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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
——沈阳市石棉制品厂党委抓思想工作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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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石棉制品厂在某中学开运动会，一千五百多名职工，喝了三千八百多瓶汽水，吃了几千根冰棍，但是在散会以后，场地上竟不见一个瓶盖、一片纸屑。学校的师生惊讶地称赞这些职工“素质真好”！这个厂的人到兴城疗养所休假，做了许多助人为乐的事。疗养所致信石棉厂说：“从你们厂职工的表现，可以看出你们厂是个先进单位。”
再说说另一方面：
沈阳市石棉制品厂去年被国家建材局评为“经济效益优秀单位”；有三种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改造工作和企业管理在沈阳市属第一流；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也在省、市属第一流。
这两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企业的成败与企业素质的优劣紧密相关；而企业素质的优劣，又与人的素质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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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制品厂也曾闹过一阵风波。两年前，化工班有的小青年说：“你看人家外国，要饭的都骑摩托，穿西服革履”。
厂党委对此警觉起来：眼下这一批青年职工，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动荡年月，认识世界的能力弱，政治思想水平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很需要学习革命理论。
怎样抓好青年职工的革命理论教育呢？石棉制品厂首先通过组织报告团、举办基础理论讲座、理论讨论会、学习问答会、成立读书小组以及学习竞赛和考试等形式，坚持组织职工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
生产忙，厂党委就利用停电停产，年末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之后以及组织业务培训等机会，适时地插进理论教育。
内容上，大多是专题学习生产实践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原理。至于经济工作中的重大方针政策，厂党委都是组织大家系统地学习。
坚持学习，就有效果。前面说的化工班那些青年职工在掌握一定革命理论后，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很快成了全厂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在的班组还被国家建材局评为“质量管理优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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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制品厂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共产主义火花汇报会。具体做法是，各车间每个月，全厂每个季度开会摆出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先进事例，然后请当事人向大家谈自己是怎样做的和怎样想的。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去印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然是说服力强，容易接受。
有位老工人叫张宝玺，几次以工代干坐办公室，又几次回车间当工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可贵的是，哪儿有脏活累活，奖金又少，他就去那儿，而且干得好。多少年来，他还一直照顾邻居一位孤独老人，为其挑水做饭，看病侍候，胜似亲人。
职工们听了这位老工人的事迹后都很感动。有的青年工人过去不明白共产主义理想是怎么回事，如今说：“这下我真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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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提高素质的一个方面；做，可以说是学的落实。厂党委经常有意识地组织职工去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情，以培养职工的高尚品德与情操。
长时期来，无论天好天坏，每日早上七点至八点，下午五点至六点，这个厂都有七八名职工在厂门外为过往群众修车、打气。全厂职工轮流做，书记、厂长都参加。
工厂每年还为社会组织几次大型服务活动，例如在街道上摆开摊子，义务为群众修理电器、理发、剪裁衣服等，有几十项之多。几年来，全厂职工共为群众做好事八万九千多件，收到来自社会的表扬信五百九十封。此外，工厂还组织了六十三个生活走访服务队，为职工家庭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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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制品厂党委还十分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1981年初，他们正式成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小组，书记、厂长、党委委员都参加，第一年就写出研究论文二十一篇。当时的书记和厂长所撰写的论文还被评为全市的优秀论文。现在这个厂有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员一百三十人。这样一来，封闭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开放了，思想工作由少数人做变为多数人去做。
