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编辑之歌
高维晞
他在幼年时期，读了邹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患难余生记》，立志要当编辑；后来，大学毕业，果然当了编辑。
不少他为之编发过第一篇稿、第一本书的人，现在已是著名作家，而且成为省、市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了。他，还是编辑。
还有的，经他手发了稿、出了书，名声大振，被认为贡献颇丰，当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文化局长……他们自然都当之无愧，然而他自己，仍然是——编辑。
二十五个年头了啊，四分之一个世纪，谁能计算出，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究竟看了多少稿？编过多少书？联系过多少次（个）作者？
自然，他也有“出名”的时候，那是在混乱的年代。他编发了一篇赞颂菊花青马的作品。运动来临，有人揭发：这是为某某某鸣冤叫屈，反攻倒算的，必须彻底消毒！为此，专案组成立了，派出人马四处调查……黑云压城，“小爬虫”、“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反革命分子”等等一顶顶政治帽子当头压下。他清夜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的时候，也常常疑惑地想：冤有头，债有主。浮云蔽日，岂能久长？阴雨过去，太阳总会出来的吧？后来，当然平反了。有人拍着肩膀，好心好意开导他：“树挪死，人挪活。前车之鉴不可忘，你还是有点本事的，换换窝儿吧！”是的，当时不少高等学校缺少老师，正在招兵买马。他又笑了，婉言谢绝了亲朋的盛情厚意：“不，不，出版行业，正在用人之际，我还是当我的编辑吧！”
唉，编辑，编辑！干这一行，真是铁了心啦！
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家、评论家的朋友遍天下
（香港、海外也有），其中，不少是感情深厚，可以敞开思想，探讨创作问题，交流人生经验、体会的知心知己。
清茶一壶，水酒一杯，和作家进行感情的自然交流，是他最大的愉快和享受。每逢闻着一本自己编发的沉甸甸的新书在手中散发着油墨的芳香，他觉得，只有这时，他的生命才充分显示出存在的价值、不平凡的意义，闪烁着灿烂的火花。
作家们常常以自己的新作相赠，他视为至宝；那上面的几句题词，更是令他珍惜。有一本上这样写着：
曾蒙大笔改文章，
展卷犹闻宝墨香；
拙著问世借鼎力，
常怀云树思太行。
他认为：“太行”也者，并非指哪一个具体人，乃编辑、出版社、杂志社的代名词。他认为，这是对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最高奖赏了。至今他仍把它放在书架的显要处，常常摩挲、欣赏。每逢这样做，就仿佛又和作家们促膝谈心，畅叙友情，切磋创作问题了；同时，更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一种无法尽完的职责。
多年来，他从众多的作者来稿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政治的、历史的、技术的、人生的、艺术的……然而，作为编辑，他又不能不用友好的、与人为善的、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大至政治问题、科学问题，小至一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放过。他头发稀疏，已届知天命之年了，为消灭各种差错，依然是一字不苟，一丝不苟。为在六十万字的稿件中，把“交待”的“待”字统统找出来，改成“代”字，他熬了个通宵。妻子怪他
“多事”；儿子批他“迂阔”，说：“‘代’‘待’查字典都通用了嘛，‘代’也作‘待’，何必多此一举？”他却说：“保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人人有责。‘交代’意谓交接代替，一切引申义都是由它而来的，用‘待’字怎么讲得通？如果每一个词，都创造一个‘也作’，那才叫多事，岂不乱了套？”老婆孩子在埋怨声中，也觉得老爷子说得有理，便释然了。他就是这样固执、较真。他视文章中的各种差错为“天敌”。使用这种眼光“扫瞄”一切文稿，好象已成了习惯。平时他读书、看报，每逢看到一处不确切的提法，一个似是而非的字、词，就象吃饭吃出个苍蝇，嚼到一粒砂子，总要紧皱双眉，摇头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用红铅笔狠狠标它一下。
有人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
他抬头笑笑：“按照当今的说法，过了五十岁就算老了。然而，如果上帝允许，我愿意再当二十五年编辑。”回答得认真、本分、毫无夸饰。
“你的同学出国的出国，当教授的当教授，那么，你就没有什么遗憾吗？”又有人问，不免带点挑衅性。
他依然笑笑：
“遗憾？是的，有遗憾。路漫漫而修远，我也在潜心求索，比起前辈邹韬奋先生来，我觉得自己还欠缺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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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茅盾悼念瞿秋白的一首遗诗
丁景唐
今年六月十八日，是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的五十周年纪念日。我重温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光辉史迹；也想到秋白同志三十年代初期，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与鲁迅、茅盾等团结大批文化战士，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粉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并取得了辉煌胜利的历史。
