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顾抗联第四军
李延禄 遗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四十年了。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取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东北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也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队伍一样，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十一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充分肯定地指出：“……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1937年，我在上海作统一战线工作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抗联四军的工作。他说：“党中央没有忘掉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你们武装东北人民抗日是有成绩的。”并让派人去东北和抗联部队取得联系，向中央汇报工作。1938年底，我在延安见到朱总司令时，他说：“我们要打到东北去，和抗联会师痛饮黄龙。”这些都充分说明抗联的工作早为党中央肯定并给予支持和领导。诚然，抗联活动前期（1934年以前）由于毛泽东同志尚未在党中央处于领导地位，抗联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教诲，但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功绩和战略思想，却通过不同渠道不断传到东北抗日战场，影响和指导着东北抗日斗争。因此，抗联工作中的诸多缺点和错误也不断得到纠正和克服。1935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更直接地传到东北抗日战场，使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得到正确的发展。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为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和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是严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威胁着它的殖民统治；有力地箝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阻碍和延缓了它侵占全中国的狂妄计划的实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抗日联军又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腹背受敌的打击。
这一历史的客观事实，证明十年浩劫中有人诬蔑抗联是“武装叛徒”，“土匪部队”，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同志“是错误路线的英雄人物”而企图否定抗日联军的说法，是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
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永远为党和人民所称颂，它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光辉史册。回顾抗联第四军的战斗历史，即或符合点滴，也为东北人民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一、抗联第四军的产生、发展和革命活动，是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
抗日联军第四军（简称抗联四军）是由党直接建立和领导的一支工农武装抗日部队，于1935年底正式建成的。在它产生之前，经过“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六个发展阶段，不断发展、壮大、完善起来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大约10月份，吉林省延吉县中心县委派我（后有孟泾清同志）到由原东北军第十三混成旅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东北抗日救国军中任参谋长，团结这个有爱国主义思想有民族气节的抗日部队领导人，协助他领导这支人数较多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随即，吉东局书记童长荣同志，要我在抗日救国军中秘密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搞一支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基础的、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抗日武装部队。根据这一要求，就在来投奔王德林的原东北军的零散部队中，选择成份比较好的一些人，和战斗素质较好的部队，于1932年1月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内称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由我兼任团长，孟泾清同志任政委，团参谋长由张健东同志担任。各连队的连长（开始时没有营的建制）也逐渐地由党员同志担任。就这样，由党秘密领导的一支工农抗日武装部队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抗联四军的童年。这个补充团，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经过了锻炼，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33年初，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军，在日寇侵略军的进攻下，被迫撤退，纷纷越境时，我便将这个补充团拉出来，并联合了部分抗日队伍，成立了由党公开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总队，坚持战斗在东北北部地区的几个县境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正是面临强敌的形势。为了把这些不同类型的抗日力量，团结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周围，统一在抗日的旗帜下面，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经和地方党委研究，决定由我们有选择地收编一些愿意和我们合并，归我们领导的原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旧部和当时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以后，又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经过审慎而细致的工作，陆续扩充了一些较好的山林队。抗日游击总队经过发展壮大，到1933年4月左右，又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部队已扩充到近二千人。这时，又经吉东局马家大屯的军政联席会议决定，除把一支以朝鲜族为主要力量的工农义勇队编为游击军外，还收编了原抗日救国军中的一部分骑兵队和其他部队。到1934年9月，经过不断扩充和改编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又正式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不久，又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运动六大纲领的精神，经满州省委巡视员同意，又联合收编了几个较好的山林队共同抗日。这时就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在各抗日武装联合抗日的基础上，在接到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后，又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至此，这支部队就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更强大的工农联合抗日武装力量了。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更激烈的游击战争。
