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财政信贷平衡是宏观控制的首要问题
左春台 肖捷
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宏观经济是由无数微观经济活动组成的。没有千百万经济细胞的生机与活力，就不可能有整个经济机体的成长壮大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但是，由于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所处地位、利益和认识的局限性，即使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甚至造成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因此，必须有从全局出发的宏观控制和调节。微观越是放开搞活，越要加强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宏观控制和调节加强了，微观上才越能放开放活。
长期以来，由于那种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所固有的弊端，一说加强控制，就控制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实际上不是控制宏观，而是控制微观。其结果，必然出现过去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反复循环。所谓宏观控制，究竟控制些什么？控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财力、物力、人力的流向，控制和调节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产需平衡以及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当务之急，是要在价值量上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保持平衡。这是组织产需衔接，保持正常货币流通和实现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怎样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概括起来说，就是要把控制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放在宏观控制的首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市场商品供应还不充裕。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当前主要是适当控制社会总需求。而社会购买力或社会总需求，包括城乡居民个人的货币购买力，各企业单位的货币购买力，各行政、事业单位的货币购买力，大都直接取决于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或受它们的影响和制约。国民收入的分配，在实物形式上，不会发生超额分配问题，但在货币形式上，则有可能出现超额分配。这实际上是由于过多的货币进入流通，使对积累和消费的货币需求总量超过了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可供使用的国民收入供给总量。结果是通过物价上涨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这种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一般不会在初次分配中出现，而主要来自财政、信贷失去平衡。事实证明：如果财政收支和银行收支失去平衡，出现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就会使市场货币量超出流通的正常需要量，货币就要贬值，物价就会上涨。当前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银行货币发行过多，部分市场物价上涨等，归结为一点，就是国民收入出现了超分配，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对这些前进中出现的支流问题，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能掉以轻心，而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控制。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控制的第一个闸口。按照我国的习惯做法，财政平衡是指经常性的财政收入加国内债务和国外借款收入同财政支出相比较，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赤字，就意味着出现了超分配。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必须两手抓，一手抓增收，大力促进生产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一手抓节支，无论建设规模和改革措施，都要按量力而行的原则，控制在国家财力许可的范围以内。财政统收的局面现在已经基本打破，统支的局面也需要打破，不能一切都仍由国家包下来。离开财政收支的平衡，想加快建设，搞“高积累”，或者增加工资，搞“高消费”，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不可避免的“高物价”所抵消，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控制信贷收支平衡，是另一个重要闸口。前面说过，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一般不会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但是，当城乡居民个人和各企业、各单位同银行信贷发生关系的时候，如果贷款发放超过客观可能，失去控制，就可能出现超额分配，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正常地增加，从而导致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特别是在目前银行发放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和各种投资性贷款的情况下，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对此，最重要的是控制贷款总规模，尤其是各种投资性贷款的总规模。
控制货币发行，使市场现实流通的货币量与货币必要量相适应，可以说是从宏观上避免国民收入超额分配，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协调平衡的第三个重要闸口。当然，一般地说，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平衡的，没有财政性发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从总体上讲可以保持平衡，货币流通大体上也是稳定的。这里所以要把控制货币发行单列出来作为宏观控制的一个闸口，主要是想从控制货币发行上反过来对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平衡进行制约和控制。守住了这个闸口，就可以堵住因财政赤字或信用膨胀而引起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控制信贷收支平衡，控制贷款的发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安排计划、严肃纪律、加强法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信贷本身来说，当前要着重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和一个具体制度问题。
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就是要解决“财政可以说没有钱，银行不能说没有钱，反正你是发票子的地方”这样一个认识问题。这个问题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出现过。目前在体制改革、财权下放、银行存款增多的情况下又再次出现。其实这是对银行信用的一个误解。不仅财政有收入的限制，收不抵支就要出现赤字，可以说没钱；银行也有资金来源的限制，信贷资金运用大于信贷资金来源，就要增加货币发行，也可以说没有钱。银行本身并没有无限创造信用资金的能力。银行信贷仅仅是为实现社会产品价值提供了流通手段，并不能创造什么资金。银行并不是“摇钱树”，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有求必应的“善心菩萨”。这个认识问题不解决，要想控制贷款，控制货币发行，保持信贷收支的平衡，是不可能的。
解决一个制度问题，即严格地把货币发行库和银行业务库真正分开，切实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中央。从现行的管理制度看，在形式上银行发行库和业务库是分开的。发行库归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管，业务库归各专业银行管。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严格分开，不然就无法解释1984年出现的货币发行偏多的问题。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货币发行是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是否舍本求末？这当然有道理。但是，管住这个末，可以追本溯源，迫使各地方、各部门包括银行自身加强管理，改善经营，提高效益。试想，如果专业银行的业务库没有钱，可以到中央银行的发行库提取，那么谁还花大力量去组织存款和催收到期的贷款呢？又怎么能顶住过多的贷款要求呢？当然，需要发行多少货币，市场货币流通量多少比较适当，制定年度计划时，一下子不容易看得很准，实际执行中可以根据生产和流通的情况，对发行计划作些必要的调整，但调整计划必须经中央批准。
