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永不凋谢的花
白刃
窗前挂着一串美丽的花环，伴我在书房中一年多，既不凋谢，也不褪色。别以为它是塑料花，不是的，它是几十朵串起来的鲜花。那花朵，鲜红的花心，围着金黄、杏黄和墨棕三色花瓣。
它是种开不败的花儿，被称为“永不凋谢的花”。
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望着这生长在蕉风椰雨山中随我飘洋过海来到中国首都的花朵，不禁心潮起伏，思绪连绵。想起在菲律宾愉快的时光，想起众多亲友的音容笑貌，想起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
前年冬天，我到菲律宾避暑胜地碧瑶，一位新交的菲律宾朋友，拿着这串永不凋谢之花结成的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用沓加禄话对我说道：
“请戴回中国吧！愿菲律宾和中国的友谊，象这花朵一样，永不凋谢！”
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也用菲律宾话，回了一句“沙南埋（谢谢）！”
访问菲律宾期间，无论在大城市或偏僻的村庄，无论在北吕宋还是南岛，迎接我的都是笑脸与鲜花。兄弟姊妹和亲人，儿时的同窗好友，重逢的喜悦自不必说。初次见面的华人，新交的菲律宾朋友，也都充满了真挚的友情。
华裔女作家林美华小姐，知道我到了马尼拉，特地约我从碧瑶回归途中，到她家乡拉牛坂新居，参加她举行的招待会。林小姐和她母亲、姐姐，专程从马尼拉赶回家。她的令尊、家人和当地知名人士，参加了丰盛的晚宴。
另一位菲律宾作家罗比洛示先生，家住南岛宿务市郊，他在北京的时候，约我去菲律宾一定到他家乡看看。我知道宿务是菲律宾英雄拉普拉普的故乡。四百年前，拉普拉普指挥几百战士，歼灭了入侵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宿务也是我儿时到过的地方。这次，我驱车专程去拜访罗比洛示先生。他和夫人热情接待，请我们参观家院，看了他饲养的许多斗鸡，欣赏他培植的热带兰花。
五十年前，我曾经在怡朗生活了两个春秋。这次旧地重游，居然遇上一位儿时的菲律宾朋友——彼立贝·阿德里亚斯先生，我们都返老还童，互相拥抱打闹。他带我到那巴示菜市场，重温童年的旧梦。当年父亲艰苦创立的那间杂货店，如今只剩下烧毁的黑墙。我们诉说彼此别后的遭遇，叹惜飞逝的年华。
五十年来，有多少往事在脑海中回旋？有多少老友在眼前浮现？有多少情谊在心中牵连……
中菲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宋朝，中国商人运去丝绸、布帛、陶瓷和金属制品，换回珍珠、香料、贝壳、椰子、黄麻……菲律宾商人亦随船到泉州进行贸易。十五世纪，中菲两国友好来往更加频繁，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菲律宾苏禄东王率领三百四十人的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廷隆厚待遇。使团回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至今山东德州尚有他的陵墓及守陵的后代。
明代以后，闽粤沿海人民不断移居菲律宾。移民中有大批农民和各种工匠，带去了农具、种子和牲畜；传授耕种、建屋、打铁和制造各种器具的技艺。
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伊夫高梯田文化，菲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公认是来自南中国。历史学家阿力普认为中国移民对菲农业作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摩雅博士说：“没有中国人，便没有菲律宾的繁荣。”
西班牙血腥统治菲律宾三百多年，掠夺了无数资财，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中菲人民，引起菲人和华侨不断反抗与暴动。十九世纪末年推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华侨将军刘兴赙被人民起义军推选为副司令兼南路总指挥。他作战时身先士卒、足智多谋。他指挥起义军攻克重要军港黎牙实比和八打鳫，收复甘马仁省广大地区。华裔商人王彬，为起义军筹集战争物资，捐献大量金钱。马尼拉市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将华人群居的沙克里谢街，命名为王彬街，并给他立了铜像。王彬街口新修一个牌坊，坊上中英文写着“中菲友谊门”。
太平洋战争，日寇侵占菲律宾，许多华侨志士奋勇反抗，和菲律宾人民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独立解放，中菲人民鲜血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
中菲人民亲如一家。马科斯总统表示他们全家对中国始终怀有亲切感。总统夫人伊梅尔达也说：“菲律宾人在中国，绝不会感觉象一个陌生人，菲律宾人访问中国，就象回到家乡，而不象在异国旅行。”
窗前的花环更加鲜艳了，它象征着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永不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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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水也分名次吗？
