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四十年革命为人民 绝不投机背此心
——纪念张西曼教授诞辰九十周年
王昆仑 屈武 朱学范 王炳南 潘菽
1949年7月10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一个毕生为中国之繁荣昌盛而奋斗的老战士，却含笑倒下了。他，就是国民党进步人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张西曼教授。
投身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洪流
张西曼，又名张百禄，1895年6月15日生于湖南长沙。父亲张梓林是个医生，曾供职太医院和大理院，热心维新运动。哥哥张仲钧是同盟会员，1908年张西曼十三岁时，受其影响，由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因清廷对革命党人的活动防范加严，父亲为防不测，设法让他离开北京，于1911年到海参崴，进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那里，西曼同俄国革命党人有所接触，萌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
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委托张西曼在中俄边境招募北伐骑兵，西曼不避艰险，孤身上山，与距海参崴一、二百里大山中的著名“马贼”首领刘弹子（刘玉双）取得联系，经过多次协商，说服刘率部南下援助北伐，受编为北伐骑兵团。
1912年，西曼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接触了正在秘密传播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更加注意俄国革命的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回到祖国东北。1917年，西曼与友人邓洁民、邓西园、霍占一等在哈尔滨创办东华中学。周恩来同志是年暑假也曾去哈尔滨帮助筹备建立东华学校，以后该校成为革命活动的据点。
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张西曼于1918年冬又一次来到海参崴，在这里读到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的宣传材料，认识到十月革命有远大前途。1919年7月回到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创立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以“接受十月革命的组织方法和经验”。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避居上海，西曼也由北京赶到上海，向孙中山建议联合苏俄，效法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以改造中国国民党。
1926年冬，奉军入关，逮捕进步人士，并绞杀了李大钊等革命者。广东革命政府兴师北伐，占领武汉。张西曼南下武汉，任武汉革命政府组织下的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务主任，并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西曼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出狱。
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张西曼任奉安专刊编纂处编辑主任。1930年，西曼因与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蒋梦麟政见不合，被免去大学院秘书职务，北上担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教授和陆军大学政治教官。1932年随陆军大学迁往南京。他因向学员介绍苏联情况，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主张向苏联学习，多次受到指责。陈立夫认为陆大的学员均是带职受训的军官，张西曼公然在军人中宣传共产主义，遂将他担任的教职撤除。
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危急。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蒋介石坚持“攮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者实行妥协退让，却以全部军力疯狂“围剿”苏区。张西曼力主停止内战，对日本实行绝交、宣战。因建议不被采纳，他拒绝了蒋介石让他担任湖北省主席之约，退而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写过《西域史族新考》等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并担任过边疆学术研究会理事长。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点燃了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烈火。上海、南京各界救国会在年底先后建立。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势力比较猖獗，救国会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张西曼教授那时是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南京各界救国会从酝酿筹备时起，就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他定期给救国会的同志分析南京政府的政情，帮助联系国民党内倾向进步的中上层人士，这对救国会的工作是个有力的支援，也是难能可贵的爱国行动。
1936年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蒙奸侵略绥远，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南京救国会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一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打破南京白色恐怖下死气沉沉的局面，来一个政治上的突破。但当时的形势，如果要发动公开的援绥运动，必须有国民党上层人士出面才能实现，否则会立刻遭到镇压。西曼对此非常积极，那些天整日和救国会的同志在一起研究，他完全同意这一次援绥运动要力争公开，场面越大越好。他有把握地说，可以动员好多位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特别是华北、西北籍的委员来参加大会。由于西曼和其他几位同志的奔走联系，居然请到了国民党元老张继来主持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等国民党左派元老也都到场签名，表示支持。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西曼在会上慷慨陈词，使听众无不动容。大会还发起募捐运动，西曼奔走募捐，不遗余力。1936年11月28日，南京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孙晓村、曹孟君被捕，西曼还为营救他们而多方奔走。他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头的炮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战幕。西曼参加了蒋介石召集有著名学者、教授及各党派人士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公开主张全民团结、联苏抗日。1938年，他在武汉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推为理事。他到处发表讲演，撰写文章，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
在反共逆流中昂然挺立
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西曼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有了联系，与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时相过从。
西曼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早在1935年7月，中苏复交之后不久，为沟通中苏文化和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他排除了亲日派的重重阻挠，在南京发起创建了“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该会常务理事。抗战时期在重庆，中苏文协团聚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如侯外庐、曹靖华、戈宝权、葛一虹、郁文哉等。中苏文协的会址，经常成为进步人士举行集会的场所，成为大后方有影响的社会团体之一。西曼对于中苏文协的工作，真是全心全意，爱护备至。他长期住在协会里，但从不支用协会一文钱。1939年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时，毛泽东同志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由吴玉章转送西曼，发表在中苏文化协会会刊《中苏文化》四卷三期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中苏文协还举行盛大鸡尾酒会隆重欢迎。昆仑、屈武与西曼当年在中苏文协共事，西曼为协会而废寝忘食、昼夜操劳的情景，虽然时隔四十余年，至今思之，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在长夜漫漫的雾重庆，张西曼以国民党老党员的特殊身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斥责他们背叛孙中山的遗教，违背三大政策，使CC特务们既恨他，又不能贸然下手。张西曼将生死置之度外，到处宣传联俄联共，在《新华日报》、《中苏文化》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文，赞颂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英勇反击法西斯侵略的苏联红军，他把共产党人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热情帮助每一个革命者和爱国者。
