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技术改造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林宗棠
赵紫阳同志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加速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实现经济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因此，技术改造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也必须面向技术改造。
加速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目的是要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现实生活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是一件关系到全国经济建设的前途，关系到四化大业成败的大事，是一项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拚命干了二十年，技术上陈旧落后的面貌依然如故，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来愈大，即使总产值能够翻两番，那也算不上什么现代化。何况，技术不上去，生产根本就翻不上去，翻两番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一定要从原有的老技术、老工艺、老装备、老产品的基础上，逐步转移到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逐步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如何才能实现这个转移呢？用新的技术建设一批新的工厂，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新技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因此，一定要通过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把生产的发展从原有的老技术基础上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而不应该是“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这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国现有工业企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巨大，但是，由于长期忽视技术进步、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是一件坏事，但也说明我们现有企业的内在潜力是非常之大的。1950年至1981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七千五百亿元，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也是七千五百亿元，一元投资只生产一元产值，比世界技术先进国家差得很远。1952年至1981年，我国机械工业总投资额为六百五十亿元，1981年生产总值为一千二百亿元，投资与产值之比为1∶ 1.9。1977年，日本机械工业固定资产与产品销售总额之比为1∶5.8。从投资效益看，我们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从劳动生产率看，差距则更大。机械工业平均每人每年产值，发达国家的西德、日本、美国大体为我国的十倍左右。从能源消耗看，每创造一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折标准煤）是二十一点一二万吨，高于日本、美国、印度等国二倍到五倍。我们的经济效益所以这样差，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善和生产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的原因也是缺乏科学管理。总的看来，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所以要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出路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今后二十年内，我们若能紧紧抓住现有企业加速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经营管理这两个关键环节，积极促进工厂企业的科学技术进步，千方百计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内在潜力，使“投资产值比”从目前的一比一上升到一比二、一比三，那么我们的生产总值就有可能翻一番到一番半。再加上一些必要的重点建设项目，我们是完全有可能完成党所提出的“翻两番”任务的。
纵观世界工业技术发展史，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从落后变为先进，大体上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全靠自己力量发展的“播种”方式；一种是成套设备或成套技术全部从国外引进的“移植”方式；一种是在自己技术基础上引进关键技术的“嫁接”方式。这三种方式各有特点，而且相互渗透。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方式，以便取得最好效果，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战略方针问题。
“播种”方式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力更生的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80年，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1982年，进行了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1984年，同步通信试验卫星研制、发射、定点成功。这些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说明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我们在研制重大成套设备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研制成功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六十年代，研制成功了九套重大冶金成套设备。七十年代，建设成功了第二汽车厂。八十年代初期，又建造成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过去，物质技术条件很差，我们就可以自行设计制造若干重大成套设备；现在，物质技术条件比当时强得多，全党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们更有信心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现代化的祖国。
过去这种“播种”方式，是在外国封锁遏制的情况下，逼着我们这样干的。现在实行开放政策，还要不要继续采用这种“播种”方式呢？这个问题要加以具体分析。凡是从国外引进对我有利的，我们就不要再从“播种”开始从头摸起；凡是不能从国外引进，或者虽能引进但对我不利的，还是要采用这种“播种”方式，但其内容和方式也要相应加以改进和发展。
首先，从技术水平看，外国资本家不会把真正先进的技术卖给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二、三等货色而已。而且往往只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想达到技术的顶峰，还是要努力增强自己的研究开发能力。
再者，从品种数量看，以我国机械工业为例，现有产品只有几万种，将来要发展到几十万种。即使我们能够引进成千上万种，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大多数还是要自己去开发。因此，那种什么都要等待引进的思想是不现实的。
其实，“播种”方式不但不应排斥，而且还要非常注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精选“世界良种”，为我所用。我们自己研制成功的几项装备，也都是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搞成的。我们既要深知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又要善于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缩减从头摸起的时间。站在“巨人”肩膀上，加强研究与开发，向世界先进水平挺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自力更生。
一个国家在工业起步的时候，采用“移植”的方式，从国外进口一些成套设备，引进一些成套技术，是完全必要的。过去，在进口成套设备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重大成套设备，进口时没有同时引进技术，进口一套又一套，自己还是不会设计制造。备品配件依赖外国，要长期维持生产，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更严重的是，重大成套设备长期依赖外国，会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不利的后果。一方面，国家要拿成倍的钱从外国买进成套设备；另一方面，国内机械工业的能力不能发挥，技术水平不能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国内自制成套设备质量不高，建设单位千方百计进口成套设备；国内机械工业得不到实践提高的机会，和国外差距愈来愈大；建设单位更加千方百计进口成套设备。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设备的核心技术，又怎能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好技术基础呢？
