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发展汽车工业的几个问题
兰祥家
近两三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进一步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主要表现为布点混乱和投资失控，片面追求高速度，忽视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加强引导，推动汽车工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十分必要。
全面规划，统筹安排
目前，一些地方发展汽车工业的积极性很高，但不少省市和地区都是自成体系，独立地发展一个车型或几个车型，在一个地区内既搞部件配套生产，又搞主机装配线。这种做法与汽车工业要实行专业化联合生产的原则大相径庭。据不完全统计，“七五”期间要求生产汽车的制造厂家有一百多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增厂点，新建企业，规划的产量大大超过本世纪内市场需要量。因此，亟需制定一个指导全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包括对主导汽车制造厂发展方向的规划，对主要部件和汽车底盘实行归口统一管理，对汽车产品进出口和技术、工艺的引进实行统一控制和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要在通盘考虑、统筹安排的基础上，负责规划的编制，发挥地区优势，扬长避短，按照专业化协作和联合生产的原则组织生产。各地方各部门的汽车生产，在车型选择、主机装配、部件配套和技术、工艺引进等方面必须纳入全国的统一规划，抓好纵向配套，发展横向协作，生产出高起点、高水平的“拳头”产品。
为此，国家对有条件、有能力发展汽车工业的地区和企业，要给产品、给技术，并对其生产进行扶持和引导。要采取发放生产许可证办法来限制未经批准的厂点建设和投产汽车。对产品质次价高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有权令其停产整顿、改进，甚至下马，公安部门也可以不给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上牌照。对发展汽车所必需的技术、工艺乃至产品的引进，应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并由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消化利用，避免重复引进。
控制投资总额增长，采用合理投资方式
近年来，汽车工业也存在着某种程度投资膨胀的情况。“七五”期间，全国用以发展汽车工业的投资达人民币二百多亿元。为了筹集资金，有些地方往往“拆东墙、补西墙”，挤掉了其它行业的投资。
当前汽车工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如何通过宏观上的正确引导，把各方面的资金很好地运用起来，发挥最佳投资效益。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确定投资规模，严格控制基建投资总额的增长。未经批准的汽车建设项目，一律不得上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银行不得发放贷款。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投资政策，采取最佳的投资方式。由于汽车工业具有资金密集的特点，切忌地方、部门分散投资。要鼓励企业集资和地区之间的联合投资。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合资经营项目优先给予支持，促进和推动汽车工业实行专业化联合生产。
效益和速度并重，把效益放在首位
经济效益与增长速度的统一，是汽车工业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从而获得较好社会效益的保证。我们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效益和速度并重，把效益放在首位。这并不是说汽车工业不要一定的发展速度，而是要反对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甚至超高速度，一哄而上，让粗制滥造的产品充斥市场。汽车工业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更要注意发展的经济效益。
目前，由于国内汽车生产供不应求和价格因素的影响，有些省市大量投资于汽车工业来追求高产值。这些企业规模小，产量少，质量差，水平低，虽然产值上去了，社会的宏观经济效益却很差。因为汽车工业产品换型周期长，质量、水平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在换型和提高水平的周期内，质次价高的产品生产得越多，污染和事故等公害就越严重。同时在原材料、能源日趋紧张的形势下，这些厂家既与先进厂、骨干厂争“口粮”，又与先进厂、骨干厂的产品争市场，造成市场上“饱和”的假象。其结果是，一方面名牌汽车由于制造厂家原料紧缺，完不成生产任务而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质次价高的产品开始卖不出去。这类企业如果继续追求眼前利益，而不去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发展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不需要多久就会被先进企业的产品挤出市场。这样，不仅谈不上什么效益，还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对这类效益差的企业进行整顿、改造或停产。对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比较好的企业，国家要采取扶持政策，促进其发展。要通过对社会效益的考察，做到赏罚分明。
搞好综合平衡，促进相关工业发展
我们要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来指导汽车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系统，汽车工业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构成国民经济系统的其它部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要受相关部门发展水平的制约。汽车生产不但需要煤炭、电力工业提供动力，机床工业提供技术装备，炼油工业提供油料，铅锌蓄电池行业及轴承行业提供相应的配套件，而且也同冶金、化工、建材工业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生产汽车需要钢材二十三种，铁九种，有色金属十六种。生产汽车耗用的各种原材料分别占全国同类产品产量的比例为：轮胎占32％、油漆10％、平板钢化玻璃45％、工程塑料11.2％、人造革2％、石棉制品8％。汽车工业是一个结构复杂、综合性强、技术条件高的行业。因此，一方面汽车工业的发展不能超越其它相关部门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要通过综合平衡，促进其它相关工业的发展，使其能够保证和满足汽车工业的发展对动力、材料和能源的需求。
