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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作方式改革刍议
高占祥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新的时期，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树立新的观念，采取新的工作方式。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但是，也有一些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不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继续沿用下去，就会阻碍社会改革的进程，乃至贻误我们的四化大业。所以，对于过去的经验，凡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就要继承、发扬，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就要废除、改革，这应成为我们变革工作方式的一条准则。
哪些工作方式需要变革呢；这里试举三例，加以浅析。
“马后炮”的工作方式
何谓“马后炮”？据《辞源》注释：“比喻失时无效的动作”。缺乏时间观念、不讲工作效率的现象，在今天的领导工作中仍不罕见。如部署工作，应该“一年大计早安排”。而现在安排工作，往往不是在旧岁之末，而是在新春之后，等到任务落实到基层，大约年已过半。有些主意本来不错，起意也并不迟，但今天研究研究，明天讨论讨论，宝贵时间空空溜掉。待决策下来，早已时过境迁。这不是典型的“马后炮”吗？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慢慢腾腾、悠哉游哉地办事，能不给下面造成被动局面吗？
“马后炮”的工作方式产生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左”的影响。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事事都要等上级布置，加上那会儿政治帽子多，真正干事业、敢向前闯的人不一定得到好报，因而使得一些人取“不为天下先”的消极态度。有的是缺乏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缺乏开拓精神。这些同志不善于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打主动仗，而是在那里“等、靠、要”。当然，有些事情谨慎从事是必要的，但这不等于事事只能照抄照转上级的指示，而应当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完全符合上级指示精神的情况，是可能的，改正过来就是了。这总比那种无所作为、坐失良机的“马后炮”要好得多。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有敏锐的思想，有科学预测的本领，有及时决策的魄力。对未来的工作，要善于根据中央的方针和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早考虑、早决策、早部署，在实施中力求快节奏、高效率，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聪明的领导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珍惜时间和妥善果断地解决问题。时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犹豫不决是要误事的。当然，客观事物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任何科学预见只能预测事物发展的总的方向，确定总的奋斗目标，不可能预测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情节。任何部署和决策，都不可能周密到滴水不漏。而且“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毛泽东选集》第270页）所以，我们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计划和行动。
“越俎代庖”的工作方式
这里所说的“越俎代庖”，是指越过一级或几级组织，直接向基层部署任务，包揽下一级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方式，曾被推崇为“深入”、“抓得具体”。现在看来，它的弊端甚多，不是一种科学的领导方式。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党的工作中心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工作比过去艰巨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加之各地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千差万别，差别很大。什么事情上级都要包办，一则包不过来，二则如果硬要去包，很容易导致“一刀切”、“瞎指挥”和命令主义。
越俎代庖的作法，不符合简政放权、分级管理、分层指导的原则。它常常侵犯了基层单位和干部的自主权，甚至会挫伤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他们自己想干的事往往不能干；自己不愿干的事，又得硬着头皮去照办。久而久之，使得一些干部养成一种“传声筒”的习气，失去了工作的活力。
科学的管理者，不是包揽下属一切工作的家长，更不是封建式的婆婆。凡属下级应该干的事，要放手放心地叫下级去干，不能“放碗不放筷”，事事包揽。事无巨细，皆由我定的工作方式，不符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应该摒弃。一位最佳领导者，应该是知人善任者，当下级尽心尽力对待工作时，就不要去插手干涉他们。三国时期杨颙提出过“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的原则。诸葛亮则与此相反，他虽然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所称道，但他却犯有“越俎代庖”的毛病，以致“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夙夜忧叹”，连核对登记册那样的具体事都要亲自动手，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只活到五十四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越俎代庖”恐怕也是这位智慧之星的“一失”吧！如今，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方式不以为“失”，反以此津津乐道，殊不知这是“种了别人的承包地，荒了自己的责任田”。
我们反对“越俎代庖”，并不是反对对工作要一抓到底。上级领导，应该依靠各级组织，搞好分级管理，加强检查监督，一级抓一级，一直抓到底。当然，我们也不是笼统地反对上级对下级的干预，比如下级或基层在执行政策或其他重大问题上同中央的方针相悖，经指出又不改正，在这种非正常情况下，上级直接干预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这是一种例外。周总理在谈到领导工作时，曾写道：“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9页）领导干部应该牢记这一教导。
