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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经验交流

上海一批第二期整党单位
深入进行党性教育保证改革健康发展
上海市一批第二期整党单位遵照党中央关于整党要保证和促进改革的指示,结合各单位党员的思想实际,深入有效地开展生动活泼、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广大党员的革命精神振奋,在改革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领导班子要首先加强党性教育
上钢一厂广大党员说:我们对搞好整党和改革的信心更足了
整党中,上钢一厂党委首先在领导班子中抓好增强党性、保证改革的教育。不少党员干部说,前一阶段,我们认为自己厂奖金没滥发,是“基本守法户”;产品没有自销权,分配没有自主权,吃亏了。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没有摆正局部与全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整党前,厂里党政领导对市局下达的调拨计划讨价还价,想把指标订低点,超产奖多拿点。通过党性教育,厂领导班子认识到这是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妨碍改革的行为,便很快与局里“拍板”,十个生产车间、三个部门也和厂签订了经济承包合同,小目标服从大目标,做到国家计划只能超不能少。
去年对部分职工晋级,干部没有以身作则,厂级干部晋级比例高于中层干部,中层干部高于一般干部。党性教育中重提此事,厂党委书记、厂长向冶金局和全厂党员干部作了检查,对超过规定的晋级名额,已晋级的工资如数退回,从4月份起按原工资领取。
对纠正新的不正之风,该厂领导班子成员认为要着眼于改革,促进改革。他们把是否有改革创新精神,能否支持改革创新,作为衡量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志,按“改革坚定不移,新的不正之风坚决刹住”的方针,既不“一刀切”,又不搞新的平均主义,做到有功者受奖,功大者重奖。平炉车间主任、工程师熊尊栋勇于改革,在二号平炉安装电除尘设备中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厂里给予重奖五百元。4月,又对全厂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取得经济效益的有关人员发奖六千元。党委书记、厂长都各自退出了因三转炉车间大修提前完成,车间送来的二百元奖金。全厂党员干部和非党中层以上干部也分别把各车间、部门多送的奖金主动退回。广大党员说:“党政领导带头,我们整党、改革的信心更足了。”
去年底,由于受新的不正之风的影响,厂长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要为职工办“七件好事”。经过整党学习,对照有关文件精神,其中有三件偏离了党的政策,厂里召开了职代会主席团会议,开诚布公和大家一起商量,提出“错了就改”,尽管七件事减了一半,却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和支持。
静安区委对待报纸批评的态度是:
闻过则喜举一反三
今年初,静安区开达实业公司以权经商问题受到报纸批评后,在机关干部党员中反响很大。有人有委屈、抵触情绪,有的则担心今后经济工作难搞。区委领导同志认为,能否正确对待批评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有无党性的原则问题,首先要欢迎批评。
随后,区委组织了调查组,既不局限于报纸批评的问题,也不受各种议论影响,对开达实业公司的全部业务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查明虽然报道中的个别细节有些出入,但基本事实无误,报纸提出的问题性质也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先后召开五次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大家以党性原则为尺度,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讨论,大家看到党政机关干部以权经商的危害性,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此基础上,区委又举一反三,再次派出调查组,对本区去年来成立的所有公司进行全面清理,发现其中有十一个属于党政机关经商性质,同时还查出区属二百一十九个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动用集体福利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等滥发奖金、津贴、实物及用于请客送礼,总金额达五百多万元。接着,区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区委、区政府领导就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情况作了汇报,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并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进行了纠正。
杨浦区沪东派出所公安干警说:
我们珍爱国徽、红旗、盾牌
杨浦区沪东派出所在整党中,根据派出所的工作特点,注意把党员的党性教育同民警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民警的职业道德联系起来;把反腐蚀教育同民警带头遵纪守法联系起来,使教育更具有针对性,注重实效,不做表面文章。他们采取大会发言启发、小会座谈和个别谈心相结合,坚持自我教育为主,同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广泛听取街道居民、里委会干部和有关单位的意见,使教育深入发展。
通过党性教育,全所党员和干警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纪律性明显增强。仅今年一季度,就有九名民警(其中六名党员)十二次拒收居民礼物。有一位居民为感谢党员黄俊才给他报了户口,送来人民币一百元,被老黄婉言谢绝。该所干警说,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份内的事,是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作为人民警察,我们珍爱的是国徽、红旗、盾牌,而不是钱。
青浦县香花桥乡党委
学习烈士事迹 振奋革命精神
青浦县香花桥乡党委在整党期间,针对机关党员不同程度存在着“缺理想、少信仰、讲实惠”的思想,以本乡本土四位烈士的英雄事迹进行党性教育。
革命烈士王春龙在老山战斗中,八次掩护战友,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革命烈士张亚平,生前本可留军校执教,但他为保卫祖国,坚决要求上前线,在老山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战斗发起前,他用磁带录下了他献身的决心、对亲人的嘱托,还为亲人唱了高昂的战歌。
乡党委把烈士的英勇事迹、遗言、歌声,作为党性教育的生动材料。不少党员讲,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怎能只讲个人眼前的实惠呢?党员陶关保说:“‘文革’使我党性淡薄了,认为过去有权不用实在吃亏。这次整党增强了我的党性,我要做到在单位、在社会上、在家里都象个党员。”
香花桥乡在1984年分配中,曾以“补农金”名目替代共享工业利润,减少上交的税款。乡领导原认为钱不进自己腰包,没有什么问题。通过纪律和全局观念教育,他们感到,只顾局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也是党性不强、组织纪律松弛的表现。他们一面作检讨,一面补交了四万元税款。
南汇县惠南乡进行党性教育
联系思想实际 开展“四比三查”
南汇县惠南乡党委在整党中,针对部分机关党员的思想,广泛开展“四比三查”活动:与党员标准比,与入党前后的革命意志比,与革命烈士和模范党员比,与改革任务、要求比;查党性强弱,查为人民服务观念,查新的不正之风在自身的表现。
副乡长张根度是合作化时期的老党员,他深有感触地说:五十年代我极少考虑个人得失;六十年代初我带头为国家分忧;近年来却在建房、招工、调资等问题上先替个人打算。他表示要自觉增强党性,全心全意为全乡人民服务。乡长叶顺弟因建私房侵占集体资财受党纪处分。这次他从党性高度总结了三条教训,决心改正错误。六名机关党员干部自觉交纳了在建房中超面积的四百六十三元罚款。
本报通讯员 郑实 本报记者 陈敏 吕网大