据有关材料统计，目前，整个汽车行业钢材缺少40％，生铁缺23％，有色金属缺口更大，只能满足40—70％（铜满足56％，锌只能满足40％）。从长远看，到本世纪末钢铁总产量只能翻一番，若仍按目前分配率不变，到2000 年，分配给汽车行业的钢材仅有一百二十二万吨，只能满足其需要量的40％左右。如不采取措施，势必由于材料紧缺而严重影响汽车工业的发展。
此外，汽车工业的发展还受到技术人才缺乏的制约，目前公路建设的落后局面也制约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是需要通盘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发展国内外的联合和协作
我国汽车工业正面临着竞争的严峻考验，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产品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程度很高，专业化协作范围很广，产品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的相互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汽车工业产品水平低，技术工艺条件差，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很不适应。面对这个情况，我国的汽车工业应当采取联合生产的办法，把我国平行进行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发展系列产品。
目前，国外汽车制造企业为了加强竞争和进入新的市场，纷纷在国际范围寻求联合，组成了许多国际汽车财团。法、德、日、英、意等汽车生产国政府，也日益感到以往制定的反托拉斯法不能对付当前国际竞争急剧加深的局面，纷纷鼓励和支持本国汽车企业发展国际国内的联合与协作，有效地推动了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我国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发展国内外的联合，实行专业化协作生产，提高整个汽车工业产品水平，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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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经济科学前进的记录
于光远
我国一直没有出版过经济科学方面的年鉴，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一部。
用年鉴的形式把一年中我国经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进展记录下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万事开头难。经过年鉴编辑者们的努力，出了这样一部《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以后就会继续出下去，我们也就有理由来期望它一年比一年进步，使得中外学者在查考中国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自己的书架上能有一套适用的工具书。
应该承认，要编好这样一部书是不容易的：需要全面了解这一年经济科学各领域的重要活动，需要全面了解这一年经济科学各领域发表出来的重要论文和著作。为此，年鉴的编者们就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对于一部学科年鉴来说，凡是属于这个领域内各种学术活动和组织活动，凡是属于这个领域内的论文和著作都不应该有重要的遗漏。“全”是编好学科年鉴这类工具书的基本要求之一。“不全”，年鉴的价值就会降低。当然这里所说的“全”是有选择的，而作出正确的选择除了所掌握的材料比较完全外，主要的还是编者的水平和眼光。这样对年鉴编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好在年鉴的编者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来做好这件事。
关于年鉴编辑方针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发表作者所写的论文。年鉴可以有多种多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编的《德法年鉴》，实际上是计划每年出版一本的论文集。现在我们编辑出版的年鉴是一种工具书。学者们写的论文除了对年鉴的性质特别适合的——如对这一学科进展的报道和评论外，可以不收入这部工具书而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所谓对论文著作没有重要的遗漏是对于已发表的重要著作的评介、提要和作出索引而言的。
以上所说，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年鉴我想都是适用的。鉴于经济科学是社会科学中门类特别多的一个领域，鉴于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突出地位，鉴于我国正处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改革时期，鉴于近年来经济科学领域的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经济科学年鉴的编辑出版就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编好这样一部年鉴的责任也就更重。
由于种种原因与这本年鉴的编辑工作没有接触，这一篇短文也是在年鉴的文稿送交出版社之后才写的。我现在对这一本年鉴的内容还不了解。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对今后年鉴的编辑工作起一点作用。
（原载《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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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发展在呼唤一代新人
刘允洲 陈健 高鸿宾
对农村来说，今天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发展的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不仅表现于产业结构的更新，同时有一代人的更新。
