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鲁迅和齐寿山
齐香
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齐如山），伯父（齐竺山）和叔叔（齐寿山）兄弟三人，没有分家，一起住在东单西裱褙胡同。虽然每天可以见到叔叔，可那时我还是孩子，父亲和叔叔的朋友来访，孩子们从来不参加他们的谈话；而且1933年到1947年，我在法国，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和家中老人相处时间就不多了。
叔叔齐寿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德语修养都相当好，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他著书写作，也不和人通信，有时离家数载，也不写信。
有一天，叔叔问我：“你三姐真能翻译莫泊桑的作品吗？”——“我看不行，您怎么知道她能翻译莫泊桑的作品呢？”——“是周豫才先生（鲁迅）告诉我的，他看到《孔德校刊》上有你三姐翻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还说这么年轻，已能作翻译，很好。”鲁迅先生对少年幼稚的作品，认真地读，这么关心，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感动。当时的《孔德校刊》只是孔德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学生们的作业，校刊把学生优秀的作文或作业选登在刊物上，对学生学习是一种鼓励。
一次，叔叔问我：“你知道淦女士这个人吗？”——“知道，是位女作家。”他说：“她发表了一篇抗婚的文章（即《卷葹》），作者是个女子，很有勇气。”那时我喜欢读新小说，这本小说也读过。听叔叔这么说，心里纳闷：“他一向不赞成自由恋爱，思想相当封建，怎么欣赏起这篇小说来？”他接着说：“一个女子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起。是周先生告诉我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对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支持。叔叔并没读过这篇小说，那时他也不知道鲁迅在青年中的地位，但他对鲁迅的渊博学识，高尚品格，是十分钦佩敬爱的。彼此信任，无话不谈。只要鲁迅所说，他都赞成。他们在当时教育部同事，和许寿裳先生三人是好朋友，鲁迅被教育部无理解职时，他们二人亦自动辞职，对教育部表示抗议，对鲁迅表示声援。
1926年暑假，叔叔协助鲁迅翻译小说《小约翰》，他们二位天天下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工作。叔叔常带我们四五个孩子一起去，他们工作时，我们就在公园玩。太阳落山，鲁迅先生先回家，叔叔给我们每人叫一碗鸡汤面，这在家里是从来吃不到的。吃完，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叔叔步行回家了。
鲁迅有时到家里找叔叔，叔叔总是热情地欢迎。他们一谈就是半天。每次走后，满屋烟雾弥漫，他们两位一下午可以吸几十支卷烟。他们谈话大约涉及面很广，例如连我们姐妹们的名字都谈。我的祖父是进士出身，精通小学，对天文学特殊爱好，思想开明，为人正直。当时李洪藻是太子太傅（同治作太子时的师傅，高阳人），他选中我祖父做他两个儿子的老师，其中一个便是李石曾。记得看到蔡元培的一段日记，谈到他与叔叔同船赴德学习，提到了齐寿山是齐楔亭的儿子。我们的名字是祖父起的：三姐名长，四姐名美，五姐名可，六姐名艺，我大排行第七，名香。我出生不久，祖父病故。八妹名景，九妹名伦，是祖父的一位同年起的。十妹出生后，舅舅说：“这么多女孩子，就叫缀吧！”以后几个妹妹的命名更随便了。如一位堂妹出生后，伯母说她八字缺火，舅舅给起名叫炎。有一次，叔叔对我说：“我把你们的名字都跟周豫才先生谈了，他认为你和姐姐们的名字都很典雅，你以后妹妹们的名字就不行了。你看，周先生能看出你祖父起的名字好。”多年来我常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香”字和排行第七配合就比“景”与“伦”典雅？鲁迅先生怎能看出我祖父的学问？我没有读古书，所以不知出典，恐怕今生也搞不清楚了。
那几年，每逢暑假，叔叔每天下午教我们七八个上中学的孩子读古文，如：《论语》、《孟子》、《左传》、《诗经》等，分大小两个班，我属于小班。下午上课：背书，回讲，上新课；上午自己准备，朗读。虽是假期，比上学还紧张。几十年过去了，出国十余年，回国教书整天和外文打交道，把过去背的滚瓜烂熟的古文已经忘光了。不过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则勿惮改”等等这样的道理对我一生思想影响很深。有时想起《左传》上“……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觉得前五个字用得实在活灵活现，若译成白话，加上一倍的字，恐怕也难得出同样效果。当时暑假生活如此紧张，深以为苦；一天下午，来了两个同学，我们很高兴，跑去求叔叔：“今天下午放假吧，两个同学老远的来了，不好意思叫人家走。”叔叔说：“哪能随便放假，同学来了怕什么，叫她们坐在旁边听。”同学们只好老老实实地旁听。叔叔讲解很认真，一次讲《诗经》，遇到一句，他说：“这句我讲不好，明天我看见周先生问问他。”第二天他回家对我们说：“我问过周先生了，他说你家的孩子们不是都在孔德上学吗？沈尹默在那里讲《诗经》，他是专家，应当听听他的意见。”当时我就想，鲁迅先生很尊重朋友的特长。孔德学校当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记得有一年，教我们语文的同时就有三位老师：沈尹默教《诗经》，钱玄同教中国文字学，周作人教散文。
