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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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对当前话剧创作的思考
王正
当前话剧不景气的状况,使我们从事剧本创作和戏剧工作的人日夜焦虑。如何振兴话剧,人们的想法不尽一致。但大家都已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和创新,话剧是没有出路的。
话剧得迷人,才有话剧迷。话剧的迷人之处深藏于精美的艺术创造之中。我们创造出了精美的剧目,同时也就造就了欣赏它、迷恋它的观众。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能否写出为当代观众所欢迎的好的作品来。
话剧与电影、电视剧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演员当着观众的面进行表演;观众每一次欣赏,都要求演员从头到尾重新表演一遍。这就使话剧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高度的真实性和高度的假定性的美妙结合,也就是说,它具有强烈的逼真感和诱人的诗情;二、话剧剧本要有重复欣赏和重复演出的价值,即保留价值。
话剧是通俗的艺术,雅俗共赏,创造和欣赏同时进行。一个优秀的话剧剧本又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能够经受相当长时间的考验;应该能供人反复欣赏,越是沉醉其中,越能领悟它的美妙。我们当代剧作家应该有雄心壮志,应该有很高的艺术眼光和坚韧的实干精神,我们无论如何总应努力创造出我们当代话剧艺术的珍品来。
人们习惯于把戏剧看成是一种宣传工具。戏剧当然会起宣传作用,不能加以忽视。但是,有人片面理解,以为剧作家是掌握艺术工具的宣传家,他的任务不是创造艺术品,而是制作艺术性的宣传品。这种状况不仅败坏了戏剧艺术本身,而且排斥了欣赏戏剧艺术的观众。遗憾的是,我国大量的剧本至今仍在那里配合中心任务,图解政策。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独特的艺术构思,戏里所展示的生产过程和斗争过程往往是模式化了的,而人物则是作者某种意念的体现,是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这当然不是真正精美的艺术品。我们的有些作者恐怕还没有真正理解艺术概括的力量,艺术典型的力量。它可能是我国话剧当前出现不景气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大家都在进行话剧创新的探索,各有自己的主张,这是一个好势头。我觉得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势在必行。但创新不是在舞台上搞什么新花样,而是适应戏剧观念和戏剧表现方式的变化所进行的严肃、艰苦的创造。我不是话剧传统的叛逆者。我所主张的创新是对话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戏剧大师在他们的时代都是了不起的创新者,我们继承传统就是要发扬这种创造精神,而不是把他们的作品当作凝固的模式,用来禁锢我们的创造。
我觉得,所谓创新,似乎主要是在如下方面要求突破:一、以往戏剧受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剧作家煞费苦心要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把不同人物驱赶到一个窄小的场景中来,这就要让人物关系紧密交织,情节浓缩而富有戏剧性,特别强调剧情发展的因果关系。由于现代人们活动和思想的领域大为开阔,生活的节奏和色彩更富有变化,那种封闭的、浓缩的、狭窄的、动作缓慢的戏剧已经不大能适应时代和满足观众的要求了。人们逐渐不喜欢以往那种奇巧的情节、编织的结构、人为的戏剧性,而希望在舞台上把现实生活表现得更真实、更自然、更开阔,也更留有想象的余地。二、戏剧演出无论把舞台搞得多么逼似生活,演员的表演无论达到多么活灵活现的程度,戏剧里的一切终归都是假定性的。承认这种假定性,不企图在舞台上制造真实的幻觉,相反让观众也清楚地看到演出的假定性,看到舞台并非人物生活的环境,而是演员表演的场所,从而积极调动观众在看戏时的想象力。由于打破了舞台上“第四堵墙”的表现方式和欣赏习惯,这样也就开拓了舞台空间,使其能更开阔和更富有变化地展示现实生活,同时也丰富了演员展示人物的行动和内心世界的表现力。三、现代文学比较注重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捕捉那种变化的情绪和感觉。戏剧是无法让观众直接看到人物的内心的。观众只能通过演员的外部动作而感知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往的话剧强调写实,现在有些话剧注重写意,或者是写实和写意的结合。艺术的抽象,是不少话剧工作者正在探索的一个领域。中国古诗、戏曲、美术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抽象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是为了更精美更充分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现实生活中所蕴藏的诗情和哲理。
话剧创新的探索还刚刚起步。有的作品内容并无新意,只是表现形式用了新的手法。有的作品似乎有某种新观念,但观念并未熔铸于艺术形象之中,整个戏剧成了这种观念的抽象的演绎。还有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过于抽象,因而使人不易领略其中的奥妙。我始终认为,戏剧是表现人的活动和心灵的艺术,而且是由真人扮演角色来当众表现的。剧作家一定要把人物写好,不能借口艺术的抽象而只管阐述作者自己的观念,无视人物形象的创造。话剧的创新,是为了把人物创造得更为精彩;否则,我们又何必要费尽心力来创新呢?