在抗联四军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我们自己还没有武装部队的时候，党组织派人到东北抗日救国军中去团结其将领，联合其统帅的大批部队一道抗战，这本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民族利益的需要。有人却说这是“上层勾结”、“培植新军阀”，因而把联合抗日的思想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在是否联合其他零散抗日力量和抗日的山林队的问题上，思想极不统一。有人认为，“要抗日必须组织自己的部队，由流血中换得的武装才是真正革命的力量，其他队伍都不可靠”，以致影响到对较好的抗日力量不能及时收编联合起来。后来，在抗日部队面临的不仅是日本关东军，而是日伪混杂，联合讨伐抗日军的形势下，为了瓦解敌军中的伪军力量，我们确定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这本是分化敌军，争取间接的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思想，也被斥之为“没有阶级性”，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地方党组织和军队之间、军内有关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相对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在革命实践中，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有许多抗日武装力量要求我们去收编或协同作战；有的地主武装、保安队也在战斗中给我们“开方便之门”去缴杀日寇；也有伪军的下级官兵在战场上给我们偷送情报被敌人发现杀害时，而昂然自认死而无怨的事例。这都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感召和胜利。
二、抗联四军是以工农为基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
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要搞武装抗御外敌，应当建立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如何去建立，这是建立革命武装的原则问题。抗联四军的童年——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即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的建立，以及后来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掌握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以工农为主体，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所以，在成立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时，不是把投奔王德林的原东北军旧部原班人马收过来作单纯数量上的补充，而是从中选了较好的人和部队；又另选一部分铁路工人游击队和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几个部队，作为阶级基础和政治素质的补充，分别编成四个连，组成了补充团的骨干力量，成为这个团的基本阶级基础。吸收工农成份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是这支队伍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增强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因此，东北工农游击大队建立后，逐步地从团到连队都配备了共产党员为主要领导，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权。尽管当时党的活动还处于秘密状态，但这些党员都能较好地遵守党的纪律，完成了党的任务，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党的领导。
正是由于这支部队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坚持了以工农成份为基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两条基本原则，当1933年初救国军纷纷撤离出境时，才能拉出来，顽强地坚持战斗在血和火的战场上，英勇地抗击着大于自己几倍的敌人。不久，又发展壮大为抗日游击军。这就是这支政治上坚强的补充团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宣告他在组建时的正确性，是符合党和毛泽东同志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和路线的。
这支部队在以后不断收编其他抗日队伍的过程中，仍然坚持原来建设补充团时的基本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抗日武装，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编联合，不断壮大抗日力量。这样，既保证了抗联四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受到抗日部队的拥护。此外，对地主武装，伪保安队、伪警备队等，一律不收编进抗联部队之内，只要求他们配合作战或给抗联部队以必要的方便。
经过上述办法编入抗联四军的队伍，经过党的工作和不断的改造，其中有些领导骨干和下级官兵，经过战争的考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四军的领导骨干。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在发展壮大党的革命武装部队时，执行的路线、政策是符合当时客观形势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是符合党中央的革命路线的。因此抗联四军由小到大，由最初几百人的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逐渐发展到近四千人的抗日联军，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严重打击。
