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王士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际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它的战斗作用，才能够在民族的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在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作家的创作中取得巨大的胜利。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瞿秋白同志在现代中国文艺思想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作出的贡献，也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继承他这方面的贡献。
一
瞿秋白同志首先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早期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出现在政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理论，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等许多方面，写下了大量的论文，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都有重要的价值。他和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不仅是较早地也较有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对三十年代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起过指导作用，他也是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当时革命文艺运动中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结合起来的一个杰出的前驱，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一翼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之下进行的。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在当时出版的《中国青年》、《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即开始发表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章，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客观上或主观上的原因，在当时却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问题。因此，作为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的瞿秋白同志，便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一个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他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论文中的一些论述，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对于某些问题还没有作更进一步的阐述，有的甚至还未必正确，但作为在《讲话》以前发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
二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早就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原则。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加以发展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自1930年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在“左联”成立以后，还专门设立大众文艺委员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实现文艺大众化，使革命文艺为广大群众服务。瞿秋白自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即和鲁迅并肩作战，共同参加并领导了左翼文艺战线的斗争。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在“文艺为群众服务”以及“如何为群众服务”这个问题上，写下了大量的论文。他又到群众中作调查，并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创作了通俗的大众文艺作品，进行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意义的尝试。
瞿秋白对于“五四”以来文学革命问题曾进行过一些分析，主要是从文艺和群众这个关系上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
“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其主要缺点就是在于文艺脱离了群众，因此，他把密切联系群众的文学语言问题，即所谓“文腔革命”的问题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瞿秋白之所以特别重视文学语言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深奥的古文和新式的“学生腔”的白话，把劳苦大众和革命的新文学隔开的缘故。如果不打破革命的新文学和广大群众之间的障碍，就无法迈开前进的步伐。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左联”在它的机关刊物《文学》上曾经提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化文艺的创造”，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瞿秋白在这个刊物上，以“史铁儿”笔名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则更具体地提出“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他并且提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立即着手，认真解决“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写”，“怎么样去写”和“要干些什么”等一系列具体的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主张。瞿秋白的这些主张，对于推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队伍和指导革命文艺创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提出来的“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的问题，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时，不但有些革命作家在理论上没有能够理解它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上，又有不少作家是脱离群众的。瞿秋白针对这种情况曾经提出，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改变脱离群众，轻视群众的态度，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同群众一起创造革命的新文艺。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这篇论文中，曾指出：“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886页，着重点是原来的。）总之，文艺大众化，或者说革命的大众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服从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在瞿秋白看来，这是完全应该的和毫无疑问的。
三
瞿秋白在谈到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分析和估价，显然是偏低的；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某些估计不足之处，但是，他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从来也没有采取过排斥的态度。对于过去的文学遗产，他所采取的是利用和改造，适当加进新内容，其目的也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以及在其他著作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意见。
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大众文艺是不应简单地采用章回体的白话来写的。对于《水浒》、《红楼梦》这样的古典作品，也只能加以利用和改造，如果对于“以文言为主体的一种白话”（明朝人的话和清朝人的话），只是“简单的采用”，“那就无所谓文学革命”。革命作家可以运用旧的文艺形式（如说书、演义、小唱、讲故事等等）来表现革命的内容，表现阶级的意识，但必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努力提高大众文艺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平。这是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旧的文艺形式所应采取的态度。
