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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
著名作家丁玲最近在西安就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问题，对记者谈了她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
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当代作家只要真正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创作就会有广阔的天地。近几年来，从总的方面看，党对文艺界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文艺领域的现实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党对文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但党的号召和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体现了党对作家的关怀和爱护。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至于你深入了生活，采集了素材，要写什么人物，用什么体裁，是没有人会去干涉的。
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你不熟悉水，你不懂游泳，你在水里就没有自由。球类运动员的自由，是在四条端线内的自由，出了这个框框就没有了自由。
二
创作和评论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陕西省文联讨论作品，要求较严，有表扬有批评，这是繁荣创作的正路。作品不能批评，听到一句批评就跺脚，这样的作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办的文学双月刊《中国》认真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搞宗派门户，不排斥任何人。老作家、老诗人、现代派的作品，我们都发表。有些人自称现代派，其实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现代派，他写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现代派作品。他们往往只朦朦胧胧知道点现代派的皮毛，就树起什么旗号来。我们可以让他们实验一下，给他们创造接受群众检验的条件。我相信他们在探索中会不断有所前进。遇罗锦的文章有好有坏。《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好的，《春天的童话》不好。不好的作品应该批评，她自己现在也承认批评有益。《中国》最近发表了她的一篇东西，反响强烈，众说纷纭，但总的看来利多弊少，失小得大。遇罗锦最近到部队去写东西，她若能真正在部队里呆上两年，把视野扩大，深入生活，那她还是有希望的。
三
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从体裁上说，章回小说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章回小说，我家的年轻人都喜欢看这些。我们要有志于写出今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来，只要你真正掌握了生活，能以传统的民族形式写出中国气派，那你写什么题材都可以，写战争、四化、恋爱都可以。外国人喜爱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拣别人的东西。中国小说是讲故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尽在故事中表现。写阿斗昏庸，只写司马昭宴群臣时与阿斗的一段对话，就把个“乐不思蜀”的庸主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小说的这种传统手法接近中国人的习惯；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动式的东西，用滥了，不合中国人口味。
（新华社记者徐士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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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电影思想艺术质量的思考
袁文殊
提高影片质量是发展我国电影事业的当务之急。电影一向在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占有特殊重大的比重，从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进入八十年代，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群众业余文化教育的普及，电视、录相的发展，体育竞赛的活跃，人民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了。但是这种变化对电影事业却是严峻的。影片的数量不足，曾经是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了。1983年我们故事片的年产量已达120多部，1984年又增长到140多部，在我国社会主义电影的发展史上是创记录的。影片数量上升了，电影观众（主要在大中城市）却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向。相当一批数量的影片，收入低于成本。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电影创作既不能不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又不能不重视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的问题，那种只追求个人“创作”名声，不考虑社会效果和国家财产浪费的做法，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因此，电影除了在管理、发行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外，关键还在于电影工作者认真地来提高电影创作的质量。
银幕，是时代的形象化的一面镜子，电影不能不反映时代的主流。当前现实生活中方兴未艾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观念、审美观念的重大变化。电影承担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反映一代人创造的历史业绩和他们的性格光彩；热情支持在全社会形成的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鞭挞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成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电影作品，才能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和兴趣，也才是提高质量的重要环节。
