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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论瞿秋白的杂文
王尔龄
就杂文而论,鲁迅、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诚如瞿秋白所说,鲁迅是在“战斗紧张和剧烈的时候”,“来不及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见解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去”,而以杂文向社会发言的。瞿秋白则除了偶有诗作之外,在文学领域内主要的写作就是杂文。如果说,鲁迅是从小说到杂文,两擅其胜;那么瞿秋白则是在杂文艺术上走向成熟,堪与并驾齐驱。

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写杂文,到三十年代卓然而成大家。早在二十年代初,他报道访苏见闻的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就有意溶进了“杂集随感录”的表达方式,在叙事性的散文集里得心应手地运用杂感文字。
《饿乡纪程》中的杂感,固然是在夹叙夹议中“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得不止”而自然流泻出来的,但是也具有他特有的思辨方式。散文中的议论,表现为他对社会、历史的独特认识,充满着哲理的情味。论从事出,哲理的思辨寓于其中,便使它产生了随感录的色彩。
叙事的《饿乡纪程》还只是在某些地方显示出随感录的色彩,而情志相连的《赤都心史》有几节简直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杂感文章。第二九节《家书》、三○节《“我”》、三一节《生存》、三三节《“自然”》、四五节《新的现实》、四六节《生活》就是显例。多数是文学性的社会短论,直抒胸臆;有的则是设梦境写寓言,曲折见意。无论是直是曲,仍然有着哲理思辨的印记。如果提出来单独发表,置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栏内,不会令人觉得不相称,也不会使人觉得是汨没了创作个性的普通杂感。
瞿秋白早期作品中,不仅有杂文化的散文,还有小说化的杂文。如《涴漫的狱中日记》、《那个城》、《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涴漫的狱中日记》先假托三千年后的考古学家“在东亚大陆上发见许多古代文件”,再刊布其中“残破”的几则日记,原来却是模拟1923年“二七”罢工中被捕工人口吻的揭露北洋军阀的文章。假托的文字对于模拟的日记,起了“后之视今”的照明作用。而这种既有假托,又作模拟的杂文,就溶进了小说的某些手法,成为不同于一般随感录的别开生面之作。
《那个城》却全不用议论,通篇写一个小孩子的赶路,“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那是一个“还没建筑完全”却“仿佛含着什么仙境”的“伟大的城”。实际那就是几年前刚刚发生十月革命的地方。小孩子呢?不免令人想到《饿乡纪程》中那个因为“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而使“我愿去,我不得不去”的“一位少年”,“航向旋涡”的“东方稚儿”——瞿秋白。追叙三年前的赴俄心情,用的是类似小说家言,而尾注中的“读高尔基后”这几个字正可以提示我们应当褪去小说色彩,去追寻杂文内质。
除了小说化的杂文,更多的是文艺性政论,杂文的“正宗”。总题为《鞘声》的十二则短评,针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议论,作种种评说,展开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尽管涉及面广,却是都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其变化之妙。其中有直接引用、穿插评点的《世界的结局》,有借论引伸、戛然而止的《近东的土耳其就能如此,远东的中国呢?》,有略作铺陈、直剖其心的《中国的花车和美国的公使》,有正面展开、议论风生的《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无用的人与东方文化》、《小小一个罪恶》,有行文曲折、反语迭出的《好容易!》、《这也是“国学”》、《社会主义行好事假客气》,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上海申报馆里的农业国》,有以小见大、一语中鹄的《德谟克拉西的法兰西》。最妙的是《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作者模仿宋儒朱熹为《大学》作传注,写成传《经》模样。似乎是一本正经地说经义,其实是在调侃讥讽,杂文的笔力在冷嘲热讽中进入了运用自如的境地。
受到列宁故乡革命烈火锻炼,亲炙列宁教导、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瞿秋白,在返国初期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以后,在思想战线上进行了得心应手的斗争,杂文的锋芒毕现。尽管他在1927年还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也确然存在着“中国知识阶级”的弱点,但他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敏锐观察力;表现在杂文上,他的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相当高度。

三十年代,瞿秋白在上海的几年,是他的杂文成熟时期。在当时名家迭出的杂文文坛上,他和鲁迅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可以说,他是在深刻研究鲁迅、追步鲁迅杂文中卓然独立,直攀杂文高峰的。
1931年初夏至1933年末这段时间里,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他与鲁迅结下了亲密的战斗情谊。这时候,瞿秋白以他对鲁迅认识的深刻性,写了令人一新耳目的宏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其中说:被鲁迅抨击过的一些个人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瞿秋白很看重鲁迅杂文的这种本领。写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不仅和他早就主张的“要试摹‘社会的画稿’”说相一致,而且还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鲁迅杂文的精当、耐读、有力,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而象鲁迅那样“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因而他的杂文也致力于以“社会的画稿”摹写“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这些杂文准确地、鲜明地、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的本质特征,因而具有剔肤见骨的艺术力量。此外,瞿秋白还在杂文里画出了对手种种的丑相。他的杂文,以刻画的富于特征性,达到犀利尖锐、力透纸背的艺术效果。
