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杰出的战斗唯物主义者瞿秋白
李振霞
瞿秋白同志不仅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瞿秋白在他只有三十六岁的短短一生中，除了花大量时间从事党和社会的工作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六百多篇文章和译著，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本文只介绍他在哲学方面的一些论述。
瞿秋白喜欢哲学，爱谈哲学，但是，他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而是作为一名战士，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从苏联回到祖国后，就积极参加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战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和壮大，也是经历了同各种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潮反复较量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这种较量的第一个回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所碰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实用主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是“最时髦的东西”。这种哲学由胡适搬到中国来，他宣传詹姆士“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长成的”观点，主张对当时腐朽没落的中国社会，不需要作革命的根本的改造，而只要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比如大总统选举问题、人力车夫问题、女子卖淫问题等等，就可以了。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
李大钊等同志及时地给予了还击。指出，中国问题不能零零碎碎地解决，而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为此必须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是旗帜，树立起来，人们才有所趋附。因此，他们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从政治上看是锋利的，但是，对于胡适所提出的一个一个解决问题，一分一寸进化的改良主义主张的哲学思想，还欠缺揭露和剖析。瞿秋白发表的文章《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弥补了这个不足。
瞿秋白对于对手没有采取一笔抹煞、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冷静地分析了这种对美国民族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存在的历史原因。他着重分析了实用主义在中国和在欧美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因为当时的欧美已处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阶段，而在中国却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时期。瞿秋白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方面，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体现。实用主义的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去做算了”。因此，瞿秋白说：实用主义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正因为实用主义有这种复杂的历史作用和特性，所以它在当时中国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
对于实用主义的所谓科学性，瞿秋白也作了具体分析。实用主义标榜着科学的哲学来到中国。在“五四”运动的前期，胡适在倡导科学与民主方面也起过促进作用。那么，实用主义是不是带来了科学的真理呢？瞿秋白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事实上，实用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用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瞿秋白还分析了实用主义哲学中为什么会有些科学色彩，而又不是科学体系。因为，实用主义是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而建立的一个体系。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对于这种体系，是不能彻底追究的。因为，它讲“周旋”，提倡应付环境。可是对环境的应付，一旦彻底追究下去，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瞿秋白说，这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是太可怕了。所以，它主张，现状可以改造，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由此分析，瞿秋白顺理成章地得出实用主义是改良哲学的结论。
瞿秋白还分析指出，实用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在作出这种判断前，他首先肯定实用主义注重现实，不象过去的旧哲学只是“静观”地考察宇宙，不问及宇宙的变易。他说这是实用主义的优点。然而，实用主义的弱点，也在于它轻视理论。照实用主义说来，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分析说，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可是，在实用主义看来，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詹姆士）照此说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用主义，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是唯心论的宇宙观。
瞿秋白区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用主义哲学的界限。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所以，实用主义宣扬利益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很相近。瞿秋白指出，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意见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他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从上可见，瞿秋白对实用主义作了实事求是的剖析。问题讲得犀利而又公允。没有辱骂，没有恫吓；在充分的说理中，有力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瞿秋白也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立场。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君劢的讲演进行评论。论战就这样开始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是张君劢，被人们称为玄学鬼。他在中国贩卖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生观和科学是不能相容的，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论战的另一方是丁文江为代表的中国的马赫主义派。他们强调科学万能，被称为“科学派”。这一派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觉官感触”，是“思构”，科学所研究的不过是感觉所组成的概念和推论。对于唯心主义营垒内部争吵的这两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陈独秀讲得很形象：丁文江出来反对张君劢，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邓中夏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写了批判文章。瞿秋白在这次斗争中的突出贡献是，对玄学派和所谓科学派的共同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鲜明地提出了这场争论的实质。他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指出：这次，虽然“辩论所涉太广”，但争论核心“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张君劢否认心理现象受因果律支配，受科学支配，认为它完全是自由意志的。而丁文江则认为，科学应当支配人生观。但他认为科学所研究的因果律，纯粹是心理现象。所以，玄学派和所谓科学派，都否认规律的客观性，离开客观规律来谈“自由意志”，来谈“人生观”的问题。因此，瞿秋白锋利地指出，离开必然来谈自由，是空谈意志自由；只有认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悉这些规律，因为只有探悉规律之后，才能利用这些规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他还为“意志自由”下了一个定义：“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这里的“确知”无疑有认识的意思，“处置”多少有改造的意思。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瞿秋白一直是联系人们的“行为”，结合实际来谈自由的。他说，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他还告诫人们说，不知因果律，便无从决定行为，只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的侥幸心，而绝无所谓自由意志。