首先，反映时代生活的主流，是要求表现在历史性的变革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乎历史潮流的变化。这种题材本身的内涵就极其广阔、异常丰富。每一部作品应该发现新的生活内容，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形式。为此，作家、艺术家就必须到改革的洪流中去，了解新生活，发现新事物，总结新经验，塑造新人物，使我们的银幕出现新气象，鼓舞人民意气昂扬地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提倡表现时代的主流与艺术的多样化是辩证的统一，不是相互排斥的。现实生活的绚烂多姿，革命历史的威武雄壮，五千年悠久文化的瑰丽辉煌，召唤着电影工作者不断地去开拓宽广的题材领域。
新时期的电影艺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的僵化模式，但从总体上看，题材的狭窄、样式的单调、缺乏鲜明的个人风格等等，仍有待于电影工作者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思想、艺术素质。如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片，或者数量很少，或者质量较差。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群众对精神产品要求高质量和花色品种的多样化。不错，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影响电影观众人数下降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不认真来迎接这种挑战，就更需要努力来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使其更具魅力，赢得观众的喜爱。事实表明，只要影片具有比较高的质量，就可以赢得观众。
广泛的群众性是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电影责无旁贷地应该满足亿万群众迅速提高和发展的审美要求。近年来，有些电影工作者锐意创新，大胆探索，这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不指出，从事艺术探索需要具有群众观点。如果探索出来的东西群众不爱看，即使是阳春白雪，也是曲高和寡，只能孤芳自赏而已。我们还是要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起来，以探索雅俗共赏为上策。不过，重视电影的群众性和娱乐性，决不意味着容忍低级、庸俗趣味的泛滥。
当前在我们的电影作品中，平庸的作品仍然为数不少。所谓平庸，就是思想内容一般化，艺术表现也一般化。如果一部影片不能对生活有新的形象发现，不能诱导观众对生活的进一步思考，不具备电影艺术的独特美感，就很难激发起观众艺术欣赏的主动性，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过程，就是战胜平庸的过程。这不仅是某一、两个创作部门的问题，它需要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作曲、剪辑等各个艺术部门共同努力，综合治理。
提高电影思想艺术质量，必须注意充分发扬艺术民主，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复杂的精神生产，电影艺术家只有在创作活动中精神上进入自由状态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才能，充分调动电影手段，创造出最有艺术个性的产品。遗憾的是，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简单化的领导方法，大大地限制了创作自由。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本应是真正自由的文学艺术，过去却往往将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由泛滥混为一谈。由于电影社会影响大、生产集中，在所有艺术中创作本身的限制就特别多，客观上受到的干涉也特别严重。不少电影艺术家处于一种“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电影艺术怎么能够繁荣？及至“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的作品被扼杀；电影艺术家的人身自由尚无保障，遑论创作自由？电影进入历史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更加明确，电影的领导方法也有了较大改进。这是新时期电影艺术繁荣的保证。但是无庸讳言，违反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以简单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待电影创作的现象，仍未根除。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书记处所作的祝词中，进一步指出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必要性。“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电影艺术工作者。
党中央关于文艺政策的进一步阐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作出了根本的保证。电影创作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式，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改进，才能使电影艺术家焕发的独创精神结出丰硕的果实。当然，电影作为企业，有一个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问题，放任自流是不行的，既要加强管理，又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方式，这就要求有更高的领导艺术和更灵活的领导方法。对电影艺术家来说，也有一个自我“松绑”的问题。在我国电影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今天这样美好的创作环境。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前正是有胆识、有才华的艺术家放开手脚纵横驰骋的时候。我们必须珍视这种自由，必须以双倍的气力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我们的创作自由，是对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艺术地把握，而不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主观随意性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所要求的自由，首先是要求自己既要懂得生活发展的规律，又要懂得艺术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取得创作或评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保证电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必要前提。
