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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佛山市引进工作的成就和经验
李定中 王琢 陈铨峻
抓住“龙头”，带动全局的发展
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它不是经济特区，原来也未列入沿海开放城市；但是，它在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佛山市邻近港澳，又是一个著名侨乡，拥有“三个七”（海外华人七十万、港澳同胞七十万、侨眷及港澳同胞亲属七十万）的优势。佛山市凭借这两个优势，积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把对外开放作为带动全局经济发展的“龙头”。自1979年起，他们的引进工作先后经历了“三来一补”、重点企业技术改造、行业技术改造等三个阶段。从1984年起，又进入了技术开发性阶段，取得了新的突破。六年累计：对外签订各种经济合同一万一千零八十五项，外商投资总额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已实际使用外资二亿五千五百万美元；引进设备九万二千台（套）、生产线一百零六条；利用外资的企业、事业单位共达一千八百多个。
佛山市的引进工作，为扩大再生产奠定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推动了佛山市的经济发展。1984年与197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49.35％，达到八十二亿四千八百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75.1％，达到五十六亿三千万元，农业总产值增长107.5％；国民收入增长132.6％，达到三十九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未包括农贸集市）增长166％；外贸收购总值增长154.8％；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增长765％；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367％，达到七百九十五元；佛山市区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将近十四平方米。
佛山市的引进工作所以成效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较好地处理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几个关键问题。
引进什么：立足技术改造，注重经济效益
佛山市从实际出发，制订近期引进计划和中、长期引进规划，分别纳入市的二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引进的目标十分明确：立足于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经济效益。在已引进的全部项目中，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占78.5％，并且按照既定的引进规划，成功地把外资主要投向五大支柱行业：纺织行业、电子行业、塑料行业、陶瓷行业和服装皮件行业，大大加快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譬如市区纺织行业引进日本先进的喷水织机二百零八台和后整理等设备一百二十一台，年产各种尼龙绸、涤纶绸一千二百万码，年产值近一亿元，税利达一千多万元。类似的例子在各行业中不胜枚举。
他们在抓好重点骨干项目引进的同时，还注意中小项目的引进。这些项目多而范围广，投资少，见效快，技术上也常有专、尖、新和适用性强的特点，能迅速而大面积地提高经济效益。如佛山糖果厂去年引进的“金百利”高级饼干生产线，设备投资二十七万八千美元，当年投产就创产值二百万元，创税利八十万元，出口创汇一百六十万港元。
佛山市六年来共引进了近二十个国家的先进适用技术设备，使全市工业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全市工业中具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水平的设备所占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0.7％上升到14％，属国内先进水平的设备则占50％多。产品升级换代越来越多。仅1984年，全市共开发新产品五百九十二个，其中填补国内和省内空白的各有二十八个和五十个，创新花色品种共七千三百一十九个。几年来共创省市优质产品二百三十七个，荣获国家金质奖产品三个、银质奖产品十二个、国家和省优质奖产品八十四个；已拥有三十五种工业拳头产品；出口工业产品已从1978年的一百五十种增加到二百五十种。据匡算，佛山市每引进一美元的工业技术设备，约可年创产值十元，创税利二元。近六年来已创税利三亿多元。
如何引进：组织落实，多渠道，多方式
佛山市在引进工作中，着重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组织落实。佛山市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他们对重大引进项目都组织仔细的调研、论证和审议，然后才作出决定，部署实施。市长、县长、区长中，都有一名专门主管外经工作。各级工业主管局、公司、企业，都指定一名领导抓外经工作。从市到各县，早在对外开放初期就成立了外经委及其所属单位。全市组成了一个由市领导统筹，外经委牵头，“三委”（计委、经委、外经委）为主，财税、银行、城建等有关部门大力协同的强有力的外经工作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协调解决引进项目的各种问题，大大提高了引进工作的效率。
（二）多渠道引进。佛山市坚决落实侨务政策，激励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的热忱，回来投资办厂，兴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不仅如此，通过他们的引荐，又不断发展了新客户。对欧美、日本等客商一律热诚欢迎，开拓业务往来。由于引进的路子越走越宽，在具体的项目上，就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可以做到货比多家，择优引进。
（三）多方式引进。佛山市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上，很注意因时、因地、因具体项目、因投资对象制宜，灵活采用多种方式，由低向高，不断发展。1982年以前，主要是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和合作经营等。后来在继续利用原有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合资经营、国际租赁、出口国信贷、中国银行补偿贸易外汇贷款等多种方式。再加上运用港澳、国内银行外汇贷款、使用地方外汇以及接受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赠等等，使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门路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积极创汇，确保外资偿还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必须坚持外汇的年度平衡和长期平衡，力争多创汇，确保偿还外资本息或利润。当前，创汇能力较弱，是沿海地区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佛山市在坚持外汇平衡，积极创汇，确保外资偿还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凡引进的项目，事前都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根据项目的技术经济效益、产品内外销比例、原材料和零部件是否需要进口等条件，反复仔细核算项目的创汇水平，确认能增加积累、多创外汇、有偿还能力时，才签约引进。资金回收期一般按三至四年考虑。对那些确属先进技术或生产国内紧缺商品的项目，成交时则可考虑适当多让出一些国内市场，增加内销比例。这是一种必要的进口替代，既有利于引进外资，也有助于相对节省用于进口的外汇，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在现阶段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安排一些这类项目，是有好处的。
（二）原则上由企业或主管公司自负对引进外资的偿还责任。这就有力地促使企业精打细算，尽快投产，并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利用引进设备的技术效能和生产能力，降低消耗和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例如，佛山、中山、顺德等几个重点电风扇厂，引进若干关键技术设备，创制出一系列物美价廉的电风扇新产品，一跃成为佛山市第一大出口商品，其中吊扇出口量每年上百万台，占全国吊扇出口量的74％，畅销美国、中东等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
（三）部分属于打基础的重大项目，由本企业或主管公司偿还确有困难的，则由市（县）的地方留成外汇统筹安排解决。
（四）利用三角补偿关系。例如石湾利华装饰砖厂采用出口国信贷引进意大利彩釉砖全工序生产线及技术，又通过香港一家大公司返销产品，建立了三角补偿关系，解决了外资的偿还问题。
（五）开展计划外代理出口。从去年3月开始，组织计划外商品，委托外贸专业公司代理出口，地方负责补亏。利用这种方式出口的地方外汇留成比较高，因而大大调动了地方经营外贸的积极性。全市去年代理出口总值达四亿元，创汇一亿零二百万美元。
