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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增强党性 消除“文革”影响
——沈阳机车车辆厂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的调查
沈阳机车车辆厂有一万八千多名职工，两千多名党员，是辽宁省有名的老企业。“文革”中，厂内武斗频繁，因被“专政”和搞武斗致死的有四十多人，制造冤、假、错案共有一千三百多起。由于武斗，全厂连续停产九个月，直接经济损失四千五百六十多万元。“文革”遗风和派性影响长时间严重存在，干扰了近几年的生产和各项工作。
今年1月，这个厂开始整党后，首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体党员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由于厂党委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这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多数党员增强了党性，提高了觉悟。全厂有十八名党员主动谈出了十多个长期不为人知的重大问题，推动了“文革”遗留问题的解决；有三百六十多对长期见面不说话的“冤家”解开疙瘩，握手言好了。广大党员心情舒畅，团结群众努力生产，积极改革，带来了生产的好形势。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正面引导，提高党员对彻底否定“文革”的自觉性。整党前，一些党员对彻底否定“文革”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少数党员甚至思想不通，对彻底否定“文革”持“保留意见”。厂党委通过组织学习、讨论、上党课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联系本厂和本人的实际，从人身受到迫害、政治带来动乱、经济损失严重以及“左”的流毒泛滥等方面剖析“文革”的危害。通过这些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活动，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错了，从而端正了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态度。
（二）领导以身作则，带动广大党员自觉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学习和教育，广大党员虽然对“文革”的认识有所深化，但是一接触到“文革”中的实际问题，不少党员又产生了“四易四难”情绪，即：否定原则问题易，否定具体问题难；否定外单位的问题易，否定本单位的问题难；否定对方一派易，否定自己一派难；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难。厂党委分析原因后认为，一些党员之所以产生这种情绪，主要是由于有“三怕”：一怕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讲出来丢面子；二怕影响威信，今后不好开展工作；三怕抓辫子，影响党员登记。为了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厂党委反复强调，自己的问题自己讲，自己放下包袱，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厂党委“一班人”身体力行，带头解剖自己。党委书记李荣琦首先在全厂党支部书记会议上检查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性错误，各党支部的负责人也带头自我解剖。一些有思想顾虑的党员消除了顾虑，纷纷向党组织说出了真心话。车钩车间有一名工程师，在开始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时很少吭声。后来，对立派的一名党员主动检查了“文革”中打过他的错误。第二天，这个工程师拿出一件血衣，在党支部会上检查说：“十多年来，我一直把‘文革’中打过我的人记在心上。保存这件血衣，是为了要找机会算账。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想法和做法错了。我要把派性和私人恩怨随血衣一起扔掉。”
（三）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厂党委在启发党员自我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在全厂开展了广泛的谈心活动，明确提出：领导和群众有隔阂，领导主动找群众谈；党员和群众有隔阂，党员主动找群众谈；错误多的党员主动找错误少的党员谈。全厂参加谈心活动的共有三千八百多人次，干群之间、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外群众之间的团结得到增强。动力车间有两个调度员，“文革”中由于分别参加两派，产生了隔阂，十多年来，他们天天见面，从不说话，交接班时就在黑板上写上几句话。这次通过相互谈心，这对十多年的“冤家”成了朋友。
（四）扩大教育成果，推进边整边改。广大党员提高思想觉悟后，决心用实际行动挽回“文革”给工厂造成的损失，为国家多作贡献。厂党委因势利导，针对厂里的主要问题，抓了转变党风，转变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经营思想等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全厂党风的好转，促进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促进了厂里经济效益的提高。
（钟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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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学会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
夏页文
作为省会的贵阳市，对于振兴贵州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要发挥全省中心城市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进行智力开发，用智力来带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学会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就成为我们各级党组织的迫切任务。
