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回忆初次见到徐悲鸿先生
古元
1949年的春天，是不寻常的春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每天的报纸都传来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当时，我在沈阳《东北画报》社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让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先生，代表团一共二十多人，徐悲鸿先生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我将有机会见到这位久已敬仰的伟大艺术家了！只盼能早些见面。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成员，出国前都在哈尔滨汇合，住在当时颇有名气的马迭尔饭店。三月末的天气，在我国南方早已春暖花开了，而位于北国的哈尔滨还是冰雪覆盖的银色世界，气候还相当寒冷，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却是心花盛开的春天。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些是我认识的长辈，有些虽然初次见面，相见后就如同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我时刻在关心着徐先生的到来。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徐先生终于来到了。秘书长钱俊瑞同志亲自陪同我去会见他。当他伸出那温暖的手和我相握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真是思绪万千。此时此刻握住我手的就是那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他的大作我在上中学时就已见过，无论是油画、国画和素描，都表达出作者高尚的精神境界，寓意深奥，技巧高超，风格独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曾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尤其使我敬佩的是，徐先生是一位极其热心、正直和具有胆识的艺术家。他在旧社会经历了种种坎坷，抗日战争年代又处在黑暗重重的蒋管区，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争取人民民主进行战斗。1942年10月15日当他在重庆参观全国木刻展览，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木刻作品时，他甘冒政治风险在重庆《新民报》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他是那样的欣喜，那样地竭诚赞扬，他这种大无畏精神真是令人感动。我久久握住徐先生的手，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4月2日早晨，中国代表团乘坐的火车离开哈尔滨经过满洲里，在苏联国土上奔驰，窗外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原野，车厢内却热气腾腾，充满欢乐气息。代表团的成员当中，有些人虽然以前多次出过国，但那时候的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到外国去处处遇到歧视和屈辱；而这一次出国，是代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前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大家都感到自豪和荣耀。
徐先生不时地观望窗外的景色，显出若有所思。有时用感叹的口气对周围的同志谈起往事，有时却用兴奋的语调展望即将到来的前景。徐先生当时虽然才五十四岁，但由于旧社会的坎坷经历使他身体过早地衰老，患高血压等疾病，但他不顾体弱多病和长途旅行的疲劳，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为一些团员画像。他所作的素描画像形神兼备，围在旁边欣赏的人都赞不绝口，敬佩他的高超的艺术。完成之后，徐先生就把画像送给被画者留作纪念。他这种待人诚挚和亲切之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列车运行了九昼夜，到达终点站莫斯科。我们被接到红场附近一座饭店休息。很快得到通知说：法国政府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因为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未与法国建交。后来大会筹备部门作出决定：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和巴黎两地同时举行，我们在莫斯科休息了两天，就继续乘火车前往布拉格参加大会。
大会在布拉格市中心的一座大厦开幕了，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受到最热烈的欢迎。4月23日在会议进行中间，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南京解放的消息，会场上立即沸腾起来，各国代表纷纷拥向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向我们热烈握手和拥抱，把几位团员高高举起，全体齐声高呼毛—泽—东，毛—泽—东……，掌声和欢呼声持续数分钟之久。休会后我们回到了旅馆，布拉格的市民成群结队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们欢呼祝贺，我们见到这些情景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徐先生当场画了速写。回国后他立即把布拉格大会上的动人情景创作成一幅大型中国画，反映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热烈感情。