第5版()
专栏:短评

党性教育要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在第二期整党中,不少单位通过进行党性教育,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也有不少单位,还没有把党性教育与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满足于作一些表面文章上,整党深入不下去。这是当前需要抓紧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经济效益、市场、竞争、价值、价格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有些同志由此产生了“金钱万能”、“有利就想,有钱就图”的拜金主义思想,甚至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这样,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淡漠了。这种现象,在许多单位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现。党性教育结合实际,就要针对这些表现,采取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引导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局观点,加强纪律性,切实解决本单位存在的问题。
要把党性教育贯穿于整党的全过程,但在每个阶段应当有所侧重,力争每个阶段都能切实解决一些问题。
在增强党性的教育中,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很重要的。领导干部要把党和国家交给的权力,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整党要保证改革健康进行,这是第二期整党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整党中进行党性教育,要时刻不忘改革这个大局,自觉服从这个大局,把党性教育与改革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这样就能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素质、保证改革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


第5版()
专栏:来信

一年文件千万字 确系“文山” 读完要用百多天 如何得了
搬“文山”之呼声,充溢于耳已有多时,实际效果如何呢?以我院为例,“文山”不仅没有“搬”掉,反而越垒越高。
1983年,我院收到上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业务部门发来的各种文件一千二百九十七份,这个“文山”已经够高了,但与1984年收到的一千八百四十五份文件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到了今年,仅上半年就已收到文件八百四十九份。以一份文件平均为五千字计算,去年的一千八百多份文件就是近一千万字,如果一个领导同志每小时读一万字,每天工作八小时全部用于阅读文件,读完这些文件要一百二十余天。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爬”文山,还有多少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呢?
“文山”越来越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不外两个问题:一是所谓搬“文山”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各级领导机关并没有见诸行动;第二,有些领导同志没有牢固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自己为爬“文山”所累,又在苦心“垒”“文山”,累及下级。如此下去,如何得了!现在确实到了认真对待并真正解决“文山”问题的时候了!
山东省昌潍医学院党委办公室 牛钟顺(附图片)
半身不遂 原载《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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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自主权和自觉性
有些企业领导人,一旦有了“自主权”就两眼盯在钱上,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结果产品质量下降,人心涣散。有了“自主权”之后,更重要的还要有点自觉性,自觉办社会主义的企业,自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主权和自觉性这两者是不可以偏废的。摘自《天津日报》
