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风物长宜放眼量
储瑞耕
有些事常常使人不平，增添烦恼：近则本单位本部门，远则左邻右舍，上下前后，有搞不正之风却久居高位的，有不学无术反倒平步青云的，有整天经营私利却名利双收，而干事业的却不得好下场的，信息纷繁，不绝于耳；再加上自己兢兢业业干事，别人在那边看哈哈，风言风语，“吃力”而“不讨好”，直率又冲撞了山神土地……如此这般，于是不免深夜静思，喟然叹出一句“做人难”。
“做人难”，难则不平，不平则鸣，于是发发牢骚，如《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个可爱的靳开来然。
发牢骚，在某些年月那是有罪的；现在好了，不算入有罪之列。这也是一种开明。
然而，我还是不主张发牢骚。因为光是发牢骚算不得什么英雄，且于事无补，不如不发。
不发牢骚当然不是说牢骚事不存在，一味地去粉饰太平，而是有个如何看待世间万物的问题，有个胸襟、眼光的问题。还是毛泽东同志善于排解，有诗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共产党人能放眼量看世事风物，是因为他要全心全意关注人民的根本大业，先公而后私，大公而小私。这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大道理，而是没有这样的胸怀和度量，尽看眼前的不称心的事，甚至钻个人的牛角尖，斤斤计较，就难免令人“肠断”，这太不值得，把人生价值贬低了。
记起了伟大列宁的一宗事。有一次，著名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因为个人受气向列宁发牢骚，列宁对她说：“亲爱的克拉拉，要经常注意工人，注意群众。如果经常想到他们并想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些闲气就会化为乌有了。我们谁不曾受过这些闲气？你可以相信，我自己就曾把我所受的闲气硬咽下肚去的。”（《列宁印象记》第32—33页）
世事纷纭，可感、可叹、可气的事是不少的。在受“闲气”这一点上，伟大人物与凡夫俗子并无不同。列宁到底是列宁。他对待“闲气”的态度与方法，如同他的生平伟业，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第8版()
专栏：
五台山随感
叶君健
离这个医院不远，一个叫做松岩口的小村里，还有一个“模范病室”。那也是白求恩大夫主持的。他不仅对那里附近的老乡们进行最精心的治疗，还在那里训练成批的、称职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都是从参加八路军的、出身于贫困家庭的、文化上原属于半文盲的农家子弟中挑出来的。看了纪念馆里白求恩用以编教材和向八路军领导写汇报时用的英文打字机，再看看他把着手教的那些年轻农民，又向窗外望望那象征着荒凉和贫困的黄土高原，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时的现实——那抗击现代化的日本军队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一个组成部分的战争。
我的视线从窗外的黄土高原又折回来，落到白求恩在加拿大安大略州故居的那张照片上。那是一幢幽静、漂亮的现代洋房，位置在一个典型的整洁的西方环境里。看来白求恩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一定曾经在那里度过愉快和舒适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后来得以受到高等医学教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中国河北的完县，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聂荣臻同志站在他所躺着的农家的病榻旁时，他却还在全神贯注地惦记中国和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所进行的斗争：这里的农民战士需要大量的医药，而香港和上海的医药价格太贵，八路军负担不起，他建议设法从美国和加拿大去弄来。他甚至还想自己亲自去完成这个计划。他当然没有能完成，因而他的这个临终前的计划，正象他自己的躯体和心灵一样，只有永恒地留在中国，在这落后和原始的中国土地上——和他出生的地方相比，从物质条件上讲，差距该是多大！
这又使我想起当时战火纷飞的三十年代——世界性的民主与法西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三十年代。这场大搏斗是由日本军阀于1931年“九·一八”在我国东北发动的，接着就蔓延到了欧洲，以西班牙战争为焦点。白求恩的首次行动就是参加这场搏斗，地点就正是在西班牙。他接着来到中国，参加八路军的工作，也正是这个行动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是由当时在世界知识界中涌起的一股澎湃的浪潮所推动的——一股保卫人类文明、民主和自由的浪潮。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几乎都投身进去了。在作家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有美国的海明威、法国的马尔洛、美国的斯本德、印度的安纳德。他们有些名著，如海明威的《战地钟声》和马尔洛的《希望》，就是他们参加这次战争的作品——当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写出作品就在西班牙前线夭折了，我所知道的就有“意识流”大师佛吉妮娅·吴尔夫的侄子、诗人朱理安·贝尔，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曾外甥、诗人康福德，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评论家福克斯。他们都出身于望族，但是当人类文明和正义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正如拜伦当年奔赴希腊参与那里的独立战争一样。
这些人——当时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代表一个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勇于为正义、为人类的进步而斗争，在必要时，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个传统，在世界的范围内，当人类文明面临着毁灭的挑战；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当民族的命运到了危急的关头，就爆发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行动。这种例子，在我国的近代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当列强在凡尔赛和约会上拿我们的主权做交易的时候，在我国北京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掐我们脖子的时候，同样在北京就展开了“一二·九”运动；当“四人帮”为非作歹，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再度在北京出现了“天安门事件”。现在，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又面临着核超级大国在