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使我联想起徐先生一贯的创作思想。他很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抓取重大题材，如《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充分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反映出一个艺术家的赤诚之心。
大会开过以后，苏联朋友邀请我们去苏联各地参观访问，并共庆盛大的“五·一”节。在莫斯科我们参观著名画廊和博物馆时，徐先生兴致勃勃地为我们担任讲解，使大家受到很多启发。在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和夏宫时，当看见二次大战期间德寇入侵时所留下的创伤还未完全修复，有些地方还有炸弹和炮火破坏的痕迹，徐先生就对我们谈起北平解放前夕，他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希望傅将军顺从民意，顾全大局，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炮火损毁。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了，无数珍贵文物和建筑艺术得以保存下来，实在是幸运的事。
徐先生是非常喜爱艺术品的，据说他平时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购买书籍字画。这次访问列宁格勒时，他请翻译带他逛文物商店和书店，我也就跟随他一同前去。他看见古董店里一座优美的瓷像，他不惜高价买了下来。又在书店里买了一些画册，是准备带回送给学生的。他看见我在书摊上翻阅一本《谢罗夫画集》，知道我很喜爱这本画册但又买不起，他就立即买下这本画册，在扉页上用钢笔写道：“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与古元兄同游列宁堡购赠纪念悲鸿”，写完后就捧着它送给我，我当时是多么的激动啊！徐先生平时生活上是很俭朴的，连买东西的包装纸和小绳子都舍不得丢掉，留下来以备后用，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节俭品德。但是，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却非常慷慨，他这种高尚精神多么可贵。
我们在苏联各地参观游览，处处都受到热情接待。一周以后，代表团启程回国了，在途中徐先生多次提到这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和款待，是他以前未曾经历过的，他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也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方向，带来了希望。他非常兴奋，表示回国以后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但正当他满怀雄心壮志辛勤地投入新中国的美术教育和创作时，病魔却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多么令人悲痛！多么令人惋惜啊！
徐先生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尚精神、他的不朽作品和他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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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吹牛种种
润农
报载，美国有一个“吹牛大王俱乐部”，每年举行一次吹牛比赛，一个叫科文顿的吹牛说：他的猎刀锋利无比，一天夜里，他拔刀出鞘，猎刀的影子竟然把餐桌桌腿和电风扇的叶片削断了。吓得他赶紧关掉电灯，屋子里的东西才没有统统被“刀光剑影”削得七零八落。靠了这一番大话，科文顿击败了所有的吹牛对手，获得了“吹牛大王”的称号。
这使我想起了“大跃进”的日子。一次，公社摆起了“擂台”。这个大队的支书上去说：“跃进年开跃进花，俺亩产要拿一千八！”那个大队的支书上去说：“跃进路上大步走，俺亩产要拿一千九！”我们大队的支书却一个劲儿坐在台下吧哒吧哒抽旱烟。公社书记找他说：“怎么样？你这老先进可不能变老保守?？”我们支书没办法，鼓鼓勇气上了台，说：“苦干实干拚命干，俺队亩产拿两万！”公社书记当场把红花戴到他的胸前，老百姓却骂他“吹牛大王”。我只觉得这位“大王”怪可怜的：要不是上头逼着，他才不愿吹这个牛呢！
然而，也有为了向上爬才吹牛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位我熟识的女士，凭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整天到处“讲用”，满口的“毛主席的教导突然在我耳边响起”。还有什么“听了主席话，天大困难也不怕”啦，“和私字做最最彻底的决裂”啦，讲得天花乱坠。她一下子成了县团级的干部。官虽当上了，人们却背地里一个劲儿撇嘴，讥之为“吹牛大王”。虽不能以其比“卖身投靠”、“卖友求荣”之类的当官者，但以吹牛做为谋官的手段，不也颇为可鄙吗？