最后需要指出，宏观控制不只是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但是应当把它放在首位。控制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也不仅仅是财政和银行两家的事，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在具体制定每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都应充分考虑这些政策或措施可能给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带来的影响，给货币流通带来的影响。比如，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基本上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形成的。在国民收入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劳动者个人收入增加，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国家财政集中掌握的收入相对就少。财政入不敷出，就会出现赤字。因此，国民收入的超额分配，虽然不会在初次分配出现，但如果初次分配不合理，就完全可能影响再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发生超额分配。
总之，经济生活是复杂的，一时出现某些失误是难以避免的。最好的办法，是及时发现，及时调整，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由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和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
团，经1934年10月会师，于1936年7月正式合编而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战功卓著。
1928年3月，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的湘西北特委举行桑植武装起义，建立了湘鄂边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7月，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委，部队改编为红四军，贺龙任军长。1929年6月，桑植、鹤峰两县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湘鄂边根据地。
7月，以周逸群为书记的鄂西特委将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兼总队长，初步形成了洪湖根据地。12月，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独立第一师，段德昌任师长。1930年2月，独立第一师又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委。全军约六七千人。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并于中旬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至此，湘鄂西根据地初步建成。
1930年9月，邓中夏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离开根据地攻打大城市，造成重大伤亡，洪湖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1931年1月至4月，洪湖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两次“围剿”，渡过了难关，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同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
这时，党派夏曦到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开始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5月，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遭敌伏击，不幸牺牲。6月，红三军创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1932年3月，红三军接连取得襄北作战的几次胜利，部队迅速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但后来由于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红三军被迫于9月退出洪湖根据地，向湘鄂边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作战，于12月撤至湘鄂边的鹤峰山区，完成了七千里的远征任务，部队减为九千人。之后，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的过程中，由于几经错误的“肃反”，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杀害，致使部队减至三千人左右，湘鄂西根据地全部丧失，濒临覆灭的边缘。在此严重形势下，红三军于1934年5月撤至贵州东部。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新根据地。7月，在贵州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从此，红三军结束了两年无根据地作战的痛苦，并为以后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赣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辖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共六千人。根据党中央的命令，1934年8月，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肖克、王震三人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向湖南中部挺进。8月12日，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红六军团转战两个多月，行程五千余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十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于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约四千四百人，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约三千三百人，肖克、王震仍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当时，两个军团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
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由黔东向湘西进发，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26日，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贺龙兼革委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2月，相继建立了永顺、大庸、桑植县苏维埃政权，湘鄂川黔根据地初步建成，部队发展到一万七千余人。1935年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以贺龙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此后半年多时间，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中，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毙伤敌军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在战略上牵制了湘、鄂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再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19日，由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桑植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突围西征后，强渡澧水、沅水，横扫湘中，进入贵州。国民党先后调集十几倍于我军的优势兵力，向我军“穷追猛剿”。我军曾两度计划在贵州的东部和西部创建新根据地，但因敌情严重，均未能实现。随后，我军又决定退出贵州，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4月底部队渡过金沙江后，进入雪山地区。这里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物资奇缺，给养困难。我军以六军团为右路，二军团为左路，连续翻越几座大山，以惊人的革命毅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7月2日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电令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将原属一方面军后编入左路军的红三十二军改归二方面军建制，原二军团指挥部改为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阶段：从甘孜至静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作出迅速北上，尽快实现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但是，张国焘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妄图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共同反对党中央。他的阴谋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党中央对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极为关切，7月27日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根据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抗日，从甘孜出发，越过雪山草地，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接着，以红四方面军为左路，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分别向会宁推进。9月，二方面军连克四个县，渡过渭水，穿越西（安）兰（州）公路。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时十一个月零四天，行程一万六千里的长征。至此，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伟大会师。