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实质是农民知识结构的变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农村才真正开始脱出传统农业的旧轨，走向现代文明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已经有相当多的地区，农业在获得自身进步的同时，在整个乡村社会经济中比重下降。这个大趋势，反映了我国农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在这些地区，随着产业空间的拓展，农村的前景明亮了，农民的眼界放开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保守性、单调性、区域性开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农村正在进行的产业变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其内容和影响都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
因此，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决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想使农村的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变革迈向健康发展的坦途，除了要有相应的社会有效需求和协调的产业政策之外，还应该有相应的生产组织体制、市场机制和价格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农村带有浓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色彩，因而农民的传统生产经营观念、行政组织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判断观念等，都必须有相应的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难以收效。而这种改变，又要以农民知识结构的改变为前提。可以说，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实质是农民知识结构的变革，即农民自身的变革。农民知识结构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农民现有知识水准不高是农村发展的“瓶颈”
显然，与我国农村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相比，与历史本身进步的要求相比，当前农民的知识状况是很不适应的。农村人口有近70％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包括文盲），每一万农业人口中大学生不到一名，中专生仅一点五名。值得注意的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院校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有一半已跳出农门，未跳出的也很少在农村参加实际的开发工作。目前，在广大的内地和远离城市的农村，到处可以听到致富无门的呼声。农民除了种粮食和从事某些传统经营之外，普遍感到难以有所作为。“干什么？”“怎么干？”成为很多农民困惑的问题。
随着经济改革和行政职能系统的变化，被称为“能人”的农村商品经营活跃分子，正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带头示范乃至组织的作用。但是，第一，农村这样的“能人”还十分稀缺，且分布很不均匀。第二，即便是当前被称为“能人”的农民，在素质和知识结构上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亟待提高。应当估计到，这种不足不仅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而且在农村整个知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会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应当引起我们充分注意。
总之，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广大农民原有的知识结构已显得越来越陈旧和不足。如果说过去的人民公社制度曾经束缚我国农村发展的话，那么农村人才的稀缺和知识荒地的空阔已越来越成为今天农村发展的“瓶颈”；如果说生产责任制的施行、开拓产业空间政策的贯彻是农村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农民的现代知识水平的提高则是农村创新发展的决定条件。在现阶段，对有效地开发农村智力、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增强农民现代意识的意义，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相对于自然资源来说，社会资源在经济开发中的意义与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资源开发愈是充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就愈高。尤其在我国，农业的自然资源并非那么优裕，农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更须依重于开发农村中潜力最大、最为丰富而且开发成本最低的资源——农村智力资源。
因此，花大力气突破农民知识结构不佳这个“瓶颈”，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宏大工程，抓得越早越主动，抓得越晚越被动。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样一项宏大工程，许多人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
建立教育和经济开发的一体化机制
人才开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二是使用。两者间构成一种互促机制：教育开发得越充分，人才利用的前景就越好；人才使用得越有效，教育开发就越有动力。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没有把经济工作列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整个农村并未形成对人才的社会要求，现代知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并未开拓，农村教育因此从根本上缺乏动力。我们的教育忽视经济开发，教育和经济开发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互促机制。