提高电影的质量，必须提高电影队伍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我们这支电影队伍虽然遭受了十年动乱的摧残，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却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充分证明这支经过党和人民长期哺育的队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可以信赖的。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支队伍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都还存在着很大缺陷。夏衍同志曾经对中国电影作了一个概括，叫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在战乱的年代里，为了革命的需要，在专业知识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进入电影创作，在繁重的战斗任务中，进行学习，还创造了不少迄今仍受到国内外电影史学家所称道的作品。中国电影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具备了培养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思想素质和美学素质的大批人才的条件。但是历史的曲折坎坷，未能充分实现，使得我们这支队伍本身的素质与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还很不相称。
当代社会生活比我们所曾经历过的要复杂得多，自然科学飞速进步，形成“知识爆炸”。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同志的知识还比较贫乏。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历史，要学习科学知识；既要认真读书，又要深入实际，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当前的沸腾的生活，只在个人主义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是找不到出路的。不掌握基本的思想武器，就分辨不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支流，分辨不清现象和本质，分辨不清局部和整体，分辨不清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等等。这样创作出来的影片，当然不可能反映这个大改革的势头和它的深刻意义，因此也就不可能鼓舞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电影是国际语言，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在当前，为了“四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银幕向世界展现我国人民在大改革浪潮中的腾飞气概和生活节奏，展示新中国的新的形象。为此我们必须积极提高我国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平，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挺立于世界优秀影片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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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子深情凝大地
——评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
朱汉生
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被评选为1984年“飞天奖”的一等奖。这部由梁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编剧李德顺、孙周，导演孙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抓住电视的特点，丰富了自己的表现力。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部以知青为题材的电视剧从新的角度描绘了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歌颂了积极自觉的人生态度。剧中一些人尽管遭到悲剧性命运，但他们对祖国、对北大荒的热爱使得他们的性格得到提炼和升华，整部电视剧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部电视剧描写的不是一般的伦理道德的冲突，而是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它并不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却把矛头紧紧指向“左”的错误及其危害。在人物塑造上，“左”倾错误的忠实执行者——团长马崇汉没有被描绘成一个品质极端恶劣的“三种人”；深受极左思潮影响的连指导员郑亚茹也没有处理得简单化，她是一个有着复杂心理矛盾的青年。这个电视剧从正面歌颂了一些干部和知青的优良品质，就更加强了悲剧的深刻性：在极左思潮盛行全国的年代里，虽然有许多好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爱护与帮助知青，但是于大局无补，往往还事与愿违。例如裴晓云写血书想当民兵，要求获得起码的信任，连长曹铁强虽然也为她据理力争，遭到的却是一顿申斥。这告诉人们：一些知青的悲惨遭遇不是个别坏人造成的，而是那场错误运动的必然产物，从而更深刻、更典型地揭示出“左”倾错误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
《今夜有暴风雪》是一部很有电视艺术特色的作品，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值得注意和研究。
