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海外游踪
“风之城”“火之邦”
——苏联巴库漫笔
九兰
天高气爽。飞机南航至里海上空，不久就能看见一把烽火在远处熊熊燃烧。这是石油城巴库的一个标志。
这里是苏联的南国。气温比莫斯科高10摄氏度左右。我们在市中心的“阿塞拜疆旅馆”下榻后，忙着脱下毛衣，奔向久已盼望的世界最大的“湖”——里海边。海边停泊着艘艘巨轮，远方海平线上钻塔林立。海天一色，海鸥翱翔。能歌善舞的阿塞拜疆青年男女漫步海边……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海边石油城”的美丽图画。
里海边的大树很特别，都往里侧倾斜，似乎向我们这些远方来客频频点首欢迎。好客的主人告诉我们，这里海风经常很猛，天长日久，树木都往里倾斜了。而巴库命名亦源出“巴德—库别”（或“巴德—吉乌”），意为“风的袭击”，或“风之城”。
巴库已有上千年历史。纪元前数百年这里就有居民，八世纪时，附近地带的居民已开采石油，早就被称为“火之邦”。到十二世纪，巴库海湾作为良港享有很好的声望。阿塞拜疆以盛产羊毛著称，很早民间就开始编织壁毯。十七世纪的壁毯上已织有马的形象。十八世纪一幅大壁毯上织有一簇簇火焰，被称为“火舌毯”。这些说明，十七、十八世纪这里已经开采石油，并已成为通商口岸。
作为巴库古代史的典型代表性建筑，是建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拜火古堡”。从远处看，只见它的围墙内腾起两股熊熊烈焰。从高处俯视，则可见围墙内那座约二十米见方的庙宇，四角有四个高大烟囱，火焰从中喷出。走进围墙，庙宇两边都是大门洞。据说，这里是过往行人特别是商人的歇脚处。人们到这里把庙宇当作火神庙朝拜。房子里有栩栩如生的塑像，从其衣着、面貌以及墙上镌刻的留名看，大都似阿富汗、伊朗、印度等地的过往商人。“拜火古堡”告诉人们，巴库那时已是欧亚交通的要冲。
应当地主人盛情邀请，我们来到远郊海上油田。石油瓦斯开采管理处负责工程师哈卡扬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目前巴库石油开采情况和它的光辉历史。
巴库，以盛产石油闻名于世。早在1898年，它已成为石油工业中心，当时它提供的石油多达世界石油开采量的一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里的石油工业多数操纵在瑞典、法国、英国等外国资本手中。当年，在烈日炎炎的高温下，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大文豪高尔基在描述他1892年和1897年两次到巴库目睹的情景时写道：“那里的油田就象一幅活生生的悲惨地狱图景”；工头“象患歇斯的里症似地乱骂着。他对工人们拳打脚踢，甚至抓住一个工人的肩膀，象摔一只猫似的摔到地上……”
1917年革命风暴席卷巴库。但帝国主义对巴库这块“肥肉”岂肯轻易放过。几经搏斗，其间巴库一些革命领导人惨遭杀害。直到列宁派基洛夫领导第十一军与巴库人民武装一起夺取了政权，基洛夫荣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这里才真正走上了新生的大道。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巴库油田面临重重困难。列宁派强有力的革命领导人谢列布罗夫斯基来到巴库。当巴库油田迅速恢复、发展的喜讯传开时，列宁又是多么欣喜啊！
巴库的迅速恢复极大地鼓舞了全苏人民。1927年，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激情满怀地挥笔赞颂：
如果说，
我们对未来
充满信心，
那是因为，
巴库的黑色的
浓浓的血液
在从边疆，
注入首都的心脏。
巴库石油产量成倍地增加，巴库对全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剩余的石油出口，换回了国家急需的大量机器和设备。
我们乘车沿着海上通道一直驶到里海海上采油处。这里高耸的钻井塔，向海下深钻六千米。主人告知，到1970年，巴库60％以上的石油都是从海上开采的。哈卡扬同志自豪地说，我们这里向新采油区输送了大批干部，现在秋明油田的总指挥就是在这里培养的。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巴库海上又发现了新的油田，这里的石油质量极好，含硫量非常低。
当我们离开远远伸向海底深处的采油井时，不禁想到，上百年来历经沧桑的巴库，人们称之为苏联的“石油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告别这座南方工业城市时，我们登上巴库最高处。这里矗立着基洛夫的塑像。这位“伟大的公民”象在节日检阅游行队伍时一样，足蹬长统靴，身着系腰带的劳动衫，面对里海，挺身而立。他右臂高抬，似向人们招呼；左手拿着便帽，满面含笑。我们环顾巴库（见图），它是那么美丽、壮观。而里海海湾则象一颗明珠，被它紧紧地搂在怀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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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尼德兰·低地之国
