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中日友好培育人才
——缅怀松本龟次郎先生
骆为龙
在中国大地风雨如磐的艰苦岁月，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先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教学工作，培育了众多英才。象秋瑾烈士、鲁迅先生和周恩来同志，都曾受过他的教益。正由于松本先生热爱中国文化，坚持日中友好，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反华政策，因而遭到日本特高警察的长期监视。今年是松本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特发表此文，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敬意。——编者
3月30日，日本静冈县大东町隆重举行著名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先生纪念碑揭幕典礼。人们以崇敬的心情，深深缅怀这位在艰苦岁月里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为中日友谊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
松本先生生于1866年，自幼喜爱中国文化。1903年，他应聘来到东京宏文学院，开始担负中国留日学生的日语教学工作。1908至1912年，他又应我国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之聘，到北京讲学。辛亥革命以后回国，任东京府立一中教师，并应湖南省中国留日学生的要求，利用课余时间举行日本语讲习会。后来，松本先生辞去中学工作，在东京神田猿乐町创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提供方便。他在《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回忆道：“其他同类学校虽相继关闭，但唯独东亚学校极其隆盛，创立以来，经常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而且升学成绩极为良好，博得内外信誉……。”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震灾，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校舍连同松本先生的住宅都一起化为灰烬。在严重灾害面前，他并没有沮丧、气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四十天后，在废墟焦土上又搭起了临时校舍，恢复了上课。后来，由于筹资困难，这所学校不得不并入“日华学会”。1931年日本当局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夕，松本先生以年迈体弱为由离开了讲坛。
人们都十分熟悉敬爱的周总理1917年留学日本时写的《雨中岚山》这首诗，但与此有关的某些背景仍鲜为人知。日本友人松本洋一郎在今年4月发表的文章中谈到，松本龟次郎每年都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修学旅行”，周总理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时，参加过一次“修学旅行”，访问了京都、奈良等地。从时间上讲，《雨中岚山》当是那次旅行中的杰作。1979年邓颖超同志访问日本，会见松本先生嗣子神谷孝平时，对周总理当年受到松本先生的教育还表示了谢意。
革命烈士秋瑾留学日本时也曾师从松本先生学习日语。据有关人士回忆，秋瑾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只身赴日后，一边在“实践女校”上学，一边在中国留学生会馆听松本先生讲授日语。在日本，秋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同盟会，并任浙江分会会长。秋瑾回国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但不幸于1907年被捕，并于同年7月15日慷慨就义。松本先生1930 年到中国考察教育时，曾在西湖边秋瑾烈士墓前凭吊。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秋瑾女士“遭到官宪拷打，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她只字未供，从容就义”了。松本回忆说：“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我曾在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教过秋瑾女士日语。她从不缺席，对答如流，提问尖锐。今天，来到她的坟墓前，回想往事，她的那种英姿浮现在脑海之中，令人不胜感慨。”
松本先生在宏文学院开始教日语时，负责浙江班留学生的“预备教育”工作。鲁迅先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个。在松本先生遗著《邻邦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未来》中有一段关于鲁迅先生学习日语的记录：“有一天，我在讲解翻译格助词‘＝’时，在黑板上写了‘于和於’两个汉字，厉家福说，不必写‘于於’两字，写其中一字即可。当时我不知道在汉字中‘于於’两字同音……。周树人（鲁迅）插话说，‘于於’两字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用。不过，在相当于‘＝’的地方，是同音同义，用其中一字就可以了。”当时鲁迅还说：“把日语译成适当的汉文颇难，自己一直在反复研究如何翻译日语中的‘流石’（サスガ）这个词，但是尚未找到恰当的译词。”松本先生还写道：当时鲁迅还不到二十岁，但是汉文已有相当的造诣，令人钦佩。
