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德高望重的郑位三同志
程子华 郭述申 韩先楚 刘震 刘华清 陈先瑞
郑位三同志病逝以后，鄂豫皖和陕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忘记这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我们几位在红军时期曾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对他在领导鄂东北的革命斗争、随同红二十五军长征、创建和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动人事迹，至今仍记忆犹新。
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湖北省红安县人，生于1902年。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他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1930年秋，他先后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三十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根据地军民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在此危难之时，位三同志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扭转当时的混乱局面，位三同志首先抓了群众工作。他指示道委向各县、区、乡发出通知，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巩固党和政权组织；提出“边战斗、边生产”的口号；组织干部和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坚持与敌人斗争。与此同时，位三同志还抓紧建立地方武装和支援主力红军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或独立师，总计约五千余人，形成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在重建红二十五军时，位三同志经常奔走于部队和群众之中，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他还要求各县积极支援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一定保证主力红军的需要。当时，鄂东北就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地补入红二十五军。
1933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极为残酷。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位三同志的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位三同志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位三同志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鄂东北特务四大队，人员精干，武器装备好，他就把这个大队放在孝感铁路沿线敌后活动，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人动向、筹备经费物资，并担任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领导干部、交通联络人员。他经常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及时给予指导。为了加强对游击武装的领导，位三同志还到各县、区去了解和指导工作。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队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位三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抓了便衣队的组织建设，明确了便衣队的战斗任务，还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高度评价。后来，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又得到了发展，直到抗日烽火遍及中原时，发展为敌后武工队。
随同红二十五军长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子华同志在罗山县卡房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位三同志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了这一情况。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位三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位三同志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他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位三同志给部队上政治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记得在长征出发前，他曾从书上找了一张列宁像，让刘华清同志临摹放大，挂在墙上。他首先从列宁讲起，讲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同志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位三同志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象个农民，也有人说他象伙夫头儿。但在红二十五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三十三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位三同志十分重视群众宣传工作。部队每一住下，他就找来当地老百姓，有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位三同志懂点医道，常用看病来接近群众。遇到常见病患者，他及时给诊脉，有的还给开出单方。群众都把他称为“先生”。因军情紧急，没有充足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他就在部队到达乡镇之前，亲自拟定几条标语口号，让宣传员们进行刷写、张贴，借以稳定民心。1934年12月10日，部队一进入陕南，他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仅以四百来字，就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
位三同志在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很注意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军政治部当时也就是省委的办事机关，对省委的各项工作决议，他都及时组织机关认真贯彻执行。
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兵力，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各路游击武装合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陈先瑞同志任师长。
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位三同志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同敌人周旋。根据这一方针，红七十四师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次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四十军二三○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遂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位三同志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国民党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继而进入兰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