（邝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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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交流
查处典型案件 加强党性教育
中共山西省临汾地委书记 杜五安
我们临汾走过的道路是曲曲折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内，由于地委领导机关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派性严重，干部群众思想比较混乱，经济工作上不去，尤其是党风不正的问题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山西省委果断地调整了地委领导班子，从此形势逐渐好转。
面对党风严重不正的问题如何处理？我们在中纪委检查组的帮助下，认真学习了党章、“准则”和整党决定，深切地感到，要严肃处理少数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保持党纪的严肃性，更要把立足点放在教育挽救一大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身上，通过端正党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使广大党员振作精神，献身四化。
我们把端正党风工作的重点放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身上，并选择了群众义愤大的前地委副书记仪耀文、前古县县委书记许澎和前临汾市委书记李春芳严重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件，组织力量，认真进行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依法分别对仪耀文等人予以法律制裁。三个典型案子的查处，在全区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抱有观望态度和侥幸心理的干部开始正视自己的错误。广大党员干部消除了顾虑，敢于站出来说话了。
在突破重点案件的基础上，我们还重点抓了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建私房的查处工作，对违法乱纪严重的襄汾县公安局、临汾市看守所进行了彻底整顿。同时还根据群众的揭发，着重查处了六百多起案件。
为什么我们地区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干部私心重，法制观念淡薄，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抓好法制教育，是挽救、教育干部的重要内容。地委首先抓了六百多名县团级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联系仪耀文、李春芳等典型案例，讲法学知识，使大家增强了守法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全区十七个县、市，地直各系统，都分别举办法律知识讲座，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印成典型材料，街头张贴，板报刊登。我们始终把对党员干部进行有理想、守纪律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对照党章、“准则”查思想、查作风、比工作、比贡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安泽县有五十多个部、局级干部主动清退贪占、拖欠的公款六万七千元。临汾市一些干部，主动交回贪占的公款三十余万元。在查案过程中，通过举行报告会、解疙瘩会等形式，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党员干部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在地、县两级适时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解决了领导班子中的问题。我们既严肃处理少数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又立足教育挽救大多数，对绝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满腔热情地进行批评教育，启发自觉，促其改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尽管他们有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既支持他们的改革精神，又严肃认真地指出他们的问题，主动帮助他们检查、纠正错误。这样做，教育了广大干部，促进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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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外之声
“冬子妈”那样的党员回来了
北京化工三厂 舒翠兰
去年7月份，厂里搞浮动升级，升级面是5％。全科一百三十二人，只有七个名额，这就好比粥里撒芝麻盐，真没多少啊。大伙谁都想长一级，都眼巴巴地瞧着呢。
