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为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
习仲勋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创办的《秘书工作》出版了,这对广大秘书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趁此机会,我想就如何做好秘书工作说几句话。
秘书工作是党政机关的一项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机密性和专业性。它在机关中起着上承下达、联系协调、沟通信息、参谋咨询的作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有广大的秘书工作人员,还有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很多的心血。秘书工作的效能如何,对领导工作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且要积极认真、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秘书工作必须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紧紧围绕着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围绕着四化建设这个大局,努力为领导工作服务,为同级和上下级领导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十分明确,并贯彻到各项秘书业务工作中去。
秘书工作就其职责来说,主要应当办好三件事:一是做调查研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供领导作决策时参考;二是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检查其落实情况,作出信息反馈;三是做好领导同志批示的检查催办工作。做好这些,就可以更好地发挥秘书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此外,还要做好日常的文件处理和会务工作,等等。这就是说,既要办好大事,又要办好小事,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做好秘书工作,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严格实行责任制,要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有了责任制,有了高效率、高质量,工作才有生气,才会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是一支很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素质如何是搞好秘书工作的决定因素。目前,各级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人员正处于新老交替的状况,有许多新的、年青的同志刚刚走上秘书工作的岗位,他们一缺业务知识,二缺实践经验。因此,通过培训或其他有效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业务素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统筹规划,抓紧进行。凡事预则立,如果稍有懈怠,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秘书专业人才呢?我认为,他们应当具有坚强的党性,公正的品德,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要肯于学习理论和文化,善于总结经验,勤于钻研业务,思想解放开朗,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要说实话,干实事,不尚空谈,不搞形式,有实事求是之意,无虚报浮夸之心;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不图虚名,不谋私利;要有强烈的群众观点,办事情、处理问题,必须考虑周到,照顾群众利益,不能漠不关心,脱离群众。以上几点如能做到,我想也就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了。广大的秘书工作人员是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无名英雄,他们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工作,非常辛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我希望同志们要认清自己的光荣职责,热爱自己的工作,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努力做一个出色的秘书工作人员,在四化建设中,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衷心祝愿《秘书工作》在各级领导和广大秘书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下,越办越好,并在传播知识、交流经验、培育人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原载7月25日出版的《秘书工作》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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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村基层组织整党做准备工作
乌咀乡党委认真清理农民党员档案
本报讯 湖南省南县乌咀乡党委组织力量,对全乡农民党员的档案进行了认真清理,完成了农民党员档案分类管理工作,为将要开始的农村整党做准备。
乌咀乡共有农村党支部三十八个,农民党员八百六十一名。过去对农民党员的档案管理相当混乱,档案残缺不全,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死活混装”,还有的有档无头、有头无档。针对这种情况,乡党委认为,农民党员档案到了非清不可的时候,如不抓紧进行认真清理,不利于当前农民党员的管理,到整党时就会遇到许多问题。
从今年3月底开始,乌咀乡党委首先对全乡农民党员进行全面摸底,然后按照党员建档的基本要求,凡档案材料残缺不齐的,分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途径查找或完善档案材料。对于复员、退伍军人的档案,主要到民政部门查找;对外县外乡迁进、嫁进、调进的党员的档案,主要是到原入党的乡村去查找;对实在找不到档案材料的党员,迅速派人到原入党单位找党组织或找其入党时的当事人,开具入党的证明材料,按规定办好手续,重新建立档案。在此基础上,分别按照入党材料,自传、奖励材料,履历、鉴定、任免等材料的顺序,分村整理归档,裱糊破损,编出目录,统一管理。同时,对档案的收集补充、整理归档、查阅借用、保密核对、转迁投递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保管人员的责任,建立了有关制度。
现在,这个乡的农民党员入党材料不完备的已全部找回或补齐了手续,原档案材料中填错入党时间、出生年月、姓名性别的已全部纠正。新建立的农民党员档案,做到了有档案柜,有档案袋,有人管理。
(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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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市第二期整党单位一些党员
自觉纠正不正之风
本报讯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记者陈学文、刘焕俊,本报记者熊永年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市政府机关等九个第二期整党单位的党员,自觉纠正和抵制新的不正之风,受到群众的赞扬。
去年,大庆石油管理局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部分领导决定拿出三万五千元做奖金,发给有关部门的同志。今年2月间,大庆市委书记兼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陈烈民从国外回来时,也送给他一份奖金。陈烈民没有收,他说:“大庆过去评上先进找差距,现在得了先进先想到奖金,为了小局忘了大局,这样行吗?”他组织市委和石油管理局领导班子成员重新学习党中央有关增强党性等文件,对照检查。大家纷纷退出奖金,三万五千元奖金很快全部被收回。市委有一位领导同志还交出了“小红包”和不该得的其它奖金。