钟青
梁山的英雄排座次，依据的是石碣上的“天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座次也还要专家费神去考据。听说有一个单位要评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了，却是走“群众路线”，省事得很，印发若干万张选票，单等开票时推出前十名来就是了。
然而面对选票，我不免犹豫起来。如果是评选“十佳”运动员，好办，那破纪录、夺锦标，为祖国争得荣誉，把某项体育运动水平有所提高的健将，有目共睹，争议不大；评选最佳男女主配角演员，就麻烦一点，标准不象体育运动得分那样硬碰硬，更带主观色彩，但这些演员总跟一定的影片相联系，归根结底，他们的表演艺术是有群众口碑的。
在“仅供参考”的候选名单中，列有风景名胜所在地。我也曾东游西走，仅到过其中十几处，不足三分之二。不曾身历其境，怎么好投票以成其“大”？而且象台湾的日月潭，大陆上究竟有几个人游屐曾到呢？若说投票者不一定目睹亲经，道路传闻也无妨，就是以知名度取胜，那末姑且不说佛教四大名山，单是五岳之中，从隋以后定为南岳的衡山，论山水风景决不下于嵩山少林寺，为什么后者名列候选，前者却不在其列，难道风景名胜的行情也要附丽于武术打斗片么？
各地名胜古迹，各有千秋。有的重在文化历史意义，有的则以山水风光取胜；要看旅游者兴趣所在，彼此间其实难分轩轾。有多少处曾经品题为“天下第一江山”？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罢了。
选拔“十大”风景名胜，也许另有招徕旅游的功利打算，但似乎总归是件考虑不周、鲁莽草率的举动。试问：敦煌莫高窟与桂林山水之间，西安碑林与大连海滨之间，怎么具有可比性，怎么能从“风景名胜”这个角度区分高下，即使分了高下又如何呢？
倘若是着眼于发展旅游事业的经济效益，那还不如发动群众投票选旅游服务工作质量好的十个单位（风景名胜区），倒更实际一些。当然，也不一定就十个，七八个或十二三、十五六个，都未尝不可？而且，投票的人也至少得到过候选单位所在地的大部分，也才算有发言权吧。
由此想到，评选之事不可无，但也不宜滥；尤其要注意标准须明确、客观，容易捉摸，而且要在具有可比性的对象之间“选优拔萃”。评选结果应该有利于推进工作，有利于团结，也有利于“百花齐放”。按照我们的习惯，不但落选单位要向中选单位学习，中选单位之间也要互相学习的，很难想象，天山天池该怎样向云南石林或黄果树瀑布学习：凿石成林乎？开渠下泻乎？
也许这是杞人忧天，但言念及此，已经亵渎祖国大好河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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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安分守己”两面观
谢逸
古人传留下来的处世格言，良莠不一，有的至今仍然合用，有的则不宜再提。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同一句话，有时在这方面看是对的，而从另一角度说却是错了。知足常乐，安分守己之类，就是如此。
守己就是守身，提出问题最早的是孟子，他自问自答：“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他认为奉养双亲最重要，而守身也是大事，人能善护其身，才可以服侍父母，因此，他将守身当作“守之本”。对孟子的话，后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赵歧认为守身就是“使不陷于不义”。要求为人正派，不做坏事，这当然是对的。但更多的人却理解为安于现状，不求上进，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后来提出了安分守己一词，在善护其身之上，加了个安守本分，那听天由命、消极等待的意味就显得更加浓重了。在反动阶级统治下，要求人民安分守己，更是不能原谅的。
但仔细思量，如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不要“安分守己”了么？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遵守党纪国法，不作分外之想，不跳入犯罪之坑，这样的“安分守己”，有什么不好呢？现在还有那么一些人，忽视和触犯党纪国法，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这种不安分之想，不守己之事，是可以原谅的么？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起码的义务就是遵纪守法，何况党员和干部呢？
我们又是有远大理想的，我们要加紧四化建设，要在一定时期内跨进先进国家行列，但一些陈规陋习和过时想法，仍象枷锁一样沉重地套勒着我们的颈脖和双翼，阻力还大。因此，在这方面，就决不应安于现状，必须作“分外”之想，于“异己”之事，冲破一切不利于四化大业的网罗，迎着朝阳奋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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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关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
陈子伶
