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新苗吐绿 幼树成林
——关于儿童文学创作和几个问题
葛翠琳
中国的儿童文学园地原是荒野，老一辈作家是垦荒的先躯。新中国诞生后，老作家带领一批后继者在儿童文学的苗圃里育苗。十年灾难后，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园丁，一片树苗又显得郁郁葱葱。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幼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开掘生活，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塑造动人的艺术形象，从过去的单纯写儿童生活，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不仅表现孩子之间的矛盾和生活画面，而且涉及到成人的行动、思想和精神状态对孩子的影响。许多作品引导孩子观察、思考社会生活的复杂现象，启迪孩子认识人生，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些作者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有人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开掘深刻的主题；有人长于通过生动的细节表现孩子们的内心的思想感情；有人精于用抒情的笔调烘托优美的意境；有人以火热的激情唤起孩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和儿童特点，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作品注重以情感人、以形象动人，充分发挥艺术感染力，达到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
幼儿文学一向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幼儿文学作品应该展现出一幅幅美的画面，以动人的形象，富于音乐节奏的语言，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引起孩子的兴趣，帮助他们知道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几年来幼儿文学园地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新作者群，许多生动活泼的幼儿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幼儿园的教材。幼儿时期是智力发育的重要阶段，也是开始学习语言的年龄，亿万幼儿读者急需好的文学读物。幼儿文学虽短小，却极难写，要求内容生动有趣，文字优美活泼，准确精练。可喜的是当前立志从事幼儿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了。
童话是很受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它运用幻想和夸张的表现手法，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已有许多作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童话创作的路子更宽阔了。童话如何反映现实？童话作品怎样具有时代精神？是人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各种不同的见解，互相启发，打开思路，促进了童话创作的丰富多彩。
几年来，我们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童话，这对童话的创新有促进和借鉴作用。我们的童话创作需要向各种流派学习，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学习、借鉴、参考、吸收，是为了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健康、形式生动活泼的优秀童话。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童话表现的对象，但不管写动物还是写植物，或是写任何无生命的东西，都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现象，作者的观点、见解、感受和愿望，通过自然界的物，形象而曲折地表现出来。童话植根于现实生活，但比现实更夸张，通过幻想表现人类美好的愿望和信念。如果不从生活出发，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幻想就容易成为主观的空想和臆测。童话要求作者从错综纷纭的现象中，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再通过丰富的幻想和生动的夸张，创造出典型形象和感人的意境来，以阐明严肃的哲理。
有的童话表面看起来似乎荒诞，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事和人，但它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因此虽然人物极度夸张，情节非常离奇，它却是可信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情节的荒诞是为严肃深刻的主题服务的，不能为荒诞而荒诞。《大林和小林》中那个只会享受，从不劳动、事事要别人伺候的大林，最后变成了什么都不会做的废物，以至笑的时候也要别人从两边拉开他的嘴巴。这些夸张的细节不只是为逗人一乐，也不是为怪诞而怪诞，而是更深刻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讽刺了剥削者的畸形发展。