瞿秋白认为，无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个道理都适用。他分析说，这种对自然的“服从”是人类解放的条件。这里讲的服从自然，不是指服从自然的某种现象，而是服从自然规律。至于对社会的改造，他认为也不例外，“组织有规划的社会生产时亦是如此。服从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某几种‘必然’，人便能破毁那受自己生产品所支配的‘作茧自缚’的怪现象，人便能得多量的真正自由。”因此，他断言这样的“服从”正是“解放”的源泉。
肯定必然的意义，是否可以否认人的意志的作用呢？瞿秋白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有作用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人的意志是社会发展之果，但它成为社会力量，亦能成为社会发展之因。
总之，在科学和玄学两派的这场唯心主义营垒内部的争吵中，瞿秋白没有去注意两派之间的细微差别，没有去做那种“抓跳蚤”者，而是抓住他们的共同的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当时，正确坚持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唯物论，对于初创时期幼年的党领导革命实践斗争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瞿秋白在从事理论斗争中，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首先，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功底比较深。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热烈追求者。
其次，他总是结合革命实践来谈哲学。在他的言行中嗅不到“经院哲学”的味道。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探索和思考哲学问题的。
第三，在每次论战中，对于坚持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他总是是非清楚，态度明朗，寸步不让；同时又注意充分说理，进行具体分析，以理服人。
瞿秋白在坚持唯物主义的战斗中，虽然并不是每个问题谈得都很准确、很得体；但是，总的看来，确实显得有理有力，作为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形象是光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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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势在必行
李一村
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在解放思想、大胆起用一代新人的思想指导下，已经选拔出了一批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当中，大多数有知识、有能力，勇于进取、锐意改革，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施展才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有一些是选得不准甚至完全选错了的。有的作风恶劣，严重脱离群众；有的上台伊始，就忙于以权谋私，给自己和亲友捞取种种好处；更多的是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很低，根本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这种情况虽是少数，影响却不可低估。它不仅影响所在部门、单位或地区的工作；影响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人们更担心，让这些不称职、不合格的干部在领导岗位上混下去，长此以往，势必贻误我们的改革事业。
面对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少数人选得不准就停止选拔干部；也不能再因袭过去的习惯，干部只要不犯大错误，戴上乌纱帽就摘不下来。我认为，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改革需要的切实可行的干部制度以前，可以率先实行几条制约的办法，使那些选得不准甚至选错了的干部，在还没有给工作造成更大的延误或损害之前，能够及早地撤换下来。实行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就是一条比较好的措施。
所谓任期制，就是给各级领导干部规定出相应的任职年限和连任期限，任期届满，根据他的工作成绩和群众的意见决定其去留升降。这种办法，可以从制度上打破领导干部的“铁交椅”，把时间变成压力，促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地工作，防止有些人一旦上了台，就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或者只求“太平”，不图进取，舒舒服服地混日子。对于那些事实证明确属不称职的干部，就可以按照规定及早撤换。另一方面，在选拔领导干部的过程中，一些同志对某些候选人往往不大放心，怕选得不准，上去下不来，使投机分子如愿以偿。实行任期制，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任职期限，即使选得不准，也还可以补救，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同志的担心和犹豫，减少选拔干部工作中的阻力，加速领导班子更新的进程。
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不仅是为了堵塞选择干部工作中的漏洞，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实行任期制度，可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维持在最佳年龄、最佳“竞技状态”，从而使工作获得最佳效果；同时，也可以使更多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一试身手，崭露头角，从而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发现更多的人才，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以适应实现“四化”的需要。 这几年，我们在干部制度上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有些单位也开始试行领导干部的任期制，但还很不普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后，新的形势对干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越来越不能容忍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长期占据着各种领导岗位了。看来，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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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丰硕的成果
——读《太平天国人物论集》（增订本）与《李秀成评传》
郭毅生
写太平天国历史人物，难度是很高的。苏双碧同志知难而进，经十年努力，写成《太平天国人物论集》（增订本）与《李秀成评传》两书。这是多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历史人物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通观全书，我感到有如下几方面的优长：