“拍脑门”的工作方式
一个领导者需要决断拍板的事情很多，在掌握了充分的事实根据，有了较为切实的把握之后，就要勇于负责，大胆拍板决断。优柔寡断，怕担风险，是不能开创新局面的。然而，对于某些大事，在不明情况之前，最忌仓促决策。古人从一些重大事件中得出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教训，在一定意义上它概括了领导决策的重要作用。
在现实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件事情来了，或一个重要问题等着解决，此时，领导一拍脑门就定了。这种“拍脑门”的决策，其严重性就在于没有做周密的调查研究，没有掌握大量的材料，完全凭印象，凭想象，凭推理，凭老经验，心血来潮，脑门一拍就定下来了。这叫做“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拍板多”。有时可能“瞎猫碰上死耗子”；但碰不上——失误的可能性会更大，常常是拍错了，甚至“南辕北辙”，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拍脑门”的工作方式，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即使“拍对”的事情，也只是侥幸，并非科学的预测。它既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果断”，也不能称之为“有魄力”，它与现代化的科学领导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任何一项果断的正确决策，只能是以周密的调查研究为前提，以掌握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为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决策就是盲目的，极容易导致失误。“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选集》第163页）这里讲的是部署和指挥战争的情况，作为一种科学领导，在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之前，同样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过程。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情况信息瞬息万变。作为一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既要高效率地处理问题，又要正确地做出各种决策。这不仅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且要对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情况了如指掌。只有真正了解现状、实情，努力掌握其发展规律，才能做出合乎实际的决策。
（原载《农村工作通讯》，作者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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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了军事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双方在上海及其周围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的大会战，史称“淞沪会战”或“八·一三上海抗战”。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扩大华北战争的同时，又积极策划在上海挑起战争。1937年8月9日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勇夫和斋滕要藏，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进行侦察活动。中国守军阻止，日军开枪射击，守军被迫还击，日军两人中弹毙命。这就是所谓的“虹桥机场事件”。驻沪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和撤除所有防御工事。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日方就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及日侨义勇团备战，并将三十余艘日舰集中吴淞一带，陆军迅速向上海调动，飞机也出动侦察，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政府认识到虹口机场事件是日军进攻上海的预兆，战事已不可避免，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密令驻防沪宁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立即率所部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速赴上海周围布防；急令在西安的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火速南返，参加上海保卫战。8月12日，第八十七师主力进至杨树浦一线，第八十八师则在闸北、虹口公园以北一带布防。
8月13日，日军沿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进攻，敌舰向守军阵地作纵深轰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淞沪会战拉开了战幕。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上海守军斗志高昂，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8月14日，中国军队在挫败日军的挑衅后，立即主动向敌军出击，打算趁日军援兵未到，一举歼灭在沪之敌军，然后再与来援之敌决战。中国空军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及虹口附近阵地，步兵亦随后开始攻击。经过三天作战，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从左右两翼缩小了对敌军的包围圈，浦东日军被迫放弃了三菱、太仓、日清等公司的仓库和码头。第八十八师在扫清了日军前哨阵地后，发动了对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进攻，日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舰炮的支援，进行顽抗。17日，中国空军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空军战士阎海文的座机不幸被敌高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误落日军阵地。他拒绝投降，拔出手枪击毙敌数名，以最后一粒子弹自击殉国。