瞿秋白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不仅要利用和改造自己民族的传统的文艺形式，它还要借鉴外国的优秀古典文学成果，特别是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从世界革命文艺的成果中获得养料。在鲁迅翻译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出版之后不久，瞿秋白感到非常高兴，立刻写信去祝贺，在信中说：“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记起瞿秋白和鲁迅合编的苏联版画家作品《引玉集》一书，他们冲破当时国内外敌人的层层封锁，千方百计把苏联的新兴木刻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瞿秋白同志和新文化旗手鲁迅一样，作为一个开拓者和建设者是当之无愧的。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对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艺论著、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四
瞿秋白同志为了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建设的需要，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文艺的著作，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同时他更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的思想武器，在文艺战线上和各种敌对的思想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战就是一个范例。
1932年，正当左翼文艺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压迫的时候，自称无党派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却装着一副公正的面孔，高叫“勿侵略文艺”，鼓吹“文艺自由论”。鲁迅为此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瞿秋白也写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和《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论文，以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批驳了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尖锐地指出他们的貌似公正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瞿秋白在鲁迅称之为“皇皇大文”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定要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要运用文艺作为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真正的革命文艺，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在革命文艺运动中创造出来，旗帜必须是鲜明的。
瞿秋白在和“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当时的各种反动文艺思想论争中，较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并且作了一些发挥和阐释，这就是后来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中题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的世界观和艺术创作的评价是完整的统一的，这在方法论上更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观点，而不是多元论的折衷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巴尔札克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分开并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艺术家的世界观和他所描写的对象的客观性质对立起来。恩格斯之所以把巴尔札克的作品看作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典范，就是因为巴尔札克站在保皇主义的立场上，在他的作品中暴露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恩格斯并没有叫无产阶级作家去模仿巴尔札克，他认为现代无产阶级作家的任务，应当批判地继承巴尔札克的文学遗产，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这在指导当时的和后来的文艺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革命的文化遗产，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我们应该：一是坚持，二是发展，对于瞿秋白同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应该这样。
五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局限，甚至缺点和错误。在党的历史上，瞿秋白同志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但他仍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则是得到肯定的。他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于瞿秋白同志在文艺理论上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是说某些“左”的东西，主要是他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评价有些偏低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估计不足，而不是对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进行了过火的斗争，也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翻译和介绍时所作的发挥和阐释。如果我们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坚持文艺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不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错误言论进行论争，不反对资产阶级文艺对于劳动人民的思想腐蚀，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能够继续前进吗？总结历史的经验，一切“左”的失误应该竭力避免，如果发生了就应该纠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如果不是“左”的失误，而是正确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应该坚持，这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瞿秋白同志及其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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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创”字
谷斯范
创作自由是作家们最热切期望的要求。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祝词》中提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多少老作家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社会主义文学本来应该是真正自由的文学，长期以来受“左”的条条框框束缚，作家们头上套了“金箍圈”，时间长了，“左”成了顽症。创作创作，可贵的是个“创”字，作家们从踏上文学道路的第一天开始，应该不断有所创新，有所探索，有所突破。只会追随前人后尘，亦步亦趋，作品没有独创性，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这算不了真正的作家，也产生不了真实地、鲜明地反映时代面貌的作品。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相当长的年月里，禁区林立，寸步难行，你能“创新”，能“探索”吗？更可悲的，受“左”的影响长久了，习惯成自然，一篇作品构思刚开始，自己不知不觉扮了唐僧的角色，念起“紧箍咒”，于是笔下人物干瘪，情节雷同，章法“萧规曹随”，调子人云亦云。有创作自由，“下笔如有神”，没有创作自由，“下笔如有绳”，两者效果根本不同。王元化同志在《文学沉思录》里引用了龚自珍的一段话，很有意思。那位清代的颇有真知灼见的作家说：庖丁之解牛，羿之射箭，僚之弄丸，伯牙之操琴，古之神技也。如果你对庖丁说，不许多割一刀，也不许少割一刀，对伯牙说，只许志在高山，不许志在流水；对羿和僚说，只许东顾，不许西逐，否则我就要鞭打你；那么这样一来，神技也就没有了。屠格涅夫在《全集序言》中说：“……在艺术、诗歌的事业中比任何地方更需要自由：怪不得连公文套语都称艺术为“放浪的”艺术、即是自由的艺术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受到束缚，他还能‘抓住’、‘把握’他周围的事物吗？”