瞿秋白于1933年在鲁迅家里作客或住处与鲁迅邻近时,曾和鲁迅共同商量写了十三篇杂文,由鲁迅请人抄录,署上鲁迅所用的笔名寄出发表。据许广平回忆:“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这当然是由于他工力深厚、杂文艺术精进的缘故。但也由于用鲁迅的笔名发表,落笔时有意模仿,因而有几份相近。这十三篇杂文,不仅运笔用墨上与鲁迅略有相象,而且在着意刻画社会典型上也向鲁迅靠拢。例如同是针对胡适为《人权论集》作的序言而发的两篇杂文,构思、写法很不相同。先前所作《鹦哥儿》对新月派“人权论”的分析铺得较开,说得太直,用了不少政论语言;而这时写的《王道诗话》已不存在这些缺失。文章既精炼,而又曲折有致,沿着“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一线索展开论述,尽管处处不离胡适的言行,却曲尽变化之妙。寓繁于简,寄直于曲,有气魄,有蕴藉,堪与鲁迅为俦。
瞿秋白此时所作,在深于开掘上也不下于鲁迅。他的《迎头经》比鲁迅的《中国人的生命圈》早写二十多天,在勾勒“不抵抗主义”的脸谱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揭露的深刻性同样在嘻笑怒骂中显示出来。瞿秋白既然对鲁迅的杂文知之已稔,研究有素,以他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自然可以象鲁迅杂文那样以形写神了。
杂文要选取典型,但是杂文中的典型并不就是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社会典型有别于文学典型。尽管杂文也包括在文学之内,它只能写出社会典型而不能创造文学典型。纵然是瞿秋白的一些小说化杂文,也仍然是杂文,仍然没有创造文学典型。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轻视杂文。事实上,散文、报告文学、抒情诗歌,也都不能用创造文学典型来要求,何独杂文!可以进入杂文(包括文艺政论)的社会典型,必须是“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人物”;用来刻画社会典型的社会特征,也必须是“社会上的具体现象”。当然,在杂文中写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也不易为,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应当“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鲁迅、瞿秋白的杂文之所以具有艺术生命力,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

瞿秋白的杂文还有随感式的、时论式的、寓意象征化的、抒情散文式的。他尽管从鲁迅杂文里吸取过艺术营养,从而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但毕竟不同于鲁迅所作。瞿秋白的杂文,风致标格与鲁迅不同。
瞿秋白杂文的初期和成熟期,文笔上出现过变化。但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个性。诚然,明白晓畅是瞿秋白杂文的特点。鲁迅就下过这样的断语:“何苦(即瞿秋白)的文章,明白晓畅,是真可佩服的!”但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这也是“国学”》、《社会主义行好事假客气》、《弟弟的信》、《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可见明白晓畅并不与含蓄互相排斥,两者是可以并存的。鲁迅所说的明白晓畅,与其说是瞿秋白的风格,不如说是他的优点。
那么,瞿秋白的风格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是运思敏锐,笔力豪骋,以驱驾雷霆的笔墨,展开篇幅。鲁迅指着他的批驳“第三种人”、“自由人”和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一风格,不只是在论战性杂文中体现,还在论述性、叙事性、抒情性的杂文中显现,《欧文的新社会》、《猪八戒》、《一种云》等篇即其适例。
第二是广取杂收,为“我”所用,扩大杂文的天地。他吸收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借用戏曲的形式(《曲的解放》),运用抒情散文的笔调(《那个城》、《暴风雨之前》),选取诗话的写法(《王道诗话》),摹拟传注的方式(《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迎头经》),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因素广泛地纳入他的杂文;他的多才多艺,使杂文与其它文体在边缘地带相切乃至相交,充分表现出杂文的灵活性,并以灵活性发挥它多功能的战斗性。
瞿秋白从初写杂文到臻于成熟,始终保持并不断发扬他的创作个性,形成了他的俊辨淋漓,无复滞碍,广取杂收,触途成擅的风格。杂文家的瞿秋白,在我国杂文史上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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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探索“西部片”的异议
袁文殊
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探索“西部片”的文章和报道。在这类文章中,当然也有少数提出不同意见的,但是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所以有必要再作一些阐述。
我以为在我们中国来提倡探索如何创作“西部片”电影是值得考虑的。更明确一点说,就是不妥当的。在政治制度上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电影艺术上我们要创作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电影,这是无容置疑的。当然在提高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中,也需要借鉴外国,但是这种借鉴,只能是借鉴它的先进经验和有利于表现我们的电影内容的技巧,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如果不然,就很容易引起种种混乱。
