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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
——运用“研究式、讨论式、交谈式、启发式”学习整党文件的体会
杨白冰
北京军区第二期整党的单位，在学习整党文件、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中，普遍运用“研究式、讨论式、交谈式、启发式”的方法（以下简称“四式”），打破了学习讨论中的沉闷空气，使整党搞得生动活泼。广大党员反映，“四式”是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一个正确方法。
第二期整党开始后，我们军区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教育时，大家摆出许多一时弄不清或不那么理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一般党员说不清楚，有的领导同志也感到难以做出圆满的回答。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大家敢于把认识上的真实想法大胆提出来，这是学习深入的好现象，说明大家对中央和军委的整党方针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是一。第二，当前，党正领导人民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有些党员思想跟不上，对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产生这样那样的不理解，并不奇怪。第三，问题提出来，还必须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过去有些单位单纯依靠少数人作辅导报告，但效果不理想。在第一期整党中，我们总结了开展谈心活动的经验，这有利于创造民主气氛，增强党内团结，但解决党内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还需要创造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我们学习余秋里同志关于政治教育要采取研究的方式、讨论的方式、交谈的方式、启发的方式，进行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的意见，感到运用这种方法，让广大党员联系实际，开展民主讨论，能较好地回答解决整党学习中反映出来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真正提高觉悟，统一思想。
整党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是党性党纪的教育，每个党员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而思想的提高和认识的转变，别人不能代替，靠外在的压力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靠调动广大党员内在的积极性。“四式”方法适应了整党学习的特点和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需要，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十分欢迎。
“四式”方法的运用，使整党学习出现了畅所欲言、民主讨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讨论问题时，大家思想活跃，议论风生，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常常是你一言，我一语，你举一件事，我讲一条理，互相补充，互相启发；会上各抒己见，热烈争议，会下继续交谈，共同切磋。比如，有些同志原来担心强调发展生产力，会不会“生产上去了，思想下来了”。通过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对比，许多同志说，过去只抓“敌我友”，不抓“粮棉油”，只讲“万代红”，不讲“吃穿用”，结果把国家搞穷了，人民搞苦了，思想搞乱了。现在抓住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牛鼻子”，不几年工夫，国家景气了，人民富裕了，奔社会主义的劲头也更足了。还有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如担心搞多种经济形式会“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等，都是在研究、讨论和交谈的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有的单位在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时，把党中央连续四年下发的四个一号文件连贯起来学习讨论，看中央是如何从农村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政策；然后又从农村看城市，就对党的全面改革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增强党性、加强纪律、服从大局”的教育中，广大党员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深入开展讨论，广泛进行交谈，较好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甘愿吃亏”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家表示，在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中，一定要做到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四式”在整党学习中所以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体现了解决党内思想认识、思想觉悟问题的正确方针，即教育疏导的方针。这种方法，进一步摒弃了过去那套“左”的做法，贯穿了文明和民主的精神，适应了和风细雨整党的要求，是我党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发展，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整党学习中的具体运用。
