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认准的路就得走下去！
——访红军女战士李开芬大姐
本报记者 柏生 本报通讯员 春潇
五十年前的一天。狂风，震怒地咆哮着；雪团，暴烈地旋转着；冰雹，凶狂地倾泻着……，它们象是被邪恶的魔法召唤了来，一齐扑向陡峭山坡上一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似乎定要把这些竟敢侵犯雪山千年尊严的不速之客，全部卷进冰壑雪涧。艰难行军的队伍中，一位身材细高，穿着破夹衣、单裤，赤脚登草鞋，背着一篓粮食的年轻女红军战士，紧锁双眉，艰难地行进着。她倔强地昂着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始终凝视着遥远的前方。她一会儿手脚并用，在没膝深的积雪中，奋力攀登；一会儿，和负责监视她这个“肃反对象”的战士们一齐肩顶手拉地将五十多岁的老中医——赵主任，送过了连老鹰都难以飞越的冰峰雪顶。
她，就是我们要访问的红军女战士——李开芬大姐。
一个阳光明朗的日子，我们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一进院落，就见精神矍铄的李大姐穿着一条半旧的军裤和浅驼色的开衫毛衣，手拿大剪刀，正兴致勃勃地修剪院中的月季花。我们的谈话，就在花丛下亲切地开始了。她利索的举动，敏捷的思维，爽朗的话语，真使我们难以相信她已经是个六十八岁的老人。
李大姐出身四川达县蒲家乡的一个封建没落的家庭。从小，她就是封建家教的叛逆。1931年，不满十四周岁的她，就在当地的女子高小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入了团。1933年春，又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和同志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年冬天，“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扩大化之风刮到了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十六岁的红小鬼，也成了肃反对象。
“难道十六岁的孩子也杀吗？”李大姐回答说：“幸亏省委负责人张琴秋同志和王长德同志（谭政同志的夫人）救了我，将我留在工农总医院。”说到这里，李大姐神情显得十分激动。她说，被敌人砍头，是从她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准备的；可被自己的人误解和冤杀，却是她未曾预料到的。对她心灵的打击和震撼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没有退缩，没有绝望，也没有后悔。路，既然认准了，就得走下去，绝不回头。行军，打仗，救护，筹粮，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1936年秋，长征到达甘南，才给她彻底平反。这时，她才十九岁。青少年的天真、活泼过早地从她身上消失了，但复杂的斗争经历，却使她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1936年深秋，李大姐被调到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危害，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虽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仍然悲壮地失败了。1937年4月初，从敌人数道包围圈中突围出来的妇先团的十几个人和十来名男同志，在王团长带领下，仍然在数万敌人封锁中辗转周旋。她们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沿着浩瀚的荒山雪岭，顽强地向着东方摸去。在连续二十多天的行军作战中，她们的草鞋，跑掉了、磨烂了；单衣单裤，被枯枝利岩剐成了破布条；手脚冻肿了，紫黑的血水凝结在伤口上……。一个个饥寒交迫，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一头扎到雪窝里睡着了；有的战士甚至失脚摔下了深崖；连战马，都走不动了。这些女战士们，已经到了精疲力尽、寸步难行的地步。傍晚，她们在荒山脚下发现了三孔没门、没窗户的破窑洞。王团长决定休息一下再走。顿时，二十几个人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李大姐陪王团长安排好哨兵，拴好马，才挤到窑洞里边，将冻得浑身哆嗦的十五岁的小战士吴秀珍抱到自己怀里。吴秀珍在睡梦中一边使劲往李大姐怀里挤，一边喃喃地说道：“走时别忘了叫我，别忘了叫我啊……。”李大姐摸摸藏在腰间已没了子弹的小手枪，拍着吴秀珍轻轻说了句“睡吧，放心睡……。”话还没说完，她自己也睡着了。熟睡中的李大姐，梦见她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根据地，找到了主力红军，大家高兴得又跳又叫。正当她扑向迎上来的队伍时，却发现敌人来了。李大姐正要抓身边的长枪，却被谁在肩上狠狠地推了一把。急切中的李大姐猛地一下睁开了双眼，只见朦胧的晨光下，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已抵住了她的胸膛，睡在外边的同志已被敌人押了起来。李大姐推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吴秀珍，整了整衣服，在弯腰站起来的一瞬间，将小手枪塞到身下的浮土里藏了起来。就这样，李大姐和王团长、特派员曾广澜以及她的七八岁的小女孩等二十几个人，全被马步青的士兵抓了起来。
