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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提高我国音乐文化水平
吕骥
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胜利，音乐战线也取得显著的成就。歌曲、器乐、歌剧、舞剧、电影、电视、戏曲、曲艺音乐创作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创作的《祝酒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妈妈教我一支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是词曲作家们在表现这一历史转折时期人民群众新的生活、新的精神面貌的艺术创造成果的集中的反映。1981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交响音乐作品评奖，其中获奖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钢琴协奏曲《山林》、交响音乐《云岭写生》、《北方森林》等作品，反映了我国交响音乐艺术正在大步前进的局面。民族器乐创作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丰收图景。许多少年儿童歌曲和幼儿歌曲，在思想内容和音乐表现上都比较注意少年儿童的特点，以活泼、明朗的音乐语言，表现少年儿童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注重文明礼貌的优良品德，刻画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的形象。
我国的音乐表演艺术在这一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艺术水平有显著的提高。国内举行的全国性小提琴演奏比赛、钢琴演奏比赛、声乐比赛、民族器乐独奏观摩演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调演、少数民族青年独唱演员调演等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少年音乐表演人才。我国参加国际音乐表演比赛的选手，多次在重要的国际比赛中获得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我们的音乐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令人鼓舞的成就，就在于认真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已经近三十年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音乐艺术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更加体会到“双百”方针的正确和重要。过去“左”的思想影响，首先是对执行“双百”方针的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它的前提。“双百”方针不但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的可能性，而且还要求我们在这些现象面前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执行“双百”方针的关键问题。创造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中有成功的，也会有不成功的，甚至出现错误。我们应该以百家争鸣的精神和方式指出不成功的原因，热情地分析错误，而不能以“一言堂”的方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论断，而且要做到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要与人为善，要充分说理，力求真实地反映和分析问题之所在，共同提高认识，而不能满足于下一个简单的结论，特别是带有政治性的结论。对待和解决艺术中的复杂问题甚至错误倾向的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去年12月，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书记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出保证创作自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忽视的任务。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且加以贯彻执行。创作自由，首先是创作思想的自由。自由的作曲家必然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艺术创造的勇气，不但熟练掌握音乐的各种手段，了解文艺规律，而且对历史、对世界具有较深的认识，同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创作自由当然要表现为创作题材的广阔性和风格形式的多样性，这取决于作曲家生活积累和创作视野的高度和宽度，以及对创作技巧掌握的多少。就作曲家来讲，提高创作思想、扩大生活面、提高音乐艺术修养，是从根本上扩大创作自由。创作应当是自由的，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是一个整体。在评论中自然会对作品的好、坏、美、丑作出自己的评价，但对作品的选择最后只能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批评的自由，就包括了反批评的自由，反批评是批评不可缺少的方面，没有反批评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批评自由，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创作自由。
二
音乐艺术是生活的反映。音乐艺术应该反映生活，这是音乐艺术的根本规律，是符合实际的，是应该坚持的。过去，有些同志常常片面地把“深入生活”作为“完成任务”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没有注意到作曲家生活应该有积累的过程，没有注意到生活积累同创作思维的复杂关系，忽视音乐创作反映生活的艺术特点，结果达不到通过创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的目的。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有自己的社会作用的，这也是艺术规律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音乐工作者，对人民应该主动承担的光荣责任，也是对待音乐艺术应有的严肃态度。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片面的观点，把思想教育作用同娱乐性作用截然分开，只注意音乐艺术的思想教育作用，而忽视音乐艺术的娱乐性作用，甚至把娱乐性当作对思想性的妨碍而加以排斥。