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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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曲艺的光荣任务
罗扬
我们曲艺工作者同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从事的是精神劳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党中央曾经向我们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我们曲艺工作者必须切实担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职责,努力为人民创造优秀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人、出书、走正路”,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为争取社会主义曲艺的大繁荣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伟大的时代呼唤着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艺术。我们曲艺工作者要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演出,更广阔更深刻地表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和我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历史,塑造出更多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彩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讽刺和鞭挞一切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不良社会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表现其他题材的好作品、好节目。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利四化建设,包括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的作品、节目,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我们要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使各种题材、风格、样式和流派的艺术,都得到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我们要珍惜社会主义时代赋予的创作自由,充分发挥曲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曲艺创作和演出的思想艺术质量,促进社会主义曲艺的不断发展。
努力提高曲艺创作和演出的思想艺术质量。曲艺同许多文学艺术一样,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和历史上的矛盾和斗争,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不但要生动地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要深刻地揭示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大多数曲艺形式都长于说唱人物、故事,要注意提炼和组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样才能产生应有的艺术效果。
要把思想性和娱乐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曲艺的教育效果,要通过娱乐才能达到。我们要使演出的书目、曲目真正吸引住听众,起到娱乐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一定要努力做到“寓教于乐”、“寓庄于谐”。陈云同志多次提出,要把严肃与活泼结合起来,要把思想性与娱乐性结合起来。我们要很好地在艺术实践中加以体现。
曲艺创作和演出,必须具有曲艺的艺术特色,在艺术上立志革新,大胆创新,精益求精,努力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曲艺中的人物、故事和思想内容是新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也应当是新鲜活泼的;而且题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的组织安排,人物和环境的描写,以及韵律、节奏等等,都要尽可能做到适合说唱和听众的审美要求。要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感情,就不能墨守成规,简单地套用一些老的表演程式和方法,而要根据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和曲艺的特点,进行革新和创造,不断丰富和提高表演艺术水平。
传统曲艺在我国城乡拥有广大的听众,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要继续抓紧做好传统曲艺的整理工作,提高演出质量,使之适应于今天的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传统曲艺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封建性的糟粕。如果不认真地进行整理,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并在音乐唱腔和表演艺术方面有所革新,就会脱离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而传统曲艺中的精华部分也难以保存下来。当前要着重注意克服的是保守的倾向。
我们要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方面搞好书场的演出,一方面要积极地主动地把优秀的节目送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等地方,特别是要多到农村演出。要让曲艺“适应青年,提高青年”,曲艺工作者应当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曲艺也只有争取到广大青年,才会有光辉的前途。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对曲艺现状的调查研究,开展曲艺评论。当前曲艺工作中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等待着我们研究和评论。加强曲艺评论和研究工作,尽快地把曲艺评论、研究工作的力量组织调动起来,有计划地调查研究当前曲艺创作、传统整理和艺术革新等方面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无论是对作品、节目,还是对人对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捧煞和骂煞都是要不得的。要充分发扬艺术民主,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对一些有分歧、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要开展同志式的自由讨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扣帽子。
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学习。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艺术实践,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地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真正进入自由的境界,创造出真实感人的、富于时代精神的艺术。
