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杰出的戏剧艺术开拓者
——纪念洪深诞辰九十周年
夏衍
为我国话剧的开拓者、杰出的戏剧和电影艺术家、教育家、中国剧协前副主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出色领导人洪深同志九十诞辰举行纪念活动，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引起我很多感想。在文艺战线上，洪深同志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也是我的同志、兄长和朋友，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但经常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洪深同志对我国戏剧、电影事业的开拓性贡献和他的为人，常常使我激动不已。
洪深于1894年12月31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自幼爱好文艺，求学期间就多次参加“新剧”的演出活动。洪深在1915年开始创作剧本，写出了有台词的《卖梨人》和《贫民惨剧》。1922年留美回国后，随即开始了他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光辉的活动。同年冬天，他写出了反封建、反内战的名剧《赵阎王》。1923年他参加了戏剧协社，同欧阳予倩、应云卫等同志主持该社工作，导演了《泼妇》、《终身大事》、《回家之后》、《好儿子》、《月下》等剧，改译和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和《第二梦》并参加演出。1928年冬，洪深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洪深在话剧的创作、导演、表演上作了全面的实践和不断进行理论方面的探索，对我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剧场艺术水平的提高做了奠基的工作。
从1924年至1937年，洪深又参加了电影界的工作，担任了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他编写了《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劫后桃花》、《新旧上海》、《女权》、《夜长梦多》、《风雨同舟》等十余部电影。同时，为我国首次引进了有声电影技术，摄制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洪深还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担任校长。洪深在编导进步影片的同时，还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作，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昂革命斗志。从回国之后直至解放，洪深还先后在许多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他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对学生热情诱导，桃李遍天下。1930年，洪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自此之后，他自觉地接受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把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30年、1931年洪深相继写成了《五奎桥》和《香稻米》两个剧本，对地主、乡绅、官吏、外国买办及其走卒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农民阶级同这些反动阶级的激烈斗争。这是洪深的两部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七·七抗战爆发之后，洪深积极投身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位，组织救亡演剧队第二队，担任队长，在徐州、郑州、洛阳、武汉等地进行救亡宣传工作。在军委会政治部成立之后，洪深任第三厅戏剧科科长，同田汉同志一起，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组织、训练十个抗敌演剧队。这些演剧队，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干部。周恩来同志十分关怀和器重洪深同志。长沙大火之后，洪深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做了许多工作，体现了洪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蓬勃的政治热情和卓越的组织才干，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扬。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政治局势险恶，洪深投入党所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斗争。他导演了《法西斯细菌》、《草莽英雄》等一系列宣传抗日的话剧，创作了《鸡鸣早看天》等剧本，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的革命话剧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洪深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等处任教，由于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反共和内战，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因而不断遭受特务分子的包围、打击、威胁和迫害。洪深无所畏惧地坚持斗争，导演了《丽人行》等名剧。1948年冬，洪深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安排下，辗转进入解放区，1949年初到达北平，5月即赴苏联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新中国建立后，洪深开始了他政治和文化活动新的一页。由于洪深同志劳累过度，于1955年8月患肺癌逝世。
洪深的一生，是追求进步、走向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洪深对我国进步和革命文化事业特别是戏剧、电影艺术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我国现代文艺史、戏剧史、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洪深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直至将终身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洪深出身于官宦之家，却走了一条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洪深于1925年曾一度加入国民党，但在“大革命”之后，认清了前进方向，向共产党靠拢。从1930年起，他一直战斗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阵地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年愈老而志愈坚，直到癌症已严重威胁生命时，他还对夫人常青真同志说：“我要向病魔斗争，还要看到黄河水清，我还要争取入党。”
