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他的思想将永远活着
——为《瞿秋白选集》出版而作
温济泽 丁守和
瞿秋白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年前，在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央为他的冤案进行了平反，并批准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
瞿秋白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他在环境困难、工作繁重的情况下，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繁多的著作和译述，涉及政治理论、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教育、新闻、文字改革等各个方面。他的著作，除文学方面出版过《海上述林》、《乱弹及其他》、《瞿秋白文集》外，一直未能完整地出版过。几年来，根据中央的批示，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成立了《瞿秋白文集》编辑组，搜集、整理了瞿秋白从1919年7月到1934年7月十五年间的五百多万字著作和译文，正在编辑《瞿秋白文集》十四卷，其中政治理论部分八卷，文学部分六卷。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又从其中选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论著，编了一本《瞿秋白选集》。在此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之际，《瞿秋白选集》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文集》也将陆续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
1950年，毛泽东在为瞿秋白遗著出版的题词中说过：“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选集》和新的《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就是为了更全面地介绍他的思想，以有益于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年。
《瞿秋白选集》收入文稿五十四篇，属于政治理论的四十九篇，文学的五篇，共三十三万多字。其中有《〈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等六篇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的。
做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和宣传。他最早宣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然而他更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的论文集
《自序》的第一句话就是：“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他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选集所收论著反映了他的主要思想和活动，反映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光辉成就。
1923年初，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不久，便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活跃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他参与筹备党的三大，起草党的纲领，参加创建上海大学，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前锋》，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参加国共合作谈判和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从1923年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他发表的论文有一百二十余篇。选集收入了其中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十三篇。
在这些论著中，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论述，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他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早已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争取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他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肯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已成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已“跃登政治舞台”，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达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但未提领导权问题。二大后许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瞿秋白首先作了阐述。他根据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分析，区分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一样“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但又“不完全反列强军阀到底”。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所以他一再强调：在中国，“即使资产阶级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他把无产阶级领导、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
在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写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深入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君劢的唯心论和东方文化派的反动思想，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开始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瞿秋白是五卅运动及随后党发动的许多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者，并写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评论。从五卅运动到大革命失败，他发表的论著达一百三十余篇。选集收入了《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二十一篇。
这个时期，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并面临严重危险。瞿秋白倾全力于指导革命运动，及时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回答革命斗争迫切要求解答的问题。他根据五卅运动以来的经验，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建立和发展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同时又着重指出联合战线中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努力争取和坚持革命的领导权。他对戴季陶的反共谬论和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企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揭露。他还连续发表文章分析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1926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必须积极“武装工农”，“创造革命军队”。8月，他在论述北伐战争时，指出国民党“新右派”已经掌握相当军力，企图建立新式的军阀专制，因此，无产阶级争取革命武装之领导权的斗争
“万分必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认真发动和武装农民，“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他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中反复说明：“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之中枢”，无产阶级必须发动农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农民这个“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并提出“耕地农有”、“武装农民”、“乡村的政权归农民”、“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等主张。他热烈赞扬农民运动的发展，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他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作序，出版单行本。他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2、3月间，瞿秋白写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名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因篇幅所限，选集收录了其中的第三章《谁能领导革命》，第五章《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及第二章的附言。这里论证的主要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和农民问题。他强调
