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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要求河南省地县三级都重视干部作风问题
河南省委提出措施两年端正干部作风
省委和各级党委要带头坚持实事求是，不图虚名，不做表面文章
据新华社郑州6月14日电 （记者景博、王彪）中共河南省委最近召开省委常委会，分析各级干部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研究切实改正的措施。与此同时，河南省委还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省人大代表和党外人士座谈会，新闻记者座谈会，征求大家对省委领导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经中共中央批准，最近到任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主持了上述的会议。
胡耀邦同志5月28日在一封反映河南省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的来信上写了批语。批语指出，河南许多基层干部作风有毛病，这是历史上多少年存留下来的问题。拨乱反正后，河南还没有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教育。他在批语中要求河南省委认真讨论，省、地、县三级都来重视这一问题。他指出，改变作风主要靠细致的教育工作。这种教育主要不是发号召、发文件，更不是靠过去河南通行的大嗡大轰的办法，而是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解决。但对少数确实不称职的人也要坚决调换。要下决心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5月31日和6月10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常委们讨论了胡耀邦同志的批语。大家谈到，去年，河南省信访单位收到群众的来信和接待群众的来访共四万二千多件（起），群众在来信来访中反映的80％是干部以权谋私和作风方面的问题。有的干部动辄骂人，甚至捆人、打人；有的干部热衷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有的干部向上级汇报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掩盖问题。1982年驻马店地区遭受严重灾害，不少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可是还要宣传老灾区摘掉了穷困县的帽子。近几年，河南省农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干部头脑发热、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的旧毛病又有所抬头。去冬今春的扩宽公路和村镇建设中，缺乏统一规划，许多地方不顾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条件，一轰而起，全面铺开，拆除民房，乱占耕地，砍伐树木，毁坏农田水利和邮电通信设施，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分析了产生上述各种问题的历史根源后，省委常委指出，从主观上看，这些年来省委没有充分注意干部作风问题，没有抓紧认真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向干部进行系统的党的优良作风的教育，致使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干部思想路线和作风不端正。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河南省委经过充分讨论，提出了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端正干部作风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把整顿干部领导作风作为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对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使他们树立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老老实实地当人民勤务员的思想；省委和各级党委要身体力行，带头改进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清醒头脑，不图虚名，不做表面文章；要帮助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们的疾苦，支持、鼓励他们大胆工作，敢于负责；要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干部作风问题作为考核、使用、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坚决撤换和调离那些作风不好、确实不称职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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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继续分组讨论
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制定计量法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重要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委员们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中赞成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认为设立这个委员会能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曾涛、张致祥、吴波、刘瑞龙等委员说，为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掌握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统筹安排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规划，赞成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撤销教育部。