列宁说：“任何童话都有它的现实成份。”安徒生说：“最奇妙的童话，都是从真实生活中产生的。”如果以为：没有生活写不了小说，可以写童话，那就错了。童话创作同样需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幻想的童话世界里要照出现实生活的影子。
童话如何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新的生活？为了更好地反映新的时代，从内容到形式要怎样不断地创新？童话作品怎样既富有儿童情趣，又能启发孩子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培养孩子们的主人翁精神？这些都有待我们的作者长期地努力实践。童话创作的提高必须致力于开掘生活。同时，中外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也应该珍视和继承。
近年来民间风格的童话很受冷落。民间文学应该是童话创作的借鉴对象和素材之一，这类童话要求在语言风格方面保持并发挥民间文学的特色，使其和所要表现的崭新内容达到协调自然。运用民间童话的表现手法，不仅能描写优美动人的传说，也能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丰富的生活，刻画感人的形象，抒发战斗的激情。许多童话作家通过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当然，即使素材取自古老的传说，也要写出新意，否则就显得陈旧。
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智力发育快，要求知识面广。儿童文学作者知识的老化、表现手法的单调，仍是阻碍儿童文学创作提高的因素。面对着社会急剧变革、飞速发展的形势，以及时代的新要求，儿童文学只限于写儿童，只限于用儿童教育儿童，已经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从孩子的角度反映社会变革中的新事物，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引导小读者去认识新的时代，去理解新事物，在思想和知识上作好准备，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未来，这是新时期对儿童文学提出的要求。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但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中，都还保留着很多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陈腐规范。要改变这一现状，为祖国的未来培养开创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这涉及到教育改革、社会改革。在改革带来的变化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少年儿童的心理、性格、兴趣爱好、精神状态各方面都会引起强烈的冲击波。新的时期造就着一代新型的少年儿童：少年大学生、小记者、小发明家……深刻了解新时期少年儿童的思想动态、精神面貌，以及他们思维方法的变化，熟悉他们，塑造真实生动的当代少年儿童艺术形象，是急迫的任务。儿童文学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还太少。倒是一些小学生的作文，充满了生活气息，生动地描绘了改革浪潮中家庭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给孩子带来的欢乐和向往，以及求知的渴望。这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儿童心声，是对儿童文学创作有力的促进。
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是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应肩负起来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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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只洁白的天鹅
——看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
杜埃 林彬
一抹夕阳的余晖，透过帷帘，射进马克思的书房，把墙上那幅马克思爱妻燕妮的遗像映照得金光闪闪。她那含情脉脉的双眸，用无声的语言注视着书房的主人；柜台上，摆有一只白色的、毛绒绒的天鹅，它是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爱的象征，也是燕妮对马克思毕生坚贞不渝的写照。
纵观古今中外的许多伟人，除了在事业上作出贡献之外，他们的思想品德，人格，以至家庭生活，也都会有些独特之处，令人敬佩思念，自勉学习。
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演出了赵寰同志编导的话剧《马克思流亡伦敦》。最近再度到京公演，活跃了首都的戏剧舞台。这出戏选择了马克思从欧洲大陆流亡到伦敦三十多年的那段生活，从一个侧面去表现马克思的生动可爱的性格和革命实践，表现这一家人怎样在贫困交加中生活，支持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直至第一部问世，故事动人，并给人以启迪。
