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泯灭不了的信仰
——看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
端木蕻良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代表作之一，他历时五年，才完成了这“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这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热力的作品，现在由北京电视制片厂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用它来作为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四世同堂》的故事，发生在“小羊圈”。这条胡同很象一个葫芦。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老舍手中握着的是一管彩笔，同时，也是一把解剖刀，解剖了北平（即北京，下同）整个社会，触及到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多个人物，从教授到看坟人，从巡警到汉奸……包括了各色人等。
在这小羊圈（也是葫芦）里，祁老人凭着一生奔波，挣得一座“口袋”房产，把它变成一座足以传业的堡垒。祁老人就在这里生儿育女，栽花种草，完成他四世同堂的美梦。因家道兴隆而离开的，他不去巴结；因家衰落而住不下去的，他也无法救济；他只知道在这里不动，这就是他的祁家的家道。
祁家直数是四世，横数和钱、冠两家比邻成三。小羊圈就成为他们的露天舞台，在这里演出了以抗战为背景的一幕时代剧。
祁老人有他的北平的信仰，也就是说，他有一颗中国人的心，他的心是属于中国的，任何外来的力量，也休想泯灭了它。
钱老先生是诗人，他喜欢和古人打交道，不善和街坊来往。现在国难当头，他才第一次登祁家的门坎，找瑞宣说出了心里话：“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是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活下去！”这就是钱默吟的思想，花生在树，人生在祖国！北平是他的，任谁也抢不了去！
两位老人文化教养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但心中却彼此默契，这默契就是一致的“北平的信仰”。
就在钱默吟破例拜访祁家这个节骨眼上，冠晓荷出现了。老舍用“一手轻轻提了二番时兴的团龙蓝纱大衫的底襟一下”，只这么一下，就把冠晓荷的嘴脸，连同满肚子的狗“下水”都给抖搂出来了。老舍又用“满脸上跑眉毛”一句话，把尤桐芳和两位女儿的神情，连同他们酥骨鸡似的骨头都给抖搂出来了。老舍刻画人物，可谓入木三分，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
把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不及原作的要算大多数，但《四世同堂》却可以说是成功的，连续剧把《四世同堂》形象化、立体化了。它给人们的感受是直接的，但又能唤起想象力，这就是成功的所在。
我很佩服导演林汝为的眼力，她选中的一堂角色，和小说中的人物非常恰当。由李维康来扮演韵梅，马上就遇到一个突出的困难。她是京剧演员，这个印象早已深入人心。想甩开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使观众认定她是祁家长孙媳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她做到了。这就靠她认真琢磨北京旧时家庭生活，然后加以艺术再现。
在“中旅”时期就开始话剧生涯的邵华，原本是南方人，他把握住这“小羊圈”的老人特征：帽子带得端正，目光从不斜视，两手总想要干着什么。邵华不用夸张的手势，全凭一些习惯的日常动作来和观众交流。在他表现祁老人得知天佑冤死时，有意识地压缩了台词，把用手捶打炕沿的动作重复多次，使表现内心的极度哀痛，达到最佳效果。
关于钱墨吟这个人物，如果我们把他和吴承仕等一些可敬的老人联系在一起，那就会对他得到更多的理解。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平当教授，去编过“曷旦”，终于成了共产党员。杜澎对于钱默吟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还表演得合分寸。