松本先生在教中国留学生的岁月里，先后经历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代。在风云变幻的四十年中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教育信念，坚持同中国友好。他从创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时起，就认为开展“预备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语言教学，而应使中国留学生了解日本人的风俗文化，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这期间，日本反华势力抬头，挑起了侵华战争，但松本先生明确地反对歧视中国人，反对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的四五月间，松本先生访问了上海、杭州、南京、青岛、大连等地，回国后写出了《中华五十日游记》和《中华教育视察纪要》两书，这已成为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松本先生对中国人民在汹涌的历史潮流面前的新觉醒，是深刻地理解和充满同情的。他在《中华教育视察纪要》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民国（指当时中国）如今已经实现民族觉醒，‘民国是民国人之民国’，在民国内，‘领土、法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不允许别国侵略的思想’即‘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特别是中小学生进行得最为彻底。值此之时，日本人仅仗一日之长，依然沉浸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旧梦之中不醒，说‘民国人是个人主义’、‘缺乏国家观念’、‘能否实现全国统一’、‘宪法政治根本不可能’等等，而轻视他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进而指出：“民国之民族觉醒，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列强压迫刺激的结果。”中国已经“不是沉睡的狮子，全国觉醒起来，正在勇猛地反抗帝国主义”，“如果列强依然施加昔日之压迫，民国只会更加奋起反抗。”
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教育事业，松本先生抱有明确而可贵的方针。他在《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写道：“许多人心中存在的似乎是‘日华亲善’四个字，日华亲善固然是好，但是作为我的理想来说，进行留学生教育，既无任何所求，也无任何利益所取……”，主要目的在于期待学生“毕业回国，成为从容不迫的大国国民，弃私殉公，同心协力，发展国内文化，谋求全国统一，停止多年来的内部私争，注重对外国际道德，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各国增进友谊，成为一个俨然的文化大国。至于日华亲善，则应是不求而得的副产品。”
应该说，在当时的日本，松本先生对中国的这种友好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著作出版后，只过了两个月，日本就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但是他仍把汇集了上述对华友好思想的书籍寄给了当时侵华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等人，再三警告他们：“日本干涉中国的民族革命和反帝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松本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公开谴责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断言中国人民决不会屈服。由于这种缘故，他被认为是“反军主义者”，直到1945年9月12日与世长辞前，一直受到日本特高警察的监视。
松本先生逝世已四十年。今天，由战争而中断的两国留学生的交流已经恢复，而且正在迅速、不断地发展。随着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两国在文化领域里的交流也迎来一个繁花似锦的时代，松本先生毕生追求的理想已经变为现实。追思往事，人们更加深情地怀念松本龟次郎先生。正是中日两国许许多多象松本先生这样的老一代中日友好活动家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中日友好瑰丽的今天。缅怀他们，是为了把中日友好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附图片）
松本龟次郎先生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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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泰国英雄两姐妹
王介南 潘远洋
