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发展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应当怎么走?
孙效良
多年来,我们想专业化,盼专业化,但实际上,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却象“进站的火车——叫得响,走得慢”。原因何在?主要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发展专业化生产的路子,不能按客观规律指导实践。
从“小而全”到“小而专”
发展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应当怎么走,从中原轧辊厂由“全”到“专”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到启发。
河南省许昌地区中原轧辊厂是生产磨粉机轧辊的专业厂。年产轧辊七万三千支,以质量好、价格低赢得了信誉,为河南、陕西、山西、浙江、四川、湖南等省的四十三家磨粉机厂采用。1984年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5%,成为生产磨粉机轧辊的一个主要厂家。
但是,这个厂原来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零部件生产厂,而是一个“小而全”的工厂。先后曾经生产过切片机、煤气机、磨粉机、缝纫机、普通车床、手扶拖拉机等产品,基本上都是按“小而全”的方式组织生产的。因为质量不好,经济效益差,长期濒于亏损边缘。后来其它产品陆续下马,专门生产磨粉机轧辊,年产量1982年三万一千支,1983年四万九千支,1984年七万三千支,品种由一种发展为四种,规格由两个发展到六十七个。与此同时,经济效益也不断提高,尽管几次降价,实现利润还是由1978年的八万元增加到1984年的八十五万元。
现在,全国五十四家生产磨粉机的主机厂中,已经有四十二家逐步放弃了自制轧辊,改为向中原轧辊厂购买。还有一些厂家要求用他们的轧辊,因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这个厂正在采取以下措施:(1)引进空心水冷轧辊制造技术,以便大幅度降低原材料消耗,缓解材料不足对增加产量的制约,并在性能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2)进行技术改造。热加工上工频炉和多工位离心浇铸机,冷加工上专用设备,锻造上模锻,用以扩大生产能力,减少废品损失,提高材料利用率;(3)增加测试设备。通过这些措施,计划在提高质量、水平的基础上,生产能力达到年产十五万支,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进一步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由按照“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组织生产,到按照专业化协作的方式组织生产,首先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在1979年的时候,中原轧辊厂面临着两种经营决策的选择:一是生产磨粉机;二是生产磨粉机的轧辊。他们总结了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认识到如果生产磨粉机,本厂的生产条件和技术力量都难以与其它几个主要厂家相竞争;如果集中力量生产轧辊,则有可能争得领先地位,还有利于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确定甘当配角,不争“龙头”,在轧辊生产上形成自己的优势。
比行政命令更有效的吸引力
为了在轧辊生产上形成优势,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抓提高产品质量,二是抓降低成本。
1978年的时候,中原轧辊厂生产的轧辊质量并不好,行业检查质量不合格,尽管生产数量不多,还是销不出去。后来他们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集中力量提高轧辊质量。一是提高质量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部颁质量标准要求,磨粉机轧辊的物理性能只考核硬度一项指标,他们自动增加了考核抗弯强度、挠度、冲击韧性、相对耐磨性等指标。二是充实检查测试设备。先后投资五十万元,购置了各种理化试验和计量检验设备,建立了试验检测中心。三是广泛与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协作,改进材质、设计、工艺。西安交大、成都科技大学、沈阳机电学院、航天部703所、鞍钢轧辊研究所等单位,是国内在材料研究、铸造技术研究、轧辊设计等方面有优势的单位,与中原轧辊厂都有技术协作关系。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很快用于生产,其中有三项获得省、市科技成果奖。通过这些措施,轧辊质量大大提高。1984年行业检查,合格率达到100%;相对耐磨性指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寿命大大提高;面粉中的磁性金属含量,部颁标准规定每公斤面粉不能超过0.003克,他们降到0.0024克。
质量提高的结果,一方面是减少了废品损失,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信誉,吸引了更多的定货。随着产量的增加,又降低了成本中的相对固定费用。例如,35型磨辊1980年每支固定费用为七十四元,1984年下降到三十点一元。1980年以后,轧辊由统一定价改为浮动价格。他们为了扩大市场,随着成本大幅度降低,几次降低了出厂价格,这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定货,为进一步降低成本从而降低售价创造了条件,形成了良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一个又一个的主机厂放弃了自制轧辊,中原轧辊厂也一年又一年地增加了产量,从而打破了“大而全”,发展了专业化。
这种经济因素对专业化的推动力量,是任何行政命令所无法比拟的。
几点启示
从以上促成中原轧辊厂由“全”到“专”的基本情况,结合近几年机械工业专业化改组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几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第一,发展专业化生产要与技术改造相结合。
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是技术进步提出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坚持技术进步过程与发展专业化协作过程的统一,不能脱离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要求发展专业化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专用加工设备和自动生产线的出现,要求把不同类型机器中的结构相似、工艺相近的零部件集中大批量生产,叫做“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还可以使一个主机厂进行多品种生产,提高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我们目前所说的发展专业化生产,主要是指发展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生产。