过去，人们一般只知道这位伟人为了开拓人类的新世界所进行的震撼旧世界的政治活动情况，却不知道他的生活竟是如此艰难贫困。在流亡的三十多年时间内，他曾经是经济上困难到交不起房租，受逼迁，甚至到连用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活命口粮的、发霉的面包费也付不起的程度，送面包的师傅传达了厂主关于“要是再不交面包钱，明天起便将停止供应面包”的消息，这一家人几乎要断粮了。好在他的好友恩格斯及时送来了钱，才解救了这一家，摆脱了困境。
马克思夫人燕妮是位贵族家庭出身的小姐，两人恩爱情深，她生前为了支持马克思从事人类解放的事业和理论著作，不让他因经济困难而受干扰，自己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的痛苦，做出巨大牺牲，隐瞒着丈夫，负下了一笔巨债，为此事，曾引起丈夫的误会。燕妮在病重快要辞世前，献与马克思一只精心制作的洁白天鹅。它是用马克思几十年来辛勤创作所用的鹅毛笔杆编织而成的，表达了这位夫人对丈夫事业的一片忠心，也是这对革命夫妻爱的结晶！
马克思在生活上经历过两次重大的生离死别痛苦，在失去爱子后不久，又失去这位共同生活数十年的伴侣燕妮。他无限怀念亡妻，十分眷恋这只天鹅，在生命垂危时刻，弥留恍惚之际，多次深情抚摸这一爱的信物，痴情凝视燕妮的遗像，爱抚她生时坐过的摇椅，跪在它的跟前，忆恋夫妻昔日的恩爱和情谊。舞台上的这一生活细节令人激动，催人泪下。
无独有偶。作为马克思深交挚友的伟大人物、革命事业上的典范战友、马克思思想的合作者恩格斯，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在经济上竭尽全力地给马克思长期的援助，救马克思一家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在涉及个人利益时，在对待财产继承权上，他表现得也是十分感人的。恩格斯的父亲死后，曾留下一笔十分可观的财产，他是长子，本理应享受得一笔遗产，可他的三个弟弟却不让这位哥哥享有这份继承权。恩格斯疼爱他的母亲，为了生怕病中的老母因儿子争财产权而恼怒，加剧病情，恩格斯自动放弃继承权，使得虽然病重的母亲以后又活了十多年。事隔一年之后，他才在信中对母亲谈及这件事。
从这两位伟大革命者的生活中，我们不是都可以窥见他们那白天鹅般纯真洁白的灵魂吗？看！那金黄的天幕间，有只永恒的、洁白的天鹅……
这个剧不是全传，只是“无国籍公民”流亡生活中的片断。围绕着马克思不朽巨著《资本论》写作期间的家庭生活，让观众约略知道了这位伟人在困难的逆境中如何支持、声援当时欧洲大陆的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黑暗的旧世界地狱中打开的第一个天窗。看了演出，获得另一个感受是引起了我们重读《资本论》的心愿。青年朋友们也很有必要读读这部伟大的著作。
这个剧的演员们都很认真，音乐、布景贴切。赵寰同志创作了这样一部反映马克思生活的剧本，虽曾受到非议，但胆略也是可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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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雕刻家刘开渠
林默涵
去年5月，首都几个单位，为刘开渠同志八十寿辰和从事雕塑艺术活动六十周年举行了庆祝会。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气氛热烈，表明开渠同志的为人和工作是深受人们敬仰的。
六十年前，在中国，雕塑是没有地位的。在许多人上学都以做官为目的的时候，开渠同志却选中了雕塑这门既难学又被认为“没有出息”的行业，这是要有很大勇气的。那时，学雕塑得到外国去，开渠同志家境清贫，哪有力量出国，幸而得到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孑民先生的帮助，才得以到法国留学，考进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专攻雕塑。
有人说：“我国雕塑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其实，我国很早就有水平很高的雕塑，云岗、龙门、大足的石刻，敦煌、麦积山的泥塑，都是驰名世界的，其中一些精品，还被外人盗走。但我国古代的雕塑，大多以宗教为题材（外国古代雕塑也一样），塑的是佛像、罗汉和一些宗教故事，虽然其中曲折地反映了某些社会生活。有些塑像，在神的外形下，体现了世俗人物的性格特征，但它们毕竟离人间较远的。那些技艺高超的雕塑家，也几乎没有留下姓名，至今无人知道他们了。开渠同志一开始学雕塑，就立志要使雕塑从佛殿神龛中解放出来，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人间的艺术；不是使人膜拜，而是使人欣赏，不是宣扬神的威严，而是表现人的力量。他在巴黎、罗马等城市，看到雕塑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人民生活中，那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品，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感到不能再久留异国，应该赶快回来，把自己学到的艺术本领奉献给祖国。他一到上海，就去看望蔡孑民先生，恰好鲁迅先生在座。鲁迅先生对他说：过去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
然而，在旧时中国，活着的人是不作雕塑像的，因为据说会被摄去灵魂。开渠同志带着要雕刻一座反映人间生活的新“飞来峰”的愿望回到祖国，这个愿望立刻成为泡影。邻居称他