我们过去自行设计制造了一些重大成套设备。但是，有的产品虽经多年“攻关”、“完善化”，质量还是有问题，用户仍不放心。为了减少摸索时间，有的应当引进国外成套技术，迎头赶上国际水平，然后再加以改造提高，坚决走“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路子，做到起点高，步子快，效果好。
要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推上去，还要积极采用在自己技术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的“嫁接”方式。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相比，有几个显著的优点：一是有利于培养造就我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摔打的技术人员具有较大的应变能力；二是有利于适合国情，因地制宜，立足于国产原料和燃料，扎根本土；三是有利于自己动手，改造或制造设备，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厂；四是有利于解决备品配件和设备维修问题；五是有利于学习对方的经营思想和管理经验；六是在合同期内可以不断吸收对方新开发的技术，不断缩短和世界的差距；七是在经济上比进口成套设备便宜得多，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八是可以举一反三，产生连锁反应，把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推上去。总之，引进技术有利于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应该积极放手大胆地进行。
总之，技术改造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要在“依靠”上狠下功夫，至于到底采用哪种方式最为有效，最为经济，最为有利，这要根据每个项目、每项产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切忌“一刀切”。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型的科学
郑炎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文中认为，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既要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它，又要解放思想，把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切科学的方法、理论、材料改造和汲取过来。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开放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用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不仅批判地吸收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果，而且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我们必须抛弃长期以来认为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都是庸俗的，只能批判，不值得吸收的片面看法。
作者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既有庸俗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它所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由于它研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作为一般性的经济规律，主要是生产力的运动规律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运动规律。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力运动规律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发展规律。作为特殊的运动规律，主要是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但它不仅具有阶级性，还具有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整个经济应怎么样运动，怎么样进行管理，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作者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不但在材料方面，而且在某些方法（如运用数理统计对经济过程及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和论点方面，都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真研究。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修地方志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杨立同志在广东修志干部培训班上说：修志工作涉及面很广，有活的事、死的事；有的有了结论，有的没有结论，有的现在还在争论。新编志书要对历史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绝不能“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过去有的材料记载不实或观点不准确，我们在参考、利用这些资料时，首先要看看这些材料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搞的。地方志是千古流传的，不能使假话变成真话，不能留下许多疑问，再让后人来考证这些材料的真假。我们现在就要严格把关，鉴别真假，假的东西不能入志。如果实事求是反映历史会有斗争，就要敢于斗争。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很好的史官，如太史伯兄弟，皇帝要他们改几个字，他们也不改，宁可杀头。虽然今天社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但这种精神还是要发扬的。不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志书有水分，有虚假。搞历史，搞地方志，应该是“硬骨头”，这是道德。
（摘自《羊城晚报》）
第5版()
专栏：
适应改革形势 搞好企业管理
宋一峰
改革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使企业管理有了更为广泛的内容，也对企业的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城市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要从增强企业活力出发，而改革的结果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就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就要进行计划和物资体制、价格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国家机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改革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的转变过程。这不仅要在理论上不断深入探索，而且在经营的指导思想、管理制度和方法以至工作作风上，都要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所有相互联系、内部统一的每一项改革，都同企业管理密切相关，都对企业的指导思想、经营决策、生产计划、市场销售、组织领导、技术开发以及人事、财务等方面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企业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固然，企业管理本身有许多专业性的问题，然而，任何国家的企业管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下进行和实现的。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每项进程和由此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求企业的领导人结合企业的实际加以研究，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只有结合综合配套改革的进程加以探讨，才能使企业管理更加适应我国的实际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要求。如果说捕捉信息是搞好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那么首先应该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信息，关注和研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各方面改革对企业经营管理正在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微观改革要与宏观改革相结合