一九八○年五月，我为向茅公请教有关鲁迅和他到郑振铎家中商谈编印秋白同志《海上述林》等事，专程到茅公寓所求教。谈话结束后，我请他为我写一首纪念秋白同志的诗，作为纪念。茅公欣然允诺，随手在一张纸上记下我的名字。此后，茅公病情日渐严重，多次住院紧急治疗。我默默地衷心祝愿这位文坛长者健康长寿。不幸的是次年三月，终因医治无效，茅公与世长辞。使我感到意外而感激的是，茅公逝世以后，韦韬同志在整理他父亲的遗物时，在一本笔记本上，赫然发现一九八○年十一月茅公在病中为我写下的纪念瞿秋白、鲁迅的七言绝句手稿一页。韦韬同志根据茅公遗愿，将手稿拍照后，即以手稿寄赠与我，作为永久的纪念。韦韬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给我的信中，亲切地写道：“我找出了父亲赠您的小诗的手稿，现在把它寄给您。我们这里有复制件，原件就请您保存吧。”
“这首诗大概写在去年（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是我父亲写的最后两首旧体诗之一（另一首是赠老舍夫人胡絜青同志的）。本来他打算写成条幅送您，但入冬后气喘愈演愈烈，条幅终于未能写成。现在留下的手迹因为是草稿，所以没有署名。”
茅盾同志手稿的原文是：
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赠丁景唐此诗第一句以仄声起首，诗中“瞿霜”即秋白同志。鲁迅主持编印的煌煌两大册的秋白遗译《海上述林》，就是以“诸夏怀霜社”（全中国人民怀念秋白）的名义出版的。茅盾同志的手稿，用蓝黑墨水直行书写在一本六十四开的笔记本上。虽用钢笔，但仍见起笔落笔的交代，颇具中国传统书法的情趣。字迹俊逸中显出苍劲。我捧读这份手稿，真是百感交集。这首七言绝句固然是应我的请求而作，而实际上却是茅盾同志对鲁迅、瞿秋白在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同时，他又是多么热心关怀鼓励我们对左翼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瞿秋白、鲁迅作深入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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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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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不当幕后指挥”
前些日子，听辽宁同志说到原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离任时有一段感人的“临别赠言”。近见《人民日报》也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报道，始信传说不假。
我最感兴趣的是李涛同志“离任赠言”的头一点：“不当幕后指挥”。“在我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决定的事情，有些难免有不当之处或错误。新班子对这些问题，该纠正的要纠正，这是为了党的事业，跟“人走茶凉”是两码事。我退下来后，坚决不干预市委班子的工作，市委开会不要找我，由你们自己放手干，我不当幕后指挥。”
这段话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它切中时弊；之所以感人，是由于它发自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肺腑。我们周围确也有另外一些老干部，他们或者对新选拔上来的中青年干部不放心；或者总想用自己身边的人“接班”，有的虽也走一点民主的形式，搞点什么“选举”、“民意测验”，可是最后圈定的还是自己的意中人。有的名曰退居二线，却要事事插手，每会必到，到会必讲，一讲就是一大套“应该这样”、“必须那样”，弄得新班子无所措手足。有的退下来后，还要维持自己主持工作时不尽妥当的一些作法，硬要人家“曹随萧规”。因而李涛同志的嘉言懿行，多么值得发扬光大啊！ 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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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工的心愿（外一首）
晓晴他要用矿灯点燃他的心愿他要用汗水充实他的梦幻为了太阳更明亮在煤海化作一片远帆去采海底的珊瑚去掘海底的金砖为了祖国和家庭的“现代化”在地壳的幽深处弹响生命的乐曲时代的频率与旋律已潜入他的心田
她向他走来他是她的梦一个井下的矿工矿服，染着乌金的色泽矿灯，一束燃烧的温暖她向他走来迈着当年跨进大学时的步伐为他披上西服打好领带舞厅旋起一团情爱世俗和传统在这里暗淡了井下的星星在她心中闪亮蕴含着知识的矿层渴求不屈不挠的风钻他还是他一个井下的矿工她也还是她一个女孩，一个未褪色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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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瓶花〔中国画〕
庞薰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