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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陈旭麓
中国近代是一个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屈辱时代，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喷涌激发、大放异彩的光辉时代。
短促而又辛酸的中国近代途程，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厮杀声中艰难走过的，反对外国侵略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乐章的主旋律。
这首先表现为反抗侵略的一贯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过五次大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又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虽然每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每次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暴精神。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
在近代，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他们互相之间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是矛盾的，甚至尖锐对立，但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时，又往往是一致的。林则徐、左宗棠、冯子材都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在反对外国侵略时，他们又和农民的利益一致。同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受外国侵略者欺凌，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结到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统一战线上来了。一部近代史生动地证明，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受阶级条件限制的。这也是爱国主义这根主线可以贯串时代进步思想始终的原因所在。
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单就抵抗外国侵略而言，林则徐与中国近代以前抗击外侵的民族英雄并无本质差异。林则徐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是什么呢？曰学习西方，也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近代不同于古代。中国近代的入侵者与近代以前的入侵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近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封建中国的入侵，是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先进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进攻。这决定了：中国同它们的战争，不只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的单一的军事战争，还有赖于经济决斗，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总体战争。这样的格局，决定了中国要战胜自己的对手，不但要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勇敢拚搏，而且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决定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在以“攘夷”为主体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中添上了“师夷”的内容，从而构成自己的时代特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一特点的简短概括。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要求，是林则徐发其端，由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完整地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是爱国的人们在抗敌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将领抗敌不可谓不坚决，不可谓不勇敢，可是，并未能挡住敌军的进攻，堂堂天朝大国败给了万里之外的化外岛国。这迫使一切爱国的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战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有些人把它归咎于几个投降派，震动全国的弹劾琦善、奕山、奕经事件的发生，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有些人认为是沿海几个督抚不行，有些人认为是清军长久未习战事，等等。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说得不全面。还有一些人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们一方面看到清朝方面的短处，一方面又看到了英国方面的长处。严峻的现实是一方进步，一方落后。他们从实际的接触中朴素地感到，这帮红发、蓝眼、高鼻子的“番鬼”，并不象中国过去遇到的化外番邦，茹毛饮血，被发纹身，而是身强技熟，船坚炮利，很多方面都比中国强。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便应运而生。
本来，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勇于进取的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是一个民族充满自信力的表现。在古代，虽然一般说来，中国政治、经济并不落后，很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先民们还是很注意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长处的。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给汉族带来很多原先没有的东西，先进的技艺；也有几个皇帝，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如康熙皇帝任命西人南怀仁为钦天监，自己研习数学、天文、地理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向外学习的积极进取精神，随着地主阶级统治的衰落，越到后来越差劲，尤其是清代乾隆以后，闭塞视听，故步自封。浸而至于近代，一些守旧者以为唯有排斥外国的一切，才显出我中华之伟大。于是，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便成为近代革新与守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为近代爱国途径的重要标准。