王学信
荷兰是西欧国家，它的正式国名本来是尼德兰而不是荷兰。
“荷兰”一词是由日耳曼语“霍特兰”转化而来的。“霍特”意为“森林”，“兰”则是“土地”或“国家”，“霍特兰”意即“森林之国”。它本来是指荷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省份，古时候那里森林蓊郁，野草丛生，遂由此得名。
早在公元十六世纪，“荷兰”为了反抗和摆脱西班牙的野蛮统治，联合周围几个省份组成“尼德兰联合省”，以利于共同斗争。在几个省份中，“荷兰”的人口最多，实力最为雄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人们便逐渐将“荷兰”和“尼德兰”等同起来，后来，进而用“荷兰”代替了“尼德兰”，成了这个国家的代称，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不过，在国际政治、外交等正式场合，还应该使用“尼德兰”这个正式的国名。
“尼德兰”是日耳曼语中“低地之国”的意思，它真实地反映出该国独特的地理风貌。荷兰全国领土近四分之一低于海平面，有三分之一仅高出海平面一米左右，而其余地区也大多在海拔十米到三十米之间。有趣的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若干世纪以前还是个低于海平面五米的大湖。“尼德兰”真是个名副其实的“低地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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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谊之花
在科隆车站
蒋元椿
我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组结束对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的访问后，原打算从阿姆斯特丹乘飞机到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从那里乘中国民航班机回国。不料临走那天，阿姆斯特丹的希波尔机场工人罢工，这就成了问题。
荷兰外交部陪同我们的胡拉文先生为让我们及时赶到法兰克福，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决定立即驱车赶往鹿特丹，在那里的联邦德国领事馆办理再入境签证，然后从鹿特丹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乌得勒支，换乘火车去法兰克福。
鹿特丹的联邦德国领事馆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我们办完手续赶到乌得勒支车站，买好车票，把行李放到月台上时，离原订开车时间只差几分钟。幸而列车晚点十分钟，使我们得到了一点喘息时间。
这趟车只到联邦德国的科隆，到科隆后要换乘去法兰克福的车，按列车时刻表，中间只有三十分钟的间隙。而我们一开始就晚点十分钟，只剩下二十分钟了。到法兰克福以后还要换乘去机场的车。时间非常紧。关键在于在科隆车站能否赶上去法兰克福的车。
科隆我们到过，科隆大教堂的两个尖顶是熟悉的，但是车站情况一点不知道。我们一上车就设法打听在科隆怎么换车，由于不会说德语，始终没有打听清楚。车子快到科隆，我们就把行李搬到车门附近，以便一到站就可下车。这时刚才同我们坐在同一车厢的一位中年德国人急忙走来，用德语告诉我们不要一见科隆站就下车，因为车子先到科隆郊区站，而我们应该在城区站换车。
情况更复杂了。我们后面那节车厢的车门口出现了一群又唱又笑的十多岁的学生模样的孩子，有两个年长的人，一男一女，跟着他们，象是教师，看样子也要在科隆下车。为了弄清情况，我们打开隔门前去询问。那位男教师能说英语，他告诉我们，在科隆下车以后，就得转移到七号站台，在那里上去法兰克福的车。
我们感谢了他的指点。车一到科隆，我们赶紧把行李搬到站台上，那是十一号站台。七号站台在哪里？又怎么过去呢？没有推行李的小车。下了车的学生们却找到了一辆，我们同他们一商量，他们高兴地就把小车让给了我们。我们推着行李往出口处走去，寻找第七站台。这时，那位男教师又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去第七站台要下一道台阶到地道里，然后再上另一道台阶上到站台。时间紧迫。他二话没说，帮我们迅速把行李推到下去的台阶口，一手一个，提起两个大箱子就往下走，一面回头催我们，接着又提着箱子上了另一个台阶，把它们放到站台上，告诉我们这就是七号站台，去法兰克福的车马上就到。说完他挥手告别，微笑着走下台阶。我们在忙乱之中，不知怎么感谢他才好，赶上去硬塞给他一点小礼物，他推辞再三才接受，然后就在人丛中消失了。