“革命发展到现时阶段，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为此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实行“集体指导”，开展“自我批评”，反对党内错误思想。他针对陈独秀等的错误，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党是有病”，“有机会主义”，我们决不能“讳疾忌医”，“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瞿秋白发表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等文，指出“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革命的三民主义，“去做帝国主义的新式走狗了”。因此，他极力主张调集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讨伐新军阀蒋介石，“击毁反革命之中心”。他认为，要发展武汉地区的革命，“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大力发展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努力发展“工农武装”，“创建革命军队”。他指出，这是挽救时局和推动革命发展的“中心问题”。
所有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瞿秋白在革命的紧要时刻，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紧密联系实际，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正确的主张和要求，以推动革命发展和挽救革命危机。虽然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些意见并未被接受，以致造成革命的失败。但是，瞿秋白这些思想的光辉，在我们的党史和革命史上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勇敢地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成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从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底，瞿秋白的著作，包括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发言，为党起草的文件等有一百二十余篇。选集收入十三篇，主要有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在六大的开会词、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等。
1927年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总方针。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的报告强调指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独立的工农革命，是发动农民暴动，创造革命军队，实行土地革命，“要在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在八七会议以前，他就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他又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参与决定和指导湘、鄂、粤、赣等省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许多地方的起义，并根据各地起义的经验，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区域的思想。
1927年11、12月，瞿秋白在党刊《布尔塞维克》上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和《武装暴动的问题》两篇文章，曾被看作是盲动主义的代表作。但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其中也有正确的甚至是卓越的见解。如前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国民革命完了吗？》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后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即《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可注意的特点”：一、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统治阶级内部经常“分裂冲突”，没有组成全国中央集权，“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二、各省农村“此起彼落”的农民暴动，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三、游击战争必须和农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取得政权取得土地”；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并在此基础上“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这些思想为后来我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选集收入这两部分是很对的。
瞿秋白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有过失误，犯过错误。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要求继续进攻，以及组织无希望的城市暴动，并提出某些过火的政策，表现出盲动主义倾向。这主要是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错误指导造成的，瞿秋白接受这种指导，也有重要责任。但他发现错误后，立即采取措施，认真检查，不久就纠正了这个错误，以后又在党的六大作了自我批评。
瞿秋白是中共六大的主要领导者，他向大会提交了八万多字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并代表中央致开会词，作长篇政治报告及讨论后的结论。据周恩来说：“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瞿秋白在六大报告和决议案中，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着重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他批评了“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倾向，强调党必须努力“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必须积极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他指出，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发展游击战争，“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
正如胡耀邦所指出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两次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个转变从八七会议开始，到六大便基本上实现。虽然其间也犯过错误，六大决议也含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党在极端复杂和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毕竟实现了这个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
六大以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仍然极为关怀国内的革命斗争，一再强调发展工农红军和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多次撰文赞扬毛泽东、朱德红军的胜利发展，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尊重和敬佩。他还抵制了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同他们就反倾向、反富农和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坚持了正确的立场，被王明等人攻击为“右倾机会主义”。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9月，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他在全会的结论中指出：“要知道‘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象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总要好些，所以宁可以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虽然三中全会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都纠正了。然而共产国际却又来信指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王明等人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集中攻击瞿秋白，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在1931年1月，通过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而由王明占据了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推行一条更为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瞿秋白遵守纪律，服从决定，丝毫没有因为受了打击而挫伤他为党工作的热忱和勇气。相反，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地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他早在“五四”时期就投身新文化运动，写过不少作品，著名的《国际歌》也是他最早全文翻译的。在1931年到1933年这三年间，更集中精力在文化战线上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地探讨和论述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坚决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到，他对鲁迅杂文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历史的正确的评价。他还提倡文艺大众化，强调革命作家必须“面向工农大众”。他一生写作的文学作品和译述等达二百余万字之多。选集收入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非政治主义》等五篇。