希望成立教育委员会后搞出个样子来，不能只是换个名字。陈惠波委员说，成立教育委员会对于加强统筹安排整个教育事业、推动教育工作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希望教育委员会成立以后首先普查中小学的危房情况以及中小学教师的生活情况，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雷洁琼委员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的范围很广，涉及各部门、各地区，教育部管不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涉及教育经费、教育人才的安排，涉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等。我国还有两亿多文盲，迫切需要扫盲。学龄前教育，成人教育也亟待加强。经济特区和十四个开放城市现在都要办大学，各部门办的大学如何协调？这些都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筹管理教育的委员会。
委员们希望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后要有实权，办实事。罗琼委员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后，关键是组织落实。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有利于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实行。建议教育委员会成立以后，把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统一部署。刘有光委员说，教育委员会成立后教育经费要拨给教育委员会管理。曹龙浩委员说，成立教育委员会后，还要呼吁全社会都重视和支持教育。目前各地对教育不够重视，“一工业，二财贸，三文教”，文教被排列到第三位或者常常被挤掉。教育委员会是教育综合性领导部门，地方也应成立教育委员会。许涤新委员说，现在一些老大学有不少教授，因人多排不上课程，但又不让到新大学去，造成人才冻结的现象，这是很大的人才浪费。最近有所解冻，但基本上还是冻结。建议教育委员会成立之后，在协调人才方面发挥作用。
有些委员建议尽快制定教育法。雷洁琼委员说，规定了教师节以后，打骂教师的现象还屡见不鲜，人均教育经费没有多少增加，挪用经费的事情经常发生。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看来困难很大。建议尽快制定教育法，对打骂教师的，要严厉惩罚，对挪用教育经费的，要以贪污罪论处，对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从现在开始就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有些委员指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很有必要，这是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提高人民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重要保证。要继续提高对教育工作的认识，进一步落实教育经费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教育委员会成立后，教育部是否撤销要慎重考虑。还有的委员认为，可以用扩大教育部的职权的办法来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不一定要撤销教育部另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中，委员们都认为关于防洪方案的报告全面周到，措施切实可行，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防患于未然的好办法。有些委员提出，只考虑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还不够，还要考虑这些河流上游的防洪问题，应着重加强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根治水害，狠抓水土保持这一关键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委员们昨天上午在分组讨论中，许多委员认为制定计量法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重要措施，希望将现有的计量法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后尽快通过这个法律。
许涤新委员说，颁布计量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度、量、衡，国民经济各部门离开计量也寸步难行。没有精确的计量，无法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也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研究遇到困难，因此颁布计量法很有必要。刘瑞龙委员说，计量牵涉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发展都有关系。加强计量管理，一是保证国家计量单位制度的统一，二是全国量值的准确可靠。这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展生产、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措施。江家福委员说，我国长时间没有统一计量标准，很有必要用法律加以统一。现在经济搞活了，更需要对计量标准加强管理。马万祺委员说，没有计量法，会造成很大损失。应高度重视计量法的制定和推行，也要注意一些部门和地方的习惯，对于其中一些需要改革的制度，需对群众耐心宣传。
有些同志建议把计量法草案印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严济慈副委员长说，计量问题牵涉面很广，计量单位的名称完全是科学问题，要考虑得周到、精确些，建议将计量法草案发给各部门、各学会，请他们提提意见。计量单位名称不统一，以后会很麻烦。