正是由于祁老太爷、钱墨吟、瑞宣、瑞全、小崔、程长顺，这些人物表演得有斤两，使戏撑得起来。所以，尽管大赤包、冠晓荷、蓝东阳这些群魔乱舞，也没有出现夺戏的局面（当然，这几位演员的表演也是成功的）。因为导演紧紧把握住了北平人民在成长，也就是中国人民在成长这个核心思想，反衬出这群东西越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就越显得他们接近末日。导演和演员们，都能体会到作者的意思，汉奸坏蛋自食其果。不过，不是传统式的因果报应，而是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对比的必然。虽然作者也用了“报应”字样，那是运用民间口头语，而不是作者的思想实质。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般的电视连续剧多是以悲、欢、离、合的情节戏取胜，而这部连续剧，则是按照情节发展，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变化来。以韵梅这个典型的长孙媳妇为例，在祁老人开始问她存粮多少时，她故意说得满了些，她成竹在胸，自认为可以对付得过去。在饥饿真正降临时，她想和刘嫂上张家口去，能为全家跑出一点小米回来。在领共和面时，她誓必领到，结果领了一皮鞭。当她在街上发现三弟瑞全回到北平时，她兴奋得几乎关不住这个秘密。夜里，她睡不着觉，问丈夫瑞宣：“大海比三海大多少呀？”因为她没见过大海，现在已向往着海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北平人，思想已经飞出北平这个闷葫芦了。小羊圈有的是羊，大海有的是蛟龙，这两者之间已经不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了。
瑞全带着使命回到北平，和钱墨吟接了头。在一段谈话中，极其自然地透露出来他和钱墨吟、瑞宣趋向成熟的过程。
钱墨吟微笑了一下：“我？我……战争一开始，我忽然受了毒刑，忽然的家破人亡，我变成疯狂，只有杀害破坏，足以使我泄恨，我忘记了我平日的理想和诗歌，而去和野兽们拚命，我视死如归，只求快快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现在，说句也许叫你笑我的话，我似乎成熟了……我说我又找到了自己。以前，我爱和平，现在还是那样，不同的是，战前，我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现在呢，我是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
瑞全从地下的草铺上回身坐起来：“我见过了黄河的野浪，扬子江的风帆，三峡的惊涛，见过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更见过黄土高原的风雨春秋，……可是，最觉得重要的是“……我见过旧的中国怎么样在消止，而新的中国……”
钱墨吟也坐起来：“瑞宣和我说，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小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产生出来！”
画面运用火光颤抖的小油灯，运用透出晨曦的破窗户，把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感，烘染得更加强烈，也更真实感人……
至于冠晓荷和大赤包一伙人，想为人间制造地狱的人，他们注定要和地狱同在。这些人就是损人利己者的化身，他们心里只有私欲，没有国家。他们把自己的儿女，也可以作为筹码，在争权夺利的轮盘赌中，输得精光。赌徒们从来不肯认输，这是他们的第二天性。
老舍对北平的生活方式，是批判的：“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和享受，都是毒物。他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老舍笔下的瑞全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宁可到泥塘和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他离开它多年，他接受了新文化，他要回去“给北平消毒”。
瑞全回到北平来工作，他的感受，也就是作者的感受。“一看到天安门雄伟的门楼，两旁的朱壁，与前面玉石栏杆和华表，瑞全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与艺术综合起来的纪念碑。它没声音，没有文字，而使人受感动，感动得要落泪。况且，这历史，这地理，这社会和艺术，是属于天安门，也属于他的。他似乎看见自己的胞衣就在那城楼下埋着呢。这是历史地理等等的综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亲，活了几百年，而且永远不会死的母亲。”现在，那“琉璃瓦的光闪，与玉石的洁白，象一点无声的音乐荡漾到他的心里，使他与那伟大的建筑合成一体。”
北平是一座不朽的城，北平人的信仰是永久的信仰。因为北平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会失去她，她也绝不会失去人民，天安门两阙象母鸡的两翼向外铺开，她象卫护鸡雏似的卫护着人民！北平是属于祁老人、钱墨吟、韵梅、瑞全、小崔、四爷这些人的。老舍的爱是倾注在他们身上的。至于冠晓荷、蓝东阳、大赤包这伙人，不能算是北平人，也不能算是中国人。