戏剧是由演员演给观众看的。演员和观众缺一不可,缺了谁都没有戏剧。演员演得好,观众就爱看。反之,演员演的角色是个干巴巴的空壳,一点也不精彩,观众干嘛要买票跑到剧场来看他演出呢?
剧作家要写出好剧本,前提就是让演员们有英雄用武之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表演才能,使他们能创造出生动的、独特的、含有深意的、令观众陶醉和难忘的形象。如果我们的每一出话剧都别开生面,观众对演员的表演惊叹叫绝,戏演完了他们还觉得没有看够,我们的话剧不就繁荣了吗?
我老在想,我们写剧本的人,一定要在心目中把演员和观众置于最神圣的地位。我们点灯熬油、呕心沥血,全是为了他们。不了解观众,我们就是一个盲目的剧作家。不能为演员写出好角色,我们就是一个蹩脚的剧作家,甚至不能算是剧作家。我们每写出一个新的人物,都应该给演员出难题,使他们无法驾轻就熟地用老一套办法演它。我们笔下的形象要逼着演员去精心创造,去向新的艺术领域突破。当然,要写出这种形象,对剧作家自己首先就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艺术创作最忌重复老一套,而我们的戏剧老是在重复。
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戏剧结构的创新。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结构,反正人物是结构的中心。过去戏剧太强调集中,有人觉得限制了人物的活动天地,限制了剧作家想象的驰骋。于是探索开放式结构,探索舞台的假定性和艺术的抽象。但是,无论你的结构如何开放,戏剧总是要求集中的。时间、空间、事件、动作、人物、主题等全要求集中,的确死板了一些。那么,这些要素一样也不集中,是否能构成戏剧呢?我看未必。有的剧本人物很少,一两个,三五个,无疑这是经过精选和提炼的。这很少的人物也不是什么都写,而只是选择一段时间或几个时间的片断,来集中表现他们之间的碰撞。当然,也有人物很多的剧本,一二十人,三五十人,我觉得可以分两种结构类型:一、集中笔力写一两个主人公,写主人公在各种境遇下、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时的行为和心绪。这往往是多场戏,主人公贯串全剧。二、对许多人物进行平行交叉的描写,注重对各种人物的特点、各种人物关系及其变化的刻画。这种戏场景较为集中,整个戏呈现为几个生活的横断面。
事情是很明显的,无论什么样的结构,都要写好人物,写出有独特经历、独特个性的活人。人物越有独特性,也越显现典型性,这样的人物就越好。要把人物写活是不容易的。要写出人物合情合理的、又令人意想不到的行为,更要展示出其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好的戏剧结构总是能充分表现人物的行为,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写好台词,这才是写好一个人物的关键。台词的功夫深奥无穷。有时看到某个剧本中有一句精彩的台词,我就会感到振奋和喜悦;而有的剧本中的精彩台词多达十处、二十处、甚至数十处,我不由得惊叹佩服;但是,如果和那些字字珠玑的经典剧作相比,我们就更会看到艺术的道路何等漫长,我们应该何等勤奋、精心地磨砺自己的这支笔啊!世界上的保留剧目跨越世纪和国度,常年不断地由各国的各个剧院演出;剧中的人物形象经过四面八方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演员形形色色的再创造,而流传于世,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我们也应该朝着这崇高的目标攀登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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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血泪凝结的慨叹
——略谈日本战后初期的反战文学
李德纯
在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法西斯专制主义时期,明治维新以来将近八十年所建设的社会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文学创作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凋敝境地,出版的一些作品质量低劣,大都是按照军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法西斯政策的要求,筛选凝滤的单一色调。1945年8月,军国主义垮台,揭露和鞭挞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成为时代的要求。日本战后初期的文学实绩,正是在回答这种时代要求中获得的。其中,战后派以新颖的风格形式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脱颖而出。
战后派是一批经历相似、文学主张相同的青年作家,他们在近代文学派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平野谦、小田切秀雄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探讨人在战场上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命运和存在价值,借鉴风靡于西方的现代派写作手法,侧重揭示那场侵略战争带给日本民族的劫难和人们的心灵创伤。无论在题材和思想倾向,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战前作家迥然相异,具有鲜明的战后特色,故称战后派。