给谁长？有的说：“还不是先尽着党员、干部，哪有咱老百姓的份。”也有的说：“七个名额，党员就有八个，还不够他们争的呢。”人人都象怀里揣个小兔子心神不定。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打过小算盘。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打1958年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在好几个单位干过，多次被评为先进职工；进了“化三”后，干活也从来没含糊过，我负责的大五金库被总公司评为红旗库。当时有的职工对我说：“舒师傅，您工作响当当，没得挑，这浮动升级我看你是没跑了。”但我心里也犯嘀咕，副班长李春英是个新党员，工作踏踏实实过得硬，人缘又好，我琢磨着还是她的希望大。有的工人也说：“春英子是新党员，浮动升级有戏！”可没想到名单一公布，和我们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党员一个也没有！
在一次全科大会上，党支部书记王书卿对大家说：“这次浮动升级，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一个也不上，先尽着群众……”话不多，说得大伙心里热乎乎的。
说真的，我不是不想进步，十几年前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咱从小对党就有感情，没有党就没有咱舒翠兰。但这几年，有的党员工作不上心，见着便宜却紧着搂，真是往党的脸上抹黑啊！党组织曾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再写份申请书。我心想：“党员就这模样儿，还让我入党呢，等等再说吧。咱把工作干好了，不做对不起党的事，就行了。”这样，几年过去了，我硬是一份申请书也没写。科里好几年也没有写入党申请书的。
这次浮动升级后，我沉不住气了。“有好事先尽着群众”，“冬子妈”那样的党员又回来了！这时，党支部书记王书卿找我谈了话。我一连几天睡不好觉，晚上在家里写入党申请书。大女儿不以为然地说：“妈呀，您这么大岁数，还写啥入党申请书啊，现在发展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您写了也入不了。”我对她说：“你可不能这么看啊，妈入得了党要写，入不了也要写，浮动升级这事对妈教育太大了，从这里我看到了党是有希望的。”我不仅自己向党组织交了申请书，还告诉两个参加工作的孩子，人要讲理想，不能糊里糊涂地混日子。大女儿对我说等工作干出点成绩后，就递交入党申请书，二女儿也表示落不了后，我心里乐滋滋的。
（北京《支部生活》供稿）
编后
北京化工三厂老工人舒翠兰在这篇文章中，热情赞扬了本厂党员在浮动升级中的模范行动，表达了广大党外同志对我们党的关心、爱护和深切的期望。我们党所以坚强有力而不可战胜，离不开群众真心实意的信赖和支持，离不开群众真心实意的批评和监督。共产党员应该从党外同志的殷切期望中，受到激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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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某些干部抓农业生产搞强迫命令
记者在吉林某县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干部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指挥生产时，违背群众意愿，搞强迫命令。去年秋天，某县统一布置秋刨茬工作（这里本来习惯于春天种地时刨地茬），提出要“一亩不剩，一棵不留”，限时完成。该县气候干燥，冬春常有大风，不少耕地属“跑风地”，秋天把地里的玉米、葵花茬刨掉，容易跑土失墒，不少农民不愿秋刨。这个县有个村子大多是“跑风地”，乡村干部强迫农民要在十月末全部刨完，一棵不留。乡党委还让人上报假材料，拘留了两名带头不愿秋刨茬的农民。几天后，乡党委全体成员、乡司法助理和派出所的民警，带着七台拖拉机和一台加油车来到这个村子强行刨茬。拖拉机在地里耙，司法助理和派出所人员在村里逐户加倍强收机耕费。每垧收三十二元五角（一般是每垧收费十八元），并且限十五分钟之内交齐，没钱就交粮。这一天，全村七十三户有六十多户地里的茬子被拖拉机埋在土里，共耙地五十垧，收去机耕费现金二百三十元、黄豆一千六百多斤。农民气愤地说：“地被耙得稀巴烂，茬子折在地里，墒也跑了，春天怎么种！”为此，六十四名农民联名写信告状。
去年，这个县原先根据各乡上报数字，“统计”出全县粮食产量是十二亿七千万斤，县粮食部门认为，这种统计方法已经够“大胆”的了，但县里有些领导人还认为“不够大胆”，叫粮食部门按总产十四亿二千万斤的“统计数”往上报。这个县今年提出粮食总产要达到二十亿斤。为此，县里规定：种粮地不得少于可耕地的60％，不足的要罚款；玉米全部要种“四单八”品种，种别的品种要罚款；县里统一购进一批化肥，每吨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六十至八十元，摊派给农民，每户都要买。（这同加倍强收机耕费一样，是利用职权盘剥农民的恶劣行为。——编者）农民反映，“四单八”虽是高产品种，但成熟晚，万一气候条件不利，损失就大了。
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没有高度重视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干部进行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二、有的干部好大喜功，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听喜不听忧，认为有了名，既可得到重用提拔，又可以多得奖金；三、近年来县、乡领导班子调整面较大，新班子上来后，怕成绩不如老班子，丢了面子，因而有些干部头脑发热，强迫命令之风有所抬头。
本报记者 李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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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放远眼光 立足当前
进行理想教育，讲远的，不如先讲近的，讲别人的，不如先讲本人的。试想，教师误人子弟，大夫误诊病人，清洁工人见脏不管，营业员大骂顾客，能说是有理想吗？有理想，必须放远眼光，立足当前，兢兢业业地先把本职工作做好。
摘自《大众日报》