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太平天国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阶级斗争环境和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不虚美，不掩过，各得其宜，这是第一个特色。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句名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既知其世，还要具体知“古人身之所处”，方能如实论人。苏双碧同志论太平天国人物时，十分注意联系当时的历史时代和每个人物身处的不同的环境，从而揭示出各个人物的思想特点。作者引据史料证明：鸦片战争前后间的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存在。这个现实在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等人思想中各有其反映。作者在论述洪秀全时指出：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和旧的封建传统思想，对他都同时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往往是新旧两种思想兼而有之。把握着了太平天国诸人所处的时代特点，作者便可全面地写出为什么洪秀全兼封建性与民主性于一身，他既有封建传统思想，建立了“宝塔式的一整套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又写出了《原道觉世训》等三篇光辉文献和赞同《资政新篇》的发展方向。作者得出结论说：“洪秀全和旧式农民战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等是有质的不同的，洪秀全的思想特征也反映出太平天国政权具备有新的特征。”这种新颖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抓住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关键思想和决策进行剖析，这是苏双碧同志书中的另一特色。许多史传之推崇冯云山，往往失之笼统而有欠深入，本书作者却抓住关键，敏锐地指出：“冯云山来紫荆山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他是以一个革命组织家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以一个传教士的面目出现的。”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当冯云山意识到要用宗教外衣来发动一场农民运动时，洪秀全更多地是想通过建立拜上帝会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些改良。”这并非贬抑洪秀全，而是根据充分史料和近年研究成果而得出的卓见。石达开离京远征不返，是评价石达开的关键。但对这问题却自来评论不一。作者分析了当时纵横复杂的情势，作出“石达开的过错不在于分裂本身，而在于分裂之后”的论断。他指出：当时九江危殆，吉安被困。石达开拥众十万，却“见死不救，反而自江西移师入浙江、福建，离天京越来越远。”这个评论有理有据，把握住了关键时刻石达开的关键决策，指出了石达开走向失败的起点。又如1856年的“天京事变”，洪秀全是否“密诏”韦昌辉、石达开问题。这件事关系非轻，作者曾专文研究，又在此书中详为考求。得出了自己的见解。
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第三个特色。对太平天国人物，论文众多，分歧很大。读者既看不过来，也难以适从，双碧同志的书，博采各家，择善而从，而且在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这是很可贵的。韦昌辉问题，近年来有“功大于过”论。作者不赞成给韦昌辉翻案，而是在肯定其前期应有的功绩时，鲜明地指出他发动天京事变是“叛乱的制造者”，特别揭露韦氏“阴忍残刻”的恶劣品质，足以警奸伪而提醒后人防范。
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也还待进一步深入。苏双碧同志书中对李秀成在苏福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的评述还有不足；对安庆保卫战的战略得失和具体史事，也有值得探讨之处，因为这关系到对陈玉成、李秀成和洪秀全战略思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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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制定我国的公职人员法
丁中柱
前一时期，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掌握的权力和所处的地位，投机经商，牟取暴利，干扰了正常的经济交流，扰乱了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影响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除了应该采取必要的组织、纪律和司法措施，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想，除了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思想觉悟不高，一些机关对干部的管理教育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公职人员法典。
有了一部公职人员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义务和行为加以明确规范，公之于众，就能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作为某一公职的承担者，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可以干；使广大群众能够依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于触犯公职人员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能按照统一的标准，由司法机关给予恰如其分的惩戒，避免畸轻畸重的处理。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不正当活动甚至堕入犯罪泥坑的可能性，减少不正之风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对政策的理解不同而缩手缩脚，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
当代世界很多国家，都制定有公职人员法（一般称为公务员法），对承担公共职务的人员的权利、责任、义务都作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每一个公职人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行，如果违犯，就要受到行政或法律的制裁。如法国的公职总法典就有这样的规定：“公务员有义务把全部职业活动用于完成所赋予他的使命，因此，禁止公务员兼任其它有私利可图的工作”。“在行使职权或在任职期间如犯有过失，给予惩戒制裁”。
日本的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更为详细的规定。如该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员不得兼任商业、工业、金融业等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公司和其它团体的负责人、顾问或评议员，也不得自办营利企业。”第二款规定：“职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营利企业中应允或担任与职员离职前任职五年的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做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为公共利益进行工作，工作时应该尽全力，专心致志。”
英美两国的公务员法也都规定，公务员不能利用其政治的或社会的地位来促进个人的利益，也不能从他的公职中捞取个人的好处。在制定公共契约时，他不能从中攫取私利，更不得利用官方消息去投机取利。公务员法还规定，高级公务员在从机关退休或辞职二年内，如欲就任新职务，需经政府的许可，这种规定是为了避免商行及政府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组织利用公务员的影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同时也是试图阻止商行雇用那些曾掌握过秘密技术资料的公务员，从而用不公平的手段来超过其他竞争对手。
从以上材料可以了解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有严密的公务员法，这些法律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公务员的行为加以明确的规范，以使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不得渎职、失职和利用所担负的公职谋求私利，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这些，对我国制定公职人员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根据我国的国情，公职人员法除了应规定公职人员的职类、任用、考核、待遇等问题外，还应特别规定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从而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使他们既成为组织、指挥、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又是人民的忠实服务员和行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