突破“封锁线”
现在令人头疼的事之一,便是“查明真相”,因为有些人明里暗里设置“封锁线”。但“封锁线”毕竟是可以突破的,那就是靠共产党人的党性。只要有更多的人讲实话,报真情,再复杂的事也是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来的。摘自《吉林日报》
端正“检查”风
这些年,有的检查团名声不好,人们对这样的检查团又恨又怕。一般说来,检查总是上级检查下级。上边刮什么风,下边也容易刮什么风。派检查团的单位和检查团的成员,应该意识到自己身负的责任,端正“检查”风。摘自《河南日报》
“老大”一抓就不难
有人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此话有理。问题“老”,就抓住不放,直到彻底解决;问题牵扯面“大”,就召集有关部门“打歼灭战”。可见,“老大难”并非都那么难,前提是领导重视,亲自动手。
摘自《四川日报》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一个纪律与制度管不到的死角
今年6月,湖北省沙市市广播电视局因财务管理混乱,公物损失惊人,被列为省第二期整党中需要清查的要案之一。
沙市广播电视局与市委大院只有一墙之隔,然而,这里却是一个纪律与制度管不到的死角。这个局成立五年间,丢失财物的事从未间断。电视机、录音机等高档商品,不入库就被私人拿走占用,采购人员买来货物,只见发货票不见货。无论谁到仓库借领器材,不写借条、不签字,拿上器材就走。更为奇怪的是,私人可以变卖公物。据统计,到去年年底,这个当时只有六十多人的小单位,可以查清的财产损失就达十万多元。
沙市广播电视局也曾有过纪律,订过制度,但某些领导人并不执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1981年12月,原副局长熊圣清一次批条子“借”走五台黑白电视机,自己占用一台,又“借”给市委某副书记的儿子一台。1982年1月,这位副局长又大笔一挥,“借”出一台十四英寸彩电,送给原市委某副书记使用。有一厂家送来五十一辆自行车抵广告费,原广告部负责人张鹏等人把其中的二十七辆私分掉。所有抵广告费的实物,他都不上帐,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失踪”了。这个局的干部以私人名义借走的公款一度达六万多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地方财政每年给广播电视局拨款的四分之一。有的人借款高达一、两万元。
在这个角落里,也有呼唤纪律与制度的共产党员,有不怕邪、敢斗争的同志。但他们得不到支持与鼓励,处境孤立,甚至遭到责难和打击。共产党员马淑娟,1982年从部队转业后不久担任局里的会计。她发现财务帐目混乱,制度松弛,一些负责人有经济问题,便提出八条建议,抵制拿进口录相机送人情的不正之风。副局长熊圣清对此勃然大怒,叉着腰站在办公大楼里对马淑娟破口大骂,言词不堪入耳。他还宣布撤销马淑娟的会计职务,赶到机关大院里拉板车、清仓库,还停发了奖金。另一位共产党员提出了几条加强内部管理的书面意见,被局领导人训斥为“天真、幼稚”。(编者按:敢于站出来抵制不正之风,坚持财务制度,是有党性的表现。沙市广播电视局某些领导人压制批评、建议,甚至进行打击报复,是党纪不能允许的错误行为。)
执行纪律、坚持制度的人,备受冷落打击,而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却受到重用。有一位会计,连做帐的科目都分不清,却长期担任会计职务。还有一名会计,她记的帐,多是有帐无据,有据无帐,有人去借公款,不经任何领导人批准,她就可以给钱。就是这样一个人,替换了马淑娟的工作。
对于沙市广播电视局的严重问题,群众纷纷向中央和省里写信揭露。去年初,市委调查原副局长熊圣清的问题,结果不了了之。到七八月间,由于省委负责同志对群众来信作了批示,市委再次组织调查。就在市委调查组进入广播电视局的当天晚上,这个局的服务门市部无端起火,烧掉部分单据。第二期整党开始后,在省委的指示下,沙市市委整党办公室组织人员进行第三次调查,终于把问题基本查清了。可是,主要责任者、原副局长熊圣清却经过“正常渠道”,脱产参加大专班学习去了。几个应负责任的部门负责人和会计,仍然逍遥在党纪国法之外。因为坚持制度而受打击的党员会计马淑娟,至今尚未受到公正的对待。这个局的许多人对记者说,我们相信这次查处问题不会走过场,整党会给沙市广播电视局带来新气象。(编者按:群众的这种愿望很好,是可以理解的。整党,要把加强纪律性作为重要内容,认真查处那些违法乱纪的大案要案,对那些胡作非为的党员干部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只有这样,党风才能根本好转。)
本报记者 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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