在受到打击以后，瞿秋白仍然关心全党的工作。他除去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外，还写了八十多篇时事政治论文。选集收入其中的五篇。1933年，瞿秋白曾用狄康笔名在党刊《斗争》（油印）上发表一批文章，主要是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及其对苏区军事围攻、经济封锁的罪行等。就是这些文章，又被“左”倾分子曲解为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于同年9月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责他“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又一次对他进行无端的打击。选集从这些被指责的文章中收入了《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两篇文章。
瞿秋白在1934年2月到达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以后，写的文章不多。选集收入了《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和他1934年6—7月最后公开发表的《中国能否抗日？》。在这最后一篇文章中，他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谬论，从敌我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及其可能的变化，说明“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
应当指出，在瞿秋白的著作中也有某些不足甚或错误。如他早期提出的中国革命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他虽然强调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但是仍未摆脱从共产国际来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左”的影响；在文艺创作中他也提出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后来的某些被指责为所谓右倾的文章，实际上也有当时“左”倾思想的反映。但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这些缺点和错误毕竟是次要的。如果历史地全面地看，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他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八岁，而面临的问题又如此错综复杂，就可以理解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他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提高认识、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而开拓前进。从他的某些含有缺点错误的文字，倒是应当看到，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在漫长的曲折崎岖的征途中披荆斩棘地前进时，遇到和克服了多少困难，历尽了多少艰辛！
瞿秋白就义五十年了。《瞿秋白选集》的出版，《瞿秋白文集》的陆续出版，是对他最好的也是永恒的纪念。这是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从中学习那些到今天还有生命力、还有益的东西。我们还应当学习他为革命事业不屈不挠奋斗到底的精神。从“五四”算起，他为中国革命工作的时间，不过十六年；他发表论著译作的时间，共计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不顾环境的恶劣，不顾遭遇的坎坷，不顾疾病的缠扰，不顾重任在身和工作纷繁，竟然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论著和译文，平均每年发表三十多万字，他为革命付出了何等惊人的精力啊！仅仅从他留下的这么丰富的精神遗产，也可以看到他为革命呕心沥血、勤奋刻苦工作的献身精神。今天，我们正在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正是需要这种精神，正是应当学习这种精神。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长江日报》笔谈城市功能问题
《长江日报》自5月8日起，开辟了“城市功能笔谈”专栏，已发表文章十一篇，综述如下：
一、全面认识现代城市的功能
一些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片面、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其实，作为商品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产物的城市，应当具有综合性功能。纵观世界城市经济发展史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现代城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城市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是国家或某一地区的产业中心；是物资交流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心；最后，城市还是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和科技文教的中心。
这些文章认为，全面认识城市的多种功能，有助于把握城市改革的指导思想。城市改革不仅是工业体制的改革，而且是涉及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要把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改变成为开放型的、社会化的、多功能的现代化经济中心。
二、破除旧观念
一些文章认为，要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首先必须破除“地区完整经济体系”观。他们认为，发挥城市多种功能，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是立足于全国统一市场，以地区间的彻底开放为原则的，多功能的作用就是要扩大城市的扩张力和辐射力。“地区完整经济体系”观是以建立分割的地区市场、满足于地区内的交换为目的的，这种封闭体系阻碍城市的扩张力和辐射力，不利于城市多功能作用的发挥。
其次，还必须破除城市的“自我服务”观念。城市作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不应只追求城市的自身发展、“自我服务”，而应成为带动和促进周围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三、确立新的指导思想
一些文章指出，过去我们仅以城市本身的发展情况作为考核和评价城市工作的依据，这就使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单纯追求工农业产值增长为主要目标，从而限制了城市的多种功能的发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要求大中城市充分发挥多种功能，起“火车头”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工作指导思想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由单纯追求工农业产值的增长转变为扩大辐射面、增强吸引力。换言之，城市工作不能仅考虑工农业产品生产的发展，更要规划、设想如何发挥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科研文教中心的作用，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搞活周围一大片地区的经济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些文章同时指出，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能否尽快转变，城市多种功能能否较好发挥，有赖于衡量城市工作好坏的依据（指标）是否恰当。他们认为，以工农业产值的增长作为考核、评价城市工作成效的依据，必然限制城市多种功能的发挥，改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来衡量城市工作的成效，会有利于促进城市工作指导思想的转变，从而使城市的多种功能较快、较好地发挥出来。
（夏发）
第5版()
专栏：
《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出版
太平天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文书和书籍的宣传对象是士兵和广大劳动人民，其主要领导人大都籍隶广东、广西，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地方方言，加之词语来源复杂，有源于宗教、会党者，有沿用旧名而赋以新义者，还有新造的字；尤以避讳字之多，范围之广，为历代所罕见，这给阅读、研究太平天国史料带来许多困难。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式同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是一本诠释太平天国专用词语的工具书。本书收集有关词语一千六百余条，加以考订、诠释，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刘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