泰国南部安达曼海滨美丽的普吉岛上，高高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碑顶有两尊英雄的青铜塑像。她们是名垂青史的爱国女英雄旃、穆姊妹俩。不久前，泰国政府在这里举行了为期十天的活动，纪念女英雄抗击外国侵略胜利二百周年。
两百年前的1785年，建国才三个年头的暹罗曼谷王朝遭到外国军队的野蛮入侵，一万多侵略军分成北、西、西南、南四路进犯暹罗。热爱祖国、爱好和平的暹罗人民拿起简陋的武器，投入了保卫祖国的英勇斗争。是年2月初，由三千多名水师组成的第四路敌军，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分子的参与下，驾驶战舰十一艘在普吉岛登陆，侵占了德古童和德古巴两座重镇，接着又想侵犯他浪镇。其时，适值他浪镇的镇守使殉职不久，新的镇守使尚未任命到职。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镇守使的遗孀旃夫人自告奋勇，担当起组织民众、抗击侵略的重任。她与妹妹穆夫人担任主、副首领，命妹夫昆阿和两个弟弟当助手，组成临时指挥机构，紧急动员他浪镇及其周围地段上的所有居民，在镇郊构筑两个南北互相沟通的坚固堡垒，其一，叫“班凯”堡垒，由二弟乃通平负责把守，配备大炮；其二，叫“凯努囊达”堡垒，由大弟乃通蓬负责把守，也配备大炮。数日之内，他浪营地准备就绪，严阵以待。旃、穆姐妹不时地在营地巡视，检查备战情况，观察敌军动静，等待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之后，侵略军向他浪发动攻击。旃夫人下令开炮。愤怒的炮弹在敌阵中开花。大批敌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其余的也晕头转向，抱头乱窜。敌军没有料到，小小的他浪营地里竟有炮弹“迎接”他们。于是惶惶然丢下尸体龟缩到自己的营寨，不敢轻举妄动了。机智的旃、穆姐妹抓紧有利时机对敌军展开心理战。她们挑选五百名身高体壮的妇女，化装成男人，夜里离开堡垒，潜伏隐蔽处，待到天明时分，排着整齐的队伍，肩扛用椰树干做成的木枪，大摇大摆地“增援”他浪营地。敌军见此情状，不禁心惊胆颤。姐妹俩进行了数次这样的“增援”行动，使侵略军越发不敢越营寨一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敌军营寨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了，不甘心束手待毙的敌军决意孤注一掷，再次蠢动。同仇敌忾的他浪人民再次进行炮击，敌军死伤甚众，最后不得不又缩回营寨。以后的几次蠢动，也均以失败告终。士气低落的敌军不得不于3月14日被迫撤出营寨，登上战舰，滚出普吉岛，落荒而逃。
1785年3月14日，是他浪人民在旃、穆姐妹俩领导下英勇抗击外国侵略军赢得胜利的日子。第二年，暹罗国王拉玛一世为表彰两姐妹的英雄事迹，分别赐予两姐妹以“善战仙女”、“吉祥仙女”的荣誉勋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泰国人民为了永久纪念英雄两姐妹，在离普吉镇十二公里处的镇郊路口，建造了一座高耸的长方体纪念碑。碑面用泰文镌刻着两姐妹的英雄业绩。碑顶圆柱形的平台上，屹立着两姐妹的青铜塑像。铜像手握钢刀，目光炯炯，似乎在提醒人们：泰国人民要加强国防，抵御外侮，保卫和平生活。（附图片）
李建华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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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乌金之湖拉布雷亚
陈岳年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来到特立尼达岛西南部的拉布雷亚湖畔，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头一天，他看见一些小木屋东歪西斜，象要倒塌的样子。第二天，他再去看时，这些房子好端端地矗立在那里，一点也不倾斜。他诧异极了，询问了当地居民，这位历史学家才知道，这些木头房子的地底下有许多半凝固的黑色物质，平时保持水平状态，有时也会象水一样微微波动，然后又恢复水平状态。拉布雷亚湖里就贮藏着大量这样的物质。
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呢？当时，人们称它为“黑色的金子”。1595年，英国著名探险家沃尔特·雷利去南美寻找“黄金之国”，途经这里时，首先发现了它。他把这种物质熔化后用来补葺他的漏船。1820年，特立尼达的总教堂落成后，特立尼达的总督曾试图用拉布雷亚湖里“黑色的金子”来点燃神灯。但是，由于这种物质在燃烧时发出的气味难闻，他放弃了这种尝试。1850年，又有人试验用它作轮船蒸汽机的燃料，结果也失败了。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物质才被人们普遍用作铺路材料，被叫作沥青。拉布雷亚沥青湖从此遐迩闻名。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这个沥青湖参观访问。
特立尼达沥青湖公司的经理尼科尔斯先生接待了我们。他介绍说，拉布雷亚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比较纯粹的天然沥青矿。全湖面积大约为一百英亩，湖中心最深处有二百五十英尺。如果按每年开采二十万吨、湖面每年下降四至五英寸的速度计算，这个矿还可开采几百年。