提倡“科学领导”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领导者从“经验领导”向“科学领导”转变。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比如，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把战术研究和战略研究结合起来，提高决策的综合效益；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和发挥参谋咨询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智慧。
摘自《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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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尚重林区的忧愁
从贵州省黎平县城出发，向西北行驶五十公里，便进入闻名黔东南的尚重林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十分有利于杉木生长，每年都有大批优质木材从这里运往四面八方。
今年初，国家决定开放木材市场，议购议销。然而，就在此时，在尚重林区展开了一场与民争利、给山林带来灾难的“木材之战”。
尚重区区委书记杨再隆一手导演了这场争夺木材之战。去年11月初，木材市场开放前夕，他便指示全区“各自为战收木材”，要求全区各单位“把收木材列为12月份的一项主要工作”。一时间，区里许多党政机关人员，包括一些学校老师、医院职工，都做起木材生意来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一些“做生意”的人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也前来抢购木材，人称“八国联军进尚重”。
尚重区各党政部门是收购木材的主力。据2月中旬统计，尚重区公所收购木材一百多立方米，区属机关收购木材六百多立方米，乡政府收购的木材高达三万八千多立方米。这些木材，绝大多数是在国家计划外乱收乱购的。（允许多渠道经营，并不意味着允许违反国家“采伐一本帐”计划乱收乱购。党政部门经商更应该坚决制止。——编者）
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林业局的乌下江采育林场也参加抢购。这个采育林场长期采多育少，斧锯过后，山头光秃秃，农民直呼之为“屠宰场”。他们育林不力，伐树做木材生意却很起劲，去年就“超额完成任务”九千多立方米。（木材砍伐和收购任务，应从发展林业出发，采伐量不得大于生长量。象这样“超额完成任务”，必然导致超砍超伐，超收超购，损山害民。——编者）
属县林业局管辖的尚重林业站，因压级压价，为难林农，名声不大好。今年4月28日上午，我们去这个林业站时，站门口人声鼎沸，木材堆如山。据站长说，全站二十三人，都在收购木材。去年他们也“超额完成任务”三千多立方米。几位满头大汗的农民告诉我们，到林业站卖木材可以不用出示任何证明，来者不拒。（林业站变成了收购站，这叫政企不分；林业站乱收乱购，这叫知法犯法。——编者）
各方抢购的木材加在一起，到2月份，多达五万多立方米，而尚重区同期的采伐计划指标，只是一万八千多立方米。
黎平县尚重区农业银行营业所在抢购木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营业所1984年全年和1985年元月份的农业贷款总额为八十九万元，其中竟有86％是贷给木材经营者的。而1984年全年给农民买牛、猪、种子、化肥的贷款仅二万多元，约占当年农贷总额的3％。问题不仅如此。这个营业所发放了一百一十二笔经营木材的贷款，全都没有还款担保人和公证手续，许多笔贷款连审批手续也没有。全营业所除一名出纳外，其余七人竞相比赛发放木材经营贷款。（争发经营木材贷款，不惜违反银行贷款制度，究竟为的是什么？应该认真查清。——编者）
为什么尚重区党政和林业部门全力以赴抢购木材呢？只要了解木材市场开放前后价格就真相大白。据尚重区一位负责同志讲，去冬收购的上等好杉木，每立方米只付给农民七八十元，销售价则至少是三百元。到今年春季，收购价上涨到一二百元，销售价更涨到四五百元。原来他们是想趁机发一笔财。（去冬低价购进，今春高价卖出，这叫钻政策的空子，揩老百姓的油。这笔帐要算清楚，按照政策规定妥为处理，决不允许搞不正之风的单位和个人得利。有的还要绳之以法。——编者）
区委书记杨再隆抢先发了财。去年12月，他在报上看到木材可以随行就市、议购议销的消息后，便要乌下江采育林场以每立方米三百元的价格收购了他家的二十立方米木材，一次领走现金六千元，而当时收购农民的木材每立方米七八十元。在这之前，1983年，他还卖给尚重区林业站一批木材，领得现金四千余元。我们去杨再隆家时，他的那幢别墅式的楼房住宅刚完工不久，大小房间十四间，面积二百一十五平方米。除开木材费和运输费，造价达一万四千七百余元。
大规模的乱收乱购给尚重林区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去年秋后，风传木材价格要涨，尚重便出现一些乱砍滥伐现象。以后便愈演愈烈。越收越砍，越砍越收，全区发生多起乱砍滥伐事件，林木管理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些农民，将本应以后出售的木材提前出卖；没有成熟林的，便砍幼树；有些人在不是伐树季节的春天，也扛着斧子上了山。在尚重区路旁的木材堆里，不乏刚从山上砍下的“黄皮”杉树。
尚重在呻吟。五十年代，这里有林面积为五十四万亩，覆被率达70％。现在的覆被率只有30％。三十多年来，更新成林面积只有三万八千亩，而同期砍伐了三十八万亩。林木蓄积量也由六百多万立方米下降到二百多万立方米。昔日山坡树木参天，现在大都变成荒山秃岭和次生林地。当地有人写了这样一首令人心酸的诗：“昔日山坡绿油油，如今只剩树蔸蔸，育苗造林不抓紧，子孙后代多忧愁。”（这诗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见。要使尚重的人民免除忧愁，首先要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遵纪守法，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政机关和业务部门应忠于职守，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政策规定，不得敷衍塞责，更不允许以权谋私。——编者）（蒋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