有些委员指出，计量法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武衡委员说，目前工农业生产、贸易交往、科学试验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需要统一计量制度。统一计量，要克服习惯势力。现在，统一计量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我觉得计量法草案订得太细了一点，有些地方可以稍微简单些，以便人民群众理解，有些专业名词可另搞个附件，对个体制造和修理计量器具的要严加管理。张贤约委员说，计量标准要由国家来统一。有些提法应通俗点，不然群众看不懂，执行起来有困难。
有些委员建议切实加强计量标准的管理和检查。陈惠波委员说，有法是一回事，执法又是一回事。现在也不是没有计量标准，关键在于要认真管理。市场上，顾客只是关心秤高秤低，其实秤本身就有不少问题，谁来管？钱敏委员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计量工具已不适用新兴的产业部门。如电子工业的微电子工业加工，需要用电脑控制的精密仪器来测定。对这些精密仪器的管理和测定，计量法中没有反映出来。又如计量法只写了用于结算收费的电能仪表，授权电力部门控制，但用于结算、收费的仪表，如自来水表、煤气、天然气表等仪表，也应授权有关单位进行检查。周占鳌委员说，计量法草案应强调计量器具的质量，明确规定计量器具的精确度，并加强对计量器具制造的监督。任新民委员说，建立全国统一的计量标准，要有一定的技术力量保证实行，国家应有专门的计量科研机构，从事计量的科学研究，这一点应写在计量法里。计量符号全国既要统一，也不要完全照抄外国的，还要考虑到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和习惯，要有一个试行过程，逐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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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盲人的“眼睛”
正是上班的高峰时间。在吉林市南京街和光华路的交叉路口，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
这时，从南路口走来了一对盲人夫妇。他们并肩而行，丈夫手中的拄棍儿吧嗒吧嗒地探试着路面。民警急忙走下岗台迎上前去。
这对盲人夫妇男的叫许友高，女的叫孙桂兰，都在岗台西面不远的吉林市纸箱厂工作。纸箱厂有十几名盲人师傅每天上班下班路经这里。这个岗台的民警们见盲人过岗多有不便，就到工厂和街道搞调查，摸清了盲人的家庭住址和过岗时间，主动认真地做好搀扶工作。岗台建岗三年多来，尽管在这里执勤的民警多有变动，但是这条不成文的制度却传了下来。
雨雪天，遇到没带雨具的盲人，民警们就把自己的雨衣给盲人们披上。有时候看到盲人扛着煤气罐，民警们就给抢下来，放到岗台旁，等流量高峰过后再给送到厂里。有几天他们发现每天从东路口来的一对青年盲人夫妇没从这里过，很惦念。就来到厂里询问，原来是搬家了。这个岗台的民警又转告这对盲人夫妇现在经过的路口上的民警照顾他们。
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 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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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决定
建立节能工作办公会议制度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为了加强对节约能源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国务院新近决定建立国务院节能工作办公会议制度，办公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主持。
节能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审查有关节能的重大方针、政策、法规、计划及改革措施；听取有关部门的节能工作汇报和情况交流；部署和协调节能工作任务。
节能办公会议原则上一季度召开一次。办公会议的成员为有关部委主管节能工作的负责同志。
经济界人士认为，国务院节能工作办公会议制度的建立，对统一认识，加强领导，推动全国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必将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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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农民去年上交工商税十四亿元为农业税的六倍
据新华社南京六月十四日电 （记者周振丰）江苏省农民一九八四年上交国家财政的工商税高达十四点三亿元，是农业税的六点二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二点六倍。
一九七八年以前，江苏农村经济以农副业为主，农民每年上交给国家的工商税只有三亿多元，农民的生活也不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工、商、建筑、运输、服务成了农村经济的“台柱子”。农村工商税随之猛增到十四点三亿元，占农村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四，成了农村的“大税”。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国家从江苏农村获得的财政收入总额达六十八点六亿元，七年翻了一番半，比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超出一点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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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撤销八十六个临时机构
据新华社重庆六月十三日电 （记者唐祖蓉）重庆市最近对一九八○年以来先后建立的一百一十三个市级临时机构进行了调查清理。经过逐个讨论，昨天宣布将其中的八十六个予以撤销，只保留了必要的二十七个。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百一十三个临时机构中，有六十六个是一九八三年五月机构改革以后新建立的。
这次大量撤销临时机构，是重庆市为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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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新风”岂可吹“一阵”
