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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刘国光
建国三十五年来，经济理论工作总的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回顾起来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情况是学习和普及。在1955年前后，经济学界开始试图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创刊初期，同当时的《学习》杂志等一起，以大量篇幅开展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讨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第二个阶段，从五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六十年代上半期。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联系我国的实际，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比较大的进展。1956—1957年，经济学界着重讨论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在讨论中，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敏锐地对传统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来的某些弊端，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剖析，提出了改进的设想，孙冶方的著名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就是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发表的。1959年，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界更大规模地开展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速度与比例等问题的讨论。到六十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学界又重点开展了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社会主义再生产三大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对贯彻八字方针起了积极作用，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经济理论研究日益显示其对经济实践的重要作用。第三个阶段，从六十年代上半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2年秋天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愈来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造成了困难，“文化大革命”更使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完全陷于停顿，经济学界备受摧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泛滥成灾，经济理论的是非完全颠倒。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经济学界获得了新生，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这个阶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和探讨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节和微观调节问题、社会主义流通问题以及价格、工资、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等等。在讨论中，许多问题程度不同地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开拓，是又一次有力的推动。
在这个阶段，除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如数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等。同时，在经济研究领域引入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开始探索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发展，对国外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评论正在逐步加强。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理论队伍也不断壮大。除了经济专业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以外，各个经济学科成立了许多经济学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团体，积极开展学术活动。1984年底，中国“经团联”联系的团体会员，已超过三百五十个，约五万人。当然，对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个队伍还太小。所喜的是，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动和提携下，我们有相当数量的中年经济理论工作者正在茁壮成长，发挥其骨干作用，又有成批成批的后起之秀不断涌现，开始结出喜人的成果。经济学界后继有人。只要我们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得当，组织、协调又搞得比较好，能够使老中青三辈经济理论工作者取长补短紧密合作，这支队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历程，我们深切感到，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健康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二是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气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是经济科学得到空前发展的重要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只有重视从实践中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实践出发，调查研究，深入分析经济过程，才能认识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概括出新的理论观点，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性建议，使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也只有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当然，要很好地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经济理论工作者要下决心不断端正治学态度，要摒弃那种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要在深入实际从理论上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上下苦功夫。另一方面，经济领导部门也要为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他们创造接触实际经济过程的各种机会，这不仅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归根到底也有助于经济工作的改进和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明显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还存在的经济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这样一种状况，看来有必要考虑怎样从科研体制的改革上促使和保证研究工作者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基本方针。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说，百家争鸣尤其重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总的说来还处于试验的阶段，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不成熟性是必不可免的。这就需要整个经济学界同心协力，用集体的智慧“攻关”。当然，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学术争论就是切磋琢磨的一种方式。只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就会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至于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有时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在那个问题上出现一些失误，应该说是在所难免。要倡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搞什么“大批判”。即使属于真正的错误观点，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也应该坚持说服教育，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不仅有利于一时持错误观点的同志自己改正，更重要的，是创造理论探讨的良好气氛，鼓励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理论研究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此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整套不合乎实际的传统观念就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范畴也需要重新研究。过去在政治经济学中一直被忽视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更需要加强。整个经济体制及其各个方面的具体制度怎样才能彻底摆脱自然经济的和产品经济的影响，更好地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还是尚待继续探讨的重大课题。我们召开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来讨论，在回顾和概括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继续探索的方向，对今后更有成效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有所推动。