轻音乐是娱乐性较强的一种音乐体裁，人民的音乐生活中需要轻音乐。这个音乐体裁到目前为止才开始得到发展，但还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正确理解，这是目前健康优美而具有民族特点的轻音乐作品不多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忽视音乐的娱乐性作用的一个后果。一个具体的音乐作品，思想性和美感作用是不能分割的，要看到艺术的娱乐性是建立在美感享受上的，对人们是有益的。我们当然应当看到，在文艺生活、音乐生活中确实有不同的娱乐。有高尚健康的，也有低级庸俗的。在娱乐中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或排斥音乐的娱乐性，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要看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音乐的娱乐性的重要性。发展各种各样的音乐体裁，发展健康优美的轻音乐，以美代替丑，以优雅代替庸俗，以满足人民群众这方面的正当需要，应该是我们音乐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明确任务。
我们必须了解群众，才能适应群众和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有不同的文化水平，也有不同的欣赏音乐能力，也有多种多样的音乐爱好，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群众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不断发展提高。音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心就是满足群众对音乐的提高的要求。不仅要注意音乐艺术作品对群众的思想作用、教育作用，还必须注意群众的艺术鉴赏力的提高，要求听更多的更美好的音乐。我们音乐工作者要为群众的逐步提高创造条件，用更多的美的音乐艺术去让群众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地接受音乐美、理解音乐美，从而培养更多的能够欣赏音乐美的听众，从音乐美中提高听众的精神境界。
在群众的音乐生活中，有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流传不健康的歌曲、不健康的音乐表演。一些本来健康优美的歌曲，也被不健康的表演歪曲了。不健康的音乐和不健康的表演不但有损听众、特别是青少年听众的心灵，而且，有损演员的形象，同时也会腐蚀他们的心灵。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如果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那是没有尽到我们应有的责任。当然，我们决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对待，而是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以健康优美的东西去代替那些不健康不优美的东西。事实上，群众的音乐生活在不断变化，群众的音乐的审美趣味在不断提高。把在部分群众中一时流传的不健康的东西称为“群众爱好”，以“群众爱好”的名义保护不健康的东西，这是脱离群众的。
三
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的人民、无愧于我们优秀久远的音乐文化传统的音乐艺术，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音乐要反映时代精神，就是要反映四化建设、改革洪流中的人民的丰富精神面貌，反映推动时代前进的人民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因此，我们的词曲作家应当深入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们共同生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选择最能激动他们的心灵的题材和音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作品和丰富的现实生活相符合。我们的艺术正是需要向这个方面作新的探索，同时要发展音乐体裁形式和风格，为音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发展而努力。声乐表演艺术的对象是广大群众，歌唱家和群众的思想感情应该是交融的、交流的。所以声乐表演艺术的再创造，还有一个群众化的要求，就是歌唱家在自己的艺术表演中表现这种和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交融和交流。声乐表演艺术的群众化不是降低艺术标准去适合某种低级庸俗趣味，而是要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表现最生动、最新鲜、最广博、最深厚的群众的心声。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要求和希望，是对我们的鼓舞，是对我们的督促。我们要开创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产生更多的好作品，进一步提高我国音乐文化水平，发挥音乐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应有的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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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话剧《小井胡同》观感
杜清源
《小井胡同》是李龙云同志继《有这样一个小院》后的一部作品。看了它的演出，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作者不随流俗的探索与诚挚的追求，使他的创作得以健康地成长，取得了切实可喜的成果。
《小井》与《小院》，几乎取材于同一源泉—北京大杂院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与命运；富有乡土气息的语言和朴素真实的社会风俗画面，也显示出两个剧本的共有艺术特色。不过从《小井》中可以看出，作者探视的目光和思考的触角，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延伸。如果说《小院》着意于对十年动乱的控诉，对“四人帮”残害人民、倒行逆施的揭露，那么《小井》则明显地表现出作者不再拘泥于从单一政治因素来审视历史风云变幻的根缘，而移向探寻民族命运和历史的道路。作者凭借话剧特有的表现手段——台词和结构艺术，从宏观角度对大跨度历史演变背景的勾划和众多人物群象的塑造，使得《小井》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分量具有一定的历史感和力度感。