老舍还着意安排了日本老太太这个人物，可见老舍的思想是明确的，要把迷信“武运长久”的黩武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
在法西斯灭亡的时节，命名为程凯的小生命呱呱落地了。全世界的炮火声并没能压下去他的啼哭，这委屈的、尖锐的、脆弱而伟大的啼声，使小羊圈的人们都感到兴奋，倒好象他们都在黑暗中看见了什么光明与希望。
这就是老舍的光明和希望所在。祁老人的传统的“四世同堂”美梦破灭了，天佑想守成，结果连自己的性命也没有守住。瑞宣想尽孝，继续香烟，结果连小妞妞也未能保住。瑞丰妄想安富尊荣，最后成为汉奸的“挂落”。只有瑞全冲出了小羊圈，打破了闷葫芦，把自己交给了祖国。和平要压倒黩武者才能取得，繁荣要赶走侵略者才能取得，所以连续剧在全剧结束时，出现了男声旁白：“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于它有香有色，而也在于它有刺，刺与美的结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但是，临结尾的几集的一些情节处理，较之老舍的原著有点儿出格，未免遗憾。
《四世同堂》在1979年得以重新出版，现在又被精心改编为电视剧，这确实是新时期文艺界一件盛事。《四世同堂》以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品原本不多，而老舍以京味的语言，以及他所熟知的各类型的人物，写出了北平的信仰，表现了中国人是一体的，他们的信仰就是：祖国是有希望的，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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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探索
王培公
在我国，军事题材的戏剧一直是军事题材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拥有过大量的观众。但是，形势发展到了今天，许多从事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同志却产生了一种苦恼：在戏剧观众锐减、创作不大景气的情况下，军事题材的戏剧该往哪儿发展？怎样才能更真实、准确地塑造舞台上的新一代军人形象？人们在实践中多方面进行探索。最近首都舞台上出现的两台军事题材戏剧——总政治部话剧团的《蓝天，飘来一朵白云》（汪遵熹等编剧、汪遵熹导演、黄冠余设计）与海军政治部话剧团的《天边有群男子汉》（周振天编剧、雷羽导演、方寸设计），便是其中令人鼓舞和兴奋的新收获。
这两台戏令人耳目一新的，首先是在戏剧风格与表现形式上的变革。它们一改“部队戏”以热闹、火爆见长，以写实为主的传统风貌，而用写意的笔法和抒情诗的格调来描绘今天的军营生活。《天》剧的开场便是幅
“大写意”的画面：艳阳下，战士们袒露的健壮身躯闪着大海的亮光……一片诗的意境！全剧也犹如一首对这些天边男子汉——祖国海疆守卫者们的颂诗，一唱三叹地抒发着平凡中的伟大、艰辛中的幸福、苦涩中的甜蜜，赞颂着质朴的友情、默默的奉献与庄严的牺牲。《蓝》剧则如一首委婉深情的叙事诗，娓娓动人地向我们讲述三位军人的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故事，全剧从她们分别接到电报，赶往部队，在火车上不期而遇开始。编导者改变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完全按照人物的心理逻辑，十分自由地挑选和连接最能展示她们情感微妙变化的那些场景与画面，目的在于着重描写人心中的世界。这些，在以往“部队戏”中是少见的，而这正体现出编导者们戏剧观念的拓展。
军队是武装集团，军事题材戏剧当然要体现军队这种特点。我们到任何时候，都应当高唱“进行曲”，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从风格样式上，也应当提倡“百花齐放”，来一点“咏叹调”。今天的部队，成分已发生变化，知识结构不同了，对文艺的需求也已不同。他们象其他青年观众一样，要求看到能使他们欣赏、引导他们思考的艺术品，而不再满足于手法陈旧、结构单一、情节雷同、缺乏艺术个性的“宣传品”。从表现手法上来说，他们普遍厌弃“看头知尾”、平铺直叙的东西，乐意接受节奏明快，情节较为复杂，心理描写也比较充分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这两台戏之所以受到欢迎，正在于适应与促进了这种进步。更何况，军事题材戏剧也是全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它应当考虑到对全社会的审美作用。因此，这种“变”，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了。