在过去“左”的思想泛滥时，学习教育总离不开“大批判”、“抓重点人”、“触及灵魂”等“左”的一套，动辄把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上线，甚至乱戴帽子；有的一搞学习教育就想树点“靶子”批一批；有的对思想认识问题习惯于用“堵”和“压”的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受“立竿见影”的影响，解决问题往往简单急躁，等等。在这次学习整党文件中，由于坚持了“四不四允许”的政策，运用了“四式”的方法，从根本上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中那种“左”的做法。大家既能敞开思想讲真话，讲心里话，又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生动活泼的民主讨论。对党员中摆出的模糊认识，既不用政治纪律“压”，也不往原则问题上“拉”，始终坚持疏导的方针，启发大家通过学习提高，自觉解决问题。“四式”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好形式，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生动体现。
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和形式主义的影响，在学习讨论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顺竿爬”、“空表态”，表面上似乎认识很一致，实际上没有解决思想问题。运用“四式”方法，可以使大家更好地敞开思想，摆出问题，进行民主讨论和自我教育；可以激发钻研和探讨问题的精神，避免空洞表态，不讲违心的话；可以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搞深入，搞扎实。这样学习，得到的不是表面的形式的统一，而是实实在在的思想认识上的统一。
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启发人的自觉性，启发人们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思考问题，探求真理，做到认识不断提高，思想不断进步。过去政治教育中存在着一个通病，就是不善于平等待人，循循善诱，而是生硬地灌输，常常是“一张嘴，一台戏”，单靠少数政治干部上大课。结果，用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劲，效果却不大。运用“四式”的方法，有利于促进各级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都来做政治思想工作；启发更多的人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使学习教育收到更好的效果。大家普遍感到，“四式”改变了过去那种“领导讲，群众听”的“单向灌输”的程式，形成了积极探索，互相促进，取长补短的学习新风。
整党实践说明，“四式”是深入学习整党文件，正确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好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在整党学习中运用，而且应该广泛运用到政治思想教育中去，把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成效，以适应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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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武安县磁山二街党支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农民党员的光荣义务
编者按：近几年来，许多农民党员勤劳致富，为群众带了一个好头。这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国家富强献身，为人民富裕奋斗。农民中的共产党员，除去自己带头勤劳致富，还应当帮助别人，带动周围的群众致富。这里介绍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二街党支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调查报告，值得一读。
河北省武安县磁山二街，从1982年开始，三年迈出三大步，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村。人们称赞这个村的党支部是带领群众走向富裕的好支部。
磁山二街人均不足八分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个村才由吃返销粮转为每年向国家交售四万多斤余粮。在一次村党支委会上，上任不久的党支部书记申礼成首先提出：“要想方设法让群众都富起来。”其余六名支委，也都是刚进班子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分析了二街的劣势和优势，一致认为：要富，不能把人都拴在土地上，必须上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如何上呢？一种意见认为，如今实行联产承包，上工副业还是以个体为主；另一种认为，上工副业一要技术，二需资金，个体力量单薄，还是应以集体为主。党支部发动全村人都来参加讨论。党支部对讨论中得到的近百条建议逐条分析和研究，认准了一条要走的路：依靠集体力量，利用当地优势，发展村办企业，走向共同富裕。
办厂、经商对于握锨把、扶犁杖的农民来说，谈何容易！开始，二街投资四十万元，建起一座玻璃制品厂。几个月的时间，产品因质量差而滞销，赔进了二十万元。挫折和失败使他们聪明起来。党支部书记申礼成和支委们先后十二次到上海请来十多名技术人员，帮助改造设备，传授技术，使濒临倒闭的玻璃厂起死回生，去年盈利四十万元。
玻璃厂的成败兴衰，使支委们懂得了掌握技术的重要。他们作出明确规定，每个支委和党员都要学管理，学技术，要有一招鲜，一技新。二街党支部还清醒地看到：要想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让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单靠党支部几个人有技术不行，单纯依赖引进技术和人才也不行，必须放开眼界，就地取才，从群众中发现、起用人才。几年来，先后有二十多名“能人”，被充实到各企业担任主要职务。