（六）大力开展来料加工装配。六年来全市对外加工装配合同总额十亿三千万美元，已完成工缴费收汇一亿六千六百万美元，市县和企业可获得25％的外汇留成。
（七）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中山市利用外资三千多万美元开发旅游业，仅1984年游客即达二百多万人次，营业收入一亿五千万元，收汇一千万美元。
（八）狠抓对港澳的鲜活商品出口，并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优质出口食品加工业。全市六年来鲜活商品出口创汇八亿多美元，食品工业出口创汇二亿五千万美元。
（九）积极开展国外工程承包，发展劳务出口，如承包修建工厂、公路等，已有若干项在建或正在洽谈。
佛山市运用自己的优势，开辟多种创汇途径，确保外汇平衡。去年统计，利用外资项目已偿还的约占三分之一。
象佛山市这样的沿海地区，要进一步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需要国家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措施。当前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对信贷资金实行必要的宏观控制的同时，如何恰如其分地区别不同情况，对他们用于购买原材料的贷款和用于引进项目的国内配套资金贷款，适当放宽限额。佛山市由于经济效益好，资金回收快，适当放宽限额是不会造成信贷投放失控的。其次，为了充分发挥这些沿海地区的外贸优势，很有必要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积极发展工贸结合、农贸结合和技贸结合的外贸体制；适当发展计划外出口，并在外汇分成上给以必要的优惠待遇。这对加快技术引进和增加为国家创汇的能力，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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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题新解
——从一则旧闻谈起
家旺
最近听到这样一则旧闻：某中外合资企业中，有位中方经理居然对人宣称：“资本家总是资本家，我们要牢记一个政治原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位经理的话实在令人惊诧：其一，他将帮助而不是破坏我们建设事业的朋友当作了敌人；其二，他形而上学地套用了一个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适用的命题。
前者的是非好分，无须赘言；澄清后者还得从这个命题的由来谈起。东汉刘秀手下有位将军叫朱浮，他在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信中说过一句名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与当时的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引用了朱浮的话，并且指出，朱浮的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无使亲痛仇快”。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凡是”，只是特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敌我双方利害根本冲突的问题，如当时的亲日还是抗日。如果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随意扩大这一命题的外延，就可能推出极其荒唐的结论。汪精卫尖锐批判过康梁保皇党，我们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热情吹捧保皇党么？那时，似乎没有人曲解这个命题。
可是，“文革”一开始，这个命题忽然成了普遍适用的原则。天底下无论什么事归根结底都被分为“两家”，非“我”即“敌”，“两家”之间截然对立，犹水火之不容。不仅在政治领域，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领域，一概如此，只要被贴上“封资修”标签，无论是什么，统统都在否定摒弃之列。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口号，都可以说是这个“凡是”命题合乎逻辑的演绎。蛮横的逻辑扭曲了人们的眼光，判断是非的一切客观标准丧失殆尽。牛棚里，两个造反队员为一本小说的“红”与“黑”争论不休，于是责令“反动作家”赵树理表态。一再威逼之下。赵答：“我实在不能说。一说，你们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因为，我是‘牛鬼蛇神’，我说是‘香花’，你们就一定说是‘毒草’呀！”说起这些往事，人们多半会不胜唏嘘，恍若隔世。可如今呢？那位经理的话大概可以表明，思想上一时跳不出这种“凡是”窠臼的还有人在（虽然这样赤裸裸地发表高论的可能是极个别的人）。比如，对经济特区的许多开放政策，对利用市场机制问题，乃至采用当代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有些人总是嘀咕：这同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什么区别？他们看事物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看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我们迅速发展生产力，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社会主义”（其中包含着许多僵化或不科学的认识），看作是同“资本主义”（连同许多人类共同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完全绝缘的体系。再往开些说，对我们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及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海内外众说纷纭，其中有真知灼见，也不乏附凿妄议。我们有些同志不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客观实际，而是常常在那个“凡是”命题里打转，于是难免为某些舆论所迷惑。当海外有人说我们“发展资本主义”、“搞自由化”时，他们忧心忡忡了，以至怀疑起党的现行政策来：“资产阶级也在赞扬我们，这就是个大问号！”他们总是试图用简单的逻辑去推论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是缺少独立思考。
斯大林曾赞扬过“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这是值得深思的。共产党人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理应是最求实的人。求实，就必须客观地看待世上的一切，根据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决定对事物的态度，用实践去检验认识的是与非，而不是根据某些被绝对化的逻辑与命题。共产党人不是要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去建设什么乌托邦，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都要虚心接受，还要加以发展。我们不能“画地为牢”，用只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适用的逻辑禁锢自己，把自己置于荒唐可笑的地步。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还有敌人，国内外都有。我们与敌人之间在涉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常常还是要针锋相对的。问题是这个命题不能滥用。用滥了，就难免闹出上面列举的一类荒唐事，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类的难题：某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办的，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真正的敌人）抢先说了几句好话，我们还办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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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先驱者的遗产 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文集》评介
张静如 姚维斗
在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五十八周年之际，《李大钊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分上、下两卷，收入文章四百三十七篇，共一百一十万字，是迄今最完整的李大钊文章的总集。