这几年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农村对人才和知识的社会有效需求急剧增加。与这种需求相比，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还很不适应，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现行农村教育体制，尤其是中高等教育体制，除了课程陈旧、方法落后、结构失重外，要害是没有把培养目标转移到面向农村发展的实际上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讲求用最少的资金、最短的时间，培养最适用的新型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快建立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开发的一体化机制，结束两者分离的局面。
应当看到，建立这样一种机制的时机逐渐成熟，其基本条件是农村经济开发日趋活跃。面对这种情况，农村教育体制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按旧有模式办下去；二是对现存体制小修小补；三是动大手术。从目前的时机和长期发展的需求来说，我们认为农村教育改革应该从如何实现教育和经济的一体化入手，置目标于培养农村一代新人。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近期对策。以开发农村成人智力资源为主，同时切实抓好农村的系统教育。农村成人智力资源荒废了许多年，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已成为开发效率最高、最易于短期见效、也是最丰富的智力资源。要鼓励社会各界多途径办学，不拘一格育人才，特别要注意对农村“能人”继续培养教育。施行农村成人教育，要紧紧围绕农村开发实际。
——中期对策。以开发中高等教育为主，加强富有实效性的专业教育。农业学校与所有面向农村的学校，都应以农村开发为中心，培养农村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越是较高的教育层次，越是要把教育的有效性放在首位。
——长期对策。加强系统教育的改革与建设，从婴幼儿开始，直至成人的教育与再教育，结成密集的农村教育网络，实现教育、经济、社会之间互相促进的完备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的眼光审计农村教育，尽一切可能逐步增加智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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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先秦诸子初探》介绍
崔之清
刘毓璜教授的《先秦诸子初探》（下称《初探》）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长期艰苦探索与研究先秦诸子的学术成果。
《初探》系统论述了先秦各大学派的学术源流与内容，以及各学派之间的论争、交流与融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分析了百家争鸣时代复杂而活跃的学术形势，使我们对先秦诸子产生多层次的动态的新认识。
在儒家孔子的评价上，作者以《左传》、《国语》为主要材料依据，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就发生程序说，孔子虽不代表中国学术的起点，却是学派活动的最早组织者”。既不同意孔子企图复辟西周奴隶制的说法，也不赞成无原则地拔高与美化孔子。作者认为，孔子受贵族保守主义传统约束，主张依靠开明贵族，改良现实社会，以张公室。在儒学发展流向上，《初探》认为，思孟学派代表了孔门嫡传，荀子则趋向儒学异端，摆脱了孔门传统。
对老子的研究，《初探》不同意传统的“隐士哲学”的论断，认为老子不是消极遁世的思想家，他有自己的功利主义。老子学说后来向左右两翼转化：杨朱、庄周是右翼代表，特点是消极避世；黄老学派是左翼代表，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功利主义。
在法家研究上，《初探》指出，法家发源于战国中叶的东西两个流派：齐国的管子之法与三晋的商鞅之法。战国后期，韩非综合了两大法系的特征，融合贯通，形成新的学派。法家的主要进攻锋芒总是指向人民。所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论断不过是主观臆测，缺乏客观史实依据。而且秦汉以后，法家学派已经消亡，所谓“儒法斗争”亦随之不复存在。
《初探》对先秦诸子中的边缘或综合学派的研究非常注意，这正是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由于材料散佚，《初探》作了大量艰巨的探隐钩沉工作，对杨朱、黄老、名家、阴阳家、杂家、墨家等学派逐一加以考察，阐明了它们的主要思想特征、学派流向及学术影响。
作者在史料的取舍上坚持运用先秦诸子的第一性资料作为立论的根本依据，同时，注意采用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力求材料真实可靠。如老子研究中，《初探》以长沙马王堆发掘的帛书作为基本材料，揭露了王弼注本的篡改，为老子的功利主义倾向提供了证据，得出了新的学术结论。
《初探》在体例上也有其特点。作者把有关同一学派的论文加以组合，形成系列，并抓住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层次与学术贡献，重点加以论述，从而使先秦诸子研究别开生面。同时，作者在考察学派活动的过程中，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春秋战国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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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龚瑞祥编著的《文官制度》是介绍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础知识的。主要内容有：什么是文官制度和比较文官制度，有关文官制度的历史概述，人事管理机构，考试考核制度，服务法规等。本书还对英、美、法等国家的文官制度作了对比分析和研究。文官制度首创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它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产物，以后逐渐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开）
△民族学家杨堃教授的《民族学概论》是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民族学基本理论的专著。本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周用宜）
△俞文钊编著的《管理心理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美国、西欧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全部管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及个别理论的内容。（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