这两个戏对人物的开掘也有着一定深度。一部戏剧作品成功与否，主要是看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深刻，以及通过人物带给观众的启示与情感的震荡。这两个戏的创作意图都是清晰的，要歌颂什么？摒弃什么？作者绝不含糊，但同时又绝不“直奔主题而去”，把自己的语言、行动强加给人物。以前我们的不少戏习惯于写事件，满足于事件本身的教育意义，甚至满足于完成宣传本单位的某一件好事或某一个人的“创作任务”，把戏剧的职能混同于一般宣传品，而不是“紧盯着自己的人物”，向人物的心灵进军；也不是去写自己对生活的特殊感受和独到见解，而甘于充当“传声筒”。这就不能不象观众批评的那样，使戏剧“哲学上贫困，美学上浅薄，人物上概念，角度上单一”。这两个作品的思考是深沉而独特的。《天》剧的作者周振天同志说过，他开始也是带着“任务”下去的。但他真正深入了进去，一直深到了战士的心灵深处，象潜入海中寻找到洁白的珊瑚一样，他找到了自己透视孤岛哨兵的独特角度，又溶进了几年来对人生的思考与生活积累，不把主题停留在一般的“以岛为家、以苦为荣”上，而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开掘并提出了当代青年军人的道德观念问题，使主题有了新的深度。其中有一场在台风袭击小岛，断水断粮时，大家回忆“为什么要上岛”的戏，给人印象相当深刻。这些战士，原来内心深处各有各的秘密，各有各的伤痛：有因为得罪了领导被“发配”来的，有因为失恋“躲”到岛上来的。而自愿二次上岛的队长韩朝阳，怀有更深的隐痛。当年，就在这个岛上，首次参战的他由于一时恐惧，畏葸，导致了班长的牺牲。虽然他立即奋起作战，当了英雄，但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这样写，好象犯了很大的忌讳：我们的英雄竟然有过“五分钟动摇”，这还了得！但是，就是这些人，这些看来心灵并不那么“纯净”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把祖国的大门交给这样的人是可以放心的！他们绝没有因为个人的伤痛而忘却了责任。他们把自己的汗和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而心灵也在这神圣的战斗中得到了净化。他们生命的根须深扎在社会意识的沉积层里，却高高挺起脊梁屹立于大地上！这样的人物是能与台下的观众心灵感应的，这样的英雄是能为今天的青年们敬重、接受的。《蓝》剧则着力于挖掘平凡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最常遇到的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这平常之中去写他们对爱的不平常的企求，对生活的不平常的向往，以及那丰富、细腻而独特的内心活动。这两个戏，都写了牺牲，但都没有停留在对牺牲本身的讴歌上，而是从中引发出更加深刻的内涵，激起人们更深沉的思考。
这两个戏也存在不足。比较起来，《蓝》剧在导、表演上严谨、细致、统一，但剧本略显单薄些，缺乏很强的感染力量。《天》剧剧本很富诗意，有胆识，有深度，导演处理基本体现了剧本的风格，但在舞台体现上仍嫌拓展不够，比较拘泥、粗糙。但我们从这两个戏（以及其他一些戏）看到了军事题材戏剧改革、发展的一种好势头。这种势头由两个在全军与全国颇有影响的部队戏剧团体来实现，尤其令人高兴，这种既注重继承，更注重开拓的可贵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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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抗战文学一朵花
——谈赵树理主编的《中国人》周刊
董大中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前夕，我翻阅着手边的一迭迭资料，不由想到了《中国人》周刊。我觉得，要谈抗战文学，《中国人》很值得一提。
《中国人》周刊是1940 年7月，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决定创办的，“专发敌占区”。十六开大小，每期四个版，一二三版为要闻、言论等，第四版为文艺副刊。全部四个版，均由赵树理一人主编，他还兼管校对和画版等。曾有一些青年同志作他的助手，但为时很短。在战争环境下，一个人编这么一张报纸，而且大都能按期出版，委实不易。尤其使人惊羡的，是副刊《大家看》专版。这个版每次发四五篇稿件，各种形式都有，但极少来稿，基本上靠编者自己撰写。赵树理真也有两下，小说、故事、杂文、鼓词、唱剧、寓言、民谣、童话、日记、书信、有韵话、随感录等，凡属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都写了，其中许多形式是他的创造，如有韵话。再如外国有《伊索寓言》，赵树理就写《你索寓言》，称“你索先生是伊索先生的本家”。笔者看到的《你索寓言》共有三篇，都很能吸引人。
《中国人》既是“专发敌占区”，自然以暴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为主。赵树理当时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消息灵通，搜集资料比较方便。从新闻报道到文艺作品，他都把暴露敌人放在主要地位。读了那些文章，我们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会有深切的感受。《李克仁妙计留如意》等文，把暴露敌人和向沦陷区人民指明出路结合起来，表现了群众的斗争精神和智慧。