当然，既不能说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都是爱国者，反之，也不能说凡是反对学习西方的就是爱国者。洋奴、买办也讲要学西方，但他们并不是爱国者；守旧派如倭仁、徐桐等反对学习西方，也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在近代，谁要是一个清醒的、有远见的爱国主义者，他就一定是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的统一者。
在近代以前，爱国一般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到了近代，爱国则日益与叛君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古代，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时候，君主即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一般是同民族利益相一致的（当然也有例外），忠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忠实于自己的祖国。到了近代，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者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封建统治者的对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个时候，要忠实于自己的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就一定要叛君，反对清朝统治者。所以章太炎说：“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而已矣。”
从忠君到叛君，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爱国思想还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他因维护民族利益遭到道光皇帝错误处分，也仍然念念不忘“君恩”。以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因清朝统治者的无知、腐败而招致的误国、卖国之事日多，清朝统治者在很多方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使得很多爱国者对统治者产生不满情绪，随着民权观念的传播，限抑君权的思想日益强烈起来，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发出通下情、开议院的议论开始，到戊戌时期发展成为声势很大的要求“伸民权”的变法运动。伸民权，抑君权，目的在于卫国权。抑君，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1900年以后，清朝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凶狠残暴的面目暴露无遗。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清廷价值大失，于是，“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此后，叛君，反对清朝，便成为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代几十年中，由忠君爱国而抑君爱国，而叛君爱国，这种思想变迁之迹，既是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败落的记录，也是近代爱国思想迅速演变的轨迹。它表明，中国人民从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要爱国就一定要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
反对外国侵略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主旋律。但这并不限指在疆场上与侵略者搏斗，而应包括一切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为目的的积极活动。爱国者的范围当然也不限于血洒沙场海疆的卫国将士，除了前文已经述及的倡导学习西方的人们，立志改革中国落后现状的改良派、革命派，还应包括：不辞辛劳，犯忌挨骂，为维护中国权益而出使的，如郭嵩焘等；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减轻国家损失的，如曾纪泽、杨儒等；专办实业，企图以国货抵制洋货的实业家、科学家；致力于新式教育，企图以教育救国的教育家；反对侵略，歌颂爱国革命的诗人、文学家；身在异域，心向祖国，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出力出钱的华侨；也应包括为了前进，在某种情况下主张对外国暂时妥协以屈求而遭受打击的人们。
对于前几种，人们大概不会有异议，对于最后一种，可能难于被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对于近代史上的“妥协”主张，似乎还缺少个案分析，笼统地将主战与爱国，主和与卖国等同起来，对有些特殊情况就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论断。例如甲午中日战争时，帝党主战，与改良派相提携；后党主和，与洋务派头目相一致，确有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分。但是，事隔六年，到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时却翻了个个儿，后党主战，帝党主和（经过戊戌政变，帝党虽被打下去了，但仍有一股支持光绪的力量），以彼例此，是不是这个主战与主和之争同样也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呢？
当然，一般说来，主战就是抵抗派，是爱国者，主和就是妥协派，是卖国者。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战与和有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利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揭示了这个历史的辩证法。虽然面对帝国主义强盗，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示弱，但也不是不顾时间、地点、条件，鲁莽从事，用两个拳头、一阵呐喊就可以把帝国主义赶跑的。对战与和的正义性，应具体分析，不可一刀切。
（原载1985年第3期《求索》，本报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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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长城、秦始皇及其他
周修强
长城，激励了多少爱国志士为国英勇战斗，吸引了多少文人骚客为之吟诗作赋。以长城为描写对象的诗赋文章难以数计，而最富有哲理的当推鲁迅先生的杂文《长城》。
《长城》全文只有一百多字。它以鲁迅特有的深邃的洞察力分析了长城。鲁迅赞美“伟大的长城”，赞美的是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而对长城的作用，却说：“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结论是：长城是“伟大而可诅咒的。”（《华盖集·长城》）
这是鲁迅先生考察了长城二千多年历史得出的观点。
秦始皇把战国时列国在北边所修的长城修缮加固并联结起来没有多少年，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城。