1936年11月，二方面军又配合一、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沉重的打击，对实现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其中一二○师是以二方面军为主力改编的，贺龙任师长，肖克任副师长，全师共一万四千人，辖两个旅，原红二军团改为三五八旅；红六军团改为三五九旅。这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在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巩固晋察冀边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等斗争中，继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肖甡）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问题座谈会
三月中旬，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邀请部分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举行研讨会，联系在改革与开放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讨论了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已成为经济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怎样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会者提出以下十个问题：一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与联系中，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二是运用静态和动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的协调结构、运动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基本运行规律；三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积累、消费的规律性以及三者的相互作用；四是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各种调节杠杆的途径和方法，总结我国财政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加快财政金融等各种调节机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五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市场调节机制和计划控制的协调结合问题，提出指导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科学的计划管理体制的理论；六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系、竞争中谋求发展的规律和对策；七是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统一的效益问题，研究宏观和微观结构相统一的运营规律，以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运动中有机地统一的规律；八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中，科技、教育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九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科学技术进步作用下的价值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十是吸收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理论、协同理论等现代科学方法，完善经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总结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其中科学的东西，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
（梁桂全 郑炎潮）
第5版()
专栏：书刊评介
别具一格的《美国史话》
黄安年
最近我怀着浓厚的兴味，读完了人民出版社分六册编译出版的《美国史话》。美国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的《美国史话》是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一部富于知识性、资料性的读物。它按历史顺序分专题概述了从殖民地时期到本世纪七十年代的三百多年美国历史。这部《史话》文笔生动，材料翔实，有些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中少见的材料可以从这部书中查到。它不仅对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殖民地的开拓、独立战争、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南北战争、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农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完成、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有生动的记述，而且还以丰富的材料叙述了诸如美国的工业、建筑、科学、教育、戏剧、文学、绘画、音乐、体育、电影、电视、移民、宗教和妇女生活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其中，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介绍尤为丰富，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弥补了不少美国史译著偏重政治、外交和一般经济概况的缺陷；这也反映了战后美国史研究的多样化、多层次、多侧面的趋势。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对美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一般有兴趣了解美国的读者都有裨益。
这部书在编译上有一项别开生面的尝试。原书本是八十万字的一卷本大书。中文编译者把原书的二十七章按不同主题分别编成六本书：《美国建国史话》、《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美国文化教育史话》、《美国文学艺术史话》、《美国科学技术史话》和《美国社会史话》。这样，既保留了原书的完整内容，又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分册出版的《史话》，不仅适应了读者对象的不同需要，而且缩短了出版周期。
前两本《美国史话》突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巩固以及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这样两个重要问题。把南北战争纳入建国史范围，有助于读者考察美国历史上两次革命战争之间的联系。关于殖民时期英法两国四次争夺战、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国旗的发展演变和历史上政党的演变等事件或问题的叙述，都为一般美国史著作所少见。关于西进运动、领土扩张、美国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白人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和掠夺等重大事件的叙述，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某些历史条件。后四本《史话》中列举大量史料来说明：美国的发展，同高度发达的教育、引进和创新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史话》以许多有趣的资料向我们展示美国宗教、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多样化，以及高度商品化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景。原著者在谈到美国的扩张精神、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时有许多溢美之词，而对于北美大陆上最早的居民印第安人则抱有偏见；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没有联系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这些都表现了一般美国史学论著的通病。尽管如此，这部《史话》提供的丰富材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这部中文版的《美国史话》编排结构上，可以看出编者多为读者着想的苦心。他们不仅将原书按专题编成六本独立成册的书，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要，而且将原书中独立编列的资料和图片说明在每册译本中汇成“资料·掌故”，作为每一章的组成部分，这样显得形式活泼。据说出版社还准备将这六本互有联系的《史话》汇订成一套，为希望买到完整的《史话》的读者提供方便。
这部《史话》原著中配有一千多幅彩色和单色的插图，出版者考虑到成本和印刷技术，考虑到由大十六开本改为长三十二开本所产生的排版上的困难，将原书的图片全部删去了，这未免可惜。这样做，固然成本降低了，效果却不能不受到影响。如果精选少量图片汇印成插图专集出版，我想是会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
第5版()
专栏：
《外国历史大事集》开始出版
由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已经出版。全书将分十册，于一九八六年内出齐。它既是《外国历史名人传》的姊妹篇，又将为《世界通史》的编纂出版奠定基础。 （陈初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