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投资的宏观控制和微观自我调节
周道炯
1984年，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货币发行偏多，银行贷款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固定资产投资偏大。今年以来，一些地区、部门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的劲头还很大，国家预算以外的投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主要表现在，计划层层加码，重点项目投资缺口很大，不列投资规模的口子越开越大，新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苗头又有出现，投资效益开始下降。对投资规模实行严格的有效的控制，是当前国民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保持经济发展的一定速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建设规模超过国力许可的程度，用高积累去追求超高速，势必会造成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的紧张，造成挤外汇，挤生产，挤维修，以致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发生过的经济严重失调的教训历历在目，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需要全国统一思想认识，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加强宏观对资金总供应量控制的同时，从微观上调动企业自我抑制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积极性，乃是控制投资规模的一项重要措施，应当切实抓紧抓好。
控制国家资金的不正当流失
当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主要是预算外资金失控。加强资金的宏观控制，主要是要把预算外资金控制住。
现在，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快，一方面是体制改革、生产流通发展的结果。为了搞活经济，政策规定允许由地区、部门、企业自留的资金逐年有所增加。这是好事。这种正常的增长，国家经过综合平衡，纳入了资金总供应量之内，应当保证下边拿到手，才有利于搞活经济。但是，目前自筹资金的大量增加，还有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就是一些地区、企业超越政策界限，任意扩大自筹资金，去搞计划外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税务、银行和企业财务部门，应当按照自筹资金的规定来源，严格把关，堵塞国家资金不应有的流失。
（一）生产资料实行产量递增包干，允许超产部分自销所得的差价收入，应当以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为前提，不能容许在调拨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去搞议价自销。今年第一季度，煤炭、生铁、钢材等十七种主要统配物资，有十五种因为自销过多而没有完成国家供货合同，既影响国家重点建设和生产任务的完成，又使大量资金不上交财政而流散在企业手中，情况不能说是不严重的。
（二）使用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搞固定资产投资，应当按照规定，补充相应的流动资金。决不能把自有资金全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把需要的流动资金全部躺在国家银行身上，造成固定资产积累和流动资金积累比例失调。
（三）在当前设备更新欠帐，企业折旧率又偏低的情况下，国家规定企业折旧基金只能用于更新改造。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明文规定，企业折旧基金不能用于“新建、扩建工程以及其他属于基建性质的费用”。今年国家提高企业的折旧率，只是在少数大型骨干企业、重点机械行业、列入三年出口规划的一千一百多个轻纺企业和除上海、天津外的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工业企业中进行，调整的范围不能扩大。
（四）企业的大修理基金是固定资产的维持费用，而不是补偿基金（通过局部更新实现整体更新的除外），不能象目前一些地区和企业没有前提、不分条件地把大修理基金同折旧基金捆在一起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国务院规定，只有大修理结合技术改造进行，并在保证正常大修理的前提下，大修理基金才能同折旧基金结合使用。
（五）对一些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和产品减免调节税、产品税、所得税、增殖税和银行发放低息、贴息贷款、豁免还本付息等，都要按政策办理，既不缩小，也不能任意扩大。目前，企业偷漏税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地区检查发现，国营企业偷漏税面达70％。
为了堵塞上述的这些漏洞，需要建立审核企业自筹资金的制度，而不可等闲视之。
预算外资金增长过多，另一头是银行的问题。为了切实解决信贷管理不严，货币投放偏多的问题，当前银行工作的第一位任务就是要加强宏观控制，严格控制信贷投放，增加货币回笼。今年国家确定的信贷总规模和货币发行量是和财政、物资、外汇等进行综合平衡以后确定的，是同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体适应的。关键是要把信贷指标落实到各级银行，采取切实措施，严格执行，不得突破。用银行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要按照国家投资计划执行，不能发放计划外和违反政策规定的贷款。对于任意扩大投资规模的，银行要坚持“一反映，二制止，三不给钱”的原则。当前，要强调制止一些地方用银行贷款搞自筹的作法。所谓自筹资金是指企业筹集按照规定可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它不包括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都是社会资金总量的一部分，都规定有各自的用途。如果打乱界限，就会直接扩大投资规模，拉长基建战线，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当然，银行加强宏观控制，是为了把经济搞活而不是把经济搞死。银行加强控制，一是不超过贷款指标，二是调整贷款投向。要在贷款总额范围内，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从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出发，从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出发，支持那些应该上的项目，控制对那些经济效益差的企业的贷款。这样，银行就要在提高贷款效益上下功夫，深入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搞好贷款审查和项目的评估工作，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做到贷一项成一项，早投入，快产出，少投入，多产出，社会可以得到效益，人民可以得到实惠。当前我们强调加强宏观控制，决不能走回头路，或者不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推平头”的做法。显然，这不是我们所讲的宏观控制，也不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企业自觉调节投资需求的经济机制