吕后时，匈奴一再骚扰陇右。
文帝时，匈奴的前哨部队深入畿辅地区。
武帝时，匈奴仍不断侵犯，先后派卫青、霍去病主动出击，加以匈奴内部矛盾的发展，匈奴渐衰。
东汉以降，北方代匈奴兴起的鲜卑、柔然和突厥等，不时与中原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照样越过长城，很多少数民族还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王朝。
五代十国时期，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大多为关外少数民族建立的。
辽、金、元都是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地域都跨越了长城。
清兵入关，就是进入长城的重镇山海关。
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但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斗争、融合的力量，比长城的力量不知大多少倍，决非人为的壁障所能隔绝。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取决于各民族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种种条件，人力是无法阻挡的，更不取决于有没有万里长城。
长城，这样规模宏大的工程，在两千多年前，依靠人的双手，是怎样修建起来的，现在难以考实。单是把那些笨重的土木石方搬运到山上就是万分艰难的事。长城应该属于恩格斯所说的“不可企及”的事物。我们的祖先修建万里长城，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长城是人民修建的，但长城又和秦始皇的名字分不开，修建长城的利害得失，和秦始皇的功过紧密相联。《史记·蒙恬列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三十万众，只是士兵，征发的民伕与输边的囚犯，还不包括在内。秦始皇修建长城，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劳役，惨痛的牺牲。司马迁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秦始皇北却匈奴应该肯定，但修筑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
在修建长城的同时，秦始皇还动用大批劳动力从事其他非生产性劳动。戍五岭，动用五十万人。戍五岭，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南迁，对开发南方和促进民族融合有积极作用。但是，它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收效，对当时的农民却是繁重的徭役负担。南北戍卒近百万。“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汉书·晁错传》）戍卒所需供应粮食，长途运输，中途消耗甚多，到边境不过二十分之一。结果“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汉书·主父偃传》）
秦始皇还滥用民力，以满足个人私欲。一是营建宫室。在统一过程中就开始修建宫室，统一后，先在渭水南岸修建信宫和甘泉宫，后又嫌原有朝宫狭小，在上林苑建阿房宫。阿房宫虽未完全竣工，但已建成的宫殿跨函谷关内外，渭水南北，达七百余所，连绵三百余里。一是治骊山陵墓。嬴政即秦王位，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骊山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墓内建宫殿，有百官朝会之所，实以奇珍异宝。骊山无石，所需石材，取自渭北诸山，搬石渡河，功力倍加。“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现在，要精确地计算筑长城、南北戍守、营建宫室、穿治骊山动用的劳动力总量，大概不可能了。据《通典·食货》记载：“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万，阿房骊山七十万，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总数即达一百六十万。有的史料说明，仅筑长城就占用近百万人。秦始皇大兴功作占用劳动力不下于二百万人。就以二百万计，那就是秦代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秦时人口无正式记载，据一些学者估计最多为二千万人），约占总劳动力的十分之四。在过去的任何时代，用这么高的比重的劳动力和巨大的财力、物力去进行对当时人民生活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是社会经济难以负荷，人民不堪忍受的。确实是“天下苦秦久矣”！只待有人登高一呼，便振臂而起。“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子婴降汉，不过十五年。秦在统一过程中，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临败亡时，祸几及身，土崩瓦解，为什么发生这么巨大变化？
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说：“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过秦论》）秦统一中国符合人民安定统一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秦始皇得以顺利地建立统一中国的功业。但是统一后，秦始皇滥用民力，将沉重的劳役与赋税强加在人民头上，又加以严酷的镇压，人民无法“安其性命”。史称“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汉书·贾山传》）社会经济的崩溃，阶级矛盾的激化，决定了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秦始皇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中国的统一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滥用民力，使秦朝短促而亡。不论秦始皇的继承者是胡亥，还是扶苏，都改变不了秦王朝覆灭的命运。史称秦二世而亡，实乃一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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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乡镇企业要注意效益
阎赞尧 丰子贵
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大多数乡镇企业经营效益是好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效益不佳，有的甚至濒临关闭。为了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几个问题要注意研究解决。
量力而行，不要攀比发展乡镇企业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现在的问题是，一讲发展乡镇企业，一些地方就不顾主客观条件，不管原料有无来源，技术有无保证，产品有无销路，盲目大办。县与县、乡镇与乡镇、村与村之间互相攀比企业发展数，比产值利润增长速度，你上十个项目，我要上二十个项目；你产值高，我要比你更高。这样下去，势必形成企业凑数，产品粗制滥造，甚至浮夸虚报。因此，在大好形势面前，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克服互相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思想，树立经济效益观念。一方面要保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又要采取措施，逐步把速度减慢下来，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适度的高速度。对一些正在兴建或准备上马的企业，要从实际出发，该兴则兴，该停则停，该缓则缓，确保乡镇企业稳步发展。