19日，从西安调沪的第三十六师投入战斗，一度攻入汇山码头，敌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21日晚，该师二一五团二营营长李增阵亡，全体官兵仍冒着敌军炮火，冲至华德路十字街口，穿户入室与敌格斗。敌军以战车阻塞路口，并放火焚烧房屋，致使全营三百余官兵全部葬身火海，写下了淞沪会战中悲壮的一页。由于日军固守待援，中国军队两路进攻都受挫折，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8月23日后，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其特点是，敌我双方大批援军到达，敌人由守势变为攻势。从长江沿岸登陆之日军，企图通过侧翼包围，占领上海。中国军队与登陆日军在上海市区以北、浏河以南和长江西岸地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攻防战。淞沪会战中的宝山、月浦、罗店、蕴藻浜、大场等著名战役，都是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为了适应这一大的转变，中国政府成立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淞沪战场的浦东方面由张发奎指挥，淞沪近郊方面由张治中指挥，江防方面由陈诚指挥，总兵力约三十万。重点防守沿江吴淞、宝山、月浦、浏河一线。
8月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率敌第三、第十一师团和第六、第十三师团的一部，在张华浜、川沙口强行登陆，与中国军队的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第十五集团军（陈诚部）、第十九集团军（薛岳部）展开血战。
同日，登陆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猛扑罗店、月浦中国守军阵地，开始了罗店战役。当时上海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鏖战月余，敌我双方屡进屡退作拉锯战，全镇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焦土。日军进攻之初，先用重炮、舰炮、飞机向守军阵地猛轰，企图摧毁守军阵地，掩护步兵进攻。中国守军往往整营、整连牺牲于敌炮火之下，但援军仍不怕牺牲源源而上，冒着敌炮火将入侵之敌包围。日军也大量增援，将中国援军反包围起来。此时中国援军又到，再对日军施加包围，形成层层包围，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短兵相接，反复冲杀，近战肉搏，伤亡都极惨重。中国军队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使侵略者胆颤心惊，他们称这里是“血肉磨坊”。
敌因在罗店被阻，无法作侧背包围，乃改变战术。9月5日，日军为沟通其长江沿岸的阵地，将三十余艘军舰集中在吴淞口，猛轰守军阵地，企图夺取宝山县城。守城的第十八军姚子青营，固守城垣，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日军向城内施放硫磺弹，全城燃起烈火，敌军乘隙冲入城内。姚营全体官兵与入城之敌激战两昼夜，五百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9月10日以后，日军增加兵力达到十万人以上，重炮三百多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三百余架，大小舰只七十余艘，准备在全线发动攻势。21日，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由蒋介石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下设左、中、右三个作战军。任命张发奎为右翼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为中央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经过不断增援，这时在淞沪一带的中国军队已达四十余万人。但在优势武器装备的敌人连续攻击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明显下降，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
9月30日拂晓，日军开始总攻击，主力指向高桥和刘行正面，突入中国军队阵地三公里。中国军队被迫再次调整战线，战事遂以大场为中心，双方在蕴藻浜两岸展开了激战。
10月7日，日军由蕴藻浜北岸猛攻南岸守军之侧背，守军左翼阵地被敌突破。日军乘势连续攻击，企图一举突破南岸阵地，占领大场，切断防守在闸北、江湾的中国守军的退路。中国军队为摆脱困境，决定实行反击，以收复蕴藻浜以南敌占阵地。15日，中国军队新增援之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战场，开始反击，向前推进了阵地。但22日后，日军倾陆海空之全力大举反扑。中国军队由于敌炮封锁，粮弹补给十分困难，再加天气恶劣，连绵阴雨，官兵浸立壕中，忍饥挨饿与敌苦战，三路攻击军约三万人大部牺牲，原阵地亦无法保持。敌军挟其海空优势，步步紧逼，中国守军节节退守。23日，敌军又施放烟幕，守军误认为是毒瓦斯，秩序大乱，日军乘机猛冲，中国军队退守到大场一线。
25日，大场失陷，会战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战役的撤退阶段。大场失陷，使闸北、江湾、庙行中国守军侧背受威胁，守军遂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
26日晚，守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奉令率八百官兵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谢晋元表示：“在未达成任务前，决不轻易作牺牲，任务达成后，决作壮烈牺牲，以报国家。”并赋诗云：“英勇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表达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壮志豪情。27日，敌人开始向四行仓库攻击。谢团长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杀伤敌人数十名。富于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支持和鼓励八百孤军的抗日斗争，各界群众捐送的慰问品、药品等，源源不断地送入四行仓库。八百孤军坚持战斗了四昼夜，毙敌二百余人，直到接到撤退命令，才杀出重围，退入租界。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咀和全公亭大举登陆，由西线迂回中国守军的后方，9日陷松江，对上海实行包抄。中国军队为避免腹背受敌，下令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虽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南京军事当局指挥不当而失败，但是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中所展现出的壮烈画卷，正是我们民族不畏强暴、勇于献身、宁死不屈精神的体现。在淞沪会战中牺牲的将士们，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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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行政管理体制应当改革