“要让群众共同富，不能拉下一个户”。这是二街党支部始终坚守的一个信条。全村四百二十户人家，每一户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心里都有一本帐。特别是那些人多劳力少的户和那些年迈体弱、身有残疾的人，党支部更是时时挂在心上，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扶持他们一同走向富裕。
王崇臣年过七旬，身体瘫痪，老伴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唯一的儿子还是一个残疾人。党支部除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外，去年秋天，又安排他的儿子到选矿厂看门，半年收入六百多元。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的女青年霍爱平和张新荣，下肢残疾，前几年因不能下地干活，生活全靠父、兄负担。去年，党支部安排她们到街办印刷厂当装订工，每人一年收入一千一百元。
如今的磁山二街，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座座新建筑拔地而起，先后发展起来的几十个村办企业，遍布村庄周围，从业劳力已达一千二百多人。随着村办企业的迅速发展，集体富了，个人也富了。
（钟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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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配干部高标准 “四化”首先“革命化”
铜陵市委注意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
安徽省铜陵市选配干部在坚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同时，强调不降低革命化标准，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
去年以来，这个市共选配副县级以上干部一百六十三名，调整领导班子七十五个，领导班子成员不仅平均年龄下降三岁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一倍，而且党性明显加强。在各种不正之风面前，这些单位没有发现大的违法乱纪问题，多数单位对职工进行了理想和纪律教育，保证了经济活动和改革健康进行。
铜陵市有关部门认为，改革需要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必须首先“革命化”，公道、正派。他们除了按照标准考核干部的年龄、知识、专业情况外，尤其注意“德”的考核，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事业心、献身精神和原则性等方面慎重把关，做到：“三种人”不提，有才无事业心不提，缺“德”不提，私心杂念过重不提。有个干部在同期考察的干部中能力较强，但长期犯有作风错误。有关部门经过考核，换上了政治和业务素质较好的另一位同志，验收合格。
（刘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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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人先正己 改错要彻底
华北矿建公司认真纠正新的不正之风
冶金部华北冶金矿山建设公司从领导做起，狠抓“彻底”，推动纠正了新的不正之风的工作。
上级有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精神传达后，这个公司党委首先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边查边纠。去年底，这个公司为欢送一个下属公司划归另一单位，曾动用公款设宴，花费二千多元。对此，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将问题公布于众，七名领导成员补交了应付款项。该公司物资公司去年为外单位提供钢材，收取“辛苦费”二千四百元。最近，物资公司党总支书记、经理带人专程登门退还“辛苦费”，并赔礼道歉。
华北矿建公司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十分注意“彻底”二字。公司设计研究院在去年第三季度超标准为职工制发了工作服。起初，他们想用自有的咨询费来列支，但又感到不符合上级有关规定。院党委经过研究重新作出决定：个人交费70％，其余打入今年奖励基金，计入职工奖金总额。领导态度鲜明，职工通情达理。不到一个月时间，全院二百七十八名职工全部如数交了款。 （洪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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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说客”当休
欧春良
某单位的党委成员，学习有关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文件，学了二十三天，热热闹闹议论了一番，又定了七八条办法，很有点重视的样子。待到向上级汇报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情况的时候，一、二、三、四，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行动呢，依然故我。该单位违反制度，巧立名目分发的实物，一点没有触动。
这种把功夫用在“嘴巴”上的“说客”，很有一套应付上级的“对策”。正如鲁迅说的那样，他们“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这种人，应付上级，可谓“训练有素”。你说他没有抓工作，他能摆出“政绩”好多条，比如发了多少文，开了多少会，但是明摆着的问题不解决，查清了的事情不处理。
说空话，说大话，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大抵是为个人捞“好处”。他们“说给人听”，“做给人看”，既讨得上级的欢喜，又不会得罪人，确是个人主义者一种“混事”的本领，一种为害不浅的“假把式”。