第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洪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义凛然，见义勇为。洪深在他的时代是走在学习、借鉴和批判外国文化的前列的，但他学洋而不媚洋，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象三十年代他反对辱华影片的正义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又如，1937年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汪精卫当众发表悲观亡国的言论，洪深义愤填膺，站起来对面批驳，十分鲜明地表现了洪深的大无畏精神。
第三、洪深在艺术上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他在我国话剧和电影艺术的草创时期，反对颓风，捍卫真正艺术的严肃性；身体力行，创作和导演了一批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剧本；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进行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并努力运用新的世界观总结经验和建立艺术理论体系，表现了一个真正人民艺术家的气质与魄力。我们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进行艺术改革中，洪深的艺术勇气和探讨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洪深毕生认真学习，辛勤劳动，热情待人。他学问渊博，熟悉中外文学和话剧，对中国古典戏曲和民间艺术也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经常是一面编、导、演，一面编报刊，一面教学。他一生写了几十个话剧剧本、电影剧本及大量论文、论著。洪深联系群众极为广泛，对同志、对朋友、对学生热情诚恳，襟怀坦白，平等待人，给他的同志和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文艺界有很高的威望。
我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戏剧界、电影界以及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同志们、同行们，要努力学习洪深同志这位戏剧、电影艺术和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改革和推进我国的戏剧、电影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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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国际青年年的礼物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读后
王维玲
为配合我国青年参加今年“国际青年年”的活动，在中国组织委员会的主持下，以《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为题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的征文评奖，最近揭晓。
这些获奖作品，全是出自青年作者之手，作品题材广泛、立意新颖，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中所出现的新变化、新气象。特别是当代青年在理想、精神、情操、风貌上的深刻变化。
汪骢的《那里的落日一定很美》，写出了一个美的意境，美的氛围。大西北荒凉艰苦、单调枯燥，但大西北充满了神秘而古老、雄浑和壮美。一位大学生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热爱，到大西北去，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成就。他虽具有刚健、豪放、实干、苦干的精神，但同时也有着不拘小节的个性特征，也许正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最后终于把自己的恋人吸引来了。同样，浩岭的《荒原》也写了开发大西北，也写了青年一代对于生活和事业的追求，作品反映出创业者辛勤的劳绩，表达了祖国儿女振兴中华的精神。
作为国际青年年征文的中心命题是“中国青年在四化中作贡献”，因而，中国青年在建设四化中的各种业绩和贡献，在作品中应有自己的位置。余洪涛的《爱，在江边饭店里》写待业青年生活，作者满腔热情地塑造了这个在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道路上，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女青年形象。
农村形势的发展是这几年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征文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个伟大变动的“一角”。《南风地》、《李记铁铺的变迁》等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
获奖作品在风格上的追求也值得称道。青年人特别是他们的处女作，不免有点稚拙，但一些作者在构思上下了功夫，显示出一定的实力。叶辛的《塌方》，情节紧凑，重在人物刻画。通过隧道突然塌方后，三个同龄人的不同表现，说明在任何严重的情况发生和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人的精神都不能崩塌。魏强的《那明亮的灯哟》，于深沉、悲壮的气氛和严峻的色调中，烘托出人生的庄严和生命的崇高。方炜的《凝》，于平凡中见奇伟，《伊暾》和《南国“巴人”曲》则是注重人物的心理和变化。
获奖的十篇报告文学，题材更为广泛，时代精神更为强烈，由于真实地报告了四化建设者的精神业绩，更引起青年读者注意。
陈晓轩的《跋涉者》是写三十四岁的孙维舟，放弃设计室主任职务，领衔创办了电子研究所。苦干三年，大见成效，创造巨额利润。但曲解和非难，流言和蜚语，也接踵而来。一夜之间，锐意改革的开拓者，变成了罪人。他被通报，被撤职。平反后，他不计较这些，筹划创办另一个中国式的爱迪生公司。作品热情讴歌了不是完人但却是能人、强者的奋斗精神。《林莽，浩瀚的林莽》、《新竹》、《给不幸者以幸福的人》、《鲁桓世界》、《二十几岁的“战略家”们》都描绘了在事业上奋力探求，勇于进取，不断地开拓新路，面对艰难险阻不动摇，敢担风险、有气魄的青年一代。
在这些获奖青年作者笔下，描绘了我们英气风发的时代，描绘一代青年的人生抱负和崇高精神，汇成了一支奋斗、思索、进取的时代交响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将这批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作为一份献给国际青年年的礼物，使我们感到欣慰。我想，这些作品无论是对中国青年走向世界，还是对世界青年了解中国青年，都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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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电视剧创作水平刍议
李宏林
前些日子，看了上海台的电视剧《插班生》，很受启发。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电视剧。它说的是一个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少年，如何与中国少年共同成长的故事，题材新颖，表现细腻，思想开掘得较深，艺术感染力并不逊于那种匆忙上阵的热门题材。真正有艺术光彩的东西，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精心开掘。这是使电视剧题材向广、向深发展的根本。