最近，在国家机关团委邀请五十多名青年举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国家行政管理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从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大多数职能部门，都是各种经济管理部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比经济体制更高一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保证，是难以想象的。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权限划分方式的改革，实现行政管理权限划分的科学化。
行政管理权限划分方式，必须突破现行的状况，从单一集权的方式，向有效集权、适当分权的较为科学的方式发展；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更为灵活多样的行政关系和行政权限的运用，使我国的行政管理能积极有效地推进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不但应把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行政事务交由当地人民政府全权或主持管理，而且，还应允许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城市与中央之间直接发生行政事务的联系，不必拘泥于一级一级的行政运转和审批的旧式权限划分方式。一切行政联系和权限运用，应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为准绳。
发言的同志还指出，新近成立的一些全国性的大公司，名义上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经济实体，实际上它们除负责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外，还同时负责全国同行业产品的归口管理、规划、定点等工作，后者已是超出企业的职责之外而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这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
政企分开的关键是正确划分政府和企业的职责。概括起来，政企职责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职权范围不同。政府部门不直接管企业，而是负责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对同行业或跨行业的所有企业进行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协调等；企业则只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负责。如果是全国性或地区性公司，还要管理下属的分公司（或工厂）及其产品，但对公司以外的企业和产品则无权管理。第二是责任大小不同。对单个企业经营的好坏，政府不负责任，而要由企业自己负责；但一个行业发展的快慢，则必须由政府部门负责，任何企业（包括全国性公司）都不应越俎代庖。
正是由于政企职权范围和责任大小不同，不能互相替代，因此，如果某个企业在从事自身经营活动的同时，又代行政府部门的职能，势必分散精力，扰乱正常的运营，结果会什么事也难以干好。这样的公司为数不少，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把应当由政府部门解决的事务，交给相应的政府机构去处理。企业公司应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在本公司内形成统一的经济机制，全力以赴地提高经济效益。
（丁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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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辩证法史话》读后
卢冀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法，是欧洲数千年来辩证思维历史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的总汇。恩格斯曾特别强调学习以往的哲学对于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意义。只有历史地追踪辩证思维的行程，弄清辩证思维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
江苏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萧焜焘同志的新著《辩证法史话》，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这部著作文笔流畅，生动、通俗，在力求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为一炉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
作者认为，欧洲辩证思维的发展，从总体上看，经历了三个历史形态，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原始科学形态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思辨形态的辩证法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形态的辩证法。作者论证了亚里士多德使得古希腊的辩证法克服了直观顿悟的主观倾向，从而具有了原始的科学形态。作者肯定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处于古希腊的高峰，是对当时辩证思维发展的全面综合。
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说，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汲取了其中“合理的内核”。至于这个“颠倒”究竟是怎样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中，又注进了哪些新的东西？作者有自己的研究和分析。尽管限于篇幅，展开得还不够，对于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当然，本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作者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全体的观点；以及有关康德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对后世影响等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