回顾李大钊著作的出版，经历了极为艰苦的过程。李大钊在世时，曾亲自整理过自己的著作，并交给了李乐光，准备出版文集。李大钊牺牲后，李乐光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李大钊的文稿，并编为四本。1933年李乐光被捕后，他的岳母赵老太太将文稿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后来交给李星华，又经周作人帮助，送上海出版。鲁迅为该书写了《题记》。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直到1939年，始由北新书店将文稿的前一部分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该书一印出，就被反动当局全部没收了。这部书稿解放后才得以《守常文集》的书名问世。另一方面，方行等在抗战时期就开始搜集李大钊的文章，经多年抄录，也积累了不少文稿。直到1959年，经许多同志努力，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李大钊选集》，收入文章一百三十三篇。选集的出版推动了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但是，这本选集只收入李大钊的少部分著作，还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1961年，在邓拓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开始进一步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并撰写《李大钊传》，但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阴谋”，许多同志因此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一部完整的《李大钊文集》的工作才得以进行。经过编者几年的努力，并得到许多单位和学者的支持，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新版《文集》基本上收入了迄今已发现的李大钊的全部著作。
《文集》是李大钊一生思想变化、发展的忠实记录。它反映了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领域中的建树，反映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贡献。它对我们学习李大钊的光辉思想，研究李大钊思想的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是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他和战友们运用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决打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文集》中可以看到，从1916年开始，李大钊就力图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去观察宇宙，分析事物。尽管其叙述尚不够系统，论证还不够严密，并过多地强调事物的统一性，调和性；但到1918年上半年，李大钊的思想已经初步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在1919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在中国，最早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原理，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宣传，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李大钊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个人与群众关系问题的深刻研究，对一批早期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李大钊的一生，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上，他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占据了《文集》的大部分篇幅。多年来，对李大钊政治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后期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薄弱环节。《文集》中收入过去选集中欠缺的许多名篇，如《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守常政治报告》、《守同志来信》、《狱中自述》等。这些文章与他的《土地与农民》、《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为研究李大钊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文集》中的许多文章还反映了李大钊在指导工运、农运、军运、青运和妇运等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政治思想，研究者有些不同看法，《文集》全面地收入这一时期李大钊的著作，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便于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集》中经济方面的文章占相当比例。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宣传者。他在应用正确的经济观点考察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文集》中收入的历史学方面的著述，达二十万字以上，其中许多著作是第一次与今天的读者见面，它反映了李大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的建树。《史观》、《今与古》、《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清代通史〉序》等文，特别是《史学要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精辟的见解。《史学要论》堪称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概论。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文集》还收入了李大钊在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并收入他的诗歌、散文、杂文、书信、日记和小说等作品。
捧读《文集》，我们深感它是研究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珍贵精神遗产。当然，正和一切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李大钊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他的著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文集》反映了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探索中必然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未必精当”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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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致富之路》出版
由艾力农主编、知识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农民致富之路》一书，是一本通俗、生动的农村普及读物。全书分十三部分，一百二十多篇文章。书中精选了党中央和地方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对农民治穷致富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并从农、林、牧、副、渔、乡镇工业、商业、储藏运输业、科学技术和信息咨询等方面，介绍了全国各地勤劳致富的典型。这本书为我国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深入理解党的富民政策，广开勤劳致富门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经验。
（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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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丛书第二批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一套介绍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新兴学科最新成就的大型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一九八四年初首批出版十二种后，在国内外知识界和青年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第二批（十四种）最近已经出版。其中包括《人的现代化》、《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摇篮与墓地》、《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择优分配原理》、《第三次数学危机》等。
（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