“西部片”是美国电影中的一种特有的名称,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有的片种。它以上个世纪美国在开拓他们的西部地区的时代为背景,空旷荒凉的土地,粗野慓悍的人物,抢劫、打斗、惊险的情节为其特征;头戴宽边帽,身穿夹克衫,下着牛仔裤,腰缠子弹带,身挂连发枪是他们的典型打扮。有时也出现一些侠义、豪放的“英雄”加“美人”,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一类的行为,如此等等。一个总的趋向是以所谓东部人的文明去取代西部人的野蛮,实际上是白种人去征服土著的印第安人。在一部分观众中,这种影片的票房价值是有的,但是要求它反映更深的社会现实是困难的。
我们的国家,东部和西部之间,无论经济上或文化上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以东部的文明去征服西部的“落后”的问题。对于历史上遗留的不平衡现象,从解放之日起,我们的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进行改变。我们的电影创作要考虑的是如何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协助党和政府加速改变目前的不平衡现象。而这种要求,在美国“西部片”中是探索不到的。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电影的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当然也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深入实际去深刻地反映我们的现实,做到上层建筑真正起到维护和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作用,更好地完成上层建筑的使命。我们的文学艺术要立足于我们民族生活的土壤,因此,新的美感只能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追求。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我们所说的“西部片”,并不是要在实际上去搬运美国的“西部片”,只是名词上的一种借用而已,所以在“西部片”前面我们加了“中国的”三个字作为限制词。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如此,也是不科学的。如果说某一个影片较好地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人民的风土人情,便是“中国的西部片”,那么在去年的出品中,影片《雅马哈鱼档》也被评论界誉为是一幅生动地描绘了广州市井的风情画,因此,这部影片是不是就是“中国的南部片”呢?如此类推,在去年创作的影片中,《神奇的土地》也是较好地反映了我们的“知青”在北大荒的生活和斗争,也就应该称为“中国的北部片”了。这样一来,麻烦的问题又要发生了,象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他们作战在西南边境,而梁三喜的一家却在山东沂蒙山区,这该怎么处理呢?至于有的同志为了表达某种意见,偶尔提到这一名称作为类比,也只是为了说明当时具体事物的情况罢了,不宜当成定见去流传,免得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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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剧作的新成果
马少波
我国农民历来有爱好戏剧、自编自演的好传统。近几年来,他们由于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农村业余戏剧创作更加活跃。最近文化部举行的全国农村业余戏剧创作评奖活动,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检阅。这次涌现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大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势,标志着农村业余剧作的新水平,对于专业创作,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有幸披读了应征新作,并看了部分录像,颇有遍山野趣,袭人清香,“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其中不少佳作,给人以美的享受。它们立意新,路子正,多机趣,较准确地反映了农村新人物、新生活、新的精神风貌。如《‘糊涂盆’砸锅》、《花大姑说媒》、《砸石磨》、《竹杠桥》、《大姑爷坐席》、《三放吊桥》、《捕鼠记》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这些作品异彩纷呈,却有其共同的特点:一、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尊重生活的真实。作者身在农村,善于观察,善于思考,熟悉人物,深知奥秘,因而笔下妙趣横生,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情节来自生活,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出来的。这又一次证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真理。全部应征作品,都是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这说明农民作者是善于发挥优势,着力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
二、立意新颖,重视思想性,善于选择适宜的表现角度。如《‘糊涂盆’砸锅》,写一个老农民如何对待无子的长媳和生儿的次媳之间的纠葛,表现传统观念的变化与家庭劳力安排和收益分配的合理性;《花大姑说媒》写一个改过自新的晚婚姑娘如何主动择婚,创立幸福家庭生活的故事;《砸石磨》写力争改善落后的生产方式解放劳动力的艰苦的思想斗争;《竹杠桥》写个人致富不忘群众、热心公益的高尚品德;《大姑爷坐席》通过妻嫂待客,讽刺她出于利害关系如何为农民大姑爷和当乡长的二姑爷排座次的迂腐的等级观念;《三放吊桥》则写养鸡专业户姑娘如何阻拦大队长过河捉鸡,批评干部们吃大户作风……都是立意新颖,较有思想深度的。一个戏没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就没有灵魂。徒以情节取胜而无深意的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立意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是出新意的前提。如《捕鼠记》,就很有新意。它描写乡、村干部把正确的捕鼠除害,搞成了大轰大嗡的运动,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和不恰当的赏罚手段来推行,农民不得不殖鼠以应付“任务”,结果适得其反。它象一篇犀利隽永的杂文,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尖锐批评,富有哲理,发人深思。