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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对哲学的呼唤
薛德震 远志明
改革每深入一步，都向理论界发出新的呼唤，提出新的课题。今天，它已经逼近了跚跚来迟的哲学老人。最近参加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发现经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不约而同地注目于哲学，哲学也确切意识到了改革实践在呼唤着自己。这呼唤和注目凝结在两个方向：一是科学方法的指导，用来解决改革中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放活与控制的程度、改革的系统配套以及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等问题。另一方向便是围绕改革主体即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创造者和承受者——现实的中国人的研究，进而推及人与社会变革的一般关系。我们认为，如果说前者带有较多科学哲学的色彩，更有实用性，那末后者接近于传统哲学，更带根本性。因为无论是将改革作为一个运动的客体来考察，还是作为主体的能动过程来考察，都不能离开它的有机性，而社会运动有机性的基础则是人的全部活动。如果把这一思想稍加展开，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
第一，进一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人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瑰宝，但也不能否认它对中国人民消极影响的一面。例如，在人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适应，而不大强调改造环境，不注重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因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甚至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的社会心理。这种来自历史的、消极的心理积淀物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的改革需要的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开拓前进、造福人民的一代新人。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继续注意研究环境对人的制约的一面的同时，更应强调研究人对环境的改造的那一面，以便创造更加适合于人的需要的环境。总之，通过我们的研究，要进一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进一步确立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对主体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自觉地根据负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主体的活动。我们的改革是中国人批判地自我认识的结果，是自觉地进行的。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发现了现行体制的许多不合理因素，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实际上，这便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社会的主体正是我们自己，因而同时也就是对自我活动的再认识。人同动物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自觉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不断地总结经验，调整自己的行动，取得更佳的结果。但是人也有惰性的一面，利益、习惯等等因素常常使人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不去自觉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或在反思时只乐意接受正反馈信息，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接受负反馈信息，因而不思改革。我们为什么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应不合理的体制而不思改变？为什么即使一些明白人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如此等等，不能说同这种惰性没有关系。这样提出问题，改革就呈现出更深远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应该去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自觉性，克服惰性的干扰，更加重视及时调整主体的活动，树立起自觉的责任心，使人进一步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
第三，对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价值评价，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建设的社会效益、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但是，我们过去多年一讲发展生产力，往往就是片面地追求高速度、追求数量的增长，订计划时争着上项目、铺新摊子，而不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提高社会效益上，不重视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素质的提高，不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消耗，不重视产品的适销对路、真正高质量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当看到，不重视提高社会效益，即使生产的数量上去了，社会的生产力总拥有量增加了，也不能说很好地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近几年来，党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再三号召我们要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但是由于多年形成的老观念、老习惯还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头脑，稍不警惕还会走到老路上去。经济学上提出了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价值评价，也就是说要注意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效益，要对它们同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关系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进行，而且要从质的方面进行，从它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方面进行评价，克服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对发展生产力的片面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弊端。
第四，进一步研究如何发掘主体的潜能。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掘人的潜能。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企业活力的源泉又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近年来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实际上也都是以开发人的潜能为基本出发点的。人的潜能是一个无限的变量。可以说，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表现以及在未来所能表现出的一切的现实的创造能力，都曾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于人本身，正如一颗参天大树已经以胚胎形式存在于它的种子之中一样。从潜能、动能到效能的转化，关键是适宜的社会条件。中国从近代开始的落后决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才智，而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或不适宜的社会条件严重妨碍了人们潜能的实现。显然，人的潜能的形态、发生、发展、实现条件和过程等等的研究，对于改革是有重大意义的。