王楚
某市市府机关从3月21日起，对来访者实行“一起身、二请坐、三倒水……”。机关新风在报纸上刊出，一时传为佳话。可是事隔两月之后……
一天，我有事前往该市市府办公室综合秘书处，阵阵笑语扑面而来。一看，两位男同志正坐在沙发上清理什么东西，一女同志站在旁边“哈哈”不停，另一女同志在桌面上誊抄什么，一男同志正面对着门口打电话。我站立了三分多钟。他们大约把我当成了“影子”，什么“起身、倒水……”没那回事。他们目中连人都没有，请谁坐？
新风不是给人看的。怕只怕热乎一阵子，很快变冷。现在，改革之中，最忌表面文章，要紧的是多做少说，好风气贵在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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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让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
四川航运由萎缩走向复苏
本报讯 记者罗茂城报道：四川省航运部门充分利用长江，不让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航运由萎缩走向复苏。
四川境内江河纵横，水源丰富，有发展航运事业的有利条件。前些年由于“重陆轻水”，航道日毁，浩瀚长江“孤帆远影”，另一方面，铁路、公路运输饱和，出川物资积压。一年多来，四川省有关部门认真改变这种局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长江水系的四川七大干流，共有五十六个国营、集体航运企业的一百一十个船队，还有三十多个水运专业户和厂矿自办的船队开出四川。全省参加出川运输的单位有一百五十三家。去年，长江出川运输量从1983年的八十万吨增至一百二十四万吨，今年第一季度完成的出川运量又比去年同期上升55％。
在振兴长江出川运输过程中，四川实行开放政策，走联合的路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目前，四川已同江苏、辽宁、福建、广东等省建立了联合航运业务，确定南通等城市为中转港，开展联营联运，使出川船队所到之处船可停靠，货能堆存，人有接待。
大抓长江出川运输以后，四川航运事业出现了生机。1984年，四川全省一下七十七个集体航运企业收入达两亿零六百万元，盈利八百一十四万元，比1983年分别上升18.4％和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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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西陵峡新滩发生较大规模滑坡
新华社武汉6月14日电 6月12日凌晨三时五十分，长江西陵峡新滩北岸发生一次较大规模滑坡。
江岸广家岩至姜家坡一带，大约三百万立方米的山岩滑动，约有一百万立方米滚入长江，侵占了大约八十米的江道。有四百五十多户人家的新滩古镇被全部冲毁。对岸一座仓库被巨大的涌浪破坏。附近有一些船只被冲沉或冲走，船上人员有八人死亡或失踪。由于湖北省西陵峡岩崩调查处事先对这次滑坡有准确的预报，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时组织群众转移，新滩镇一千三百多居民，只有一名坚持不走的老人死亡，大部分财物也安全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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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当前生活的影片太少 艺术上普遍粗糙
故事片生产状况令人担忧
夏衍致信石方禹：文化部、电影局放手不管，置党中央的一再号召于不顾，是说不过去的；希望抓紧抓狠，力争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
本报讯 据文汇报报道：今年全国故事片生产进展出现不均衡现象，拍摄影片题材比例失调，已完成的影片艺术上普遍粗糙，令人担忧。为此，夏衍同志致信电影局长石方禹，希望抓紧抓狠，争取下半年情况有所好转。
截至6月10日，各电影厂送文化部电影局审看影片四十四部，仅占全年计划的三分之一，出现了历年来未有过的生产不均衡现象。今年生产的故事片，60％至70％以武打、刑事侦破和身边琐事为题材，反映当前沸腾生活的影片数量之少，为历年所罕见。而已完成的武打片除少数外都有肤浅、片面追求武打的弊病；刑事侦破影片离开调查研究，多是唯心主义的推理。纵有个别反映城市改革的影片，但看后令人莫知所云。
夏衍同志在给石方禹的信中说：“看到电影局1985年各厂制片目录，我真的反复不能入睡。按这个目录的计划拍片，肯定电影局（应该说文化部，以至影协，整个电影界）明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党和人民是会批评、责怪我们的。去年出现这种情况也许还可以说有客观原因，今年作代会之后，连一点可以推诿的理由也没有了，难道整个电影界都是桃花源中的人，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么？在大改革中，我们要减少‘指令性’计划，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同意您的意见，一定程度的‘指令性计划’还是有必要的，提号召，提希望，还是有必要的。我认为要求每厂最少有一、两部反映这个改革时代的题材的影片，这决不是‘行政命令’，也还是有可能的。部、局放手不管，置党中央的一再号召于不顾，是说不过去的。”
“‘时已至此’，‘无可奈何’了，这就太消极了。记得国庆十周年的前夕，1959年4月，我们向周总理汇报国庆献礼片计划时，总理指出了‘没有一个兄弟民族题材，没有一部轻松愉快的题材’的缺点，我们加了一把劲，终于在一个半月内赶出了一部《五朵金花》。现在离年终还有七个月，使劲‘抓’一下，总还可以赶出一、两部来的，再不抓，那就不行了。就得等挨打挨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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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正气
——访军长杨石毅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中央军委负责人在全军第二期整党工作会议上表扬了一位军长，说他的言行“充满着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正气”，说我们就是要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