战后派代表作家野间宏的《真空地带》、《脸上的红月亮》,椎名麟三的《深夜酒宴》等,是战后派中早有定评的代表作。《真空地带》的主人公上等兵木谷,被卷进军需官的贪赃违法暗斗中去,作了牺牲品,被军事法庭判了徒刑,后被放逐到面临死亡的太平洋前线。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军队的腐朽黑暗和官兵间的封建奴仆关系。《脸上的红月亮》采取意识流手法,刻画下层士兵在战后时代交汇点上的灵魂搏斗,展现了从生死关头走过来的主人公,在对人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时,难以确定自己在战后生活中的位置,陷入歉疚的感情羁绊之中,折光地表现了侵略战争在一个普通士兵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梅崎春生和大冈升平,从更深的层次对此作了纵深揭露。前者在他的成名作《樱岛》中,再现了军国主义即将崩溃的形势下,弥漫于普通士兵中间的厌战情绪;后者的《野火》,描绘了日本侵略军在菲律宾战场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自相残杀吃对方身上肉的血淋淋画面,着重刻画非人境况下的精神崩溃,从而揭露了法西斯军队的非理性兽类欲念。椎名麟三在日本文学史上开存在主义先河的《深夜酒宴》中,展示了寄宿在东京市郊的劳苦大众,在战后经济萧条下的贫穷生活,描写了侵略战争带给千家万户的深重灾难,仍在继续折磨日本人民。
战后派的众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是作家多年血与泪的凝结,喜怒哀乐都发自肺腑,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同人民休戚相关,在艺术追求上适应了时代赋予作家的课题,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现代史的见解。他们对推动日本战后文学由复苏走向初步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战后文学发韧期的主流,揭开了日本现代文学史新的一页。
一些从战前就素负盛名的老作家,也重新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对军国主义大张挞伐。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狐》中,塑造了一个从“九一八事变”后就一贯反对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林芙美子的《漩涡》,描写了阵亡士兵家眷在战后坎坷生活道路上有气无力的挣扎;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和宇野浩二的《回忆草》,对知识分子在战争年月的乱离疾苦,创作生活的横遭破坏,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知风草》和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都是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宫本在她的两篇小说中,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揭露了那段荒唐时代的严峻现实;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以作者妻子的身心历经磨难,久病而逝,抒写了人们在战争年月难以名状的酸楚。他们的小说都是自传体,但作用早已超过个人自传的范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琐碎甚至带有些许暗淡色彩的生活,凝聚着作家对梦魇般岁月的愤激,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理性的反思上的。
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武士道愚民政策,是对人的良知的践踏,造成一批人的愚昧和盲信,酿成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政治悲剧。战争期间,这种愚昧形成为千百万人带有病态的情感迷狂,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中的主人公中尉小队长冈崎悠一,便是这种情感迷狂的艺术典型。军国主义虽然覆灭,但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战后复员回到农村,仍保持法西斯军队的一套习气,动辄对人发号施令,拿到好东西,也要向皇宫方向“遥拜”。他是一个颇值得认真思考的典型形象。田宫虎彦的《画册》,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军国主义提出血泪控诉。中学生福井义治仅仅因为哥哥作了俘虏,全家人就饱受折磨和欺凌,义治也跟着承受着与自己年纪不相称的心灵负荷。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期静默压抑后发自心灵的一声深沉叹息。……是使全国严肃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安”。上面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这样的效果。