“竞赛”中所掀起的战争危机。一些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帕得里克·怀特就勇敢地行动起来，大声疾呼，号召世界知识分子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甚至暂时停止自己的写作也在所不惜（请参看《译林》今年第一期中的《新年祝词》）。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也正在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我们所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就是一种从正面加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不称霸，我们在国内需要安定团结，在国际上需要世界和平，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意愿和决心。一个现代化、富强的中国将更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坚强保证。“现代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知识分子所奋斗的目标。经过了许多年的风浪和起伏，这个目标现在终于有了条件实现。对中国的知识界说来，这也是一股浪潮，一股激动人心的浪潮和灵感，它将推动我们向更广阔的天地飞腾。
我想，我现在正在凝望着的这片五台山的黄土高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很快改变面貌，换上新的颜色——郁郁葱葱的绿色。但今天的这个局面与当年象八路军这样的革命队伍在这里所展开的艰苦工作分不开——其中当然也有白求恩的一份，因而与国际进步知识界的支援也分不开。所以这个黄土高原，现在看来虽然仍很偏僻，但却是联系着整个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也分不开的。（下）
第8版()
专栏：纵横集
由电冰箱想到的
宗鄂
生活的节奏加快，大家都很忙，双职工没有时间天天去买菜，有个电冰箱自然方便多了。可我这个靠几十元工资收入的人，从嘴里抠出七八百元也不容易，加上报纸上常反映一些冰箱质量不过关，费电，修理也难，心里老犯嘀咕，下不了决心。
爱人的同事知道我还没有电冰箱，感到惊讶：“哟！你们家那位是个大编辑，又是诗人，还没有钱？”听了这些话，真是哭笑不得。
勿庸置疑，这几年，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过去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有了新居，有了黑白电视和收录机，还有我最喜爱的、每日帮助我灯下耕耘的大大的写字台。我真有点“沾沾自喜”了，常常暗自庆幸苦尽甜来，毕竟赶上了好时候。
十几年前，我和爱人都只有三十几元工资，一个孩子占去一大半。除去房租水电，刨去粮食、月票等必须开支，仅剩十元菜金。每月入不敷出，只得拆了东墙补西墙。有时为借几元钱以应急需，连夜穿过半个北京城，厚着脸去敲同学的门，半天开不了口。现在不怕羞于启齿了，而成为一种笑谈。
回想起来，真不知是如何从那困苦的日子里熬过来的。我怎能忘记那些艰难的岁月！但有一条，困难中却很乐观，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也常学着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对妻子所说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一位朋友来家里聊天，还提到过这件事。
现在好了，再不用扳着指头，绞尽脑汁为生活犯愁了。经济上多少有了好转，但并不宽裕。
眼下，一般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不高。市场调价后国家予以补贴，业余兼职或者代课的，每月多收入二三十元，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但大多数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是较拮据的。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谈到她回上海探亲，弟弟一见面就问：
“怎么样？报纸把你们吹到天上去了，挣了不少钱吧？”这位友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她的两个弟弟同年初中毕业，都是司机，每月工资加奖金一百多元，家里现金就有二三千元。相比之下，她却寒酸多了。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一所美术学校的教员，1962年中专毕业。儿子前几年才从同一学校毕业，收入比父亲高一倍。一位亲戚的初中同学在一家汽车公司开小车，雇用单位每月给他另加二百元工资，加上原单位工资、奖金，空时再捞点外块，月均收入近四百元。大街上，骑着“本田”、“雅马哈”之类的摩托车到处兜风的，有几个是知识分子呢？
我丝毫也不妒嫉他们。我真心为那些真正是勤劳致富，发挥聪明才智，实干加巧干却不坑害别人、不损人肥己的万元户高兴，希望他们中间涌出一批实业家、实干家，十万元户，百万元户。但我不同意一些报刊瞎吹嘘，更不同意把知识分子胡乱吹成万元户，给人造成一种似乎知识分子不少已是富翁之类的错觉。知识分子即或有“万元户”，那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
第8版()
专栏：书林一叶
一批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出版
民族文化是世代积累起来的，学术研究总要在递相承传中前进。一代人对许多学术课题的探讨，应在前人研究的终点起步，应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古典文学领域，五四以来，老一辈学者所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多在单篇专题论文中，数量既多，发表的时间跨度又大，今已不易查阅。加以近一二十年来，不少知名人士相继殂谢；中经十年动乱，他们的未发表的遗稿多有散失。因此，目前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均痛感在一些专题上难以博览上一代的论述，从中得到启迪；甚至对前人已获致结论的问题重复摸索，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面对这一现象，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一批近代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在学术上有成就有影响的已故学者的文集。主要有：《陈寅恪文集》、《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专集》、《郭沫若古典文学论集》、《郑振铎古典文学论集》、《茅盾古典文学论集》、《罗根泽古典文学论集》、《胡小石文集》、《顾随文集》、《王国维古典文学论集》、《梁启超古典文学论集》、《陈中凡古典文学论集》、《李嘉言古典文学论集》、《柳诒徵论文集》、《陆侃如论文集》、《汪辟疆文集》、《吴梅词曲论集》、《龙榆生词学论集》和《冒鹤亭词曲论集》等等。
同时，他们还计划为一些在世的老专家结集，已出版和已发稿的主要有：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马茂元《晚照楼论文集》、缪钺《冰茧庵丛稿》、孙望《蜗叟杂稿》、程千帆《古诗考索》、杨明照《学不已斋杂著》、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陈邦炎
第8版()
专栏：
街头小景
易和元配诗
后面是书店，前面是瓜摊，
烂瓜馊瓤满地，赤膊叫卖，
无人过问，成何市容！
7月8日摄于北京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等三家书店门前。
街头小景
易和元配诗
书店，书店，
退居二线；
瓜摊，瓜摊，
摆在前面。
真个是喧宾夺主，
人行道全被霸占。
要过路，此路不通；
要买书，进店也难！
烂瓜、馊瓤“芳香”扑鼻，
叫卖声声：保熟保甜！
街头小景目不暇收，
“环境美”令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