李大姐和一百多名女红军一起被关在凉州（今武威）马步青的一个临时设置的监狱——旧式大院里，高高的围墙，双重大门，森严的警卫。马步青妄图用恐吓和“感化”来征服我们的红军女战士，然后再“赏赐”给他的军官们当“太太”。“慰问”、训话、发衣服、组织“参观”、“游览”、看电影……敌人挖空心思，耍弄一个又一个花招。李大姐和特派员曾广澜、沈秀英（现名沈玲）、王子俊、何福祥等同志秘密串联在一起，结成了新的战斗集体，组织、团结和领导大家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有策略的斗争。白天，敌人来训话；晚上，他们就分散到群众中去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敌人要是组织“参观”，她们就鼓动大家装病；敌人让给其部队缝袜底，她们就怠工或故意缝得歪七扭八的无法穿。为了争取早日返回党的怀抱，她们一方面抓紧进行越狱的准备工作，并和外边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另一方面，李大姐还代表全体女红军给党中央写信、给马步青写信，坚决要求重回红军、重返抗日前线。
“可你们的信怎么送给党中央呢？”
“有办法！”李大姐开怀地笑了，接着说：“一个是利用出外看病的机会偷偷发走，还一个是让获释的同志带回去。”
8月的一天上午，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她们一百多人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军部大院。先是马步青胡诌了几句假惺惺的“关怀”的话，然后就宣布第一批获“自由”的名单。“难道敌人真的要放我们？”惊奇、怀疑笼罩着我们的队伍。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无法碰头商量，李大姐只好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开始念名字了，整个队伍静极了，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同时被念到名字的敌军官站到了女战士的身旁。“同志们，拚啊！”随着一声炸雷似的怒吼，李大姐猛地跳了出来，振臂高喊道：“快把姐妹们抢回来呀！跟敌人拚啊！”顿时，大家全惊醒了——这原来是敌人的毒计呀！瞬间，只见大院乱成一团，一百多个女红军一边喊着：“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宁死不能受侮辱！”一边又咬又打，又踢又撞地和凶残的敌人扭打在一起。经过几十分钟的搏斗，终于，寡不敌众，有三十多个姐妹，被眼睁睁地抢走了。对这些禽兽豺狼的控诉，使李大姐那饱经风霜的唇角激动地抖动起来。在一种对敌人难以抑制的仇恨中，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四十八年前那一幕悲壮哀绝、撼人心灵的大搏斗。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一再当众宣布：“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逃跑，就抽了谁的脚筋，就将谁分给士兵们‘共妻’，然后再吊死、喂狼狗。”敌人还改变了策略，采取拉拢、分化与零敲碎打的强硬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将女红军们三个一批、两个一拨地“分”了出去。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一个更阴险、毒辣的诡计，也直接指向了“带头闹事”的李大姐。“马军长知道你知书达理，让你给他当秘书。”对这些无耻谰言，李大姐每一次都是高昂着头，毫无畏惧地回答道：“要杀要砍随你便，要我当秘书、当‘老婆’——休想！”
说到这，李大姐紧握的右拳用力在胸前挥动了一下，然后，又慢慢张开双掌，撑在藤桌上。沉重、激愤的讲述，使我们的心也揪得更紧了。很快，李大姐就被安置到凉州城外的一所民房里，和沈秀英等三人住在一起。当夜，正在熟睡中，一阵突然的砸门声将她们惊醒了，还没来得及下炕，门就被一脚踹了下来。三个手持马鞭、马棍的敌人闯了进来，连打带踢将另外俩人赶了出去。不由分说，举起马棍、马鞭就打。李大姐赤手空拳地和三个如狼似虎的敌人拚搏起来，没几个回合，一个敌人的马棍就打断了，他嘴里狠狠骂了一句，解下武装带，更加残暴地劈头盖脑地挥动起来。马棍、马鞭、武装带象雨点一样地打着、抽着，一直把李大姐打得不省人事，一个敌人又踢了一脚，骂了句“看看是你厉害，还是老子的马鞭厉害”，这才扬长而去。敌人一走，沈秀英和另外几个同志赶紧跑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将李大姐抬到炕上，只见李大姐的背、胳膊、腿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就是这样，李大姐也没有吭一声，她咬紧牙关，狠声骂道：“土匪，打吧，打死我也不屈服！”
被打伤的李大姐，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炕上，吃饭、换药、梳洗……全靠姐妹们轮流照料。敌人以为李大姐被“打服了”，看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也就暂时放松了对她的监视。可李大姐，一时一刻也没放弃越狱的念头，身子不能动，就通过沈秀英继续做工作，终于争取了一个姓盛的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一个副官，后被降职，良知尚未泯灭，愿到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日。为可靠起见，十五岁的沈秀英还和传令兵结成了兄妹。经过十几天的准备，逃跑的各项工作全部就绪，李大姐的伤口虽然还没痊愈，但已能下炕走动了。李大姐决定：趁敌麻痹之机，立即逃走。