两分钟以后，去法兰克福的火车进站了。上车坐定，大家吁了一口长气。要是没有这位素不相识的德国朋友的热情帮助，我们就尴尬了。
这天我们终于在中国民航的班机起飞前赶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当我们进入候机厅时，离放行登机只差三分钟。
科隆车站这一幕，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一声“早安”，一句“谢谢”，一个微笑，轻轻地点头致意，热心地指点道路，帮助解决困难……这就是友谊，就是和平，就是每个人的品格的表现，就是我们这个纷扰的世界的希望之所在。难道我们不正是应该这样来认识我们同各国朋友之间的交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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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影坛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
翟象乾
五月的戛纳是醉人的，蔚蓝色的海水轻轻拍打着沙滩和堤岸，地中海岸边一株株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前，呈现出一派法国南方的秀丽景色。第三十八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这里举行了十二天，从法国各地和外国涌进了十数万人，使原来七万三千人口的戛纳市突然膨胀起来。尽管连日下着连绵细雨，但是豪华的卡尔登旅馆和陛下旅馆门前总是围着一批人，他们等待着一睹影星们的丰采。而在举行国际电影节的联欢节宫前，则无论晴雨都是人头攒动。
联欢节宫建立在海岸边，是一年前刚落成的现代化建筑。五万平方米的大楼里设置了七、八个大厅，两座高级剧场可以分别容纳两千四百人和一千人。电影节期间共接待了三万五千名来宾和三千名记者。有人说，其盛况也许仅次于国际奥运会。
戛纳电影节从1939年举办以来，一直是国际电影界最享盛名的交流和评奖机构之一。法国是电影的故乡，为了纪念法国吕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举办的规模比以往任何一届都大。
今年参加评选的二十部影片，是事先由一个评审委员会从二百多部影片中初评出来的。此外，还有以各种名目参加观摩的影片，加上国际电影市场参展的影片，总共不下四百部，分别在十五家电影院放映。此刻的戛纳，真是“满城争说电影节”了。
5月20日晚上，人们期待已久的授奖大会在联欢节宫的大剧场里举行。今年最佳影片的金棕榈奖由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南斯拉夫影片《爸爸在做商业旅行》，这一宣布大出人们意料之外。这部影片讲的是南斯拉夫五十年代初的故事，从一个六岁孩子的眼中看当时的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充满了奇特、辛辣和温情”。获得特别大奖的是美国影片《布尔第》。最佳导演奖由执导《约会》一片的法国德西内获得。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是主演阿根廷影片《官方历史》的诺尔马·亚里安德罗和主演美国影片《面具》的切尔。最佳男演员奖是由主演巴西影片《蜘蛛女之吻》的威廉·赫特获得。
今年，中国的五星红旗再度高高飘扬在戛纳海滨的旗杆上。中国派出了以老导演凌子风为团长的电影代表团前来参加电影节活动。中国影片《寒夜》也获选参加由十七部影片组成的“一瞥”观摩放映，在电影节的第二天接连放映了三场，满场观众以热烈掌声欢迎中国影片的映出。《寒夜》导演阙文举行了招待会，各国记者纷纷提问，要求了解影片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思想。这时一个动人的镜头出现了：一位法国记者突然跑到台前，什么话也没说，便朗诵起一首诗来，内容是歌颂中国人民的胜利。他是在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法国的报刊和评论家认为，影片有中国特色，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也嫌影片节奏过于缓慢。