《小井》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从那些各具个性、各有心灵历程的底层劳动者身上，诸如滕奶奶、刘家祥、水三儿、刘嫂、石掌柜、二妞、吴七等，不仅传达出社会历史变迁的信息和人心所向，而且从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中表现出来的人情美，从他们性格、行为中显示出来的传统美德和古朴感情：勤劳、善良、正义感，幽默风趣、在危难中敢于抗争恶势力的义胆侠骨，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屡遭挫折而不离异、民族精神锁链不裂断的凝聚力和维系力；看到普通劳动者给历史命脉（哪怕是自发的）奉献的生机与活力。作者不编造离奇曲折的情节，不以奇异情调诉诸感官刺激，他选择了一条艰难而辛劳的路子。他以写实手法和纵横交叉的结构形式，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将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片断予以连缀和铺陈，构成一幅貌似平淡却不失艺术韵味的社会风俗画和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人情的素绢。这使作者对生活和历史的思考以及爱憎之情，获得独具个性的艺术化再现，一定程度地避免了直白与浅露的弊端。
作者敢于正视历史，并以新的认识和反思对以往感受的一切和混沌、错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理性的梳缕和思辨，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小井》的不足，不在于这种探索不对，而是实际创作与这追求之间还存在着可见的差距。
《小井》的不足或缺陷，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对人物在感情上过于偏爱与热情；二是作者的描述过多滞留于历史现象的表层。两者又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前者易于导致道德化的评判。艺术的生命固然包含着充盈的真情实感，但精神（情感的升华）和审美价值比道德的作用与价值更久远。历史的评价之所以高于、重于道德化的考虑，因为前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利益和主要用来权衡人的行为思想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的。《小井》中的一些人物身上具有的传统美德和古朴感情，固然有其值得珍视之处，但也应该看到，他们并不完全具有那种较大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意义。在他们的传统观念、性格和感情中，还不同程度地糅杂着、沾染着陈旧意识和历史尘埃，这些习俗与陋规，使他们的行为和意向常常陷于盲目性与自发性，不时被历史的逆流与浊浪所左右或淹没。作者固然对此作了某种喜剧性的讽喻，但由于倾注了过多的偏爱与宽宥之情，使得道德化的力量在历史的天平上占据过重的分量。被历史逆流负载起来的小媳妇，确实可憎可恶，但她并不足以承担历史罪责的重荷。她的命运随着历史浊流的浮沉的起落，似乎也有可悲的一面。把她作为“恶”的代表予以揭露和鞭打，既有必要性的一面，又有简单化的地方，未能更深地揭示造成一场动乱和灾难内在的历史原因。剧中用喜剧或近乎闹剧的手法对小媳妇三次辛辣的嘲讽与针砭，固然起到了一些戏剧效果，但对剧作的思想深化与艺术力量的增强却未产生相应的作用。因为嘲讽者的动议与方式，更多出于世俗利益的考虑或图一时痛快，未能在与“恶”的斗争中变成认识历史的自觉行为。愤怒的谴责与道德的义愤确有其可取之处，但却不能代替历史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意识的提高。也许正因为如此，剧作未能对历史的底蕴作更深的透视，使剧作获得多重的丰富的审美价值。这在当前话剧创作中，不是个别现象。因此，作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与审美思辨，如何将独特的体验与直觉的感受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如何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中不拘于客体表层的再现，而以审美价值的结构方式，建造戏剧世界的构架，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来把握和概括历史与时代的基本精神，使舞台形象蕴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超越题材、故事情节本身的时空意义，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作课题。尽管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已有的成功实践证明，这是使创作在精神和艺术境界得以升越的一个有效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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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民族和土地的深处探索
——读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
吴秀明
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已故老作家巴人（王任叔）发韧于二十年代、“三次起稿、三次失掉”，前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新时期众多的历史小说中，它不失为一部独具丰采、工力甚深的著作。
十九世纪末叶，在北方农村义和拳运动兴起的同时，江南水乡人民也相继举起了“反教平洋”的革命义旗。巴人以自己少年时代浙东家乡人民讲述的“平洋党”斗争故事为基础，调动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完成了这部真实地再现当年浙东农村抗暴斗争过程的长篇巨著，艺术地概括了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活画面，为近代江南水乡人民的斗争抒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莽秀才造反记》的一个弥足珍贵的特点，就在于它把艺术笔触探向民族精神的深处，从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思想心理这个角度，联系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农民运动失败的悲剧，作出了别开生面的、颇有历史深度的描写和开掘。