在诗歌领域,荒原派自觉地追求历史的纵横感,通过对历史的回溯,揭示军国主义酿成民族悲剧的沉痛教训。那场战争在诗人的心灵上刻下了严峻的痕迹,战后,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疮痍满目的日本,迫切要求倾吐心灵的颤悸、个人的沉哀与烦忧。在控诉的诗行中,尽管没有军国主义一词,但溶进笔下的感情却和同时代读者的心息息相通。鲇川信夫以《救护船日记》为总题的组诗,就是以这种格调,对军国主义战争发出了诅咒。诗中的寂寞航标是死亡的象征,不幸的士兵尽管侥幸死里逃生,也永远不会忘记战争带给他们的不幸,受着随时会被吞噬的痛苦折磨,反映了下层士兵对战局的惶恐不安和绝望。田村隆一的《四十年代的夏天》,被认为是荒原派的典型诗作。诗中倒下去的“我”,隐喻枕骸荒野的士兵,也是荒原派诗人的象征。他们都曾经被驱往战场,心灵蒙上一层难以剥离的翳云,诗中抒发的大抵是自己体验过的生活,以及同龄人的悲怆和苦涩。他们对战前和平年月的欢乐回忆清晰如昨,期望那和平欢愉的时代,再次降临到战后废墟上。此外,欋派女诗人茨木则子脍炙人口的《在我最美丽的时候》,通过抚今追昔的微波余澜,渲染妙龄女郎因战争被夺走了青春年华,蕴藉着发人深省的余韵和难以抚平的伤痕。老诗人斋藤茂吉的《白山》、释迢空的《遥远的回声》和金子光晴的《降落伞》、《蛾》,都对军国主义发出了愤怒的谴责。
戏剧方面,久保田万太郎的三幕剧《秋草故事》,以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的1945年7月,东京一家因物资奇缺而关闭的鱼店为舞台,通过市井琐事,杯水风波,展示了人们在战争年代的内心积怨和痛苦。久保荣的四幕剧《苹果园日记》,以1938年前后北海道一处小镇的安倍苹果园为背景,描写这个果园在军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逐步走向破产的历程。川口一郎的独幕剧《田宫的幻象》,把意识流手法移植到戏剧舞台,以田宫义夫阵亡在南方前线为情节线索,描写他的生前好友和旧日情人在战后废墟上一同怀念田宫,将生者与死者集于一台,引导观众在生死之间的精神漫游中,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给予严肃的思考。
上面提到的反战文学作品,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对军国主义造成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以及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大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剖析,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很少甚至没有给以必要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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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毕生唯奋斗
——学习郭绍虞老师的治学精神
王文生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批评史家、语言学家郭绍虞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作为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多年的一个文学批评史教学工作者,对于郭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感受尤深。
无论是晨光熹微的黎明,还是风雨如晦的黄昏;无论是挥汗如雨的炎夏,还是冰凝雪飞的严冬;无论是红烛高烧的除夕,还是爆竹声喧的元旦;无论时局多么动荡变化,还是个人处境多么艰难;只要时间有可能属于郭老师支配,他总是那样凝神贯注地坐在书桌旁。这样的姿态支配了他漫长的人生岁月,写出了几百万字蜚声中外的著作。有人也许认为,对人生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容易的、平静的、幸福的。然而熟悉郭老师的人都知道,只有一种平凡而伟大的精神才能铸成这样的形象。这精神,就是郭老师给《上海青年》的题词:奋斗。
郭老师少年只在苏州一家中等工业学校读过一年书,在工作中自学成才,二十八岁走上大学讲坛。在以后的六十余年中,郭老师先后在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为祖国和人民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在工作、教学的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从二十几岁开始出版《战国策详注》、《中国体育史》,后来又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语文通论》、《语文通论续编》、《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等二十几部著作,主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及《清诗话续编》等书籍,真可谓著作等身。郭老师研究的领域,遍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语法修辞、书法理论等方面,并曾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翻译工作。他刻苦自励,由一个中学生而成为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奠基人之一,成为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其中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不难想象的。而他之所以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韧性地奋斗。