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我们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造新曲艺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曲艺界能够不断创作和演出一批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又有着新鲜活泼的艺术风格、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好节目,就在于许多作者和演员了解和熟悉群众的生活、语言和思想感情,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今后,我们要继续满腔热情地深入到群众中去,熟悉他们,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树立起坚强的群众观点,争取思想、生活、艺术的大丰收。
要努力提高文化艺术素养。为了通晓曲艺这门艺术,掌握曲艺的特点和规律,改革和发展曲艺艺术,我们要学习曲艺的基本理论、曲艺的历史、有代表性的曲艺作品、曲艺音乐和表演艺术;也要学习姊妹艺术中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我们要认真加强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大胆创新。
培养年轻优秀的曲艺人才,是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曲艺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大问题。现在培养曲艺新人的工作,还远远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应当继续抓紧培养年轻优秀的曲艺创作人员和演员,精心培养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创造精神的“尖子”。经验证明,哪个地方、哪个曲种培养出来的年轻优秀的曲艺人才多、“尖子”多,那里的工作就活跃,就充满青春的活力。培养曲艺事业的接班人,是我们广大曲艺工作者,特别是艺术成就高、经验丰富的老年、中年曲艺家的责任。我们要“当仁不让”,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责任。
认真搞好曲艺方面的体制改革,对于调动曲艺工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曲艺工作者的思想艺术修养,促进社会主义曲艺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搞好改革,争取把曲艺演出团体和其他曲艺组织,建设成为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的、团结的、精干的,朝气蓬勃的先进集体。
现在,曲艺界的形势很好。改革,创新,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曲艺,是时代和人民的召唤,是曲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迫切要求。我们广大曲艺工作者要为争取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百折不挠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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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视读者的“信息反馈”
王蒙
《小说月报》举办了“百花奖”,通过读者投票的方式,直接决定获奖作品的篇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
现在,人们愈来愈懂得“信息反馈”的重要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搞什么,没有反馈,就没有调整、发展与提高,就无法摆脱幼稚性、主观性与盲目性。作家们写了小说,编辑们发表了小说,把信息输出给了读者。那么读者呢,我们将从读者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反馈的信息呢?投票推选自己所认可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是这种信息反馈的一种简单明了而又重要的形式。
近年来,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学刊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小说作品评奖。这些评奖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新人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评奖,基本上都是采取由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评委会,再由评委会参考读者反映予以协商决定或投票决定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是有相当的权威性的,因为文学正象别的“学”一样,是一门“学”,需要倾听精通这门“学”的专门家的意见,力求作到分析精辟、评价公允、褒奖适当。
那么,能不能直接由读者发出决定性的声音,用“选票”来决定获奖作品的取舍呢?有的同志对这种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顾虑一些读者可能仅仅从“可读性”出发,推选一些并无多大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的“畅销”之作,他们也顾虑一些很好的作品可能由于写得艰深了一些或形式奇特一些便受到读者的冷落。假如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读者投票直接推选出来的作品,至多只能是通俗作品中的受欢迎者,它的价值就会是颇具局限性的了。
因此,《小说月报》举办这样的活动,带有试验的性质,夸张一点说,还有点冒险呢。
然而事实却令《小说月报》的同志和一些文艺界人士大为高兴。我们的读者对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是具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和相当准确的评价能力的。首先,一些概括了巨大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我国实现“四化”、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个中矛盾冲突的作品,受到了最多的读者的举荐。与此同时,一些艺术上有特色、有追求,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作品也受到读者的充分的(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注意。《小说月报》的编辑同志告诉我,他们认为投票的结果“十分理想”。
这就好了。这就说明,我们的读者的水平日益提高和已经提高。这就说明,群众性的投票常常可以弥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与好恶的偏颇。这也说明,刊物、作品、读者三方面是互相选择、互相作用的。一本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是单纯追求销数和赢利的刊物,必然会团结住一批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者和读者,如果你自己没有搞低级趣味、噱头主义,你就大可不必担心读者趣味低级、不懂文学艺术。这还说明,尽管读者或有可能有时为了消遣等目的阅读(甚至是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些价值不高的通俗读物(决不是说一切通俗作品价值都不高),但“或可一读”并不意味着推崇赞赏,读者的眼睛仍是亮的,读者对文学、对小说作品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严肃的。
从作者来说呢?得到评论家、同行和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固然是可喜的,直接得到读者的肯定,不也是十分十分重要的吗?不是也应该十分重视读者的意见、珍视读者的爱护吗?与其担心读者不理解自己,不是更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理解读者吗?不是完全可能从读者的反馈的信息中,得到一点启发吗?
