千元的高薪劝他脱下军装承包医院。身为共产党员的张元彬拒绝了。他说:“我的技术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我不能用它捞外快、赚大钱。”
(张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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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令人敬佩的党员
读了你报7月9日第五版《钟运华辞“官”记》,我深受感动。钟运华主动申请辞“官”,是一种可钦可敬的举动!我赞美钟运华这种以革命利益为重,不以“官”谋私利的崇高精神。要是我们党的干部都能象他那样,该有多好!
解放军某部 李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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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村民委员会不能称“政府”
你报5月28日《党的生活》专版《党支书夜游获“宝”》一文中,“村政府的办公室安在牛棚里”一句有误。
根据我国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乡、镇以上的领导机关才能称“政府”;按照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所述精神,农村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能称为“政府”。
解放军某部 肖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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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这个“地”字用错了
7月23日你报《党的生活》专版《鹤岗日报社认真纠正以权谋私歪风》一文中,“想通过发稿达到他安排人的目地”中的“地”字用错了,应为“的”。
河北省廊坊 李道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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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他念的是什么“经”?
今年4月12日,河北省唐海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依法判处郑德隆有期徒刑一年。同时,中共唐海县委决定开除郑德隆的党籍。
郑德隆原是唐海县十二农场橡胶制品厂厂长。他在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工作表现一贯较好。1979年他担任橡胶制品厂厂长,第一年就使该厂扭亏为盈,并连续三年获得总场先进单位的称号,他本人也被评为场级优秀党员。然而,这个曾被人们称誉的党员干部,近几年被不正之风所俘虏,以至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最后发展到贪污公款二千零六十二元五角,侵吞回扣款一千元,贪污买车款一千元。
郑德隆从一个优秀共产党员蜕变成为罪犯,首先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改革”“开放”“搞活”就是不择手段地捞钱,把金钱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对党的现行政策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他事后曾说过:“几年来,我从未学习过党的文件,不清理自己的思想,也没过过组织生活,只是一年交一次党费,平时也不用党员这个概念来约束自己,什么党员标准、模范作用忘得一干二净。”(编者按:类似郑德隆这样只交党费,不学习党的政策,不过组织生活的党员,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类似郑德隆所在的如此涣散的党组织也不是个别的。这又一次说明,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认真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是多么必要。)“我想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搞来钱就行,就是好厂长、好干部、好党员”。一次,他去长春某厂推销缝纫机皮带,通过正常渠道,对方就是不订货。晚上,他试探着向对方经办人员送了点小礼,对方不仅痛快地订了货,而且每条皮带的价格还高出二分钱。诸如此类的情况,使他似乎找到了搞活企业的“真经”。近年来,经他手在外拉关系就用去公家大米两万多斤,送出海货几百斤,花掉公款几千元。
郑德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担任会计、统计、管理员等职务,当时他还能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这几年,他在业务活动中经常同各地的业务人员打交道,看到某些人家里有彩电、摩托车等几大件,吃的穿的也都不一般,就开始羡慕起来。他开始感到:“不拿白不拿,不捞白不捞。”他甚至公开大言不惭地说:“我这几年当厂长,占点也应该……”终于,他从见钱眼开、见物眼红,发展到见利忘义;从开始时用公款请客送礼、吃吃喝喝,发展到贪污。
郑德隆身为一厂之长,却热衷于在外边跑业务,其中自有奥妙。
开始,郑德隆在外跑业务的所谓“活动费”,完全由厂里实报实销。以后,则改为业务提成和吃“回扣”。至于这些“活动费”究竟有多少用于联系业务,以及用于谁、用了多少,这些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别人无从知道。在橡胶厂,郑德隆一句话就可挪用公款几百元;他从外地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从厂里拉走几千元的物资;他甚至可以亲自替会计下帐,想怎么下就怎么下。有时盘点仓库发现库存物资少了,他随意从帐上支出一笔就算了事。(编者按:对于这种反常现象,本厂的党组织知道不知道?上级领导部门知道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如果知道却不管,又是为什么呢?这些,不能不使人生疑。)1983年夏季,乐亭县大杨庄的一个人买走了橡胶厂存放在唐山的一批产品,郑德隆一看有机可乘,就以其它单位的名义伪造了单据,将一千四百六十二元五角销货款据为己有。几年来,郑德隆根本不是找搞活企业的“真经”,而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终于蜕变成为经济犯罪分子了。(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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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车归原主
7月15日上午,正在参加整党文件学习班的河南省孟津县农牧局局长、共产党员宁满包,副局长、共产党员芦渊芳,亲自把一辆擦洗一新的北京吉普车送还给县兽医站,很快在站内外传为佳话。
1982年,上级业务部门分配给县兽医站一辆北京吉普车,作为运送液氮、发展畜牧生产的专用车。接车不久,县农牧局就把车调到局里,转为行政生活车,兽医站职工很有意见。不久前,农牧局的党员参加了县整党文件学习班,大家检查了调用下属单位生产车方便自己、影响生产、造成矛盾的问题,认识到这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具体表现,决定把车归还原主,恢复生产专用。交车前,他们把车检修了一遍,换上了车灯和风扇、皮带等新部件。
当农牧局的领导同志亲自把车送到兽医站时,站长芦耀先、副站长乔留卷激动地说:这事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这真是整党学习的结果啊!
(世三 跃进 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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