（本文是作者在《经济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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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论要彻底
管建
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打动人，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并且承认这个根本对于该理论自身也是适用的。否则，就不能叫彻底。而不彻底的理论必然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理论要彻底，这是对理论的起码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理论，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根本。拿这个观点来看理论，就可以认为，既然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而客观实际永远在变化、发展，这就决定了任何理论都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真理的探索和认识，是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一种理论再高明，也不可能把世间一切真理都囊括无遗。因此，把某种理论体系奉为“永恒真理”，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能生存下去。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只会为实践所抛弃。
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发展，用这个观点去看待别的理论，是容易的。但这个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否也适用呢？面对发展了的客观实际，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勇气实事求是地放弃自己理论中不合时宜的东西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贯彻到底的严峻考验。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怕用这个观点来审视自己，能够经受得起这种考验。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结束了一切关于建立最终真理体系的奢望，它自己也丝毫不想充当这种封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自己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认为自己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结束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能够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坚决反对对自己的理论采取任何教条主义态度。他们总是紧紧把握时代脉搏，虚心倾听实践的呼声，敢于和善于放弃自己理论中过时的东西。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更是审时度势，不受旧结论的束缚，及时果断地作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新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百年不衰，就因为它能够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不怕自我否定。
理论要彻底，其实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多年来，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彻底性却尊重不够。有些观点明明已经不适应当前客观实际的需要，但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说过的，也要勉强维护，不愿或不敢放弃，以为这样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也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也才能谈得上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原载《工人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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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辛勤探索者的清新脚印
——评廖季立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沈立人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坚定而稳健地全面展开。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把改革推向前进。廖季立同志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工作，近几年来又直接投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工作。汇集他在两次三中全会期间发表过和未公开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和报告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书的出版，是令人欣喜的。正如薛暮桥同志在序言中指出：本书“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潮流中一位很起作用的探索者的思想过程，值得有志于改革的同志们认真一读。”
这本书，使人们看到这位经济体制改革的辛勤探索者的清新脚印，同时在某种角度上，看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的一条并非平直的道路。本书涉及面广，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变，深刻地揭露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病。本书的首篇，写于1978年的《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提出了当时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采用行政管理方法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矛盾，计划上以产定销与按需生产的矛盾，小而全、大而全与专业化协作的矛盾，统收统支、供给制与独立经济核算的矛盾，“大锅饭”、“铁饭碗”与按劳分配原则的矛盾。接着，在1979年初的另一篇报告里，提出现行体制的问题是：只强调统一计划，不重视市场调节；力求自成体系，不讲分工协作；物资管理上靠分配，不发展商品交换；外贸统进统出，没有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等等。这些分析大多抓住了要害，对于探索改革的入门，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作者从全局出发，先后考虑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总体设想。他针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完全的经济核算单位，实行自负盈亏的制度”；还明确地表示，“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我们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据此，作者曾对今后的改革方向考虑了若干设想，如实行指导性与指令性相结合的计划制度，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一样实行商品化，建立各种经济、贸易中心以取代纯粹按部门、地区来组织经济活动，企业在完成向国家交纳税金、费用和偿还贷款以及不违反国家计划指导、法令规定的前提下能够自主地决定经营管理活动等。1981年以来，他多次提出改革的总体设想，或者是包括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调节、经济监督四大体系，或者是分为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体系、经济调节系统、分配制度、商品流通市场、经济组织网络等六个部分，表明了改革必须有个全面规划，同步配套地进行。