胡启立同志讲了我们的心里话：“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创作自由正是医治“左”的顽症的灵丹妙药，作家们头上的“金箍圈”解除了，让我们的心灵欢快地歌唱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华腾飞而歌！为迎接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而歌！但是，每一个作家又必须严肃地看待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在攀登世界文学新高峰的漫长征途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探索，有所突破，写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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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红烛奖”
罗荪
《人民教育》编辑部举办“红烛奖”小说征文活动，提倡以教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被茅盾称誉为“扛鼎”之作的《倪焕之》，就是被称为“教育文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而引起了重视。茅盾同志评论这个人物时说：他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冰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从而开创了教育文学的开端。
但是，几十年来以教育为题材，以教师为主人公的作品，还不是很多的。这次《人民教育》举办“红烛奖”，加以提倡和鼓吹，是一件大好事。实际上以教育为题材，天地还是十分广阔的，全国中小学校有近百万所，全国教师有上千万，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它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大量的题材。三十年代有一个《倪焕之》，八十年代将有无数个《倪焕之》，有待作家加工创作，为教育文学打开广阔的天地。
例如这次获奖作品中的《含川斋见闻》（作者涂怀呈），就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它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老教师“竹夫子”。有人作了这样的评语：“他迂而不腐，颓而不废，是因为心中还燃着一团炽烈的火，这是爱，对祖国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朋友和学生的爱。”这个评语是十分确切的。特别是作者对竹夫子和小宋的爱情，写得既深沉又含蓄，十分动人。
如果对这些作品加以评论，把它们介绍给广大读者，扩大它们的影响，对这次评奖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本文是作者为《红烛集》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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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高度
——我看《钟鼓楼》
陈骏涛
刘心武的近作《钟鼓楼》，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它没有通常的长篇那种完整的、大起大落的情节，作品旨在揭示北京“市民”社会斑斓图画的比较单纯、平和、生活化的情节。它也不同于时下许多长篇的结构，有点象中国画的
“散点透视”，整个笔墨泼洒开了，看来好象没有什么章法，实际上追求内在的联系，这内在的联系就是生活自身的流动感。作者是按照生活自身的流动——从早晨五时到傍晚五时这一段时间——来结构故事，但又努力突破十二小时狭小的时空限制，而从更开阔的历史和人生的联系中来展开故事。在叙述方式上，它改变了作者以往多数小说的那种主观感情色彩较强烈的叙述方式，而采用了与生活的自然流动的结构相吻合的叙述方式，即叙述者（也就是作者）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冷静的、客观的描写和叙述。这在目前的长篇创作中不算什么新鲜的现象，但在作者的创作中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从人物描写上说，这部小说出场的人物有四十来个，但作者并不着力突出一个或几个通常长篇的那种“主要人物”，而是着力于描写一些最普通、最平凡的“芸芸众生”。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是全景式的人物扫瞄，是一幅鸟瞰式的社会人生图画。
上面的这些特点和变化，是服从于作者企图通过《钟鼓楼》来表现北京“市民”社会的风俗画，或说表现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态景观这一总体构思的。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钟鼓楼》没有给我们再现民族腾飞时期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没有表现此伏彼起、惊心动魄的斗争场景，没有编织曲折复杂、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没有塑造高瞻远瞩、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脉动是鲜明的（尽管还可以再加强点笔墨）。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平静的水流底下的生活的运动和变化，在生活之流中的“市民”社会各色人等的相互关系、矛盾纠葛和复杂心态，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他们的生活习俗、兴趣癖好、苦闷烦恼、向往追求等等。《钟鼓楼》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形成我们民族性格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并且寄托着作者从《班主任》开始就形成的一种美学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他期待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互谅互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朝着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符合人的本质方向发展。从总体来说，《钟鼓楼》并没有耳提面命地向读者灌输某种生活的哲理，指示某种生活的方向；但是，它所揭示的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画面，以及在这幅画面中所蕴藏着的作者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却能够启示读者去进一步地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人，思考生活、思考历史、思考人。
有各种各样的小说。我想，《钟鼓楼》应该是属于这样一类小说：它未必有强烈的冲击力，但它能帮助人去认识社会、历史和人生，它对于人的影响将是深潜的。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兼具有其他各类小说的作用。
这里，我还想就以议论入小说和以知识为小说这两个问题谈点浅见。跟作者过去的许多小说一样，这部长篇也有不少议论，有些议论是必要的，有些议论则是不必要的，是逸出于情节和人物的常轨之外的。其中也不乏思想的光彩，但它有损于这部小说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钟鼓楼》中还有不少北京的地理风物、民情习俗、历史掌故、历史知识的叙述和介绍，它们本身不无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价值；但是否需要大段大段地引入，却值得斟酌。
尽管这部小说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但它在刘心武的创作史上却是一个突破，把它放在当今渐趋活跃的长篇小说群中，也自有其独异的光彩。从《班主任》开始，到《如意》，到《立体交叉桥》，到《钟鼓楼》，这是刘心武创作道路上的几个主要的阶梯，在每一个阶梯上他都有新的追求，从而都把他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家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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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扬邀集杂文座谈会
五月十七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杂文学会名誉会长高扬同志在石家庄邀集河北省杂文学会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举行座谈。他勉励大家坚持正确方向，探索杂文新风。
高扬同志在座谈中说：《杂文报》去年五月试刊，十月正式创刊，有一年了。从发展前途看，杂文写作已进入繁荣新时期，这有政治上的原因。高扬同志还谈到，杂文要锋利，有棱角，只写不疼不痒的话，就没有味道了。最后，他勉励大家要发扬创业时艰苦奋斗的精神，兢兢业业，把《杂文报》及各种有关杂文的事业办得更好。
（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