在搞好信贷资金宏观控制的同时，还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建立企业自觉调节投资需求的经济机制上来。过去，讲控制，只在宏观上做文章，给企业施加外部压力，而缺乏从企业的内在因素来推动投资行为的合理化。这样往往事倍功半，收不到预期效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事情可能会办得好些。
过去，我们是由财政无偿拨款搞投资，助长了企业争投资，上项目，企业只有内在的扩张投资因素，而无自我抑制的平衡机制。实行投资有偿使用之后，对于充分利用信用手段，发挥资金潜力，起了很好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考虑投资效益，同过去的财政拨款体制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是利率偏低，缺乏弹性，对调节投资需求的作用不大。应适当提高基本建设贷款利率，扩大利率档次，进一步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二是无论是基本建设“拨改贷”，还是各家银行利用存款发放的贷款，都由企业税前利润归还，也就是绝大部分贷款由国家财政归还，企业不仅没有什么责任，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贷款项目新增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国家得利多，企业也可多得留利；如果投资项目效益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国家只能拿到低于平均利润的收益，相对而言，国家是少收了，而企业仍可多留利，只不过企业留利的数额比前者小一些而已。只有在投资项目亏损的情况下，企业才在留利范围内承担少量经济损失。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很难抑制企业的高投资需要，很难促进企业在自主决策中自觉地平衡投入产出，讲求投资的经济效益。
我们应当很好研究消除企业投资膨胀的内在因素，建立企业自我调节投资、讲求经济效益的资金体制。这种体制应当同企业经济利害密切挂钩，使企业具有抑制高投资和低效益投资的内在动力。
在财政打破统收统支、利改税第一步和第二步方案相继实施以后，我国的资金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利润和折旧等资金留在企业，通过投资活动形成企业基金同国家基金相对立。资金所有制已经采取国家所有和企业所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但是，这种所有的差别仅仅体现在资金所有权的划分上，仅仅在企业的会计帐册和报表上列出国家基金和企业基金的数额，而并不作为参与利润分配的一项因素，企业基金多少同留利多少无关。这样，企业资金所有就起不到应起的作用，它不能调动企业扩大自身积累的积极性，既不利于企业合理分配自有资金于消费和积累，不利于企业调动自身积累而少向银行贷款，从而也不利于提高企业投资的经济效益。
我们设想，应当改变目前投资绝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承担而为企业和国家分别承担。企业既可动用自有资金直接投资，也可借用国家银行贷款，但归还贷款不能按税前利润企业只承担小部分，而要随着企业自有资金逐年增多而逐步提高还款比例。企业直接投资和归还贷款投资都要相应增加企业基金。企业基金的多寡，作为企业参与利润分配的一个因素。
这样的资金体制，使企业承担投资的相当部分，并按出资比例作为参与利润分配的一项因素。项目效益好，新增利润多，企业分得多；相反，企业投入资金则会无利可得或得利很少。这样，就能建立起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投资自我平衡的经济机制，有利于处理企业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即积累与消费的资金平衡，有利于抑制企业对国家投资的需求，有利于抑制低效益的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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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理想教育要有所突破
陈文川在《理想教育要有所突破》这篇文章里提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急骤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异常活跃，出现了许多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不同的新特点。在理想教育中，如果不顾及这个现实，固守不合时宜的老一套的宣传方式，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理想教育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讲究科学，决不能走过去“左”的一套的老路。不要一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就什么都坏，一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都好；不要一谈到理想、觉悟，就全盘否定“实惠”；不要一谈服从组织安排，就完全否定个人志愿和兴趣爱好；不要一谈谦虚谨慎，就否定“自我表现”、大胆创新；不要总是提倡老实听话，否定鲜明个性和创造性……如此等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用愚昧代替科学，不要用说教代替现实，不要用灌输代替引导，不要用强制代替民主。在理想教育方面需要突破的还有许多，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努力探索。
（摘自《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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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对权威也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
胡绳在给王来棣的一封信（《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谈到如何对待权威的问题。他说：“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我看是可以的。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在我看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