共产党人不仅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更有坚韧的务实精神。“说客”的“假把式”是与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相违背的，必须认真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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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娶媳妇 请支委赴宴 连碰三个钉子
买木料 送钱走后门 端出公开批评
山西省阳高县后营乡前营村有一百一十五户人家，出门抬头就是“叔叔大爷”、低头就是“侄儿”“外甥”，彼此都不是外人。在这亲拉亲、缠不清的情况下，这个村却党风正，民心顺。
1981年，邵余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他们三名支委立了四条规矩：“请客不去；送礼不收；集体的便宜不占；歪风邪气敢顶。”
新班子成立不久，有一家娶媳妇，按照惯例去请党支部负责人赴宴。结果进了三个门，碰了三个钉子。有人半信半疑，挨门又去请，还是碰了钉子，大家这才信了。
1983年承包油坊时，邵余的三叔找邵余说：“如果能把油坊承包给我，现在就给你一辆飞鸽自行车，以后也不会亏待你。”邵余耐心地向三叔解释说：“包油坊问题，支委研究过，要搞招标承包。我怎么能违反这个决定呢！”邵余还说了一些不能搞不正之风的道理，三叔心服口服地走了。
去年为了给群众解决部分做小平车的木料，村里伐了一些树木，价格比较便宜。年近古稀的父亲要求邵余给买几棵树做寿材用，经邵余说服，老人不买了。邵余本家二哥盖新房要买树，私下送给邵余二十元钱。邵余用大喇叭向群众宣布：“今后谁再给我送这送那，我就在广播里点他的名！”往后谁也不敢给邵余送东西了。
一天早上，邵余还没起床，一位老人叫门进来，将五元钱放在炕上，对邵余苦苦央求说：“俺娃子多，房子少，请邵书记积积德，批给几棵树吧。”邵余三番五次劝他收回钱，老人坚持不肯。邵余一气之下，把钱扔出门外。这一扔，那位老人却笑呵呵地开了腔：“我信了！我信了！”原来，这位老人是邵余的本家亲戚。邵余不贪不占的传说那么多，他咋也不信，特意拿钱来验证虚实。这以后，他逢人便说邵余经得起考验。
（张炳 周斌 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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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粮耗子”落网记
“下水头粮站耗子大，六十万斤粮食几天就吞下。”这是流传在山西省平鲁县某些群众中的一句顺口溜。
1984年2月，平鲁县政府给下水头粮站所属的三个乡分配了多种经营扶持粮指标一百零三万斤，明确指出，这些粮食必须用于扶持多种经营生产，不准乱支滥用，更不允许倒买倒卖。
去年初，原粮站保管侯佐宽通过下水头村党支部书记王有明、大队长乔福昌，将家属户口迁至下水头村。为了报答王、乔的“恩情”，侯佐宽为王、乔等几个村干部办了一万四千斤扶持粮的指标。王、乔两人合计：平价买，加价售，一下子就能赚一千多元；如果粮不出库，光办个手续那就更省事了。于是，王有明先让粮站会计开好销货单，就找侯佐宽商量。侯果然很讲“义气”，没开仓库门就给王有明等人开出一万斤豌豆、四千斤黍子的加价入库过磅单。一结算，获利一千零七十二元。王有明当即送给侯五十元。另一名保管高步录得知后，也采取同样的手法给食品收购站的一名负责人办理了六千斤粮加价入库手续，本人受贿一百二十元。对此，粮站主任尹忠士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趁机为自己的妹夫办理了五千斤粮加价入库手续，从中受贿八十元。消息传开后，来粮站办理加价手续的人越来越多。高潮时，每天约有二三百人，把粮站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从3月24日至3月31日，短短八天，就倒卖了六十多万斤粮食，参加倒卖活动的有附近三个乡五十多个村庄、十多个单位共二百八十七人，其中机关干部职工二十九人，使国家遭受经济损失四万元。（编者按：仅仅八天时间，就有这么多单位的这么多人参加倒卖活动，说明那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太薄弱了，以致一些人见利忘义。这个教训是深刻的。）而下水头粮站八名工作人员中，就有四名从中贪污受贿三千零七十四元。这些“粮耗子”的猖狂活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义愤，他们纷纷到县纪委、县检察院等单位反映情况。5月下旬，县纪委会同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该站。
下水头粮站有关人员自知问题严重，急忙订立攻守同盟：一、绝不承认转手倒卖；二、死也不能承认受贿。在尹忠士的策划下，将一百四十份数额较大的原始收购入库过磅单据改成九百零六张，不仅将数字变小了，而且将姓名也改换了。但是，用金钱编成的关系网毕竟是不牢靠的。调查组迅速查清了下水头粮站倒卖粮食的事实真相和尹忠士等四人的贪污受贿手段、金额。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司法部门判处侯佐宽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党政部门还分别给尹忠士、高步录等人以党纪、政纪处分，并将他们的非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家。
下水头粮站的严重问题，反映了某些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软弱无力。下水头粮站和乡供销社、信用社为一个党支部。但这个党支部有名无实，从1983年1月到1984年12月的近两年时间里没有开过一次党员大会，难怪尹忠士连支部书记是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这种“怪事”，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闻。可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多么必要。）
另外，从1980年开始，上级政府每年拨出八百万斤粮食指标扶持平鲁县发展多种经营，这在当时完全必要。但在今天，该县群众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出现了卖粮难，再用粮食指标扶持发展多种经营的办法，就值得研究了。
（山西《支部建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