如今当然已不是“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大跃进”，实事求是的路线已经重新回到我们工作中来了。但是，撒谎吹牛、弄虚作假者仍时有所见。当然，如果遇到第一种“吹牛大王”，吹牛不过是俱乐部里的比赛，不妨让他吹去；如果遇到第二种“吹牛大王”，那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好大喜功，并坚决克服之，别再逼人家吹牛；对于第三种“吹牛大王”，应该刮一刮他的鼻子，自然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千万不要当“闻喜则喜、闻过则怒”，懵懵懂懂的官僚主义者。只要经常走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他们的牛皮是完全可以拆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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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不该鄙薄“老阮头”
赵启龙
在邓刚的小说《阵痛》里，有一个老阮头，曾是全厂敬慕的“红管家”，他几十年如一日，腰弯得象弓一样，到处拣拾铁钉、木片，因而年年被评为“节约标兵”，竟至奖状挂满了家中的山墙。但车间一推行承包合同制，他身价一落千丈，立时被筛簸了出来，同那些平日泡病、调皮捣蛋者一道，可怜巴巴地加入了“剩余劳力”的队伍。
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提高效益；对一个人来说，要看他的实际贡献。以此为标尺，也就必然要冲击到多年来所形成的关于“劳模”、“标兵”的种种旧观念。从这一点看来，“老阮头”的艺术形象是发人深思的。但没想到而后的一些作品又争相仿制这一“典型”，而且尽量挖苦，还使他相继走上荧屏、银幕；艺术又很快反馈回现实生活，有好事者以他作为一些老工人的绰号，鄙薄讥笑而取乐——这就不能不令人要持异议了。
“老阮头”作为一个老工人，身上既有中华民族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也烙印着小生产者的短浅、狭隘和迂钝。尽管如此，但我以为对他是不能过分责怪和苛求的。在时代的剧变中，改革所引起的激烈“阵痛”在所难免，但一旦冷静下来，痛定思痛，不能偏激，对人对事的评断一定要慎重、客观。在今天，“老阮头”还能不能再继续被评为“标兵”之类，姑且不论；但也不应一下跳到另一个极端，把他看成可笑而又可怜的角色。君不见：至今视公物如粪土、恣意糟踏者有之；鼠窃狗偷、监守自肥者有之；更不用说以权大搞不正之风、鲸吞国家资财者流了。两相比较，“老阮头”几十年如一日，廉洁奉公，以厂为家，不是很高尚、很纯粹的吗？“笑”和“怜”从何而来？
再说，人的知识有多少，能力有大小，体力有强弱，这种差异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会存在的。况且，“强者”有所长也必有所短，“弱者”有所短也必有所长。用人的艺术在于扬其长而避其短，使之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每个人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克尽职守，竭其所能，就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岂可一味挞伐、揶揄之？
就是在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受惩罚的只应是那些懒汉和滑头，而不应是“老阮头”这样勤恳的老实人。何况，“老阮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经过短暂的“阵痛”后思想并没抵触、消沉，而是愉快地去烧开水炉，而且仍是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工作干得蛮出色，这不值得钦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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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水怪出没的地方》
梁骏
《水怪出没的地方》（又名《龙岛》）是一部荣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作者是日本著名作家高士与市，不久前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刘永珍译）。这部作品描写了三个初中学生一太郎、传六、留吉在八间岛和豆岛旅游时，偶然发现水中有一只巨大的水怪，类似远古时代的长颈龙。为了探索这一奥秘，他们进行了考察活动。这期间，他们历尽了风险，终于亲眼目睹了在海中翻腾的活生生的长颈龙。小说不仅故事情节曲折惊险，而且三个少年的性格也具有鲜明的个性。同时，作品中的现实和幻想、科学知识和生活情趣，都十分协调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特殊的艺术风格。
高士与市是日本鹿儿岛女子短期大学的教授，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多年。他的童话作品对我国少年儿童在培养进取精神、探求科学奥秘，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等方面，都将会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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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楼房，走进了山沟
王新民一座座崭新的建筑，一座座立体的结构，在时间与速度开展竞赛的年代，情切切地闯进了山沟。于是，山民们古老的希望，
沉重的渴求，终于和现代化的旋律，进行了第一次伟大的接触。世世代代啊，山民们用山里的野草和石头，修建低矮的茅屋，或在竹林中搭一座原始的吊楼。他们那山路般弯曲的身体，树皮般厚厚的茧手，刻着对腥风血雨的声讨，
对贫穷愚昧的控诉。当山溪般甜美的阳光，把腾飞的歌洒满山沟，山沟凄楚的历史，在觉醒后宣告结束。从此，山民们用山岩般的手臂，山风般飞旋的速度，把城市引以为骄傲的楼房，庄重地引进了山沟。流动的阳光和春光呵，驮着山沟飞速奔突；山民们自豪地站在楼房的阳台上，紧紧地握住二十一世纪的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