但是，抗联四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也是和各种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夏秋间，正是日寇疯狂入侵，而我们党在东北各地又处于秘密状态，群众基础较为薄弱。面对这一形势，是借用抗日友军的力量，通过党的工作，较迅速地发展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如建立第一补充团那样，兵源、武器同时都解决了），同时也在地方由党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呢，还是抛开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单纯地依靠地方党去组织自己的部队（虽然群众有抗日激情，但短时间内组织起大量的部队并同时解决武器的来源是有困难的）？这在当时是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地方党委或部队内部，都有人因受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不是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党依靠党的原则，而是采取孤立的、唯我主义的办法对待建军的问题。首先，他们认为不能在抗日救国军中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基础部队，理由是成份复杂靠不住；是壮大资产阶级的部队，是培植新军阀。他们主张，要建立自己的部队，必须由地方党委单独地搞完全纯的无产阶级部队。其次，为建立自己的部队，在解决武器来源问题上，也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拖枪跑”的办法。就是派人到抗日救国军和自卫军里去当兵，然后乘机携枪跑掉，或是到抗日部队中去抢枪，用来装备自己建立的部队。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甚至派区委书记亲自到抗日救国军中去抢哨兵的枪支而发生破坏友军共同抗日的关系的事情。这些问题所以产生，是他们认为旧军队都是资产阶级的部队，而我们自己建立的则是无产阶级的部队，我们就是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枪来武装无产阶级的部队。他们完全忽略了当时面对的是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的现实，面对的所谓“资产阶级部队”，已经不是敌对的武装，而是共同抗日的友军。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伤害了一些有民族气节并有一定抗日力量的友军的感情，孤立了自己。是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的。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进一步团结了抗日友军，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另外，在部队里是否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搞好党的建设问题上，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也有过一段搞了关门主义。他们认为第一补充团毕竟是从旧国军中“补充”进来的，靠不住，不能在那里发展党的组织。经过抵制这种错误思想，审慎地从官兵中发展了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发挥了骨干和先锋的作用。后来，1933年秋，满洲省委巡视员到部队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党所领导的这样一支大的抗日队伍（当时已有一千多人）不发展党员，不加强党的领导，是不能负起团结和组织其他部队共同抗日这一历史任务的。从此以后，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搞好了部队党的建设，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
三、抗联四军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雏型的工作队。
四军初建时期，为了及时反抗日本侵略军，主要是打仗，到处和敌人打游击战争，没有考虑顾及其他。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实践中我们认识到，部队只是打来打去不行，还必须紧紧的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在群众中扎下根，部队才能生存，才能灵通耳目，才有战斗力，才能有个后方。尽管处于敌寇的前线，要搞后方根据地是有困难的。但在日寇入侵初期，敌伪政权未及普遍建立或尚不巩固的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对头的。据此，抗联四军在说服一些同志认为“部队就是打仗，没必要也没条件建立根据地”的基础上，除了搞武装斗争，又搞了游击区战时根据地的建设。队伍驻扎在那里，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组织秘密抗日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会、妇救会、儿童团，并发动群众支援抗日联军作战。在党的地方组织存在较久，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就组织抗日政权，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还建立部队的简易被服厂，枪械修配所等服务设施。为更好地解决部队的一部分给养，减轻群众的负担，还在那里搞了生产基地的建设，组织部队种了田，收了粮食，补充了部队的军粮和穿衣问题。
在搞游击区战时根据地时，更注意作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把那里可以利用和争取的一切爱国力量调动起来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有的战时根据地的伪军警、自卫团等，经过四军的统战工作后，他们为抗联四军提供军事情报、军火、弹药，有时共同枪口对敌，秘密处死日伪的奸细、特务，保护了根据地的存在和建设。有的伪商会会长、木材公司经理等头面人物，明面上应付敌伪政权，暗中却为抗联四军筹集军需、给养，采办药品、沟通情报，和抗联部队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在人力、物力上无私地支援抗联部队。
这些战时根据地的建设，对抗联四军的存在和所进行的游击战争，都起了很好的积极的作用。根据地的人民给抗联提供必要的给养、传递情报、支援战争、协同作战，都表现了英勇果敢、坚贞不屈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写下了军民一体共同抗敌的英雄史诗。
这些战时根据地的建设，虽然由于敌人统治日益加深，继续搞下去困难很多，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但是毕竟能从这点星星之火中能看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部队的本色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光辉。
有人说，“东北抗联是流寇主义”，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诚然，由于敌寇劲逼，部队建设基地的经验不多，战时根据地尚未巩固就遭破坏，使抗联的流动性相对的增大。但，终究鱼目不能混珠。党所领导的抗联部队，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的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因此，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作用和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第5版()
专栏：
忆日中友好的先驱德田恒夫先生
李正文
1945年8月15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听到有人急促而又轻轻地敲我住所的门。当时我住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金城别墅里。这么早敲门，我以为是日本宪兵来抓人，正疑惧间，又隐约听到一个人用日语低声喊着“李先生，快开门！我是德田。”我一开门，他就紧张而又无比高兴地对我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人抗战的胜利，也是我们日本人反军国主义的胜利。好了，中国人深重灾难的日子到头了。我们日本人身受军国主义压榨的痛苦日子结束了。我们日中两国人民将真正永远友好下去的世纪开始了。”