小说开头，作者高屋建瓴，推出了一段“序曲”。他站在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高度，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历史作了深刻的观照。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中国民众在帝国主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如疾风怒吼，如波涛澎湃的“伟大力量”，以及他们在广袤、黑色、蓊蕴郁勃的土地上培植出来的那种“狂放与勇猛”、“坚韧与挺拔”的性格；但同时也十分痛惜地指出他们安于过“一种两栖动物似的两栖生活，自然力量是他们唯一的主宰”，他们的愚昧、沉滞、古板、循矩的另一面。这段“序曲”，含义深邃，富有哲理，是作者把笔触伸向民族和土地深处的艺术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莽秀才造反记》的主要人物、悲剧性的农民领袖王锡彤的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王锡彤是一个身体瘦弱而又热心公益的秀才。他为人处世的哲学是，恪守正直的道德，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和善待人。然而帝国主义洋教势力和封建官府却不容于他。从秀才到起义领袖，王锡彤的性格是在发展的。作者并没有拔高他，而是表现他身上沉重的历史负担。王锡彤作为农民领袖，尽管性格豪爽，有正义感，人品也不错，但由于出身、地位、教养等方面的原因所致，其身上“惰性力量”的负荷毕竟是极其沉重的。他一方面急公好义，慷慨乐施，另一方面又好酒爱骑，与人争胜；一方面忧国忧民，感时愤世，另一方面又得过且过；一方面宽宏大度，与人无猜，另一方面对有才能的人却又不免妒忌和警戒；一方面同情和支持人民反教抗暴，另一方面却又为那些受暴力惩罚的人感到可怜和不忍。此外，象“小康安命的思想，分散互轧的精神，疟疾似的痉挛的症状，时热时冷时辍时息的不能坚持到底的行动，爱小利忘远景的眼光”等等，在他身上也都表现得相当突出。而正是这种沉重得有点可怕的惰性，才使他在走向起义的过程中，行动踌躇不已，思想感情上反复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也才使他的起义计划、目的远不如太平天国、义和拳那样周全和远大，并且在起义几天以后就很快归于失败。王锡彤的失败，毫无疑问，跟他不知兵法、缺乏驾驭起义军的才能有很大关系，但他思想性格中惰性的东西太多，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跟几千年来深烙在我们民族和土地上的惰性因袭思想的影响有关，这就是作者从王锡彤这个形象身上所发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问题。应该说，作者这样的描写和透视，是新颖、深刻、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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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川籍四作家创作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由四川省文联等单位发起召开的川籍作家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5月在成都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一百二十余人，收到论文八十多篇。（李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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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联举办读书会
中国文联为了给作家、艺术家们创造更多的学习、交流、接触生活和短期休养的机会，今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办读书会。第一届读书会已于6月初开始，共办五期。（李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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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诗报》创刊
由山东省文联主办的《黄河诗报》，于今年7月1日创刊。诗报将面向青年，广泛团结诗作者，发表各种流派的作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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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荷》文学月刊将创刊
由河北省文联主办的面向文学社团的文学月刊《小荷》将于7月问世。刊物以发现扶植文学新人和促进文学社团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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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廖沫沙杂文集》，收集了作者一九三九—一九六四年的部分杂文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的部分随笔和序言，约六十万字。作者在解放前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发表了大量抨击反动势力的杂文。解放后，创作了数百篇以歌颂党和人民革命斗争为主的杂文，近年来仍抱病为新时代杂文创作摇笔呐喊。
（于兆莹）
△《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荟集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五十年中诗学论文三十万言。本书注重考释源流、赏奇析疑，兼论作品艺术构思、表现方法等。
（邓韶玉）
△常振国、降云编写的《历代诗话论作家》（上编）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历代一百余种比较重要的诗话中，摘录出对三百多名历代诗人诗作的评论，以人为纲、按时代先后汇为一编。
（闻迅）
△《江西苏区文学史》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文学创作、文学运动以及它们与革命斗争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综述。
（斋）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传》（信德、意晓、文煊编著）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就八十多位获奖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道路作了简要的介绍，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和代表作品作了分析。（丁弓）
△自学成材的农村女青年曲艺作者周喜俊的故事集《辣椒嫂》即将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它编选了作者近年来的十九篇短、中篇故事。（山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