这位军长就是杨石毅。近日，我慕名访问了他。
今年五十八岁的杨军长，留短发，身体魁梧、结实，脸上有明显的伤疤，一看便知他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早就听说他在部队精简整编中对个人进退去留胸怀坦然，表现出共产党人很强的党性。待我说明了来意，杨军长以军人特有的坦率和果断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面临个人上下去留的问题，应该言行一致，为部属作出表率。
记者请他进一步谈谈这方面的认识，他略加思索，便带有几分激情地说道，老干部的上下去留，实质上是个权位待遇问题。从全局上考虑，不能只盯着个人眼皮底下的一点私利，这样，我看就能正确对待。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要下来的，不过，说老实话，事到临头，也有许多考虑。比如，有些条件不如在位时方便；一下子离开长期工作过的集体，感情上也依依不舍；退下来，面临着一段适应的过程，等等。这些问题，我在整党中都认真想过了。我觉得，平平稳稳过日子的和平时期，要居安思危。他语气一变，严肃地说，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未来战争负责，我们老同志退下来，尽快让年轻同志来干，将来一旦有事就好办了。事关大局，而不是个人的小事呀！我这样想，心里觉得特别明亮。
杨军长从全局来考虑个人的上下去留问题，使他在部队精简整编中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军里的同志告诉记者，还在今年初，他就在军党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部队建设需要新陈代谢，仅仅就我的年龄而言，我也该早点退下来。有的同志对他说，你下不来。认为他当军长多年，工作不错，有带兵经验；同时，他前几年在军事学院学习时还是全优生，在军里干，年龄大了，还可以上去嘛。可杨石毅丝毫不受这些话的影响。他回答说，我有自知之明。上与下有个大局的需要，自己不能背思想包袱。在军党委和机关举行的“正确认识精简整编，自觉服从大局”的演讲会上，杨石毅登台，先读了一封他儿子从云南边防前线寄来的信，然后，庄重地说：“在个人得失面前，我们应该想想在前方战斗、牺牲的干部战士们。这次部队精简整编，我肯定要下来的。但是，只要看不到离休命令，只要在这个岗位上一天，就要尽职尽责地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
人们对军长的正确态度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干部深受感动，有的落下了热泪。许多同志说，军长的话是一个老干部广阔胸怀、言行一致的生动写照。
杨石毅从1944年参军就在这个部队，已经在这里工作、战斗了四十一个年头。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赴朝作战，回国后又参加解放一江山岛等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战争年代，他作战勇敢，出生入死，曾三次负伤，身上留下七处伤痕。平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没日没夜地干。为了集中精力于部队工作，他结婚三十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两地，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他担任军长多年，公私分明，不搞特殊照顾。特别是他感到自己将要退下来以后，那种高昂的工作姿态更使干部感动。在整党期间，他更加抓紧部队的各项工作。他说，当领导的不能光讲不做，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他就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着干部战士。
对他这些事情，记者不无赞赏之词。他却摆摆手，不加思索地说，这是一个老同志应该做的。我还做得不够。他说，我跟党这么多年，党给我的太多了，我给党的太少了。想到党的教育培养，想到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我们这些幸存者还有什么个人得失可计较的呢！
杨军长陷入沉思。良久，他以低沉的语气说，多少战友为革命牺牲了。单是我们那个村子，和我一起出来参军的四十多个伙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在部队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退下后的权位待遇问题，杨军长朗朗笑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我们老干部应该带头实行，否则就成了终身制了。至于待遇问题，党对退下来的老干部还是从优的，“知足者长乐也”。他说，说到底就是要放下架子，不要以为是军长，架子就放不下来；放下架子什么都好办。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也没有什么不好嘛。他认为，老同志退下来只是岗位的变换。只要有为党为军队作贡献的决心，还可以余热发光。他透露说，一旦离休命令下达，交过班就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看看书，写点东西，力所能及地做点社会工作。
老干部的进退去留还和家庭紧紧相连。当我们把话题拉到家庭问题时，老军长拉开抽屉把他老伴刚来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他的老伴是个纺织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远在杭州工作。信中写道：“过去你年轻，我支持你在部队工作，现在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的同志来干。”杨军长说，他们有个好家风，家人很支持他的行动。他说，家庭的支持，也是一个老干部过好进退去留关的重要条件。如今，这对革命伴侣正以共产党人的胸怀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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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涿县中学从今年二月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开办微型计算机培训班，首批学员于五月十四日结业。这是学员们用自编的游戏软件进行操作表演。 林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