要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必须清除“左”的偏见。我们组织各级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论述，学习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使大家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关系，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内行领导的关系。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不能只是读读文件，嘴上说说，而要结合实际工作，比如调整领导班子，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等进行。通过学习，不少干部提高了认识，推进了落实政策的工作；而知识分子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的实际贡献，又反过来教育了干部，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增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尊重人才，说起来容易，一到具体的人和事，“左”的影响和某些习惯势力就会出来干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才能排除阻力，打开局面。我市有一位高级工程师，五十年代在外地被错误处理，进了监狱。落实政策时，有关部门开始不予平反。市委得知这一情况，组织力量查清了这位工程师的问题，他的问题才得以彻底平反。他被任命为厂长后，积极开发新产品，使工厂迅速扭亏增盈。1982年，市委针对知识分子迫切需要解决的夫妻分居、学非所用、工资待遇、住房困难以及医疗保健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并督促有关部门付诸实施。1984年，在我市财政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市委仍拨出近二百万元，对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发给生活补贴和书报资料费。对于虽无文凭，但确系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我们同样予以重用，并让他们享有相应的待遇。由于全市各级党组织的努力，我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初步形成，人才外流状况得到扭转，人才引进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83年以来，申请到我市工作的科技人员达一千二百多人，经研究同意引进的已有五百二十人。
尊重人才，还应该从政治上关心他们，做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坚决摒弃了“左”的一套观点和做法，学会了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积极引导他们确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鼓励他们“自尊、自重、自爱”，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断为四化大业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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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临时机构何其多 领导兼职何其滥
最近，我见到湖南省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今年4月25日印发的一份《我县三十三个临时机构组成人员名单》。“临时机构”自然不包括局、科等常设机构；而这仅仅是县人民政府范围的，县委的临时机构不在其内。这三十三个临时机构中，有各种“领导小组”十七个，“委员会”十个，“指挥部”六个。
为了集中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临时设置机构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常设机构林立的情况下，有些单位还要广设临时机构，后果就不好了。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弊端。
一、肢解了专司其事的常设机构（如局、处、科等）的业务。增设临时机构，美其名曰“加强领导”，实际是给常设机构增加了“婆婆”。有些地方互踢皮球，工作效率每况愈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罪于那些新冒出来的“婆婆”。
二、造成了人手越来越紧张的局面。我所到之处，经常听到因为人手不够而叫苦不迭。可是，有的单位一边叫喊人手不够，一边又不断盖“新庙”。而“新庙”都是以“领导小组”和“指挥部”这类吓人牌子出现的，工作人员除了开会清谈，大多没有实际事情可干，这就更增加了人力的浪费。
三、领导人兼职过多，必然分散精力。这个县政府的三十三个临时机构，共有四百六十个“官”位，大都是由县、科、局、委的负责干部交叉兼职组成。其中县长兼任六个临时机构的第一把手；两位副县长分别兼任十一个和九个临时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还有县财办副主任兼十六职，县计委副主任兼十五职。看来，他们纵有三头六臂，恐怕也难应付这么多岗位的工作。所以有的人只好挂帅不出征，碰上非要“关怀”的会议，便去点个卯，作点不关痛痒的“指示”。还有的人不知道或记不清自己在哪些机构里当了什么“官”，遇上了问题，能推则推，该办不办，最后只能是贻误工作，加深官僚主义，脱离群众。
四、“衙门”林立，苦了下边。下边工作人员成天忙于跑腿应付，稍有怠慢就要影响关系。最苦的还是老百姓，他们要办成一件事，非得到处烧香磕头不可。一处拜不到，就甭想解决问题。
我的这些意见，无意全盘否定临时机构，只是希望我们的党政机关少讲空话，多做实事，不断提高效率。
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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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第五人民医院为群众办实事
整党促改革 解决住院难
四川省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党总支在整党中，抓住所在地区群众意见最大的住院难的问题，在不要国家新拨款，不增加一个人的情况下，新开辟病床七十五张，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这家医院过去有二百四十四张病床，不能满足群众需要。医院党总支抓整党促改革，决心从医院内部挖掘潜力，增加病床，进一步解决住院难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他们将各科的办公室、学习室、值班室合在一起，并将原设在住院部的四间库房搬到底楼合成一间，仅这两项措施，就增加病床近三十张。儿科在“文革”期间被私人占用的房屋，全部腾出，建立十一张新生儿病床，配有空调、冰箱、婴儿孵箱等设备，做到了标准化、规格化。他们还利用库存物资，维修旧设备，并将办公室的一些用具搬到病房，尽量使新增的病床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据统计，新设七十五张病床，只用四千元钱，还是从各科经费中节约出来的。各科在增加病床之后，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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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拒收“外快”严以律己
经营“万贯”公私分明
共产党员安绍岐是山西省长治市百货纺织品公司驻上海的采购员。二十年来，他平均每年为本地购进二百多个种类、二千多万元的针织、纺织品及服装。仅1984年经他购进的商品就创利润一百二十多万元。
有人认为，常驻上海是一桩“美差”。安绍岐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克己，工作上奉公。每年，他有三百天以上住在上海一家设备简陋，每天收费一元多钱的小旅馆，吃的是大饼卷咸菜。按单位规定标准计算，仅住勤费一项，他每年为国家节省近千元。他家人口多，经济困难，爱人曾上街拣废纸卖。在这种情况下，安绍岐从来都是公私分明。