为什么在手工业时代和以通用加工设备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代,没有出现零部件和工艺专业化?因为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程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发展生产专业化问题上必须采取两条方针:一是发展专业化生产要与技术改造相结合。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企图通过零部件扩散的途径来实现生产专业化。但是,许多主机厂的零部件扩散出去以后,接受零部件扩散的工厂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仍然采用通用设备进行生产。结果,不但没有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反而降低了质量,增加了成本。其根源,就在于不认识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与技术进步的过程应当是统一的。
二是要根据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实际可能来要求专业化生产的水平。由于原有基础和客观条件不同,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以至各个企业可能采用先进技术装备的水平也就不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有的要求发展零部件专业化,有的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产品专业化。过去往往提出“一刀切”的要求,结果费了好大劲去“组织”专业化生产,但由于没有条件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得不到实际效益。发生这类问题的根源,也在于不认识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与技术进步的过程应当是统一的。
第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要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社会条件。
发展商品交换包含的内容很多,从发展专业化的需要来说,至少要做到两条:一是改革统配调拨的体制,实行商品的自由购销。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才能不受地区和部门统配产品的限制,主机厂从哪里购置零部件都可以,零部件厂生产的零部件卖给谁都行,这样才可能形成零部件的集中大批量生产。二是改革统一定价,实行价格浮动的体制。只有这样,零部件生产厂才能自主地随着成本的降低而降低售价,使主机厂和零部件厂都能得到好处。
磨粉机轧辊的生产专业化之所以得到发展,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市场调节和价格浮动,从而使双方都从生产专业化中得到了好处。以2235型轧辊为例,主机厂自制成本一般为每支一百九十元,而中原轧辊厂只一百五十一元。随着成本的降低,他们降低了售价,以每支一百八十一元的价格出售,还有三十元的利润。对于主机厂来说,外购比自制每支节约九元。由于对双方都有好处,专业化生产自然就发展了。
没有商品交换的发展,就没有生产的专业化。因此,促进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必须采取两项政策:一是坚决取缔任何形式的市场封锁,所有零部件都实行企业之间的自由购销;二是坚决实行浮动价格,在竞争中淘汰那些分散落后的生产厂点,这本身就是对专业化生产厂的最大支持。
第三,要用经济利益吸引和促进专业化生产的发展。
所谓经济利益的吸引,从广义上说应包括这样三项:一是零部件生产厂的产品质量必须比主机厂自己生产的好;二是交货必须及时,而且要有保障;三是零部件生产厂产品的价格必须比主机厂自己生产的成本低。质量问题比较单纯勿需多说,价格问题需要展开论述。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还是先解剖一个实例。有一个生产195型柴油机的工厂,配套用的机油泵原来是自己生产的,成本每只七元。后来扩散给另一个厂生产,专为这个柴油机厂配套。由于批量并未加大,工艺并不先进,成本也是每只七元。如果以七元的价格出售,主机厂虽未因此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但也未得到任何好处,更重要的是机油泵厂将无利可图,不愿生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出路只能是创造条件,让零部件生产厂大大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做到零部件的出厂价格低于主机厂自制的成本,又高于零部件厂的生产成本。为此,需要采取两项政策:一是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植一批零部件生产厂,对它们进行技术改造,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为降低成本创造条件;二是不能让一个零部件生产厂只供应一个主机厂的需要,而要面向社会,从而增加生产批量,通过集中生产降低成本。有了这两条,零部件生产厂的成本才可能大幅度降低,从而做到以低于主机厂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同时又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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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战略选择
张沁文 任伯平
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在能源、交通建设的安排上,要坚持大中小相结合、长期和短期兼顾的方针;要鼓励地方和群众把相当一部分财力、物力用于中小型能源、交通和通讯项目的建设,做到少投入、多产出,缓解国家财政困难,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根据这样的方针,我们认为,山西能源基地的建设,在现有一批大型骨干煤矿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主要依靠地方和集体兴办中小煤矿,来满足国家对煤炭的紧迫需求;国家可以集中投资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大幅度提高晋煤外运能力,相应地发展煤化工工业,实行“靠民力开发晋煤,集国力运输和加工”的方针。