“做泥菩萨的”，警察把他当作无业游民，要他去登记。要打破人们对雕塑的旧观念，是很难的。另一方面，从艺术上说，由于我国古代雕塑大都表现宗教内容，不免陈陈相因，形成了一套刻板的程式，所以，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大胆创新，才能使雕塑和社会生活密切结合，成为时代的艺术，这是非常艰难的任务。开渠同志是抱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决心和勇气，来开辟新雕塑的道路的。
他回国后，第一次有人请他塑像，就是为那人死去的母亲做的遗像。做成后埋进坟里，连照片也没有留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开渠同志怀着爱国的激情，在颠沛流离中，做过几个为抗日牺牲的将士的塑像。当时，工作条件十分困难，要自己磨石膏粉、炒石膏，要亲自参加翻砂、铸铜，还不时受到订主的干预，要求按照他们的意思修改作品。这简直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磨难。只有后来做的《工农之家》这座浮雕，是他依据自己住在农民家中一段难忘的经历而创作的。他说：“这是真正完全按自己的意愿，不受别人牵制的唯一的大型创作。”许多人认为，用雕塑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工农形象，这在中国雕塑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我国人民的解放，雕塑艺术也才从艰难困境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发展。开渠同志以最大的热情，接受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参加领导建设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作。他团结广大雕塑家和石刻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亲自创作了纪念碑的立体浮雕《打过长江去》以及《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坚实而凝炼地表现了人民英雄的力和美。这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是一个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接着，他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像》《工农红军像》《杜甫像》等，还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封面，做了浮雕像。
十年动乱中，开渠同志受到残酷迫害，但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1980年，他在七十六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近几年，他作了《周恩来总理像》《男青年像》和《妇女胸像》等。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厚的民族特色，丰富了我国现代雕塑艺术宝库。
开渠同志非常关心我国城市雕塑和园林雕塑的建设，积极反映雕塑家们的愿望和建议。经中央批准，已经成立了以刘开渠同志为组长的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并已开展工作。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城市雕塑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而且对人民群众具有长远性的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下命令要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修建伟大的革命家和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塑像，并限期完成。他严厉指责对此项工作消极怠工和敷衍塞责的人。长时期来，苏联是很重视通过雕塑向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他们在许多城市建造了《祖国——母亲》大型塑像和无名烈士墓。
我国历史上，有无数的革命英雄，有许多伟大杰出的思想家、诗人、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我们也应该在各个城市和广场、公园、重要建筑物前等公共场所，为那些人物建立塑像或纪念碑，使人们永远缅怀和学习他们，以增强广大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因此，开渠同志所肩负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大力予以支持。
数十年前，郁达夫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雕刻家刘开渠》，向当时不理解、不重视雕塑艺术的人们介绍这位雕塑家和他的工作的意义。现在我沿用了这个题目，是因为他们两位是我同样尊敬的作家和艺术家。我是从读郁达夫的作品开始接触新文学的，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启迪了我的心灵，可以说，郁达夫先生是引导我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意义的启蒙老师。他一下子把我从愚昧混沌中叫醒了。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位热爱祖国并为她而失去生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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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