叔叔反对我们看《红楼梦》，他想不到，我们七八个孩子，都十来岁，谁都读过这部小说，我本人就读过十几次，从前还能成段地背诵。一次，堂妹看到林黛玉死时，哭得泪人一般。正巧叔叔来到屋里，她赶紧把书藏起来。看到这情形，叔叔怀疑她受了继母的气（那时叔叔续弦不久），赶紧问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敢明说。叔叔又问婶母对孩子们可好，我赶紧说好（的确很好），借口堂妹身体不适，搪塞过去。很久以后，叔叔问我：“你同情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我很奇怪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可见他早知道我们在偷看《红楼梦》。我说：“当然是林黛玉。”他说：“其实，在薛宝钗和林黛玉眼中，宝玉是个宝物，当然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这也是人之常情。”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听的豫才先生的意见。”
叔叔知道我们崇拜鲁迅，说：“等周先生来时，我叫你们来见见他。”果然，一天鲁迅先生到家来，叔叔把我们叫到房里，介绍说：“这是周先生。”我们靠窗子整整站了一排。鲁迅先生问我们可读过他写的书，能懂吗，等等。叔叔看我们很拘谨，就说：“你们出去玩吧！”
叔叔为人慷慨热情，有时亲友到德国医院看病，求他做翻译，他都认真地完成任务。只是思想相当封建，后来受到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害怕共产党，终于在解放前夕投奔早去台湾工作的堂兄（他的儿子）家去了。在那里闲居，直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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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鼓吹
——芸斋琐谈
孙犁
按照昭明太子的说法，文章重要的一体，为歌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因此，如果文章做得确实好，再得到评论界的颂扬鼓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鼓吹，并不是坏名词。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我有一部文明书局石印的小书，就名为《唐诗鼓吹》。可见，在过去，无论是选家，还是评论家，都不忌讳这个词儿。
我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充当过鼓吹手，充当这种脚色，也不能说仅是一次两次。
既然做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愿与从事鼓吹的同志们商讨。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对青年，初学写作者，鼓吹较多，对名家鼓吹较少。对青年，初学写作者，已经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
理由：凡是青年，初学写作者，还都处在步履艰难阶段。扶他一把，那怕是轻轻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动感情，会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评他两句，指出他一些缺点，他也是高兴的。如果他平步青云，成了红人，评论者蜂拥而上，包围得风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边，最好退下来，再去寻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学写作者。因为此时此地，对他来说，过去那种鼓吹法，已经不顶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调门，至于谈缺点，讲不足，那就更是不识时务了。
二、对于名家，特别是兼有某种“官衔”、某种地位的名家，无论他来信表示多么谦逊，也不要轻易去评论人家的作品。每逢大考之期，即评奖举行之时，也不要对竞争中的作品，轻易发言。
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害怕名家，或其他心理。是因为：如果你提出的意见，只是人云亦云的，那对双方都是浪费；如果你提出与众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名家是很不习惯接受的；如果确实看到了艺术上成功的要点或失败的要害，估计这一位名家，也能有为之折服的涵养，还要考虑到他的周围那些抬轿子的职业家。再说，指出要点，为人折服，谈何容易？有那种眼力和修养吗？人贵有自知之明，最妥当的办法，还是不要去碰。
三、对于老朋友，其中包括原来是初学写作者，也曾鼓吹过，现在已经到了中年，文坛之上，小有地位，如果又有新作，看过，觉得好，也可以再为鼓吹。但也只限一两次，不可多为。
总之，鼓吹不可废。文学之有鼓吹，正如戏曲之有捧场。但鼓吹也是要有立场，要有分寸的。前不久，读了一本洪宪时期的笔记，上记名士易实甫，在剧场捧坤角时，埋首裤裆，高举双臂，鼓掌不息。口中还不断胡言乱语，甚至亲妈亲娘地喊叫。如果所记是实，这种捧场，就未免过分了些，有失体统了。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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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航
高深只有我们的飞行员最理解伟大祖国的夜景天更高远了星星浮在夜露上漂动悄悄地眨眼倾听机翼下滚出的雷鸣会飞翔的哨兵睁着军人不眠的眼睛是一只银亮的梭子织天上和人间的安宁是警觉的更夫提着巡夜的辛勤的灯笼在秋夜里飞行数着星，数着孩子的梦森林、河流、烟囱……象在窃窃私语交流成熟和收获的激动当鹰的翅膀从东方掠过为共和国捧出光闪闪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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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祖国的卫士