因为没有电台联络，红七十四师完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位三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他走一路问一路，及时了解敌情动态，熟悉地形道路。他还从各种报纸和截获的敌伪信件中判断敌情，决定部队行动。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他根据周围的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八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九天进入宁陕县城。
位三同志在领导陕南的游击战争中，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对在宁陕、柞水一带活动的宋登贤“神团”组织，他主动派人去做工作，从武器、经费上给以资助，最后把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对当时率部起义的何振亚、沈启贤同志，他亲自写信联系，同何部派来的人亲切交谈，使这支部队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商南县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杀，不没收其财产，利用其为我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物资。柞水县的一名伪区长，经过位三同志几次教育后，明着为敌人办事，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粮款、掩护伤员。我军曾多次截获过邮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关敌伪方面的信件、报纸，然后给邮差开个“收条”，盖上公章，以宣传我军政策，保护邮递人员。这些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地分化了敌人，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
陕南的游击战争是十分艰苦的。部队整天翻山越岭，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位三同志当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加之缺医少药，饥一顿饱一顿的，体质十分虚弱。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关心，有时给他搞点肉食，说啥他也要和大家一起吃。位三同志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红七十四师由原来的六百余人，发展到二千一百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同志曾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再次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1940年2 月，位三同志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和徐海东同志一道，在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坚决打击了向我进犯的敌人。皖南事变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同张云逸同志领导了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1943年秋，位三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作为中原局的代表到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和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人，领导边区军民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斗争。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他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全国解放后，位三同志因体弱多病，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他在病中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重调查研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有益的工作。曾被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十年动乱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同志致悼词。李先念同志说：“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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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
李克林
这是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而英勇献身的年轻共产党员。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她的事迹如同她的遗骨一样，被埋藏在深深的山谷，很少为人所知。直到两年多前，才被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其壮丽的光辉。
岁月悠悠，整四十载。在四十年前的今天，1945年7月14日，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即黎琳）等七烈士，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集中营。我作为黎琳的老同学和党的新闻工作者，能写写我所知道的黎琳，也就算是对黎琳最好的纪念了！
我和黎琳在延安同学同队将近一年，1938年初，我们在陕公十四队同住清凉山窑洞，5月份毕业又到抗大四期三大队五队（女生队），同住延安北门外平房。当时我在队救亡室工作，与黎琳接触较多。她爱唱爱跳，当时十七岁，我比她大几岁，总叫她“小鬼”。她经常爱指挥我们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支歌，每逢开大会，“啦啦队”总呼叫：“来一个，干一场！”这时她就站起来，大大方方地指挥大家唱。歌声总是从五队女声开始，到全大队、全校千百人的大合唱。这个女孩的出现引起许多青年的注目，大家送她个外号叫“干一场”。其实，她的指挥艺术并不高明，然而歌声却那样激越嘹亮，直唱得人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我敢说，这些年我听过多少大合唱，没有哪一场能比得上我们的大合唱。这不是黎琳会指挥，而是一种时代的声音。
黎琳在抗大经常和一伙四川女孩子一起，唧唧喳喳，小麻雀似的。她的家庭、思想情况，我们谈得很少，印象里只觉得她单纯、热情，干什么事都很积极。后来才听说她原是国民党川军一个师长的女儿，是个小姐。象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她背着家庭，在1937年底和她的同学李隆蔚、刘革非三人一起，悄悄离开成都奔赴延安。她父亲佘安民找不到了女儿，就通过西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参谋吴永熙，千方百计到处查找，阻拦她北上。黎琳巧妙地突破阻力，终于到达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人曾问她怕不怕苦？她说：“到延安就是为追求真理，摆脱罪恶的家庭，死都不怕，还怕苦吗？”赴延前黎琳曾在她中学的小照题诗：“真理织成她们的心幕。”当时，延安生活确实艰苦，住窑洞，吃小米，有些人吃不了苦，呆了一阵就走了，而黎琳却欢乐得象一支出笼的小鸟，好象什么苦也不在乎。记得有一次，去安塞演习，行军几十里，大家都很疲劳，黎琳还当宣传鼓动员呢！
黎琳表面看去一片天真，好象不懂什么时事，实际上她还是个“老民”呢！原来她在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下，1937年4月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成都抗日救亡活动中的骨干力量。她和车耀先（我地下党四川省委军委委员）的女儿车崇英是好朋友，常去车家玩，叫车耀先“车伯伯”，车看她是个好苗苗，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介绍她去延安。这个关系，对她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底，抗大四期结业，同学们各奔一方，我到华北根据地，黎琳留延安，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后来听说她结婚，回四川大后方去了；又听说她和国民党军官搞在一起，她叛变了！……以后几十年间，人们早把她遗忘了，谁会去怀念一个“叛徒”呢！直到前年见到李隆蔚，才知道黎琳不是叛徒而是英雄，打入敌人电台，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这以后，她那可爱的模样又不断在我记忆里出现，我敬佩她，因为她代表着我们那一代人的精华。