改革管理体制现在的情况是，不少地方的乡镇企业成为乡长企业，成为乡镇政府的附属物。他们随意平调乡镇企业财产，乱提利润，乱收费用，对乡镇企业的经营乱加干涉；也有的用挖空老企业的办法发展新企业，新企业上马后又照此办理；有的甚至把乡镇企业当作吃喝送礼的小钱柜。这些都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影响了企业的活力。事实说明，乡镇企业也有一个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一是实行政企分开，确保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乡镇政府机关不应再直接经营企业，主要职责是执行政策，规划指导，提供服务等。二是要推行“一包三改”，彻底打破“大锅饭”。三是改企业“官办”为合股联办，采用群众自愿、集资入股和内外联合、引进资金的经济办法来兴办和扩建企业。
重视可行性研究发展乡镇企业应当重视可行性研究，尤其对那些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的行业和产品，要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方针，进行多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诸如原材料来源、能源、交通、设备、技术、厂址选择、水源水量水质、环境保护、投资总额、资金来源、年产量、产值、利润和经济效益等，都应该加以论证，尽可能避免失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树立投入产出观念在乡镇企业发展中，不少企业只注意投资、产值、利润的多少，缺乏资金、利息和投入产出的观念。不少企业领导人不懂得周转快等于增加资金，等于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用较小的本钱赚较大的利润。因而，许多企业产值大、利润小，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开。要取得最佳经济效益，除了降低成本外，还要重视产品的销售，加快资金的周转，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建立服务体系要切实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服务工作。从目前看，各级领导对乡镇企业是非常重视的。但也有不少地方领导没有真正沉下身子去研究乡镇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此，有关领导要鼓实劲，讲实效，做实事，扎扎实实地为乡镇企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要把各个部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一个县或一个乡（镇）真正形成流通、信息、技术、物资等方面的服务体系。这样上下形成一个拳头，乡镇企业就会办一项，成一项，受益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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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商业要积极参与市场调节
江洪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商品流通体制和市场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和自由购销的范围扩大。二是商业上由独家经营变为多家经营，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流通格局。三是群众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对商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要求国营商业改变过去的一套经营方式，积极参与市场调节。
首先要提高认识。一要认清国营商业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职责。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对促进生产，满足需要，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仍然负有重大责任，对组织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过去那种“一统天下”不对，现在来个“撒手不管”也不对。二要看到国营商业的优势和短处。国营商业的优势是集体和个体商业所不能比拟的，能够保证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由于多年来旧体制束缚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还未克服，在市场调节和竞争中，也有许多不如集体和个体商业的短处和劣势。这些问题，只有在参与市场调节的实践中才能很好地解决。
第二，要积极经营。应当看到，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方式的流通格局，但是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主要还是由国营商业在承担。流通是否顺畅，市场是否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营商业的经营情况和工作水平。武汉市这次猪肉价格改革方案出台，由于国营食品公司掌握充分货源，连续超量投放，全市敞开供应，使得肉价一直比较稳定，保证了这次改革顺利进行。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国营商业一定要提高经营水平，掌握商品购销变化，调节市场供求。
第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国营商业要根据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通过独立的购销活动，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营商业必须担负起稳定市场的主要职责。国营商业要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在市场供应紧缺时，国营商业要及时投放商品，增加供应，以平抑物价；当市场商品一时过多时，国营商业要适当组织收购，扩大推销，保护生产。对价格放开经营的农副产品、小商品，要贯彻薄利多销的原则，积极经营，勤进快销。在当前经济尚未理顺的条件下，国营商业在市场调节中，经过批准产生的亏损和增加的费用，政府应该据实补贴，不能让企业负担。
第四，搞好优质服务，提高商业信誉。市场放开以后，服务质量和商业信誉问题，对于国营商业来说更为重要。国营商业的服务质量和商业信誉对于整个市场服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营商业也只有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商业信誉，才能扩大购销，增加效益，在市场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断发展自己。否则，不但不能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而且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