德田恒夫，日本东京人，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他和夫人静子、女儿广美、儿子研治四口人住在上海旧法租界毕勋路。1943年，他和肖百新（解放后在上海高校任生物学教授）合作，筹办一个根本不谈政治的中文刊物《儿童世界》。经费由一个台湾资本家吴庸庵（解放后任旅大市交际处长，改名刘景灏）提供。我通过肖百新认识了德田，很快就成了亲如兄弟的朋友。我们各自从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出发，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源泉。
我听到有人说，德田在日文《上海每日新闻》任编辑时，曾因发表了一篇文章，如实反映中国新四军和人民打成一片的报道，便被禁闭一个星期。还有人说，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后，大批中国进步文化人士被围困在香港。德田亲自出马，由上海来到香港，从杀人不眨眼的日军手中营救这些文化人，并协助他们，通过日本哨卡，进入中国内地。这两条传说，驱使我结识了德田。
我和德田认识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毕勋路德田的家，我兼作日语翻译，和德田及静子等人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问题，但最感兴趣的却是中日两国的国家大事和世界大战的发展。德田谈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误国殃民政策和中国汉奸的卖国求荣行为时，总是愤愤然，怒目切齿；说到日军某一侵略战役失利、中国军队某一防御战斗成功时，则欣欣然，喜形于色。他相信历史的必然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正义的军队必胜，非正义的军队必败。
1944年冬，德田接受了原来坚决不干的上海“日中亲善协会”会长的职务。他认为可利用这个职务，做些不利于“大东亚战争”而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亲善的事。他走马上任，第一次到“日中亲善”会馆时，负责会馆工作的五个汉奸，其中一个迄今我还记得，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香港臭名远扬的反共武士道“诗人”易卜生。德田早闻其名，所以这个家伙向德田这个新日本“主子”，毕恭毕敬地施九十度鞠躬礼，并请求多多关照时，德田却冷若冰霜，不仅没有还礼，而且怒气冲冲地说：“你先回家，以后再考虑你的工作。”易卜生象一条狗，乞怜地苦笑说：“我家有老婆，有五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请多关照！”易卜生以反共反华有“功”而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恩赐的这个饭碗，德田一上任，也正因为易卜生这个“功”才给打破了。德田对汉奸的原则是，卖国求荣者得辱。这五个汉奸，至死也不清楚，为什么德田这个日本人，不喜欢他们这五个死心塌地、愿与“大东亚共荣圈”共存亡的亲日分子。
德田曾被推选为日本人在上海旧法租界一个地区的居留民（即日本侨民）组长，上下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出色的“好”组长。其他地区的日本成年男子，每天一大早都在组长的带领下，喊着“大东亚战争必胜”的口号，跑步锻炼；可是，德田却让大家早晨舒舒服服地睡懒觉。其它区的居留民组长多半都是日本侵略当局的凶恶爪牙，不准居留民对“大东亚战争”说三道四，对有不满战争情绪者不是禁闭，就是上报当局加以惩罚；而德田则对居留民中的反军国主义者，不仅任其宣传，而且在每月一次向当局例行思想汇报中，还为他编造一些对“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的具体“事例”。由于德田这样的两手，不仅得到日本广大居留民的拥护，而且骗到日本当局对他的“表扬”。
1944年冬，德田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日本军国主义者操纵的日本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战争，恢复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理想，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想同日本军国主义者打一场经济消耗战，尽量把侵华战争的钱用在帮助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身上。他曾委托上海爱国公寓的曹亮和我筹办一所中国大学生暑期补习学校，假托“学生互助会”的名义，由当时《申报》主笔吴杰（现为复旦大学教授）挂名，总务工作由陆平（现在上海，离休干部）负责，德田则幕后领导，对学员不仅一律不收学杂费，而且还免费供应笔记本和讲义。教学内容，主要是没有阶级性的外语和自然科学。报名学俄语的最多，有二百多名学员。苏联侨民郭利亚教一班，我教一班。其次，学员较多的是英语班，有一百人左右。教师是曹亮，课本是从苏联的英文书刊中选编的。日语班的学员只有十数人，教学由肖百新担任。单从三种外语班的学员人数看，也可以知道学校的指导思想和学员的政治倾向性。开学不久，爱国学生，主要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就开始在这个补习学校进行反对日军侵华的爱国宣传，德田及时通知陆平，要陆平多方支持和保护中国大学生的爱国行动，还要陆平用个人名义，赠送爱国学生以纸张，自由使用油印机，以利他们的爱国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德田就叫陆平把一部崭新的油印机赠送给爱国学生，以示鼓励。通过我还将剩下来的十令白报纸赠送给以夏衍和梅益为主编的《救国晚报》社。
在《救国晚报》上，德田曾用杜天的笔名连续发表过中日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今天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夏衍，当时曾对德田有过几次友好的交往，还请过德田吃便饭，叫我作陪。和平爱国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德田一家也有较深的来往。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赵朴初每次访日到东京，德田和夫人静子都携儿带女去会见。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德田同许多中国爱国著名人士有广泛而又较深的交往，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作了大量的工作。
德田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冬天，随着撤侨船返回日本东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德田给我写过几封信。从1957年夏一直到今天，就中断了音讯。我和许多认识德田的中国朋友，都日夜盼望着越来越多的日本访华团中能有德田这位日中友好的先驱。我们十分怀念德田及其夫人静子。我每逢遇到在中国高等学校教书的日本专家，都问及德田的下落，可是使我非常失望，都未得到满意的回答。特别是，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越来越兴旺的今天，为什么看不到当年在那种极度困难时期的同生死、共命运的日本好友呢？
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快到了的时候，不禁使我想起德田四十年前的一句名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深重灾难的终结，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压迫日本人民的痛苦历史的终结”。德田恒夫爱憎分明，谁破坏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他就反对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