9月的一个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整个大地都沉睡了，听不见一点音响。李大姐与沈秀英和衣躺在一个炕上，每一个毛孔都似乎警觉地张开了，听着空寂苍穹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会儿，传令兵就要来接她们，她们也早将标志着没有异常情况的破脸盆放到屋外的窗台上。突然，沈秀英一把抓住了李大姐的手，打断了她的思路。李大姐屏息细细一听，原来是一只猫，从窗台上蹿了过去，俩人会意地出了一口长气，又耐下性子等起来。“嘭—嘭—嘭”，三下轻轻的敲窗声却象铁锤一样有力撞击开她们的心扉，心儿突地一下“怦怦”狂跳起来了！沈秀英看了看李大姐，李大姐一咬牙，点了点头，沈秀英就蹑手蹑脚地下了炕，悄然无声地打开了门：果真是传令兵。他俩搀着李大姐，无声无息地走出屋子。马就在不远的沟里，他俩先把李大姐扶到马背上，然后沈秀英骑在后边抱住李大姐，传令兵悄声问了一下“走吧？”“走。”她们先是在一个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悄悄从野地里绕过了凉州城，然后，不顾天黑路险，飞驰而去。
为躲开马步青的追捕，李大姐装成官太太，沈秀英扮作随身丫环，由传令兵护送而行。快到兰州时，一个村庄横挡在她们前进的路上。正要设法绕过去，七八个手持长枪、大刀的民团就从路边拥了过来。传令兵大摇大摆地迎了上去，先给一个当官的递了一支烟，又朝他耳边嘀咕了一阵子，再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就见那个民团的满脸凶相的人马上堆满了笑容，先是点头哈腰地对身穿缎子旗袍，高傲地骑在马上的李大姐连声说：“对不起，误会了……”然后一挥手将她们放过去。一进村口，就见“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元×××”的通缉令和别的布告、通缉令一起，贴在路口的一面墙上，李大姐冷冷一笑，头一昂，提缰策马就过去了。
10月的一天上午，李大姐一行三人，跨上了兰州市黄河大桥。可尽管她们对答如流，守桥的警察还是扣留了她们，将她们押到桥边的警察所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大姐飞快的盘算、思索着：绝不能前功尽弃，绝不能到了家门口又入虎口。她决心破釜沉舟，亮出真正身份，便平静地回答：“我们是红军。”“红军！？”“对，我们是红军。现在我们要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敌警察所长一边转动着眼珠子一边装糊涂，“八路军在这没什么办事处啊！”李大姐毫不迟疑地将“兰办”的门牌号码、负责人的姓名告诉他，并郑重地警告那个所长：“请你立即通知‘兰办’：说李开芬等三人回来了。如你故意刁难、阻挠，一切后果由你负责！”看到他们如此了解情况，态度又是如此坚决，怕承担“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责的警察所长只好答应先将李大姐和传令兵放过桥，将沈秀英留下做人质。李大姐一出门，就叫了一辆马车，直驶“兰办”。
当李大姐扑向迎出来的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彭加仑、“兰办”秘书长朱良才、“兰办”工作人员王定国时，就象久别刚归的孩子扑向自己的母亲一样，只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了。
谢老轻轻抚摸着伏在王定国大姐怀里痛哭的李大姐，慈爱地说：“一个女孩子，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是不容易啊！你不仅自己逃出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马步青敌人的人参加了革命队伍，真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女战士呵！”第二天，路过兰办去莫斯科的贺子珍大姐听到此事后，特意将李大姐拉到身边左看右看，赞扬道：“年纪不大，能从敌人虎口里逃出来，真不简单！”不久，党组织就恢复了李大姐的党籍，并留她在兰办工作。沈秀英被送到延安学习、工作。
就是这样一个坚强、忠诚的革命战士，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在长达四个年头的非法监禁、批斗中，什么“车轮战”、“疲劳战”等惨无人道的逼、供、信，给李大姐又添上了许多新的伤残和疾患。可是，李大姐在认准的革命道路上勇敢地挺过来了，还是象当年那样对党坚信不疑。1983年4月，担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李大姐，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人虽然走下领导岗位，可她的心，仍然放在革命事业上。她说，认准了的路，就得坚定地走，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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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生事件”与卓越民主战士杜重远
钱俊瑞 遗作
整整半个世纪前的7月，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国内外的事件：“新生事件”。它既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权辱国，又充分显示了我国革命志士的英勇战斗，威武不屈。当时，我国东北三省已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华北继东北之后已部分变色，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正伸向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一味推行“不抵抗主义”，又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屈膝投降，对内大兴干戈，祖国大地危机四伏，大好河山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已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当时邹韬奋同志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受到国民党的追捕，不得不流亡国外。