郭老师自己说,他奉行“狂狷的人生哲学”。“狂者,乃治学之积极进取精神;狷者,为人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也。”他的奋斗精神还表现在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总是不断地注意知识的更新和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他在三十年代写作批评史时,就运用了各学科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广泛地阅读了哲学、史学、语言、文字、音乐、美术、书法等许多方面的著作。为了研究语言,他认真研究了文字、音韵、训诂、修辞等边缘学科的学问。他总是在“宏观”基础上作“微观”的研究。为了对一个问题作周密的考察,而采用“纵向研究”、“横向研究”交叉反复进行的方法。郭老师取《文心雕龙》“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意思,自谦地以“照隙堂”名其读书室,以示其治学范围之窄,成就之微。其实,郭老师是最善于把“博”与“精”统一起来的学者。由于他的“精”建立在“博”的基础上,故能“阐幽发微”,“钩玄探赜”,由于他的“博”是在对每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故能取精用宏,博而不疏。“博”与“精”的统一,“纵向研究”、“横向研究”相结合,这是郭老师的治学特点。这种特点是他在不断发展、不断总结的治学过程中形成的,是他穷毕生精力呕心沥血的结晶。
奋斗,表现为治学之积极进取精神,也表现为和自己作不懈的斗争。郭老师由于争分夺秒,努力治学,很少参加娱乐活动,从没有安排过休假旅行。虽然积劳成疾,但郭老师从未在疾病面前低头屈服,而是在张方行师母的帮助和照顾下,注意接受治疗,过着严格规律化的生活,既没有放弃研究工作,又得享九十一岁的高龄。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年老体衰,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大量学术著作,并整理、编订了《郭绍虞文集》,表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政策的竭诚拥护和以学术为“四化”服务的无比热情。郭老师的“狂”与“狷”,“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是象红与黑那样色彩分明的。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狷介自持,都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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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在新疆伊宁召开
本报讯 有多民族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7月26日至31日在祖国美丽的西部边城新疆伊宁市召开,来自西北五省(区)和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北京、辽宁、江苏的百余名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藏、满、撒拉族的文艺理论家、作家、艺术家们,在兄弟般的热烈气氛中,就西部文艺提出的背景和意义、西部生活的主要精神内涵、西部各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有关的创作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研讨。
与会同志说,多民族聚居的大西北,是祖国的腹地,欧亚大陆的走廊,是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区,又与中亚细亚许多国家相邻。各国、各民族世世代代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使这块雄奇辽阔的大地产生过辉煌的汉唐文明和西域文化。在新时期沸腾的生活和党中央关于“开发大西北”战略决策的推动下,西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立志开拓和创新,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文艺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西部文艺这个主张,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由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
会议认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西部文艺的主张,是反映这个地区大体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实践的、包容性很大的、新的创作追求。它的内涵不仅包含题材和风格的特色,而且还指深刻地反映新时期西部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内在气质的艺术实践活动,和在这种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文艺群落。它的主体精神是开拓和开放的,而艺术风格又是百花齐放的。
与会同志相信:只要我们西部各族文艺家亲密协作,勇于创新,使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互相促进,同步发展,中国西部文艺必将在我国当代文艺的发展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西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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