“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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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越是开放 越要加强科学管理
方开在《以科学的管理指导开放促进开放保障开放》中提出：要把适应新情况的管理工作跟上去，以科学的管理指导开放、促进开放、保障开放。
首先，要进一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在健全经济管理办法和经济立法方面，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通过我方的科学管理来显示开放的吸引力。科学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经济优惠条件更为重要的吸引外资的因素。
其次，要在科学引导外资投向方面做大量的管理工作，把引进项目逐步转移到以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方面来。
再次，要加强对独资、合资企业的管理。几年来，我们引进了不少项目，然而，到现在为止，对于许多客商直接投资、参加经营的企业如何加强管理监督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对独资、合资企业的管理以及经营，如何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如何对财务、供销进行有效的管理等问题，都需要提高科学管理艺术和水平。
第四，创汇能力弱，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不可能无止境地满足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汇资金。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我们从科学管理的高度去进行战略方向的选择，采取突破性的战术决策，开辟出口创汇的新途径。
（摘自广东《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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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经济理论要有新的发展
董辅礽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获得的科学论点。确立了这一论点，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说实在的，过去我们对商品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缺乏了解的。我们的经济理论有一部分已经变得陈旧了，迫切需要清除陈旧过时的和对社会主义非科学理解的部分，创立和发展新的、对社会主义科学理解的部分，吸收西方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对象的经济理论中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东西，使经济科学从理论到方法论到方法，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发展。 （摘自《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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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1985年度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讨论会综述
由农牧渔业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单位联合发起的“1985年度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讨论会”于5月31日至6月6日在大连市召开。会议就“农村发展的现实评价和目标”、“现阶段农业的宏观管理”、“合作经济与土地问题”、“农村生产力开发与城乡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专题组合的方式探讨了“合作经济与个体经济”、“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粮食问题”、“农民转移与城乡关系”、“农村发展的机制转换与宏观调节”、“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
正确估量农村发展的形势
正确评价农村发展形势，正确制定农村发展目标，是正确指导农村发展的前提。与会代表认为，对当前农村发展形势，既不能低估，也不能估计过高；既要肯定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又要认清第二步改革面临的严峻、复杂的新问题。过高地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深度，也是一种盲目性，应当注意防止和克服。对于中国农村的变革来说，最重要的结果是通过一系列的量变与局部质变，达到农村经济整体质变，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现代化、专业化、商品化经济转化。这种巨大而深刻的质变刚刚开始，正在酝酿发展之中。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兴起，个体经济的活跃和联合经济的成长，城乡商品市场的崛起和城乡相互交流、渗透的一体化发展，农村非农业化和农民兼业化趋向的加强。这些特征集中反映了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同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整体质变的酝酿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运动过程。当前无法回避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兴起，特别是个体经济与联合经济的发展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农村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多向化和管理分权化与传统的统一化、单一化的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分散、垄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农村经济社会化、专业化的矛盾；资源相对稀缺与资源利用率低的矛盾；农村现代化的要求与农民素质低弱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的目标同富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由于上述矛盾日渐突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
农村发展目标应着眼于形成一套