在美丽的蓝色海岸边，记者和凌子风、阙文等几位导演在清新的海风中围坐着交谈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感受。导演们说，在电影节期间，看了许多电影，接触到西方电影的各种流派，有的我们有不同看法，有的还是可以借鉴的。例如法国著名的“新潮流”派导演高达不讲究情节，有其不可理解性，就是在西方也是有人赞赏，有人不喜欢。但他追求不断创新。奥地利影片《死亡病》则是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演员在独白，抒发内心的感情，导演自称是部“哲学”影片。谈到总的印象时，他们说：“电影节有一些好影片，但是好的并不多，而成功的影片往往是写人的。”至于中国影片，他们认为，相对来说，艺术水准并不差，但是在洗印、音响等制作技术方面，却是同外国明显地差了一大截，管理水平也不尽理想，这些方面应该努力赶上去。导演们感慨地说，中国电影是有前途的，在尽可能多同外国电影进行交流以取长补短的同时，重要的是发扬自己的长处和特点。期待能不断拍出更有意义的电影来。西方电影由于经济不景气，已感到有危机感，在电视、录像的竞争下，正难以为继，日益走向商业化，而中国电影正走上发展的大道。（附图片）
影片《爸爸在做商业旅行》中的小演员莫内罗·德巴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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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洲“家庭语言大学”
李国桢
欧洲有个“国际文化度假组织”，其会员有法、英、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人们通常管它叫“家庭语言大学”。它在每个成员国内均有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办理学员入学和调解纠纷。
投考“家庭语言大学”者多半为女大学生。她们学习了一种外国语，希望到该语言国去实习，以便巩固和提高所学语言。这样，她只要递交一张彩色照片和自己有关条件的介绍，该组织就把她的照片及情况刊登在会刊上。刊物在会员国之间流通，“投考”者便可借此等待人们挑选。
“考生”接到电话或通知信后，经过联系和谈判，就可能被某个家庭“录取”。于是，被录取者即可购买车票或机票到主人家去。
我的法国朋友迪蒙夫妇有两个孩子，老二刚出生六个月。他家“录取”了一位学习法语的西德女学生安娜小姐。每月，迪蒙夫妇给安娜一千二百法郎（相当于四百元人民币）的津贴，还管吃管住。她的任务是协助女主人料理家务，至少带三夜孩子。她通过生活上的接触实习外语，主人则有意识地与她会话。如安娜小姐要外出上课或补习，费用自理。每个收留学生的家庭每年得向该组织交纳五百法郎。如遇双方发生纠纷，则由国际组织负责调解或更换人家或学生。据我所知，法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大同小异。迪蒙夫妇告诉我：“这位德国姑娘期满后（一般为半年或一年），我们已联系好一位意大利姑娘，尔后再来一位瑞士姑娘接替。”我观察，他们在一起很和睦，如同走亲戚。
据了解，这种既实惠又有效的“家庭语言大学”在欧洲国家之间很盛行，而且已有数十年历史。即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也愿意上这种带有勤工俭学性质的学校。在法国，这个“国际文化度假组织”是根据1901年7月1日的法律而成立的。
对于男子，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可就读于这种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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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拾零
特殊的监狱
这是什么地方？空地上、道路边都装设着行车交通标记和交通讯号灯标志，室内墙壁上张贴着醒目的安全行车宣传画。陌生人初来这里，可能以为走进了一所汽车驾驶训练学校。其实，这是一座监狱，关押犯有相同罪行的罪犯——交通违章肇事者。
设在东京北郊的市原监狱，囚禁着二百多个犯人。它的四周既没有高围墙或电网，也没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只设一道高一米半的铁丝网。全狱仅有三十多个监管人员，到了晚上，只留四个看守。如果犯人想逃跑，那很容易，但据说，从未发生过越狱事件。
日本专设交通违章肇事犯罪者的监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通事故十分严重。日本当局虽然连年加强交通管理，甚至采用最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可是交通事故仍然不断发生。一九八四年仅行车超速而酿成的事故就有五十万起，死亡人数高达九千二百六十二人。酒后开车而发生的车祸更是屡见不鲜。
这里的犯人除了要从事体力劳动之外，每天定时到狱中专设的一个石碑前鞠躬行礼，口中连连念着“深感罪孽深重，定将向社会赎罪”的誓言，以示忏悔。犯人还要集体学习、讨论交通规章，也可提出重受驾驶技术训练。服刑期间，如表现好，可获提前释放。
·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