1941年，西曼的长兄、老同盟会员张仲钧，因同情新四军，反对地方恶势力，被特务暗杀于湖南，这一卑鄙手段并未吓倒张西曼，他从重庆赶回老家料理完哥哥的后事，又无所畏惧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民主斗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独占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11月，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重庆二十六家杂志，发出了“不要内战”的共同呼吁，响亮提出：“我们为自身着想，同时为我们的子孙着想，万万不愿再见内战的局面。”12月20日，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关系。张西曼在致马歇尔特使函中指出：“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不但有功于中华民族独立人格之保全，而且有功于世界民主制度的维护与巩固，以有大功之爱国战斗部队，不得租借法案之分润及分区受降之平等待遇，岂得谓平？！”
在九三学社筹组过程中，张西曼积极参加建社的工作，必要时并为九三学社开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他和九三学社的同志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奔走呼吁，积极努力。九三学社成立后，张西曼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施，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于1946年2月24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理事会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潘梓年、华岗以及许德珩、朱学范等同志，张西曼被推为理事长，以后还在成都、上海建立分会，开展活动。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西曼受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1月他发表谈话，反对蒋介石集团排除各党派，单独召开伪国大的专横行为，并和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947年1月，在全国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中，他参加南京学生的集会，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媚外政策，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
1947年5月4日，在南京各院校学生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大集会上，西曼虽因血压太高，医生不让他多说话，但他看到这么多可爱的青年人的面孔，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激昂陈词。他说：“北伐时国共合作多么好，国共好象两只手，两只手共同建设是正常；互相碰击，甚至捶殴自己的身躯，那是‘疯狂’。”他恳切地向同学们表示：“拚了老命我还是反对内战！”
同年，当国民党政府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南京“五·二○”惨案，西曼亲去慰问受迫害的学生，并慷慨解囊，鼓舞斗争情绪。
1948年，西曼参加南京大中学生“五四”座谈会，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指出“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6月24日，在对记者谈话时大声疾呼：“不怕共产，就怕破产！”西曼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被开除了国民党籍，免去立法委员职务。同年夏，他的住所被特务搜查，行动受到监视，被列上了黑名单。
为新中国的诞生而鞠躬尽瘁
1948年底，在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捷报声中，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西曼化装离开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受到李先念、邓子恢等军区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派人护送他北上，于1949年3月到达北平。他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参加了频繁的政治与社会活动。3月14日，他参加了北京饭店的座谈会，和其他二十多位到平的民主人士，就北平解放后大学教育管理问题交换意见。4月，他参加了民主东北参观团去东北解放区。在煤都抚顺参观后，他说：“不把地下的好东西全采出来给人民享受，这土地还不能真算咱们的。”他的目光已经转移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问题。6月从东北参观归来，参加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7月2日，他又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7月10日，西曼因肺癌不治在北平逝世。
在他逝世后，备极哀荣，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沈钧儒等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等到医院向遗体告别；周恩来同志亲笔为他题写了墓碑。郭沫若撰写了碑文，田汉撰文、李济深书写了墓志。他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西曼同志在一首述怀诗中写道：“四十年革命为人民，绝不投机背此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数十年中，对于敌人，他敢言敢怒，威武不屈。对于人民，他披肝沥胆，忠贞不渝。他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斯人虽逝，风范永存。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节操，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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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功岂必书之碑
——怀念牟宜之同志
肖华 黎玉 莫文骅 霍士廉 林月琴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英名，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他那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奋力奔波，他那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辞辛劳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
投笔从戎事国殇
牟宜之同志，1909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牟小庄。少年读书时，他受到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五四运动，给少年时代的宜之同志以很深的影响。
1925年，宜之同志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在济南无法立足，又被家庭发现，被迫返回故乡读书。他图谋插旗造反未成，又为国民党县党部所注意，遂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祖国的半壁河山，这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当时他在《九·一八》一诗中写道：“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宜之同志再次回到故乡，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宜之同志不得不东渡日本，便和党失掉了联系。在日本，他先后就读于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
1935年秋，宜之同志回国，以丁惟汾的关系，担任了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1937年，抗战爆发。宜之同志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他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联系，要他到敌后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初，宜之同志回到大片土地已经沦陷的山东。当时，许多国民党官吏都弃职逃走，而日寇还无力占领内地的一些县城。那里，土匪遍地、司令如毛。宜之同志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往远在鲁北的乐陵县任县长。
当时乐陵流传着宜之同志下述几件事情：
一、他杀了乐陵县旧政府的一个捕班总头。此人长期敲诈勒索，草菅人民。二、他亲率武装消灭了乐陵县茨头堡区的一股土匪。这些匪徒趁着兵荒马乱，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三、他处决了一个日本不法商人。这个日本人由汉奸引导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被捉拿归案后，还趾高气扬地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宜之同志说：“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你们这些家伙！”随即将这个日本人和那个汉奸枪毙示众。四、乐陵县一个豪绅平日横行乡里，罪恶深重，因私贩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豪绅的家属送来大量银元，想赎出犯人。宜之同志严正地说：“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叱退了来人，处决了罪犯。