《生活周刊》也被查封。杜重远同志自“九·一八”以后，即放弃了他在东北所办的实业，来上海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推动抵制日货，并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协会总干事。他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和支持者，也是宋庆龄、鲁迅、邹韬奋、胡愈之、钱亦石和我的亲密战友。《生活周刊》1933年12月被封后，重远同志认为全国同胞的精神食粮不能中断，抗日救亡活动不能停止，国民党的降日反共阴谋不能不揭露。他不畏强暴，不怕坐牢，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定在党的领导下，于1934年2月接办了《生活周刊》，并改名为《新生周刊》。韬奋同志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这好象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个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新生周刊》创刊后，当然立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十五期刊载了艾寒松同志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篇短文；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文仅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本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傀儡天皇，继续研究生物，必有很多成就”。仅仅这样一篇小品文，日本帝国主义者却蓄意借此机会挑起事件，置《新生》于死地。他们先策动在上海的日本浪人举行所谓“抗议游行”，打毁我国商店门窗玻璃，继而威迫当时上海市长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严惩”编者和作者。
此时重远正在江西办厂，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一面劝说作者艾寒松同志离开上海暂避，一面自己挺身而出，准备在法庭上与日帝及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审判席上，重远同志利用反动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媚敌投降的讲坛，他毫无畏惧地变被告为原告，严词责问爱国何罪，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在两次的审判会上，他始终大义凛然，刚正不阿，使得庭长和日本派来监审的代表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不得不中途宣布退庭。最后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为了讨好日寇竟密令查封了《新生周刊》，又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宣判下达时，法庭内外群情激愤，高呼抗日口号，散发爱国传单。在党的领导下，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重远同志虽身陷囹圄，绝不忘抗日救国。国民党当局由于受到强大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准允给重远读书、会客等某些所谓“优待”。重远同志又利用这块奇特的阵地，关心、支持狱外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告别读者诸君》的最后一文中号召：“中国民众已经踏入生死存亡的关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民族抗日战争”，鼓励战友们“我们没有置下广厦万间，怕什么飞机，我们并没有金玉珠宝，怕什么炸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只是牺牲与真理……认定正确的路线，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最后的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他在狱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各种主张。并与来狱探望他的张学良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亲密交谈，阐明形势，晓以大义，讲清联共抗日的道理，为一年以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一定基础。“新生事件”不仅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在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外国报刊杂志很多报道了这一事件，激起海外侨胞莫大愤慨，纷纷打电报、汇款支援慰问狱中的重远同志。