大庆市各整党单位认真抓了党性教育,使许多党员认识到,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发扬大庆的光荣传统,不但要做到战争年代不怕死、创业时期不怕苦,还要做到改革时期不贪财、不见利忘义。石油管理局基建工程部协理员李德武和本单位其他一些同志,于去年10月接受了下边送来的一万一千元“小红包”。几个月来他总考虑,这事不向组织讲,是党性不强;向组织讲,又得罪人,思想斗争激烈,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在党性教育中,他认识到共产党员就是不能见钱眼开,不该得的钱,说什么也不能要。他带头退了款,并积极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很快把这笔钱全部退回了原单位。
目前,大庆市九个第二期整党单位共检查出新的不正之风的问题五百二十五个,已纠正了四百七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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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葡萄牙和黎巴嫩新大使分别向李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七日电 葡萄牙新任驻华大使奥塔维奥·内图·瓦莱里奥、黎巴嫩新任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分别向李先念主席递交了国书。(附图片)
葡萄牙新任驻华大使向李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黎巴嫩新任驻华大使向李主席递交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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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华和加拿大议员团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今天在同加拿大议员团举行工作会谈时说,中加建交十五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令人满意。两国议会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说,中国期待与加拿大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加拿大议员团团长斯蒂文·帕普洛斯基表示加拿大愿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钱敏、胡绩伟,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司徒海参加了会谈。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邀请,以加拿大众议院副议长斯蒂文·帕普洛斯基率领的加拿大议员团一行九人今天晚上乘飞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委员钱敏、副秘书长阎明复和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司徒海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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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郝建秀会见几内亚比绍全国工联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中央委员、几内亚比绍全国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马里奥·门德斯·科雷亚率领的几内亚比绍全国工联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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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挽肖华
舒同
少年英武咤风云,
举义破关尔先行;
长征路上同饮马,
沂蒙山巅共挥旄。
十年浩劫遭冤狱,
正气凛然妖魔惊;
喜见红日照春晓,
西山举杯论旧情。
吟诗讴歌留佳作,
建政立规见丹心;
惊悉沉疴夺君去,
挥泪成诗慰英灵。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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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忠义之志 壮烈之气
——缅怀我的父亲张自忠将军
张廉云
(一)
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最后一集,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街坊中这一历史时刻结束了。我关上电视机,小彩舞悲壮的歌声仍萦回在耳际,四十年前自己惊闻抗战胜利消息的情景,也一起涌进脑海里来。
那一天,我从陪都重庆乘车前往成都,半路停在小茶馆里休息,听到老乡争相传告日本投降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继续坐车前行,我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在复杂的思绪中,突然闪现陆游《示儿》诗的两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到这里,我默默地流泪,内心却放声向九泉之下的父亲高呼:
“爸爸,抗战胜利了,你知道吗?敌人终于投降了,你知道吗?”
我父亲张自忠(字荩忱)是1940 年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县汉水(襄河)前线指挥作战中牺牲的。当年,武汉早已沦陷,他担任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奉命守卫汉水一线。1940 年4月,敌人集结重兵,在汉水东岸发起攻势,河东形势告急。他为了截击北进的敌军,亲率一支纵队于5月初从宜城县窑湾东渡汉水,追击北上之敌,连连告捷,将日军截为两段。不料,敌人增援部队赶到。此时,我父亲接战区司令长官命令,率部掉头向南截击,敌人依仗飞机大炮的优势反扑过来,我军陷入重围。父亲率部在十里长山奋力冲杀,身先士卒,连中七弹,壮烈牺牲。临终时他向随从说:“对国家,对民族,良心都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
“对得起良心”,在我们家乡山东临清是表明心迹、份量很重的常用语。父亲留下的书信、手令中时有“良心”二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到湖北前线访问,在《中国战歌》一书中用“有良心的将军”形容他,并写道:“人们都说他视死如归,以求良心得到安慰。”抗战胜利了,我相信为国捐躯的父亲在九泉之下应该真正得到良心的安慰了。
(二)
抗战爆发时,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只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七七”事变前,他担任天津市长。事变以后,抗战还是妥协,国内的斗争十分激烈。华北、平津一带的局势因而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奉命于7月28日率部撤离北平去保定,临行前,下手令命我父亲留北平,代理他的职务,嘱我父亲暂时与日本人周旋,以利大部队撤离。日军随即进入北平。当时,我随母亲李慧敏仍在天津,天天提心吊胆,生怕他出事。但是,全家人心里很明亮,我的父亲是决不会干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9月初的一天夜晚,父亲着便服回家。往常,他从外地回来,总是有说有笑,孩子们更加欢乐。那天,他面色严肃,全家人知道他处境严峻,都不敢吭声。原来,日军进驻北平城后不久,他便称病隐蔽到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随后又躲到美国友人的家中,之后,便化装成汽车司机的助手乘美国友人的汽车逃到天津的外国租界,然后乘船去烟台,转往南京。那天晚上,父亲沉稳地安排完家事,便悄然离去。为了避免邻人的注意,全家人都不敢送出门。我怀着留恋而又怅惘的心情望着他魁梧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谁知无言一别,竟成永诀!