第五，更自觉地运用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杠杆——人的需要。改革所凭借的动力杠杆之一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从微观的角度看是人的个体需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则是人的整体需要，亦即社会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可以分为：个体的需要和整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与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等等子系统；但不管它如何复杂，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人们行为的一般动因。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人们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造自然物质以满足自身生理和心理需要的物质交换行为。所以，劳动过程及其物质形态，只有它与劳动者的需要紧密相连、与其满足程度成正比关系的时候，才能获得充足的、不竭的动力与活力。我们曾经论证过，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实践成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两次从原则高度上提到了，要把劳动者的自身利益同他们的劳动贡献相联系。可见，深入研究人的需要系统，它与劳动创造过程的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探讨两者结合的各种特殊形式等等，是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第六，正确把握人的自由度，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由”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且主要是一个科学范畴。一方面，人如果没有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就谈不上任何创造、创见和发明，因而也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自由”不仅是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而且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另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又不能没有法律、纪律、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两方面的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自由度的问题，即人的自由在什么程度上或在什么条件下才既能有利地实现其潜能，又有益于社会，无损于他人。改革中所面临的控制与放开、统与活、紧与松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上自由度问题的泛延和具体化。所以，自由度问题尽管极为复杂，但无论对理论还是对实践来说，都极有研究价值。
第七，正确处理人的物质幸福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物质满足不等于幸福，而幸福也不同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审美能力、道德情操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无比丰富多彩和各种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等丰富的内容。但在现实的条件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又必然构成人的行为的最低层次的动机，正因为它是最低层次的动机，所以它又是最一般、最有力的动机。对于社会来说，人总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而社会也不能不利用它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容易更加加强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同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一方面，普通劳动者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因而党的政策不能不体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人又毕竟是有越来越多精神追求和越来越高的理想追求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必须具有更高的道德情操和理想，所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再例如，在当今的条件下，我们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是以商品所有权、独立经营、等价交换和自由选择为前提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曾有力地锤炼和陶冶了西方人的素质，对社会的发展起过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因资本主义制度而造成了很多弊害。那么，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会对中国人的素质产生何种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如何因势利导，发展它的积极的、有利的方面，而防止由于种种原因带来的消极的、有害的方面？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加强对人的物质幸福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从中找出在现实条件下恰当结合的度来。
以上列举了这么多改革所涉及的人的理论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但是，作为说明改革迫切需要加强关于人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列举已经足够了。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列举抽象为一般的理论课题，便有：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态、源泉和实现条件，关于人的心理素质及其社会意义，关于人的思维方式与观念系统，关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关于人的价值形态及其实现条件，关于人的现实的和理想的需要系统，关于人的能力结构及其变换，等等。这些研究不是哲学所能单独完成的，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都必不可少，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来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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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于林则徐的《传牌》
高占祥
偶翻《林则徐集》，为两篇《传牌》稿所吸引，读后感受颇深。
这两道《传牌》令，都是林则徐外任出差前发出的。其一是1830年他赴湖北接布政使时，由襄阳发出的《传牌》，宣布沿途不接受一切招待。《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其二是1838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城发出的《传牌》，通知沿途各州、县，严禁糜费供应和丁弁需索。《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让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这使我想起了古时“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警语，也使我联想到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出差中出现的种种歪风。如迎送之风——一听说上级领导来，当地的领导即刻丢掉正在进行的工作去迎接，甚至驱车到途中相候；一闻上级领导走，又忙着送行，甚至送得很远，送到其所辖地区的边界。好象不这样就有失礼节似的。在下层领导干部中，一年里不知被这种“礼节”吞没了多少宝贵时间！又如陪同之风——如省级领导到基层，往往地、市、县、乡层层有人陪同，有时简直象滚雪球一样，越往下走，陪同人员越多，形成了一个“陪同团”。这犹如一道围绕领导转的“流动人墙”，前呼后拥，使领导看不到真情，听不着民声，身似深入基层，实则下塞上聋，官僚主义常常从此而生。再如“招待”之风——领导到所属地区去工作，本是分内之责，而一些地方却视领导为“贵宾”，用美酒佳肴来“招待”。这实质是慷国之慨，伤民之财，肥己之身。此风不刹，难以正风气，顺民心。
上述歪风，久纠而不正，恐怕与一些领导同志的思想作风不正有关。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这类事情“无关大局”，有的虽然当面也说几句，但心中“暗喜”，觉得“正合吾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歪风正是在领导的麻木与默许下蔓延开来的。持这种态度的同志，在这方面恐怕还比不上一位封建时代的清官，更谈不上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党性原则了。林则徐发《传牌》的方法也很艺术，他注意把防范工作做在前头，以“防患于未然”。我们纠正此类不正之风，也应该把工作做在前头，即把歪风消灭在“领导到来之前”。这样做，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思想作风问题。只要在下去之前也发个“传牌”，把“底”交给下面，使下层感到领导是在“真心实意”反对特殊化，自然就会取消那些“劳民伤财”的“礼仪”了。假如令牌传出仍有胆敢“故违”者，则“言出法随”，按照党纪处理。这样，则党风正，民心顺了。