安绍岐在外独立工作，手中有进货的决定权，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去年8月，某服装厂的推销员来到旅馆，要求他购进七千套服装，说明可以按百分之二给他提成。安绍岐没有等来人说完，就连连摆手说：“这样的生意谈不得！”去年11月，绍兴一家服装厂急需一批印花纺平绒。他们找老安帮忙解决，说明可以按零售价付款，对个人另有报酬。安绍岐却说：“这个忙我可以帮，不过价格政策不能违反，‘外快’我更不能收。”他征得本单位同意后，以批发价把一万五千米料子转给了这家工厂。
安绍岐自己不搞不正之风，见了别人干对不起国家的事，还勇敢站出来制止。一次，安绍岐听说一个外地采购员在上海购到一批紧缺布料，要就地高价转手倒卖，捞取“外快”。他当面批评了那个同志，并且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阻止了他们的非法交易。上海供应站的同志们都说老安讲原则，信得过。
（李昌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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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党的生活》藏文版试刊
针对青海省藏族群众居住比较集中的特点，为加强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帮助广大党员学习党的知识、进行党性修养，由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青海《党的生活》藏文版（季刊），今年已经试刊，明年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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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少数党员和党员干部乘改革之机，或凭借特权，中饱私囊；或亦“官”亦商，与民争利。他们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完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云南前线的战士中，流传着一首小诗：“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诗，也应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摘自安徽《党员生活》
“锻炼”要有新观念
锻炼，对争取入党的青年同志来说，很有必要。但是，什么叫“经受锻炼”？当前，全党的总任务是搞四化，大批青年在不同的岗位上奋力拚搏，就是一种实际的锻炼。如果看不到这点，仍然抱着过去搞政治斗争的老观念，肯定会认为他们“缺乏锻炼”。
摘自《云南日报》
查以“假”谋私莫忘领导责任
以“假”谋私危害甚大，其责任主要在以“假”谋私者。然而，有些事，有关上级部门亦不能辞其咎。有的领导人官僚主义严重，只听汇报，不作调查；有的虽然下去，也是走马看花，蜻蜓点水；有的闻喜则喜，闻忧则怒……查以“假”谋私，莫忘领导责任。
摘自江苏《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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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贪吃”得“病”的悲剧
范玉坤，这个有三十年党龄的原黑龙江省嫩江县贸易货栈党支部书记、经理，在给他以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上签了字。此时，他终于明白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长期侵占公款的“便宜”占不得。
范玉坤犯错误，有这样一些数字来说明：截至1984年3月，范玉坤借职权之便，侵占公款达一万七千多元。其中，任蚕业站党支部书记期间，欠公款一千七百多元；任县社办公室主任期间，欠公款二千三百多元；任县贸易货栈党支部书记、经理四年半时间，以公出、治病为名，占用公款达一万三千多元。在贸易货栈期间，范外出八次，竟先后借款四十余次，其中一千元以上借款十四次。特别是范退休离职后，未经批准又擅自借出公款三千二百多元。在他任职时，还长期“借用”、赊欠许多商品，核款一千一百六十三元。将欠款数和赊欠商品核款数相加，数字惊人。
案发后，范玉坤对自己大量侵占公款做了检查。他在检查中说：“我错误地认为钱已经欠了……无能力还清，等有条件再还。”这里，“等有条件再还”是句空话、假话。他既自认“无能力还清”，怎么还有还清的条件呢？！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没有还清的条件。他每天“凤凰”“牡丹”等高级香烟不离嘴，难道不能降降“格”吗？他外出时大手大脚，就不能手紧一点吗？就算每月不能多还，还十元、十几元总是可以的吧，可他一分也不还。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他从未想过“还”。在贸易货栈工作期间，他赶上过一次全县回收职工欠款的活动，也曾“还过”一次。不过，那是用该县塔溪公社供销社的一张支票还了二千元。用公家的支票还个人的欠款，真是闻所未闻！
范玉坤不仅放着胆子借公款，而且把他在货栈工作的两个儿子的三笔欠款，计二千七百元，也硬转到他名下。这是什么意思？共产党不兴“子还父债”，我离休了，身体又不好，能有几年活头。人死帐烂，让它随我烂去吧！这就是他的真实思想。
范玉坤在贸易货栈如此“借”公款，开了一个坏头，这个只有一万元自有流动资金、靠贷款过日子的小单位，你“借”我也“借”，甚至连外单位也来“借”（包括县里的某些领导人），“借”公款风越刮越大。1981年，这个单位有职工二十四人，当年就有十八人欠公款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平均每人九百三十九元；1982年有职工二十五人，其中二十一人欠款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一元，平均每人欠九百三十一元；1983年职工三十二人，竟有四十六人（包括不在该单位工作的人）欠款，金额增到五万零三百二十六元，平均每人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二元；到1984年3月末，欠款人数达五十二人，欠款额六万五千一百多元。这笔款，单位每年向银行交利息就得四千多元。
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不能任人侵吞。想占“便宜”的人，早晚会因“贪吃”得“病”。现在，嫩江县委决定，范玉坤每月要从工资中拿出六十元还欠款。他还把猞猁皮大衣、呢子大衣、哔叽服和价值三千元的机动三轮车拿出去变卖，偿还欠款。他失去的，还有更宝贵的党籍。（以各种名目借用公款，又以种种借口长期拖欠不还，不只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个别现象。这种以“借”为名长期侵占公款的歪风，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款的正常使用，给国家带来经济损失，也腐蚀了某些人的灵魂，败坏了党风和民风。范玉坤所犯错误的教训，应该使那些仍在“借”公款、占“便宜”的人清醒清醒了。 ——编者）
冬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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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无锡县港下乡陈墅信用社副主任、共产党员戴永福热心帮助群众致富。农民周丙吉在戴永福的帮助下，归还了贷款和扶贫款，还获利一千二百多元。图为戴永福（右）和周丙吉在观察蘑菇长势。
邹竣 张树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