阎晓明为你的脚步踏响的午夜送一声婴儿的轻啼用我眼睛崇敬的光辉照亮你伟岸的背为你眼中思念的月亮拧亮我床头的思维用我心底太阳的暖流谱写深情的诗句为你枪刺划破的黎明挥动五彩的旗用我汗水浇灌的花朵增添你脸上的晨曦为你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的
剪彩寻找我人生的光辉用我奔涌的滚烫的忏悔接过你目光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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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环（木刻）
彦涵
彦涵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一位老版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的版画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为群众喜闻乐见。建国后，他虽然主要从事艺术教学，但仍不间断地搞版画创作，同时对中国画也有新的探索和追求。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彦涵教授画展》包括了他各个时期的版画和中国画代表作品，特别是近年的许多新作。这里介绍的就是展出的作品之一。
“我的一点体会：艺术家固然要有深切的生活感受，一定的知识能量；而今更要有锐意求新的审美感情，各种思维方式的活动。它将引发出旺盛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使艺术的羽翼自由翱翔在人民的广阔天地中间。”这段话是彦涵自己给这次展览会写的前言。它，明确地表现了画家的创作主张和在艺术上不断进取大胆创新的精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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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画卷”质疑
朱春山
五十年代有很多好的、值得回顾怀恋之处，正如八十年代有很多好的、值得将来回顾怀恋的事物一样。但我们毕竟不是要回到五十年代，而是要前进到二十一世纪。
六十年代出现的历史大倒退，自有其客观条件，然而溯本追源，也与党的历史上一些错误倾向有关。对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说得尽善尽美。
最近却惊异地发现，原来还有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更好的，竟是三百多年前的明代以至七百多年前的宋代了！请看：“从今年大年初一起至今，鼓楼百货商店全体人员，按明朝习俗穿戴化妆，接待顾客。当人们看到柜台内神态自若、礼貌待客的‘古’售货员们，真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画卷中。”
如果售货员的礼貌待客是由于穿了明代衣装，那末只要大家改穿“明式”制服，文明服务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对于穿上明代店主、店小二的“外衣”就能发挥“五讲四美”的作用，我持怀疑态度。
如果礼貌待客并不是借助于“明装”的神力，那又何必“按明朝习俗穿戴化妆”呢？难道只是“为了再现明代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么？
而再现明代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谈何容易！据说我国仅有的两座保存完整的明城，在那里兴建“明朝一条街”，恢复了一些古建筑，可以算是文化景观，是好事，无可厚非。可是明代的茶楼酒肆、杂货店铺、客邸牙行，其中多数“风俗民情”恐怕不宜再现。所谓“再现”云云，不过是售货员换了换装而已。
今辽宁兴城，明代称宁远。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十七世纪上半叶，明将袁崇焕先后跟清朝领袖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这里较量过。除正面战场外，还有汉奸细作十分活跃，斗争尖锐复杂。真要展现“历史的画卷”，宁远城远不是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地。
杭州在南宋偏安一隅的年月，“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背后，又曾经酝酿着多少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淤积着多少普通人的血泪。然而听说今天在那里的“仿古园林”中，也有穿着宋装的家奴和侍女迎客敬茶了。不知“主”“奴”与游客各作何感想，那感想可是一样的？
假如我们不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来，假如我们没有多少读过一点历史，不懂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界线，那么在精心布置的“历史的画卷”中，也许有人真会目迷五色，飘飘然，以为过去胜于现在，而且愈古愈好了。
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走向明天、走向未来的途中，何必让他们把脸转向昨天、转向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