谢谢读者!我们有多么好的读者!在今天的中国从事文学编辑和创作、评论等工作,确实是值得骄傲和欣慰的。
(本文是作者为《〈小说月报〉百花奖作品集》一书所作的序,该书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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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沉痛的教训 壮烈的情怀
——读长篇历史小说《大渡魂》
何镇邦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部西征终于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的历史悲剧,曾是不少史家研究的对象和不少文艺作品采掘的素材。中年作家顾汶光继长篇小说《天国恨》之后,又写出了姊妹篇《大渡魂》,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上,描绘了这个使山河变色的悲剧,抒写了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气吞山河的壮烈情怀,探究了酿成这个悲剧的沉痛的历史教训,成功地塑造了末路英雄石达开、翼王娘潘珏、刘嫚以及叛徒张遂谋等人物形象。由于作者在《天国恨》第一卷的创作中积累了经验,在《大渡魂》中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艺术功力。《大渡魂》比之《天国恨》,篇幅虽小得多,但历史容量却不小。
《大渡魂》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深入地开掘了石达开的悲剧性格,成功地塑造了石达开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末路英雄的形象。大渡河畔的历史悲剧的酿成,固然有其客观的外在的原因,诸如天京内讧后石达开被迫出走,行军作战,并无友军支持,入川作战势力孤单,叛徒的出卖,敌人的狡诈,彝民的误解,地势的险恶等等。但是,作者并未在这些外部原因上大事渲染,也并不是对整个西征经过作平铺直叙的描述,而是紧紧围绕着石达开第四次入川作战,被困于大渡河畔,全军陷入绝境这一事件,抓住石达开悲剧性格开掘这个中心来结构其作品。石达开“一生以忠义自诩”,视仁义重于泰山,他对天王洪秀全的“愚忠”,以及对部下以至对叛徒、对敌人不讲时间地点的“痴义”,正是他悲剧性格的核心,也是导致大渡河畔这场悲剧的主观的内在的原因;而忠义与事业的矛盾,一直贯穿石达开悲剧性格的始终。
当然,作者在刻画石达开的英雄形象时,不仅着力开掘其悲剧性格,也注意写他的英雄气概,无论是在强渡大渡河时,他令人撑起翼王黄盖以吸引敌人火力,还是在叛徒张遂谋来营诱降时,当着叛徒面草书写下实际上是“正气歌”的请命书,抑或是身受极刑时的浩然正气,都表现出一种令人为之扼腕,为之垂泪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讲义气的英雄,石达开是可敬的,但是作为一个一味讲义气而且信守“痴义”的末路英雄,石达开又是可悲的。《大渡魂》中出现的石达开,较好地体现了刻画历史人物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除了石达开外,刘嫚、潘珏两位王娘的形象,一个刚烈如火,一个刚柔并存,柔中有刚,也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潘珏在丈夫决定舍命救三军之际,毅然决定先丈夫而去,携幼子、乘玉狮,坠崖身赴清波;刘嫚被俘之后,在成都的大堂上,撞柱而亡,血染丹墀,都是壮怀激烈,催人泪下的。
叛徒张遂谋的形象也没有被简单化和丑化。他由对翼王一片忠心转为对翼王怀有切齿之恨,他在心里时常进行的野心与良知、卑鄙与正义、善与恶的激烈搏斗,在石达开等就义之后,他内心的惶恐等等,都写出了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农民革命的叛徒形象。
在结构上,《大渡魂》采用以叙事为经,以人物性格描写为纬的经纬结合、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也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方法,既可以节省篇幅,加强情节发展的节奏感,又可以从横向展开,便于展示人物的性格。例如写潘珏,书中另立专章,穿插一段关于她在韦昌辉屠杀石达开一家时忍辱抚孤的往事,就使这个形象更加丰富,更富于立体感,但又不使情节发展拖沓。
顾汶光自学成才,十年动乱时,他克服种种困难,沿着太平军起义和作战的路线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后又对太平天国史进行研究,撰写二十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他方进入历史题材的创作。近年来,他除了出版《天国恨》第一卷和《大渡魂》外,并发表了中篇历史小说《清宫风云》等一批作品,是历史文学创作中一位有成绩的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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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
华然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编选了作者一九三○——一九三七年间所写的五十余篇文学评论。读了这些文字,使人感到,在创作中卓有成绩的作家,在理论上也有建树。
《评论集》大致分两类。一是谈论国内文学的,包括作家和作品评论以及论战性文章等。作者从自己创作体会出发,谈了文学创作的观察、选择和典型塑造等,有些论述,十分精辟。在这一部分里,《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和《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两篇论文,可帮助我们了解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的情况和当年小说创作的概貌。《评论集》中有多处谈到如何读书、读小说的问题,对于青年作者提高写作不无帮助。
《评论集》的第二部分内容是论述外国文学的。有对高尔基、马克·吐温、肖伯纳、罗曼·罗兰、巴比塞、托尔斯泰、普希金等文学大师的生活和创作的评介,也有对一般不为人所注意的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介绍。早在五十年前他就写过一篇关于詹姆斯·乔易斯的专论。可以说半个世纪之前,周立波就为世界文学交流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书中收入的关于外国作家作品的评论和他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世界名著选读”的《周立波鲁艺讲稿》一书,不就是他在世界文学交流中树立的一座里程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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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奇的审美世界