山西是我国主要能源基地,已探明煤炭储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到本世纪末,国家要求山西原煤产量达到四亿吨,外运三亿吨。怎样做到少投资、多产煤、快出煤?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
 第一种战略:靠国家投资兴建大型矿。在1983年产量一亿五千九百万吨的基础上,新增两亿多吨生产能力,需要投资四百亿元以上。
第二种战略:以国营统配矿为主,地方、乡镇矿为辅,即大中小结合、以大型为主的方针,需要国家投资三百亿元。
第三种战略:实行以乡镇矿为主,国家、地方为辅的大中小结合方针。在“七五”计划期间基本上不增建国营统配矿,靠技术进步扩大再生产;九十年代少量发展统配矿。大力发展中小型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依靠地方和群众力量,可以在2000年或更早一些达到四亿吨原煤产量,其中乡镇矿两亿吨,统配矿一亿零五百万吨,地方矿九千五百万吨,大致是2∶1∶1的格局。按这个设想安排计划,需要投资不到二百亿元,其中还包括九十多亿元国家贷款。
上述三种战略中,第三种战略的投资少、见效快,可以节省国家大量资金,在短期内形成新增产煤的能力,还能节约统管材料和矿区设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在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问题上,“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中型国营统配矿为主、地方乡镇矿为辅。“大中小结合”实质上是一个不同经济形式并存的总体结构。其内部可以有不同的比例、不同的组合方式;在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山西的大型国营统配矿已经形成雄厚基础,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利于中小矿的发展,依靠地方和群众办矿又可节省国家投资。所以,今后一个时期内把重点放在中小矿的开发上,切实加强对乡镇煤矿开发的规划和技术指导,使大中小比例更趋合理,这是因地制宜地贯彻“大中小结合”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谓国营经济为主导,是指国民经济的全部而言,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宏观控制机能而言,并非国营经济在所有部门和所有层次上都占数量上的绝对多数。类似采掘业这样的第一产业,它要求的技术和设备条件比较低,产品主要是资源,它的加工制造主要掌握在国营经济手中,国家还可以通过控制计划和统一购销等手段来保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完全可以放手让地方和群众去办,象在种植业中的粮食生产一样。可以设想,如果粮食生产不依靠农民而只靠国营农场,国家将会背上多么沉重的包袱!
当前晋煤开发的主要问题是外运能力严重不足,自燃、风化、水冲等损失相当大。其它的物资,如化肥、铝钒土、硫铁矿、芒硝、石膏、水泥和农副土特产品的外运更加困难。虽然我国沿海和南方一些省市能源十分短缺,不得不“以能源定产”,山西的煤炭生产却不得不实行“以运定产、以销定产”。
我们建议,在“七五”、“八五”计划期间,国家把用来办大型国统矿的资金,集中用于交通运输建设。铁路部门原已规划设计、但由于投资不足而未安排的几条新线,如大同到沙城的桑干河线、朔县到石家庄、临汾到济南,临汾—长治—邯郸—石臼所、侯马到济南,侯马到石臼所、临汾到晋城、临汾到沁河北、侯马到沁河北以及侯马到黄河大桥北等十条电气化铁路,总长约三千八百公里,可及早安排兴建;再兴建省内运煤支线、运煤专用线。公路部门新建长治到济宁、晋城到新乡、晋城到洛阳、阳泉到黄骅、左权到邢台、唐山到大清河等六条通行大吨位柴油卡车的干线公路,由此形成一个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据测算,总投资约为一百多亿元。这样,则可增加外运能力三亿五千万吨左右。连同原来规划中已安排的新建铁路项目,到1995年煤炭外运能力可达四亿五千万吨以上。这样一来,除外运煤炭,还可运输山西的其它物资以及内蒙古、宁夏的过境煤炭、物资,彻底解决山西的运输紧张状况。
国家投资搞好铁路和公路干线建设,就会刺激地方和广大农民投资建设公路支线和发展小型交通运输事业;运销的通畅,将能刺激地方和广大农民投资兴办更多的中小型能源开发工程,从而形成一个煤炭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各个环节上不同经济形式并存的、少投入、高效能的产运销和加工体系。
(原载《社会经济导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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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伟大的空想家》
黄鸿森
少年读物写过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至政治家的故事,写思想家的不多,写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更属罕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郭一民著的《伟大的空想家》。它以明白易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少年读者所不熟悉的十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给少年人打开了一扇新的知识窗户。
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本书中的人物上自《乌托邦》的作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下至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时间跨度是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全书贯穿着一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鲜明的发展线索,介绍了从莫尔以来每位空想家特有的贡献,例如:以《自然法典》一书传世的摩莱里是第一个提出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区分开来的人物;他预见到未来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法国大革命中为实现真正平等而密谋起义的巴贝夫是第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人物,等等。