端正干部作风，要严于律己，加强思想和道德修养。林则徐自书“愿闻己过，求通民情”八个大字做为自己修身的格言；并在厅堂里挂了一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丈，无欲则刚”的堂联，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砥砺自己做一个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的人。林则徐的名字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闪烁着光辉。人民之所以深深地怀念他，固然因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恐怕也是人民久久怀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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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救国时报》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救国时报》是1935年底至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在抗战爆发前，《救国时报》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12月9日，当北平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日示威之际，《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正式出版了。《救国时报》的前身是以中国留法学生的名义于1935年5月出版的《救国报》。这张最先登载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报纸，出到第十五期，被法国政府查禁。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玉章到巴黎扩大《救国报》，吴玉章在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报纸改名为《救国时报》，从而获得了继续出版的许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在国外出版这张报纸，是因为当时党虽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在四面剿兵围困的环境下，向全国及时宣传党的主张比较困难；王明左倾错误使白区党遭到严重破坏，幸存的地方组织和党员同中央的联系中断很久，无法及时了解党的路线策略的转变；因此，在国外办报是传播党的声音，统一全党思想，唤起群众觉悟，实现党对即将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一种方法。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云在《救国时报》发表的文章中，专门向国内各地方党组织说明了党的这一意图。
《救国时报》编辑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先后担任主编。报纸的印刷发行在巴黎，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等负责。最初，报纸在莫斯科排版后，打成纸型，航寄巴黎印刷，经常造成脱期，影响发行。“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党决定扩大《救国时报》的发行量。于是编辑部在巴黎筹建了一个印刷所，使报纸发行量由原先的五千份增至两万份。在国内沪、宁、平、津、太原、西安、两广、东北、新疆各地拥有万余读者。国外发行量近万份，遍及世界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常常要“传给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开之后，《救国时报》高度评价这是“继续五四的光荣事业”，是“全民一致抗日救国的先声”。报纸针对学生运动孤军奋战，步调不一的弱点，鼓励学生们成立统一的全国学生会，把运动“耐久持续下去，……到全国各界同胞中去，造成全民救亡运动总的汇合”。《救国时报》大力宣传党的“八一宣言”的思想，强调抗日救国运动“应不问平昔的政见、不问阶级”、“只问抗日与否”，“反日者便是我们的朋友”；要“使学生和工人、商人、农人及一切文化人大家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1935年底至1936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从巴黎寄来的《救国时报》上了解到中央的路线，决定成立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解散了“左联”等左翼团体，发动党团员联系各界著名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马相伯、沙千里、陶行知、沈兹九等，组织群众，先后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并在“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以上海为中心的救国会运动迅速波及南京、香港、西安等地。1936年5月31日，全国救国会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救国会运动的掀起，使“一二·九”运动点燃的火炬，蔓延成为由工人、学生、职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联合救亡的熊熊烈火。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向人民介绍遍布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亡刊物。它同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保持了联系，刊登他们的抗日言论，称赞他们为抗日统一战线“添一劲军”。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1936年8月12日，杨靖宇将军写信感谢《救国时报》对抗联官兵的鼓舞：“你们关于东北义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项中节捐出国币一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会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它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救国会的纲领、宣言和其他文献。1936年春，救国会领袖邹韬奋、胡愈之等在香港筹办《生活日报》，他们通过巴黎《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潘汉年取得联系，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定了宣传方针。1936年7月，《生活日报》发表了由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救国时报》不仅予以全文转载，而且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章、邹、陶四领袖的信件，表示中共对救国会主张的肯定。陶行知先生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象大报，小报不象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众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什么好报可看，请看《救国时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由于左倾错误残余的影响，国内有些地方党组织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过程中，存在一些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法。《救国时报》多次发表文章提醒党的领导者注意克服错误倾向。各地党组织和党员把《救国时报》誉为“大海中的舵师”。
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救国时报》直接参与了组织和领导各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1935年12月14日，《救国时报》号召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侨胞和团体发起华侨救亡大会。经过筹备，1936年9月，《救国时报》社协助当时到欧洲来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全国救国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与欧洲各国华侨抗日团体一道发起建立全欧华侨救国会。各国华侨感谢《救国时报》对于建立全欧华侨救国会的倡导和支持，推选《救国时报》社负责人李琨和旅欧人士陈铭枢、黄琪翔、程思远、王礼锡等同为救国会各部职员。在《救国时报》的推动下，美洲各地和南洋各国的华侨各界也纷纷建立救国会组织。
总之，《救国时报》的宣传，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作出了贡献。（胡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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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
顾诚同志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本比较系统地叙述明末农民战争全过程的专史。作者从大量的资料分析中，对李自成农民军的流寇主义问题、李岩问题、农民军失败的原因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本书的取材除正史外，还搜集了大量的私家笔记杂录，尤其是大量地查阅了地方志。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