1938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来到乐陵，得到宜之同志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彻底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完全接受我党我军的领导；县政府的财粮积蓄完全献交我军，其武装也改编成我军泰山支队。他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当即被吸收为特别党员。乐陵成为一个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万分。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气急败坏地跑到乐陵，向宜之同志兴师问罪：“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宜之同志答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沈鸿烈暴跳如雷，用手掌把桌子拍得连声响，申斥宜之同志。宜之同志冷静地回答道：“就是你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技穷，便委任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妄图调虎离山。宜之同志严词拒绝了沈的“委任”。沈鸿烈最后使出流氓手段，把宜之同志架上汽车拉走。这时，我党发动上万名群众在城外南关拦截住沈鸿烈的汽车，向他请愿，要求挽留抗日爱国、深得民心的牟县长。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卧在公路上，坚决不让沈鸿烈带走牟县长。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不畏惧。沈鸿烈看到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宜之同志推下汽车，狼狈地逃走了。对于宜之同志在乐陵的革命工作，周恩来和罗荣桓同志都曾给予高度评价。
誓拚顽躯歼敌寇
1939年春，由肖华同志介绍，宜之同志来到重庆，住在曾家岩周恩来同志住地，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
1939年秋，宜之随邓颖超同志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宜之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由于冀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需要，1939年9月1日，宜之随邓小平同志离开延安，9月18日抵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
在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接见了宜之同志，做了重要指示，并拨给冀鲁边区二万发子弹，由宜之同志带回。
1939年10月，宜之同志回到冀鲁边，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进行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春，鲁西顽军石友三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主力奉命调到鲁西地区讨伐叛逆。宜之同志担任挺进纵队司令部的秘书长，随军抵达鲁西。夏季，宜之同志率鲁西区代表团参加山东省联合代表大会，被选为山东省民主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同年9月，宜之同志到驻山东的东北军中，对于学忠做了大量的开导和争取工作。
1941年春，宜之同志被选为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沂蒙区是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驻有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司令部等机关。这里民主政权的建设，对于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山东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区先后进行了多次“扫荡”。特别是1941年11月的大“扫荡”，出动了五万兵力，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形势十分严重。宜之同志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支持群众反“扫荡”。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山下炮击，天上飞机轰炸，情况十分危急。宜之同志写了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队伍坚持到天黑，利用熟悉的地形，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冲出了包围。在这次反扫荡中，宜之同志不屈不挠，始终在内线顽强坚持斗争，他领导的队伍没有插一条枪，受到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的表扬。在他的《反“扫荡”》诗篇中，存留着“誓拚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的悲壮诗句。
1942年8月，宜之同志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专门从事策动敌伪军反正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向以前就相识的王道、莫正民等晓以民族大义，促使他们毅然反正。王道率伪灭共建国军第一师一千六百余人于1944年夏弃暗投明。同年冬，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起义。1945年1月，他又参加了争取伪军张希贤部一千五百余人反正的工作。这些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宜之同志担任独立第一旅的政治部主任。他在策动大股敌伪军起义工作中的成绩，受到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牟宜之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并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的工作，对美蒋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牟宜之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敌伪斗争中，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侃侃而谈，说今论古，不卑不亢，以理服人。但是他又能坚持革命立场，刚正不阿。有时面对敌顽，他虽置身危地，仍然是义正词严，当面指斥其反动行为，毫无假借。但当这些人士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宜之同志又和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946年5月，宜之同志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瓦解敌军和教育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尤其是他对一八四师潘朔端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尽了很大力量。
夙慕忠贞常自励
全国解放后，宜之同志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0年，他调到济南市任建设局长。国民党留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局面：到处是断壁残垣，大明湖濒于淤塞……。宜之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带领职工投身到改变济南面貌的斗争中去。在他主持下，疏浚整理了大明湖，修建了一些马路和桥梁，他为合理安排市容、建设泉城、保护名胜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他调到中央林业部任经营司长，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揭发了混入国家机关的政治骗子李万铭。肖华同志把他的揭发材料转呈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亲笔批示在党刊上发表。1956年，宜之同志又调到城市建设部工作。他不分昼夜，参加制订首都市政建设规划，主持制订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1957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时，大阴谋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从1957年到他去世这十八年中，宜之同志虽然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力，但他仍然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毛泽东同志，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昭雪自己的冤屈。在十年浩劫中，宜之同志被发配到齐齐哈尔远郊的昂昂溪劳动改造。他身在监禁之中，仍不顾一切，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来向他作调查的造反派，大讲那些被“打倒”的老同志的功绩，以强有力的证明，来证实他们的清白无辜。
1974年，宜之同志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小平同志亲笔作了批复，充分肯定了宜之同志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宜之同志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