尼科尔斯领我们去看湖。去以前，我以为既称湖，必有水，水下才是沥青。可是，到了那里一看，湖里没有水，全是棕黑色的沥青。沥青坚实的程度，不仅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而且大型笨重的汽车、推土机和挖掘机等在上面开动，也不会陷下去。我们乘坐的汽车一直开到湖中心。那里，一台推土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开采沥青，把湖面挖成了一个大坑。尼科尔斯说，由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沥青的流动，几个星期以后，这个大坑就会自然地被补齐填平，不留一点痕迹。
说话间，我们看到，刚开采出来的沥青被一辆辆自卸汽车运到岸上，装在一列列铁轨斗车里，输往工厂去提炼。
在沥青加工厂参观时，我们看见巨大的加热炉正在运转。它先把矿石内的水和气体蒸发出去，然后用炉底的筛子筛除各种有机物等杂质。经过近二十小时的提炼和冷却后，工人们把炼好的沥青分装在用纤维板卷成的圆筒内，准备出厂。
我们从加工厂走到海滨码头，一艘外国货轮已经停泊在那里。一桶桶沥青正在装上货船。尼科尔斯告诉我们，这里出口的沥青远销欧、美、亚、非许多国家。最近已有一批沥青运到我国湛江港。一些国家的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就是用拉布雷亚湖的优质沥青来铺设的。有些路面虽然交通繁忙，历经三十年之久，仍保持良好。
告别特立尼达沥青湖公司的职工时，我们祝愿他们为铺设通向各国人民心田的友谊之路，开采更多的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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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塔立名城
应朝
巍巍塔影，亭亭玉立。世界各地不少名塔常常成为所在城市的醒目标记。以下略举一些国家的例子：
▲德黑兰——“自由纪念塔”，高四十五米，一色洁白，是古波斯艺术与欧美建筑的融合、伊朗首都的象征。
▲巴格达——“枣拉塔”，五十五米高，登塔能俯瞰模拟重建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组成伊拉克千年古都的又一胜景。
▲比萨——“斜塔”，约高五十六米，以斜而不倒的建筑奇迹，使意大利小城比萨闻名于世。
▲马拉喀什——“香塔”，因建造时掺入九千六百袋香料而至今芳香飘溢，六十六米的高塔成为摩洛哥古城的标记。
▲赫尔辛基——“火炬塔”，高度为七十二点七一米，是为纪念芬兰标枪选手姆·雅尔维宁在一九三二年奥运会上打破世界纪录的投距而建于芬兰首都。
▲列宁格勒——“彼得保罗教堂钟塔”，高一百三十米，一七三三年建成，彼得大帝下令确立此塔为旧俄首都象征。
▲华盛顿——“华盛顿塔”，高一百六十九米，世界上最高的石结构建筑物，建成至今已有一百周年。（见左图）
▲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塔”，高一百八十一米，象征着美丽富饶的墨西哥既古老又先进的雄姿。
▲伦敦——“邮电局塔”，一百八十九米高，巨型玻璃圆柱般的建筑，已成为英国首都的崭新标志。
▲多伦多——“国立电视塔”一九七五年建成，高达五百五十多米，被誉为“加拿大的巨像”。
▲华沙——“华尔扎那钢塔”，一九七四年建成，迄今为止，按绝对高度为地球上最高的工程建筑物。这座高达六百四十六点三八米的钢结构无线电发射塔，是波兰首都的崭新象征、波兰人民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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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痛而终即人道”之争
唐若水
不久前，数百名 高望重的法国名医在尼斯市聚会，一致要求法国当局允许医生对垂死而无治愈希望的病人进行“无痛而终”手术。与此同时，美国同行们也在大洋彼岸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大造舆论。在美国的大小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医学界的专家权威们的激昂文字，宣传的观点是：医生在病人及家属要求下，让垂危病人无痛而终，死得“轻松”，即是“人道行为”。
可是，美国不少州的法律明文规定：任何医生不准以任何手段“故意”使自己的病人死亡。但前不久，在各界“有识之士”的敦促下，美国众议院以八十票对六十一票通过了鲍勃·布什议员的一项有关提案。此提案要求：当病人“无可救药”时，可以要求医生用“特殊手术”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病人还可对“手术方式”和使用的“器械”作出选择。
布什议员对提案作了一番解释，他用沉重的语气说：“身患不治之症的不幸者在去世前往往肉体上和精神上倍受双重折磨。同时，他们的至爱亲朋也跟着悲痛欲绝。我的兄弟患了癌症，医生明明知道他已濒临绝期，却坚持给他输了两次血，使他多活了两星期，但事实上这两星期不仅是他也是我们亲人们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不少医生对这一大胆提案表示赞赏。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介绍说，他曾为一个肺癌患者装上了心脏起搏器，结果病人苏醒了三次，“延长”了一个半月时间的生命，但这反而给病人和他的亲人们“增添”了“难以忘怀”的“创伤”。
不过，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以达拉斯市为“根据地”并在美国各大城市设有“分社”的民间团体“求生者联盟”展开了频繁的活动。这些热心人指责“无痛致死”术是“血腥谋杀”，还规劝持此议的议员们“多多考虑、回头是岸”。此外，更多的人则认为医生应从人道主义出发全力抢救哪怕只有一线希望的病人。何况当代医学发展迅速，就连对于癌症，也已出现了愈来愈大的彻底战胜它的巨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