应征作品中,也有的艺术上下了不少功夫,但由于重视思想性不够,忽视了人物的生活逻辑和思想逻辑,追求离奇的情节,因而未能准确地表达主题思想,而致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三、重视艺术创造。许多作品不停滞于有一个好的立意,不满足于自然状态的真实,而是善于提炼,巧于构思,着力刻画人物性格,抒发人物感情。因绝大多数是戏曲,各自努力保持和发扬本剧种的艺术特色,注重运用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经过锤炼的诗化的语言,使作品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善、美相辅相成的境界。立意较好的作品,如果缺乏艺术的提炼,缺乏艺术的美,也会影响作品的质量。如《捕鼠记》,立意虽好,由于塑造人物的功力和艺术表现力较差,而令人感到不足。优秀作品不仅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运用正确的观点,还要象用葡萄酿酒、花粉酿蜜那样,致力于艺术的创造,使其具有艺术的魅力。业余戏剧作者宜进一步增强文学艺术素养,以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也应该尽力摆脱简单地图解政策的创作方法和“话剧加唱”的初级阶段。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应该有所追求。但正确的革新,必须首先发扬民族风格,尊重广大观众特别是农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又要通过优秀作品努力提高观众的艺术鉴赏水平,而不是迁就某些观众不健康的趣味,以导致观众的欣赏趣味趋于低下。高雅到脱离群众的程度固然不好;一味媚俗,也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创作态度。这一点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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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音乐建设的一项大工程
冯光钰
我国有着光辉的音乐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有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为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优良传统,一九七九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决定联合主持编辑五种民族音乐集成,即:《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曲协参与主持编辑)、《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琴曲集成》。
这是我国民族音乐建设的一项大工程。解放前,这些宝贵遗产不受重视,仅有少数人作过一些收集整理工作,而大量的则流散各地,有的濒于失传。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音乐工作者为收集整理民族民间音乐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公开或内部出版了一些资料。但这些收集整理,或受历史的局限,或因缺乏统一规划,还不够深入、系统、全面。这次编辑出版的五种集成,按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每种均为三十卷,全部完成则达一百多巨册。
这项工程既要从收集到的大量民间音乐中选择优秀的曲目,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编排;还要充分掌握民间艺人的口碑资料及与民间音乐有关的背景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概述、释文等。由曲谱、文稿、照片、图表等部分有机编纂而成的集成本,是音乐、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文献性丛书。它不仅是音乐工作者的重要学习资料,而且对于研究我国的社会历史、民族、风俗民情等方面,也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近几年来,按照编辑集成的要求,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由文化部门和音协分会、曲协分会等组织广大音乐工作者、曲艺工作者、民歌手、民间艺人以及民间文学、语言等各种专门人才,对各类民间音乐进行深入地普查记录,对一些年事已高的民歌手和民间艺人及时地进行抢救录音和录像。已对三百多个剧种、二百多个带音乐性的曲种及数以百计的民间乐种,展开了全面的普查收集工作。现已收集到民歌三十多万首,将有三万多首优秀民歌编入各卷。有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卷完成了初稿,其中有十一卷已经过审定,首批出版的湖北卷和山西卷,今明年内将与读者见面。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也已初见成果,并列为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力争在一九九○年完成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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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召开
由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7月20日至26日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负责人、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今后五年内,将在全国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六十多种,其中有二十多种由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重点抓。代表们还对发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评论文章的刊物的严重不足表示关切。会上,由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重庆出版社联合创办的《儿童文学评论》(暂定丛刊)宣布正式创刊,预计今年出版一至二期。会议期间,在昆明还举办了云、贵两省有五十多名学员参加的儿童文学讲习班。 (宗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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