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
代表们指出，确立农村发展目标应有利于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的整体质变。这就不能只是片面地追求“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等形式化目标或各种数量化指标，而应着眼于形成一套有活力的、内外协调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套机制包括：促成生产效率提高的机制；贫富传递（即先富裕的带动贫穷的富裕起来）的机制（包括区域间传递和人际传递）；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变革的机制；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从而实现区域开发的机制；农村经济的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机制，等等。建立和完善上述机制，应该严格遵循经济开发过程自身的规律。
保护、引导家庭经营的发展
会议讨论了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的现状、趋势和对策。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基础，合作经济发育成长的基本动因是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与这种要求游离的主观愿望。因此，必须记取过去强行推广不符合这种客观要求的集体经济模式的教训，决不能再来一次“一刀切”的合作化运动。大家认为，与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量家庭经营，充满活力，方兴未艾，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引导其发展，而不是轻率地夸大其局限性，人为地制造联合。家庭经营即使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后，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生命力了。不能认为生产力水平一提高，就要打破家庭经营，就必定要求合作。即使目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合理出现的合作，也不一定以破坏家庭经营基础为前提。由于农村经济是多形式、多层次的，合作经济的发展形式也应是多样化的，因此，设想规范化单一化的合作形式是不现实的。代表们一致认为，鉴于农民害怕政策变的心理并未完全消除，“一大二公”的旧模式和一哄而起的作风对一部分干部还有相当的影响，在当前合作经济的发展中一定要慎之又慎，宁慢勿快，防止操之过急，这样才有利于保护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开发技术文化社会资源意义重大
会议在讨论农村生产力的开发和农村发展目标时，提出了农民自身开发的重大课题。代表们指出，农村自然资源的开发、产业的开发、交通等环境的开发固然都是重要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农民自身的开发。农民自身开发，在农村发展的目标问题上，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些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开发农村“社会资源”的概念，认为在自然资源既定的前提下，以人和通过人表现出来的人类知识为核心的社会资源，是我国农村开发潜力最大、开发效率最高的一种资源。在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只有大力开发社会资源，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因而必须充分认识社会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将两种资源的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有效地开发社会资源，有必要在农村投入中更加突出地强调科技进步和文化教育的作用。
代表们还对当前农村发展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如：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乡村开发监测系统；建立和巩固我国的食物安全体系；建立和拓展土地、劳务、资金、技术市场；促进农村成人教育和初级国民教育；建立落后地区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等。（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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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金发学术讨论会简介
王金发（1883——1915）是辛亥革命时期颇有传奇色彩的好汉，又是个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为了对王金发的历史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上海、浙江和贵州等省市的文史工作者和王金发的亲属、后裔共一百余人，最近在王金发家乡——浙江嵊县召开了纪念王金发殉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重点分析了王金发在辛亥革命时期、担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时期、反对袁世凯篡权复辟时期的具体表现。一致认为王金发的革命生涯中虽然不无瑕疵，但综观其一生，仍不失为一位对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志士，理应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在这大前提下，与会同志对下列问题的认识尚有分歧：
王金发治理绍兴的成绩如何？有的同志认为，王金发虽然是个出色的造反者，善于破坏旧世界，却不善于抚民、治民，是个很蹩脚的司政官。
有的同志认为，王金发在督绍期间力求按照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宗旨办事，推行了一些新政与改革，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力图将政治理想变为现实的大胆尝试。表现在：练兵北伐；镇压反动势力，厚恤烈士家属；兴办实业，平粜施赈，豁免田赋；限期禁烟，监督剪辫；整顿税收，剔除盐茶多年积弊；大胆任用年青的光复会、同盟会会员取代知府衙门中的旧乡绅。以上种种措施和作为，虽然还不够完善，但从根本上看，还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如何看待王金发向袁世凯“投诚”？有些同志认为，王金发向袁世凯政府投诚，虽然同主动投靠敌人有所不同，但毕竟也是向革命的敌人去投诚。这是王金发不可洗刷的历史污点，是他重大的一步错棋。也有些同志认为，王金发的被迫“投诚”虽欠周虑，但无叛变革命之迹，对此不可苛求。（陆方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