少年读者也许觉得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些难懂的天书。这本小册子用生动的文笔勾画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事迹和思想,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通俗化做了有益的工作。本书对人物的介绍不是全面铺开,而是有所侧重。介绍《太阳城》的著者、意大利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强调的是他勤于学习、思想解放的方面;介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强调的是他少怀大志,有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宏愿;介绍《为平等而密谋》一书的作者邦纳罗蒂,强调的是他德行高洁的一生,身系囹圄却不向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求情;介绍巴黎公社名誉主席布朗基,强调的是他为无产者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息,一生先后坐牢四十多年,拒绝了法国国王对他的“赦免”,表现出革命家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追求真理、献身事业的精神,将会给青少年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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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评介
苏宁方
继《太平天国兴亡史》出版之后,茅家琦同志的新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是近代史领域中取得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但是,对它与西方列强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在掌握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太平天国、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三方面错综复杂交往演变的主要过程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因此,本书是一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
详尽掌握有关史实的所有中外文资料,其中特别是外文新资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太平天国与列强的交往,中文记载甚少,外文却有丰富的记载,研究这个专题,非掌握外文资料不可。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占有了丰富可靠的外文第一手资料。据初步统计,本书引用的外文资料、论著,仅国内尚未翻译成中文的就有六十四种。其中如《英国国会文书:中国》、《美国外交文件》等原始资料,以及邓嗣禹的《太平叛乱和西方列强》、格雷戈里的《大不列颠和太平天国》等外文专著中的资料,都是国内尚未翻译的史料。正由于本书占有了这些资料,使得我们以往对金田起义后西方列强的反映,1853年—1854年英、美、法各国公使访问天京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等晦而不明的问题,获得了清楚明晰的新认识。
作者对书中所引的中外文资料,做了谨慎的考核,做到疑而必考,信而后述。例如,对世传1853年洪秀全邀请罗孝全到天京传教的信,作者根据信的英译本原件,认为不符合太平天国礼制,又盖有天地会“天德太平王印”,从而作出不可信的论断,做到了“去伪存真”。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看法的新见解。例如,作者根据翔实的资料指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采取了友好交往的态度,基本上“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这是外交政策的主流”;同时又指出它“也有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缺乏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以传统的中国封建帝王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西方列强,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
又如,1853年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是虚伪的“中立”或中立,本书作者则第一次明确指出是“武装中立”,即对触犯各国在华通商口岸既得利益的任何行动都将受到列强的武装报复。可以1854年西方列强武装干涉上海小刀会和广东天地会起义等史实证明。对于外国公开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1860年。本书作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见解,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下决心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是在1862年元旦蒙时雍复照宾汉,严正拒绝英国提出不进攻上海等通商口岸无理要求之后才开始的。因为这时外国侵略者采用谈判方法从太平天国手中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成为泡影,因此,要实现《北京条约》,就必须平息革命。从清朝方面说,那时反对“借师助剿”的咸丰帝死了,不能“尽心和议”的肃顺等大臣被慈禧、奕?杀掉了。一句话,中外反动派共同勾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那时,外国直接出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仅仅限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除此以外的地区,他们不愿自己出兵,而采取外国人出枪炮并任军官训练清军的“常胜军”、“常捷军”等形式。
总之,《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颇具开拓精神的学术著作。当然,作为一部富于创见的学术专著,其中有些新见解也确实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例如,作者在本书中把西方列强联合清政府武装干涉革命,视作“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误”,就是值得商榷的一例。尽管如此,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正如罗尔纲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指出:它是作者“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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