那时,社会上一些不明底里的人,对他留在沦陷的北平曾有种种非议,误解他与日本人合作。为了抗战事业的大局,父亲默默地忍辱负重。直到1937年底,他到南京被任命为第五十九军军长,重返原部走向抗战前线,各种非议才渐平息。
对于这件事情,冯玉祥将军在《痛悼张自忠将军》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周恩来同志于1943年5月16日在为《新华日报》写的代论《追忆张荩忱上将》一文中,对此事也有过评论:“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为。”真是了解透彻,语重千斤。
我父亲生于1891年,牺牲之时,年仅五十岁。他从军二十年中的重要战功,当从喜峰口抗日一役开始。周恩来同志在上述文章中也有过评论:“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抗战即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是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喜峰口之役,是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时期打的一次胜仗。1933年3月,长城要塞喜峰口失守,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将军命令第二十九军收复喜峰口,阻止敌军前进。我父亲被委任为喜峰口前线总指挥,率部迎战进犯之敌,在喜峰口寨与近万名敌军遭遇,鏖战数日,双方在山地上对峙不下。此时,我军出敌不意,派遣两支精干部队,由当地樵民、猎手带路,绕山间小道从侧面夜袭敌后路。敌人从梦中惊起,措手不及,被我军用大刀砍死者甚众。此役,挫伤了敌人侵犯关内之锐气。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力由此名振四方。
临沂之役则是“七七”事变后,我父亲南下重返前线率领五十九军打的第一次大胜仗。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于击溃了敌人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战略计划。“铁军”被打散,矶谷师团只得孤军深入台儿庄,以致陷入我军重围,才遭到全歼。临沂之役揭开了台儿庄大捷之序幕。在军事上就是这个道理。
板垣师团是在山东半岛南沿强行登陆的,一路西侵,向临沂进逼。临沂是鲁南军事上必争之地。驻守临沂之我军兵力单薄,形势危急。五十九军奉命赴援。我父亲率部星夜兼程,日行一百八十里,3月11日赶到临沂城下,从外圈围住攻城之敌。守军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内外夹攻,势如疾风暴雨,敌人大败,仓皇逃窜,溃不成军。
板垣师团是装备精良的“铁军”,而五十九军并非南京政府嫡系部队,装备甚差,胜利之所以取得全靠官兵的拚搏精神。战斗吃紧之时,父亲曾下达如下之手令:
“敌人亦到最后关头,看谁能忍最后之一秒钟,谁就能成功。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之苦处数倍于我。望率所部撑眼前这极小之时间,甚盼,甚盼。”
临沂之役后,父亲又经历了徐州之役、随枣之役、鄂北之役……无不战则在前,退则居后,深受下属官兵及友军之称颂。
1940年5月殉国之役,他身为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突击队渡河战斗。当司令部集会讨论作战计划时,众人再三劝阻,但他审时度势,坚持亲自渡河督战。渡河之前,致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一信,表明他并非考虑欠周全,而是早已下定决心: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拚。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渡河前,还有告所属各部将官书,也表明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
“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这就是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充满“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三)
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已是四十周年了,我父亲牺牲也已四十五周年了。今年5月,在重庆北碚梅花山墓地和湖北省宜城都隆重举行了纪念活动。我随宜城各界代表从窑湾渡口过汉水,循着父亲渡河作战的路线,攀登他殉国的十里长山战场,山顶上矗立着“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远在1944年初春,我曾独自到此凭吊,当时国恨家仇尚未报,心情十分凄苦。这次,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时,随宜城数百名干部、群众共同到昔日战场来缅怀抗战英烈们,我不禁为之感动不已。山顶上的纪念碑建立于1941年5月,历经四十余年风风雨雨,至今保存完好。最近,宜城县又加以整修,扩建了纪念碑台基,四周植树造林,并修了一条长四华里的盘山公路,使山上的纪念碑与山下的“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联成一体。
站在新整修的同难官兵公墓前,我感慨万千。据当地老人说,十里长山战斗结束后,陈尸遍地。我父亲遗体被抢运到重庆北碚隆重安葬了,而成百上千的同难官兵则就地埋葬。我和同去的侄子们在周围荒地上摘下一大把鲜艳的野花,献在同难官兵公墓前,并深深地三鞠躬,表示我们对这些无名英雄的敬意和悼念。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多少中华英雄儿女,不论持什么政见,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保卫祖国,不惜牺牲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四)
我父亲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称冯将军为先生。他在抗战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冯先生联共抗日的主张。他在前线与新四军相处无间,曾友好地接待了新四军五师张执一同志和中共中原局的代表刘放同志。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救国的大目标,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当今,为了祖国统一的大目标,国共两党不是也完全有理由进行第三次合作吗!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到那时,我一定最先拿这个消息告慰父亲的英魂。(附图片)
张自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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