——读长篇小说《大地》
吴松亭
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大地》，是一部内容丰富而有力度的作品，它的历史的厚实感，人物的鲜明个性，以及文笔的老辣和流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地》以赵老恭一家的生活命运为主线，写了两代农民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苦斗，生动地反映了从义和团失败到芦沟桥事变三十年间冀中平原农村生活的变迁。从小说描写的幅度看，它的确给读者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它以赵老恭一家为核心，把王金生、白老敬等诸多农户的生活和斗争勾联起来，描述了他们所经受的磨难、迫害、屈辱和执着的信念、追求、抗争。作品又从三个各具特色的生活点上（即大廖家府、金驼镇、老槐树庄），深刻揭露了地主恶霸、劣绅污吏，土匪流氓对农民巧取豪夺、欺凌压榨的丑恶行径。在两个阶级的对垒中，还对乡村和集镇的不同阶层的人物作了刻画和点染，使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更见错综复杂、有声有色。而党的地下工作者平地山的传播革命思想，教师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军队乘机劫掠民财等的描绘，则增强了急剧变化的时代音响。
在真实再现广阔的历史画面的同时，作家以深邃的目光审视历史生活的流向，通过时代的矛盾、人物的关系和生动的场景，揭示出蕴藏在中华大地、人民群众深处的民族之魂。赵老恭及其追随者，都是浸泡在生活苦水中的普通人，正是从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孕育着、萌生着民族的生机和力量。他们既有咬钢嚼铁的骨气，又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既有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又有一呼百应的团聚力量。赵老恭身受九死一生的酷刑而一声不哼，王老建被地主割断脚跟筋还斗志犹存，辛二定独揽火烧廖家大院责任而英勇赴难，香炉镰刀公道会一兴起就聚合了众多农民兄弟，等等，都显示出人民群众中不可估量的潜在伟力。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着重刻画了义和团的参加者及其子女的性格。对于这两代人，作家是将他们放在历史的大潮中进行描绘和剖析的。赵老恭是老一代的代表人物，经过义和团失败的教训和牢狱之苦的磨炼，懂得了阶级斗争的严酷性；而处死刘丕臣虽未露蛛丝马迹，却仍然遭到地主阶级的疯狂报复，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他那刚毅、顽强、爽朗的性格中，增添了深沉思考的因素，形成绵里藏针的独特个性。他探求农民斗争的出路，意识到类似香炉镰刀公道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承担历史重任，而必须有新的领导力量去组织农民取得斗争的胜利。在以往作品中，象赵老恭这样性格中包含着历史性思考的农民形象，是并不多见的。
张老梗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他那憎爱分明的感情，刚直不阿的禀性却跃然纸上。作品中写他的爱更多于憎，他是经历了义和团失败之后仇恨深藏在心底，将憎恨恶势力的愤激化作了对阶级弟兄的深厚同情。这种感情在其女儿玉姑身上的影响更见鲜明。玉姑那扶危济困、急人所难的种种作为，简直成了村上穷人们的当家人。白老敬夫妇也是义和团起义的参加者，他们那种内热外冷、刚柔并济的性格，同样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形成的。但两个人的个性又有不同，一个老成持重，有深谋远虑之策；一个工于心计，有善察颜观色之行。
在义和团的后代中，王金生是最为苦大仇深的，父母双双被恶棍姚章贵害死，家庭惨遭变故，使他比其他青年更为早熟，养成了城府深、决心大、机变快的性格特点。从表面上看，他是那样平和谦恭，暗地里却挥动三十斤重的斧子劈老树根练手劲，表现了复仇的决心；庙会上横倒平板独轮车，使一场炸庙会的大乱子得以避免，则显示了他机敏的应变能力。正是这种藏而不露的性格，才能无干无碍地报了杀亲之仇。
作家在人物的描写上，十分注意艺术上的克制。作品写的是义和团的参加者及其后代，必然有诸多武艺超群、身怀绝技者跻身其中，小说中的赵老恭、白老敬、白大婶、王金生、金珠均属此类人物。然而，作家对他们的传奇式的英雄行为，并不大肆铺陈渲染，而是从性格的要求着眼，或描写适度，或偶而涉及，或一笔带过。这种艺术情节曲折与人物传奇色彩，尽管是《大地》能够吸引读者的一个因素，但它主要仍以人物的个性化和情节的生活化取胜，这也是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种表现。
《大地》中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特色，它通过廖家叔侄、姚章贵父子和郑黑眼一伙的罪恶勾当，深入地揭示出地主、官吏、流氓土匪三位一体，鱼肉百姓，其中廖云阶、廖祖道的形象刻画得更见深刻。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时间跨度大，情节结构的浓缩有点过度，一些艺术描写就显得不够舒展；小说的结尾部分略嫌匆促和粗疏，在艺术上影响了全书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