《中国人》副刊，虽然每期只有一千多字的篇幅，但佳作不少。在我所见到的三十张《中国人》上，较为重要的，有古体诗《避雨者》、《乞巧歌》、章回小说《再生录》等。《避雨者》写了一个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情景，其形式、格调跟1930年所作《打卦歌》相象，堪称《打卦歌》的姊妹篇。《再生录》在副刊上连载多日，共八回。内容是写张庄青年农民赵天锡一家的遭遇。他们被日军苦害得无法生活，后被抓去拷打。在游击队帮助下，赵天锡逃出魔掌，跟干兄弟杨二牛一起参加了抗日队伍。这部作品写于1941年春，是解放区较早出现的一部章回小说。
赵树理主编《中国人》，约有两年时间，出版四五十期。在这期间，他写了各种形式的作品近二百篇，笔者见到一百篇左右。我想，为了牢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所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如能出版一本《中国人作品选》，倒是很有意思的。这是抗战文学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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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一幅流动的艺术画面
——看《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有感
王得后
刘树纲的话剧新作《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展示了一幅颇具新意的流动的艺术画面。
这是一出好戏。想象之丰富，思想的深刻，歌、舞、对话、造型各方面的和谐，组成了较完美的一个整体。那支多功能的歌队，就分坐在舞台两边，他们时而集体，时而个人，上上下下，或歌或舞，或戴上面具扮演剧中人，或制造下雨下雪等戏剧效果，竟毫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产生奇妙的艺术魅力。
几副面具的运用，独具刻画人物心灵的力量。那种“诚于中而形于外”的“面部”表情，令人赞叹。我尝读鲁迅的《脸谱臆测》，知道我们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这和“相面”不同，不是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是从脸相上辨别人的好坏。可平常表演，脸谱化就是公式化，令人讨厌。而作者设想的面具，却妙趣横生。它假中见真，活画出现世的某一种人生相；以其夸张而得到生动，给人艺术的快感。
我尤其欣赏作者赋予肖肖那么善良宽厚的人品。他处处为别人着想。他对人们任何一点点表现出来的合理的愿望，都挚爱着，并且谅解他们“纵恶”的行为。鲁迅说过，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肖肖身边同车的人们，不都是在旁观，在赏玩，在叹息么？肖肖是最有资格责备、审判人心之恶的人，他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且，咱们“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可肖肖不！而又恰恰在肖肖的这种种谅解中，益发显出了各个人那点“为己”的愿望是多么可怜、可悲、可叹。剧作把现世人生的种种社会心态，在流动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记录、分析和评点。作者赋予肖肖的这一不寻常的胸怀，使全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深度，超出了一般水平。
我发觉作者对普通老百姓格外宽厚，而唯独对“教育人者”投以辛辣的毫不宽假的讽刺。即使同一个人，可以原谅他为父的私心，决不放过他为“教育者”的丑行。我赞成这样的态度。因为他们处在教育人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人的命运、荣辱，正是他们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负有不一般的责任。
我唯一觉得可以挑剔的地方，是全剧的节奏似乎还可以讲究些，夸张些，以强调出肖肖所访问的对象各个不同的情景。访红领巾一场我差点哭了。而肖肖与恬恬雪夜一场戏，似乎还可以因激情、自制而内心更紧张些。
演员的表演也不错，一歌一舞，一颦一笑，全是当代人的气息，恬恬更出色。话剧界好象在忧虑话剧的危机，看了这出好戏，我们觉得话剧大有可为，它的表现力和容量，已经大大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