——读《审美谈》
李哲良
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七十六岁高龄的王朝闻先生,在1982年的半年时间里,就完成了一部三十六万多字的美学新著《审美谈》(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前期美学思想的总结和理论上的升华,也是他从八十年代开始由审美客体转向对审美主体研究的成果。倘从探索审美主体的地位、作用和特征来看,《审美谈》则是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一个较大的进展和突破。
当代西方美学尽管派系林立,但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却是相同的:一是由对审美客体的注重,转而对审美主体的研究,即大都从不同的方面在审美主体中去探寻美的奥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由逻辑推演,转而注重“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在思维方式上则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发展。
以“人本位”为核心,以“中和美”为特点的中国古代美学,一向就注重主体的地位、作用和特征,但自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反倒抛开了这一传统,一味地抬高、夸大客体的地位和作用,而视主体为禁区。谁要是强调主体的作用和特点,势必就会被人说成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其结果免不了要挨批斗。
王朝闻先生原是雕塑家,后致力于文艺美学的研究。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虽然也涉及到审美主体的某些特征,但基本上是探索审美客体的规律。从八十年代开始,他说:“十年内乱使我更为清醒”,于是开始由客体转向对主体的研究。《审美谈》就是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的特定关系,而着重论述审美主体的兴趣、想象、联想、直觉等复杂心理变化及其作用和特征的。这是王朝闻美学思想发展之必然,显示了他作为一个认真而严肃的美学家的胆识。
王朝闻先生在强调审美经验是来自客观实践活动(直接与间接)的基础上,既看到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又看到主体对客体的影响。他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二者的正常关系是“互相依赖着的”。
然而,看到主体与客体的这种“相互关系”,并不困难,难的是主、客双方究竟在哪一点上构成了这种“相互关系”?构成双方交叉点的原因又是什么?《审美谈》的作者以他长期形成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捕捉到了这一交叉点。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互相创造”、彼此“适应”,即发挥“潜能”的作用。并由互相创造、彼此适应,即双方都发挥“潜能”作用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这才能构成相互关系的交叉点,美感也就由此而生了。因此,作者认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是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审美感受的主观性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对于美学研究来说,这种关系自身也是它的对象。正如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一样,审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是互相成为条件的。”主体虽然要受到审美对象的客观性的约束,但由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这正是《审美谈》的深刻、独到之处。据此而阐述的有关审美主体的主观性的特殊性、作用和兴趣、想象、联想、直觉等复杂心理变化的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著者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和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原则,更值得推崇和提倡。在写法上,本书保持了作者以往的特色:“不按照教科书的写法”,而采用“一种随感式的写法”,也增强了书的可读性和适应性。事实证明,这种近乎于摆龙门阵的叙述方式,并不影响理论的升华和逻辑的推演。各章节既连贯,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反倒自成一格,比教科书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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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成立
中国各民族剧作家自愿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最近在京成立。学会将为发扬剧作家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保障剧作家的创作自由和各种权益、促进剧作家的国内国际交流和创作经验的研讨而开展一系列工作。学会选举丁一三、王正、李钦三人为总干事。
(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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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成立
由热心于当代话剧艺术研究工作,在当代话剧艺术实践或研究工作中具有影响的话剧院团和话剧艺术家自愿结合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在全国第四次剧代会召开期间正式成立。协商选出吴雪任会长,夏淳、徐晓钟、李汉飞、毛金刚任副会长。
(丁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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