近年来鲁迅研究成绩斐然，但相对地说，鲁迅后期思想研究还较为薄弱。倪墨炎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正当其时。这本专著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后期的鲁迅，对于加强鲁迅后期思想研究工作，是有积极作用的。
我不敢说，墨炎这本专著的研究方法有多少新的特点。但是，他在突破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单向研究方法方面，是作出了努力的。虽则是论述后期思想，专著却贯穿着鲁迅思想发展线索。如果这是纵向，那么专著又着力于横向开拓，即将鲁迅与同时代人摆在共同的思想文化斗争背景前作比较。这点散见于一些章节中，而以《与瞿秋白文艺思想的同异》这章尤为突出。作者既反对把两个伟人的分歧说成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也不同意为贤者讳的做法，而是如实地论述两者在基本一致情况下对某些问题看法的分歧，并且努力准确地揭示瞿秋白何以有某种偏颇的思想根源。
这本专著贯穿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对鲁迅后十年的人与事，采取具体分析，其依据既以史料为凭，亦复以鲁迅思想态度为证，因而显示出作者对鲁迅后期思想有一种细致的准确的把握。对新月社中人，作者没有予以一圈涂抹；对“自由人”胡秋原与“第三种人”苏汶等，鲁迅行文批评也有区别。对其时内部的斗争，如对徐懋庸的批评，鲁迅有封著名长信，而且历来徐懋庸被治史者断为“右”的放弃革命领导权者，正是在这点上，作者细心地研究，予以使人信服的辩正。结论认为，在领导问题上，徐懋庸没有错，且鲁迅的批评也没有涉及。
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史料丰富翔实，虽有史实论述过重之疵，有些看法也有可商榷之处，但这本专著对鲁迅后期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研究，对十年内与鲁迅有关的人事有详尽的论述，如把十年作一历史小阶段，则这本专著也可看作以鲁迅为中心的一部现代断代文艺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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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汉“朱庐执刲”银印小考
陈高卫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八日发表了海南岛出土“朱庐执刲”银印的消息，谈到汉代“执刲”爵位的印章，这是首次发现。这方印章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文物普查组于今年一月在乐东县鉴定文物时发现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乐东县志仲区潭培乡黎族农民刘清高在山坡种植橡胶树，从距地面约三十厘米处掘出，他立即把印章送到县文化馆，并受到应得的奖励。印高一点九厘米，边长二点四厘米，纽作兽首蛇身形，印面铸阴文“朱庐执刲”四字（见图）。
据《汉书》地理志及贾捐之传，武帝平定南越王，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在海南岛立儋耳、珠厓两郡。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儋耳并入珠厓。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六年）罢珠厓郡，置朱庐县，隶合浦郡。《后汉书·郡国志》合浦郡下，朱庐作朱崖。《南齐书·州郡志》合浦郡下尚有朱庐之名。
自东汉至南齐，朱庐县时废时置。此印从印纽看，与一九五六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滇王之印”金印，一七八四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倭奴国王”金印皆为蛇纽，三印文字书体也甚相近。“执刲”或作“执圭”，也作“执珪”。《吕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应训》皆以“执圭”为楚国爵位名，凡功臣赐以“执圭”。西汉沿袭古制，功臣曹参、夏侯婴、灌婴等，皆赐爵执圭。“朱庐执刲”银印即西汉朝廷对一个立有功勋的军政首领封爵朱庐县“执圭”时的赐印。其用蛇纽制印，很可能这位勋爵是一个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人物。
朱庐旧址，过去一般皆认为在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南。而银印出土地乐东县志仲区潭培乡，其地旧属崖州，从而推断汉代珠（朱）厓或朱庐的治所应在今海南岛三亚市的崖城一带。
此印的发现，对海南岛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附图片）
“朱庐执刲”印形及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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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苍天古柏〔中国画〕 赵准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