在这里应当提到的是重远同志的夫人侯御之，她早年曾留学日本研究法律。“新生事件”发生后，她在狱外四处奔走，营救重远，她在上诉被法院驳回后，又写了万言“抗告”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媚外投敌，日本帝国主义者残害我国爱国志士的种种滔天罪行。御之同志热爱祖国，一直追随重远，在她丈夫全部的光荣事业中，构成重要的一部分。
“新生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如今的年青同志们也许难于体会当时国难当头、家破人亡、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但是要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顶天立地的战士又必须从这里学起。我们杰出的战友杜重远同志在那极端严酷艰苦的环境下，一直热爱祖国、无私无畏，不惜牺牲自己保护他人，并继承战友的事业。在他出狱后的十年中，为了拯救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唤起全国同胞的觉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衷心地接受了党的领导，从不放弃一切机会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见诸行动，无私无畏地献身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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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老船工的回忆
梁树棠 杜奎昌
云南禄劝县和四川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是金沙江上的一个重要渡口。1935年5月上旬，由贵州进入云南的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和中央机关的数万人马，在当地三十六位船工的帮助下，靠七只木船连续奋战九天九夜，从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写下了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五十年前为红军划船摆渡金沙江的三十六位船工，现在还健在的只有云南禄劝县皎平乡的陈玉清、张朝满，四川会理县四一乡的周启龙和会东县龙树乡的李明禄四位老人了。
1935年5月2日（即农历三月三十日）夜间，一方面军干部团派出的先遣连，从金沙江南岸的大山上下到江边的河门场，在这个村子里找到贫苦农民张朝寿。红军战士见张朝寿光着上身，马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他披上，并对他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要过江到四川去，请你帮个忙吧！”张朝寿见红军战士个个和蔼可亲，宣传革命道理，说的又是穷人的心里话，便立即带领红军向皎平渡南岸的船房进发。
在红军来到皎平渡之前，当地伪保长已按照顶头上司的命令，把一只坏了的木船沉到江水里，把另一只好船划到渡口上游的江湾里藏起来。红军先遣连来到渡口，在张朝寿等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水里打捞起那只破船，买来几匹布，撕成条堵塞住漏洞和裂缝。正在这时，伪保长打发船工殷梦之划着那只藏在江湾里的好船，回船房来取大烟。红军当即扣住这只好船，及时为过江作好了准备。
午夜时分，先遣连两个排的战士登上两只木船，殷梦之、张朝寿等人挥动船桨，顺着黑乎乎的水面，箭一般地驶向对岸。对岸江边的税卡厘金局，住着一个姓林的师爷和两个卫兵。红军上岸后，张朝寿按照红军的吩咐，用本地话喊开了厘金局的门。红军战士马上冲进去，缴了那两个卫兵的武器。厘金局南边不远处的三家马店里，住着川军的小股江防部队。红军战士迅速摸进马店。听到红军的吼声，川军江防部队乖乖地缴械投降。三颗红色信号弹在漆黑的山谷里升起，先遣连首次渡江成功了！
红军控制了整个渡口以后，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四只大船和一只打鱼用的小船，并在两岸请来了陈玉清、张朝满、周启龙、李明禄等一批汉族、傣族和彝族船工。从5月4日起，三十六位船工在红军的指导下，轮班划动六只大船，日夜不停地摆渡红军。
张朝满老人回忆这段历史后，来到江南岸一块叫做“龙头石”的旁边，指着巨石对我们说：“红军过江时，一位戴眼镜的首长，就站在这块石头上进行指挥。”老人家笑起来接着说：“那时保密啊，不敢打听。后来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刘伯承同志。”
头两天过江的干部团，在陈赓和宋任穷同志的率领下，很快上到北岸的大山上，把那边通往皎平渡的所有关卡都控制起来。他们还打下通安镇，把川军刘元塘师的部分队伍赶回会理城，让山下边的红军顺顺当当地过江。
原计划从皎平渡上游龙街渡过江的一军团，从皎平渡下游洪门渡过江的三军团，都因这两个渡口水面太宽、水流太急，先后按照党中央的命令，分别集中到皎平渡过江。五军团在禄劝县境内的石板河一带，胜利完成了阻击国民党追兵的任务后，一天急行军百多里路赶到皎平渡，顺利地过了金沙江。中央领导同志，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也都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过江后，就在厘金局北边那排窑洞里开会、办公。
5月9日，大队人马过江后，红军付了船钱和船工工资，将六只大船销毁。红军出发前，还把船工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一位红军干部深情地对船工们说：“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回来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