我怀念她，可没想到延安分手四十六年之后我又见到了黎琳，这是一种特殊的相见。这是在电视剧《张露萍》里，不是指演员，而是真正的黎琳——你们可能也看见了：起伏的群山下一片荒郊，一个大土坑里，赫然出现一具森森白骨，骨架上找到了红宝石戒指，还有手镯，这就是我们的黎琳。原来，息烽县的同志正在为烈士移坟，人们从遗物中辨认遗骨。这是在现场拍下的境头，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却如此震撼人心。我不禁默默呼唤：黎琳，小鬼！这是你吗？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1939年秋，新婚不久的黎琳，接受党的派遣，回她四川老家去做地下工作。虽然两情依依，然而革命需要就勇敢向前，她毅然背起背包，告别亲人，来到了山城重庆。当时党根据斗争的需要，安排她潜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任务是领导秘密支部；转送情报，发展党员。在这个战斗最激烈的魔窟里，他们七个年轻党员居然在军统电台里建起了“红色电台”，为党取得了最重要的情报、密码、呼号。当时他们的工作由南方局军事组的叶剑英、曾希圣等几位同志单线领导。工作几个月之后，不幸被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暴跳如雷地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蒋介石很快知道了这一大案，十分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打入军统内部，你都不知道，你还有脸活下去吗？”戴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据沈醉回忆说：“直到很久，戴笠还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黎琳年轻单纯，斗争中却机智勇敢。这里能记下一件：在她们被捕后三四天，黎琳突然在曾家岩周公馆附近小巷出现，这是敌人找线索企图破坏我地下党组织耍的鬼花招。敌人妄图“放长线钓大鱼”，如果黎琳一和人讲话或走进周公馆，他们就顺手抓人，砸周公馆。可机警的黎琳识破敌人阴谋，她缓步走过周公馆门口，目不斜视，脚不停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从容又严肃地走了过去。粉碎了敌人诡计，保护了周公馆和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的同志谈到这件事，无不赞扬黎琳干的出色。
敌人阴谋未得逞，又把黎琳抓起，施以酷刑，不久又把他们七人转送到息烽集中营。
黎琳在息烽六个春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她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严守纪律，灵活斗争，揭露敌人，鼓励难友。转到息烽不久，她看见了车耀先同志，她多么想叫一声“车伯伯”啊！可她从保护党组织着想，一点也不显露同车的关系。车耀先一眼就看出了自己看着长大，亲自介绍她去延安的这个女儿的同学，可他也不了解她被派遣的详细情况。按照秘密工作原则，只是通过狱中的临时党支部联系。当时支部书记是罗世文，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
1945年7月14日，女监管理员通知黎琳收拾行李，要专车送她和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席珍等六同志，去重庆开释。黎琳知道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她从容地梳头整容，换衣化妆，戴上红宝石戒指，把一些余物分送给难友。七个英勇的战士，威武不屈地站在汽车上，向难友们告别，难友们个个泪流满面地目送他们消失在滚滚尘烟中，远远飘过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悲壮的歌声。车到息烽城外快活岭（地名）时，刽子手们让他们下来，一阵罪恶的子弹，七勇士倒在血泊中。打黎琳的刽子手因为心慌，没中要害，黎琳突然回过头来怒骂：“笨蛋，朝这里打！”她手指头部，倒了下去！吓得刽子手后退几步。黎琳这年才二十四岁。那六位烈士除一人外，都是没过三十岁的青年。
烈士牺牲后，他们的忠骨被掩埋在快活岭的荒野中，静悄悄地，没有人来凭吊。直到解放后，每到清明节，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默默伫立着，久久不肯离去。这位老人就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的党支部委员、现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他就是《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每年清明都来墓前悼念。
我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既然黎琳她们不是叛徒而是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为什么报刊上不见她们的英名？后来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 949年解放前夕，被囚禁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的数百名革命志士，遭到了残酷的大屠杀，“11.27”惨案震惊中外，歌乐山下尸横遍野，可是当时为死难烈士开的追悼大会上，经审定的二百三十六位烈士名单中没有黎琳等七人的名字，风靡一时的小说《红岩》也没有黎琳的形象。据说江姐的有些形象就是参照黎琳的事迹写的，可人们只知有江姐，而不知有黎琳。
当时地下斗争严酷复杂，张露萍等七人牺牲于1945年，又是从重庆转到贵州的；打入“军统”时由南方局几个负责同志单线领导，他们又都离开了重庆。因此，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的“被害人员名单”中，张露萍等七人是属于“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以后岁月蹉跎，又加十年动乱，“叛徒”“特务”遍地，有谁来过问这几个“军统”呢！
但是，党没有忘记他们，幸存的难友怀念他们，积极向党提供情况和线索。韩子栋同志就几次含泪向有关方面提供黎琳等在息烽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全国妇联妇运研究室在1980年就要求贵州妇联复查张露萍案，四川也开始进行调查。1981年中组部又发出通知，要求四川重庆等地党委“对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对现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负责，认真调查”。四川、贵州两省派出大批人员，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英雄事迹重现光辉。艰苦的调查活动真是“上穹碧落下黄泉”，为寻访一个细节，就要跑许多地方，查问许多人。象烈士牺牲的时间，几经查对，最后找到狱中难友李任元证实，在黎琳等牺牲那天，他悄悄找到一片小牛角，刻上“253，1945、7 、14”字样留作纪念。“253” 就是黎琳监号。
1983年7月，复查组终于找到当时南方局直接领导黎琳的叶剑英同志，老帅热泪盈眶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还清楚地记得黎琳在延安的外号叫“干一场”。他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叶帅并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叶帅1979年重访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时，还写过两句诗：“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寄托对虎穴献身的烈士们的哀思。据说，南方局军事组的另一负责人曾希圣，临终前还念念不忘黎琳他们，他问：“那七个同志被捕后，也不知怎样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含冤四十多年的七位年轻党员，终于被四川省委追认为烈士。时在1983年8月。
在我两鬓如霜的岁月，回首往事，怀念黎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黎琳短暂的一生，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告诉年轻一代，在历史的波澜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有理想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