戏一开始，人们正在讨论一个事关知青命运的决定。此时，导演连续采用了人物眼睛的大特写，一连串面面相觑的眼神极富于戏剧性，充分揭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心理活动。这样大量地、长时间地使用特写镜头，在电影中恐怕是很少见的。导演抓住小屏幕的电视“面对面交流”的特点，大胆运用特写，有着充分的生活依据。我们在交谈中，不能不看对方的面孔、眼睛。电视特写的功能不仅能使对方的面孔在空间上靠近观众，而且还能深入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构成了电视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仿佛是“通过人脸的反映”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无声的面部表情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表情的细腻变化还能传达出情绪的波动。屏幕这种观察、分析的性质使得电视画面引人入胜，意蕴无穷。例如裴晓云洗澡的那场戏，她坐在大汽油桶里的热水中，没说一句话，我们却真切地看到了这个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少女，在接触到真正的友情关怀时，打开了封闭的心扉。在通过特写镜头中的内心独白来展示一个人的心灵悲剧，确实能催人泪下，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电视中特别需要本色的表演。特写镜头使演员的面部最大限度地接近了我们，任何一点做作的痕迹都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应该说，此剧的几个主要演员在性格气质上都接近于角色，所以才能充分发挥和表现出自身性格的魅力，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扮演曹铁强的王咏歌和饰裴晓云的任梦，都以其朴实无华而个性鲜明的表演唤起我们一种美好的感情。
特别需要指出，这个剧的导演孙周同志，在创作上怀着执著的艺术追求，态度极为严谨，敢于突破框框，进行大胆地想象与构思，使得剧作于粗犷中见细腻，导演处理真切感人。由摄像起家的他与摄影刘允良配合，对图像的质量更精心以求，无论是光的处理，或是画面构图都颇具功力，带有一种诗意的情调，充分展现出北大荒的迷人景色和北大荒人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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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当代》文学奖
1984年《当代》文学奖最近揭晓。获奖篇目是，长篇小说：《故土》（苏叔阳）、《新星》（柯云路）、《钟鼓楼》（刘心武）、《崩溃》（黄济人）；中篇小说：《雷暴》（水运宪）、《初夏》（陈忠实）、《海水下面是泥土》（刘亚洲）；短篇小说：《麦客》（邵振国）；报告文学：《主人》（张锲、陈桂棣）、《希望在燃烧》（乔迈）；评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影》（冯立三）；新人新作：《张驴儿和他的驴》（喻清新）、《空中小姐》（王朔）。 （汪兆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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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创刊
农村读物出版社在近期创办了面向农村的综合性文学丛刊《黄土地》。该刊将发表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故事等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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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成功的第一步
——读盲人作家郑荣臣的《琵琶情》
胡德培
盲人作家郑荣臣，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创作成功了长篇小说《琵琶情》（载《当代·增刊》第五期）。
这是我国盲人写盲人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对于我国盲人社会事业和文学创作事业都是一件十分令人兴奋、值得赞扬的事情。
翻阅这部长篇小说，在我们耳边不禁时时响起悠扬、婉转、激荡的琵琶协奏曲，那里有海河岸边的浪涛之声，有盲艺人在茫茫黑夜的血泪生涯和凄惨命运，有革命斗争给盲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祖国新生后他们和广大人民共享光明的欢乐，还有他们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命运的坎坷曲折而遭遇到的种种痛苦与艰辛，最后，终于又一次获得解放，大家满怀信心地共同向着幸福的未来奋勇前行。小说描写了盲艺人、琵琶音乐家陆阳在解放前后五十年的生活经历，娓娓有致，曲折动人。
在小说里，有不少真实而动人的艺术描绘，时时撞击着人们的心弦，或使人动情，或催人泪下，或给人启迪，或促人奋进……你看，当医生宣布年仅四岁的陆阳眼睛瞎了的时候：
……真象晴天里响起一声炸雷，他再也无法经受这沉重的打击，猛地挣脱了父亲紧紧抱着他的双手，踉踉跄跄扑到桌子上，没命地嚎哭起来：“不，我有眼睛，我不是瞎子，我不是瞎子啊！”撕心裂肺的哭声早已扯碎了父亲的心，但此刻他还顾不上哄劝哭闹着的孩子，只是睁大一双失态的眼睛，恳求说：“大夫，就不能想想办法了吗？”之后，父亲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孩子“奔进一家又一家医院。但每一次走出医院的大门，这希望就变得更加渺茫！当他希望越是渺茫时，他就越是渴望出现奇迹，后来他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了。”
当陆阳历尽坎坷，走完了人生五十个春秋，重新踏上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将自己长期辛勤劳动著书所得的稿费捐献给家乡盲协组织，去兴办盲人事业。他心里还时时牢记：“作为一个盲人，我不仅要为我所从事的民族音乐事业奋斗不息，还要为发展祖国盲人事业做点贡献。”当有人劝他再做一次角膜移植手术，可能恢复一定视力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把这幸福留给比我年轻的盲人兄弟”。如果作家没有切身体会和满腔激情，那是很难将这些平常事物见之于情、挥之于墨，写得如此感同身受而又真挚、深切的。
《琵琶情》相当成功地塑造了盲人音乐家陆阳的艺术形象。他所经历的五十个春秋，有凄风苦雨，也有融融春日，有曲折与艰辛，也有幸福与欢乐，他与淳朴的人民风雨同舟，他与多难的祖国休戚与共，生活的磨难锤炼了他坚毅的意志，熔铸了他一颗赤诚的心。他不仅在事业上锲而不舍、坚韧奋斗，表现了超人的毅力和果敢的精神，而且对于理想的追求更是始终不渝、一片丹心，体现出中国人民崇高的美德和民族的性格。同时，他在对待爱情、对待友人，在家庭生活、抚育烈士子弟等方面，也表现了非常宝贵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这个盲人音乐家生动的艺术形象，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一方面为盲人作家顽强的拚搏精神和急于倾泻的革命激情所感动，同时，也感到作品有些美中不足。也许由于作家的心情过分急切，一心想把自己几十年各种感受在一部书中通通抒发出来，因而逼使作家对某些不太熟悉的生活也不得不加以描绘，便难免使书中所反映的时间拉得过长，有时过程的交代较多地占去了形象描绘的篇幅，也还未来得及更深入地挖掘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活动，作品的结构自然也显得有些不够紧凑。但是，最困难的是第一步。作为一个双目失明的作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容易的。作者目前正在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相信，他一定会不断地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