我们的改革是从微观开始的，几年的实践和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大家越来越体会到，如果没有宏观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不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积极作用，企业是难以真正活起来的。围绕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目标，把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宏观平衡与微观搞活更好地结合起来，既是整个改革工作也是企业管理要精心研究的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规划了改革的蓝图；同时也指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某些改革甚至不得不经过一定的过渡办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比如税制改革，尽管已实行了利改税第二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现行不合理的价格还没有理顺，目前还只能在照顾企业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把企业实现的利润纳入税制的轨道；还没有能在基本合理的价格基础上，通过税种、税目、税率和整个制度的改革更好地解决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以及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运用这个经济杠杆指导企业生产、完成国家计划目标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通过利改税削弱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从而打破地区、部门的封锁割据问题。因此，所有企业既要贯彻落实好当前这一步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解决好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同时还要关心进一步的改革。所有企业都应有自己的中长期战略打算，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把近期和长远、局部和全局、宏观和微观的利益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各项改革的政策措施。企业领导人面临的课题
在微观同宏观结合上，企业领导人需要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是多方面的：
比如，在计划和物资管理上，将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今后将有步骤地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主要靠运用经济杠杆作用来实现的指导性计划范围；实物指标和产品分配的观念和作法，将由价值观念和等价交换所代替。企业在制定经营决策、决定产品方向、实现目标管理以及设法降低产品成本时，价格、利率、税率、汇率将成为直接关联的重要因素。除必须执行的指令性计划之外，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那种长期习惯了的生产靠国家计划、物资靠国家调拨、产品靠国家收购、资金靠国家拨款的老办法都要改变。
又如，价格体系改革已经开始，商品、资金、技术等多种市场将逐步开放。生产资料今后将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价格。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要提高，元配件、半成品与产成品之间的比价会调整，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现在生产资料实际上已经存在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议购价格，两者之间有的差别很大，特别是钢材。这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经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措施，在物资市场逐步开放和完善价格改革后，将会遵循价值规律，按照等价交换和供求关系两个方面的要求，得到合理的调整（当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因此，要预见到这些将要发生的变化，企业根据目前不合理的价格制定的经营决策、产品方向，要随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加以调整。事实上，不少企业对由于紧缺物资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增加，主要是通过努力挖掘内部潜力，以减少物耗、改进技术、保证质量以及运用价值工程等办法降低成本来尽力自行消化的。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子，当然困难也不少。但是经过一个过程，必将增强企业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依靠不合理的价格一时搞上去的某些企业，则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在多种市场逐步开放之后，还要求企业经常注意企业的外部形势，在同行业中展开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竞争，既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又经得起广大消费者和用户的评判和检验。
总之，如何使僵化的旧体制顺利地向新体制转变，不仅是经济综合部门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个企业的重要课题。企业的实践和对国家方针政策创造性的贯彻，将对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益的经验。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东西联合是东西部共同富裕之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东西部关系问题，是最近由西南三省（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所）在昆明联合召开的“开发大西南战略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个中心议题。与会者认为东西联合是我国东西部共同繁荣富裕之路。
第一、东西部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历来经济比较贫困的西部地区与五十年代相比，已出现了三大变化：（一）在经济上，已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二）在工业生产建设上，已由单向型向双向型转变；（三）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已由被动执行型向主动决策型转变。这三大转变，决定了东西部经济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走联合之路。东西部之间的关系，不是主次关系或依赖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的、平等互利的关系。建立了这种关系，不仅对东西部地区都大为有利，而且对国家整个经济建设将会带来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取得新的成绩。
第二、“东西结合”有利于各自扬长避短，共同发挥综合的优势。有的同志说：“东西部优势合之则强，分之则弱。”事实上，东西部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一）东部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西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就以西部的大西南地区来说，它的各种资源蕴藏量就很丰富，品种比较齐全，尤其是某些矿产资源、能源和旅游资源，与东部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二）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比较开放和发达，西部地区总的看仍较为封闭、落后。我国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虽然反映了工业布局上的不合理，但东部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设备都比较先进，人才荟萃，这是西部一些地区远远赶不上的。（三）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早，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比较晚，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等方面缺乏经验。在这一方面，西部地区应研究吸取东部的经验和教训。
（四）东部地区的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而西部地区在这些方面则比较落后。因而在这一方面，西部应向东部学习。以上这些，是指东西部总的情况而言。如具体分析，还要看到东部也存在着一些不发达地区；西部也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兰州等中心城市和一些三线建设基地与新型企业，其水平就比较高。这说明，要正确认识东西部的现状，既看到东西部各自总的优势和劣势，也要对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在研究东西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一定要把握住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勿搞“一刀切”。
关于东西联合应采取的对策，大家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东西部联合开发西部资源，发挥综合优势，共同打入国际市场。第二，东西部之间进一步打破封锁线，促进地区、城市、企业之间横向挂钩，交流技术，发展贸易，使西部比较及时地进行综合的开发，也使东部的发展在国内资源方面有了更强大的靠山。第三，东西联合在各个层次上举办跨省、跨地区的公司，共同开拓和发展名牌产品，转移大路产品，创造新的产品。第四，充分发挥东西部的各个中心城市作用，以这些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技术协作和服务，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智力开发。第五，东西部联合开办第三产业，互到对方去开商店、搞展销，形成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这些对策，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验证是有效的，对东西部经济的共同发展都十分有利。（张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