按照改革的中心是解决经济发展的“轨道”和“动力”的精神，他还认为，必须做到“大的方面不脱轨，小的方面有活力”；为此，应当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宏观要管住、管好，二是微观要有动力、活力，三是中观（部门、地方这一层）要做好指导、协调、服务、监督和疏导工作。这些意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都起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在总体设想的指引下，作者在改革的几个重要领域，提出不少发人深思的具体见解。从全书看，他着重研究的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条块关系和中心城市以及商品和物资的流通体制等问题。他的一些意见与其他同志的建议一起，为党和国家所采纳，吸收在有关文件中了。对于搞活经济，他强调中心城市必须是开放的，不要变为新的块块；企业不需要再有“婆婆”，公司不能成为垄断；价格改革要放、调结合，使混合价格和浮动价格起主导作用；要开展票据业务，建立资金市场；等等。这些探索性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此外，作者从更广泛的视野，对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其他经济问题也有所涉猎。他研究速度、比例和效益的关系，再次肯定“以效益为中心安排比例和速度”，并大声疾呼：“绝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我们在历史上吃过这种苦头，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他研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认为“必须把那些超过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可能的基本建设投资减下来，把多余积压的流动资金拨款减下来。”这些看法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现实感。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大工程。我们已经走过一段路程，但是前途依然高峻，有待努力攀越。在本书中，某些问题提出来了，例如“投资饥饿症”和“物资匮乏症”，还没有完备的答案；某些意见和论证也提出来了，还要仔细商榷。例如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者虽然指出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板块”，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但是在具体阐述中，似未完全摆脱板块论的痕迹。作者不止一处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两种职能，但是在进一步展开时，不免就事论事，例如把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概括为“战略、比例、政策、投资八个字，未能提到理论的高度作出实质的分析。至于搞活企业的同时，怎样促使企业响应国家的宏观指导，从单一的企业利益导向甚至职工利益导向，走向与国家、社会利益导向相结合？搞活金融的同时，怎样实现宏观的调节和平衡，不致造成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这些都是实践中出现的新课题，希望作者能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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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勇于在实践中探索真理发展真理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安徽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真理问题讨论会，于1985年5月13日至17日在安徽屯溪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哲学工作者一百四十余人。
这次讨论会所涉及的真理问题的面很广，其中主要讨论了真理与价值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在现时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是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发展的。但在如何理解和概括真理论中的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主要观点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真理具有价值性，真理的价值性即帮助主体达到需要的属性，也可称为有用性。但真理的价值性不是真理的本质规定性。真理的本质规定性是客观性、科学性。价值性是从属于真理本质规定性的次一等的属性。认识首先要符合客观对象。真理反映了客观规律，就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好处。价值性是有条件的。对真理的价值性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但应看到，任何真理都会有用，它或迟或早总会因条件的发展而发生作用。把真理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分割开来是不正确的。价值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科学性，也就无所谓价值性。只讲价值性，不讲科学性，才是实用主义。真理之为真理，在于它是正确的，而不在于它具有有用性，有用性仅是真理的一种属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把真理区分为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两种。事实真理，就是对客体事实的正确描述；价值真理，是对事物的评价，是对事物与主体的关系和意义的看法；二者反映的对象是有区别的。价值真理与事实真理相比，具有更大的相对性。这是因为事实真理的相对性主要是相对客体而言的，价值真理的相对性则把人的需要也包括在真理内容之中。真理的价值性与价值真理不是一回事，无论事实真理还是价值真理都有价值性。事实真理是价值真理的前提和基础，但事实真理要实现其价值，即指导实践，必须经由一系列的中介，价值真理就是其中的必然环节，二者在实践过程中达到统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在认识论中，是和“真理”相对应的、处在同一水平的范畴。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价值问题在历史上始终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矛盾方面。弄清楚客观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和人究竟能够怎样改造它们，同人类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和应当如何改造世界之间，从来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价值问题是人的认识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人的认识活动，不仅要解决对世界认识的真假问题，即事实问题，而且要解决事物的利弊、善恶、美丑等评价问题，即价值问题。第三，在哲学范畴体系中，对应性是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谬误只是真理的对立范畴，而不是其对应范畴。引入了“价值”，“真理”就有了相对应的范畴。真理与价值的对应，在于它们是认识所追寻的结果中的两个侧面，这两个侧面是作为认识活动的目标和后果的概括而存在于认识论中的。第四，价值问题在认识的两个飞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真理与价值都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真理在主客体关系中更多地代表客体性；价值则更偏重于主体性。真理体现事物的客观尺度，价值则是人的内在尺度的表现，这两个尺度都是实践的内在尺度。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实践的内在本性，二者又是在实践基础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真理之中有价值，价值背后有真理。凡是确有价值的必有真理，凡是失去真理的必丧失价值。
第四种观点认为，价值可以引入认识论，但不能作为真理的本质规定性。这是因为价值体现了主体的需要，体现了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属性的追求和满足，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不确定性。但真理与价值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展开、统一，这表现在：第一，认识的真理是价值的前提；第二，价值是认识真理的动因、目的；第三，实践是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二者在实践基础上有条件的、相对的历史的统一。
此外，在关于如何确定价值的问题上，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当把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推动作用看作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会上，大家还讨论了真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真理的本性与定义；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同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和区别；真理与谬误是否互相包含；真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真理的阶级性；是否存在“感情真理”；以及真理的发展规律等问题。
（俞景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