我感到这两年的电视剧仍嫌开拓不广，挖掘不深。比如一写改革，大多是改革者与保守者之间的斗争。其实，改革是又一次革命，是丰富多采的，它使千百万人在这洪流中各自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些传统的观念发生变化，传统的心理状态、人生追求、家庭伦理、婚姻爱情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引起连锁反应。这里含有多少矛盾！观众希望从屏幕上看到日新月异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图解。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终归是感情的东西。社会主义文艺的教育作用不是凭借说教，而是在于感情的感染。而我们的一些电视剧的题材选择，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对那些与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密切联系的题材注意得不够。我们应该注意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和丰富的感情世界里，多色彩地展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风貌，创造真善美的意境，发挥艺术审美的功能。艺术征服人的东西首先在于感情的力量，小题材反映出真挚的感情，让人从中体味到它的思想内蕴，其作用并不小。注意从感情领域着手去挖掘，可以使电视屏幕上的生活更加真实、生动而丰富多采。作为家庭艺术的电视剧，它更易于走进观众，走进人心。
在电视剧的表现样式上还要突破。这两年，兴起一种纪实体的电视剧，去年又出现了《新闻启示录》、《小木屋》之类样式新颖的作品，给电视剧创作带来生气。但是大多数电视剧在表现样式上缺乏创新，几乎都遵守一种正剧的模子，显得单调。有的电视剧明明含有很浓的喜剧因素，但不善于扩展它，进行艺术夸张去创作一部喜剧，相反是压缩它，使它成为一部正剧。为使样式多样些，电视剧创作队伍中应有专门的编导，努力去追求某一种表现样式。电视的表现手段，比电影戏剧灵活，应当充分利用它的长处，拍出或清淡、或浓烈、或含蓄、或奔放，乃至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多种风格流派的电视剧，满足电视观众的多种欣赏需要，引导、提高电视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
提高电视剧创作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文学性的关键是对人物的塑造。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常见的毛病是只写人物性格的单向性，好人则处处都好，坏人则事事都坏。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片面强调思想教育的结果，使人物作为思想教材出现在屏幕上，而不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展现在观众面前。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复杂的，大家都是在新旧矛盾的斗争中生活。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自我的矛盾中，人们每前进一步，无不是在痛苦、犹豫乃至错误中走过来的。可是在一些电视剧中，常常抽掉了人物的这种真实的复杂性。有的电视剧肤浅地加点“人情佐料”用来调剂人物性格，但解决不了性格单调、苍白的实质问题。在电视剧的人物画廊中，曾塑造出一批性格丰富的人物，象《有一个青年》中的青年，《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杜建春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刻画得丰满的电视剧，大多是由小说改编的。它说明我们应向小说作家学习塑造人物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技巧，并组织更多的小说作家从事电视剧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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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宝贵的艺术发现
——读1984年全国获奖优秀短篇小说札记
仲呈祥
去年初，评论界就曾呼吁，小说创作需要更多的艺术发现。读1984年全国获奖优秀短篇小说，突出的印象是：在描绘沸腾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的同时，作家们有了更多的艺术发现！
迅速谱写当今变革的生活，反映八十年代的伟大时代精神，是素有文学“轻骑兵”之称的短篇小说的一种优势和一项任务。人们希冀从短篇小说中迅捷地感受时代的脉搏，清晰地照见各种人物的心灵，从而把握生活本身的矛盾运动，自觉调整自己的精神格局，以适应变革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冲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邹志安的《哦，小公马》、张炜的《一潭清水》等作品，以对变革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宝贵艺术发现，给读者难得的审美满足。陈冲的艺术发现在于对路明艳厂长典型心理的揭示。作者警示人们务必紧随时代的脚步，自觉检视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否则，就会被奔腾的变革潮流所扬弃。邹志安的艺术发现，在于以独特的视角，精微地为二十九岁的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的人事组长郑全章矢志改革而终遭革职的复杂心灵历程，摄下了一张发人深省的“心电图”。张炜则用委婉细腻的笔致，从侧面含蓄深沉地揭示了承包责任制在两个普通看瓜老农心灵深处泛起的色调迥异的浪花。先前，在海风、砂滩、瓜田和“一潭清水”构成的优美如画的乡野生活里，两个看瓜老汉同十三四岁的小林法之间父子般的深情，但在瓜园“承包”后，这种宁静和谐的气氛被打破了，自私心理离间了纯真的友谊。作者深刻揭示出，变革现实势必使每一个人离开原来的生活位置而进入新的轨道，势必触及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掀动每一个人心灵的浪花，从而在广袤的心灵世界的每个角落，以各种形态留下深深的印记。
把握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变动性，追求心理刻画的历史感和思索感，是1984年短篇小说艺术发现的另一特色。人的心灵世界，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把人的具体心理变化置于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作出宏观的审美把握和广角的艺术观照，才能发现其中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链条，从而发掘出丰富的历史内涵。在这方面，邵振国的“西部风情小说”《麦客》值得称道。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蕴含哲理的警语；有的只是在我国西部农村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同高原农民生活方式的迟缓变化的深刻社会矛盾总背景下，“麦客”吴河东、吴顺昌父子和“掌柜的”张根发父子以及另一“掌柜的”水香那质朴无华的心灵流淌的原生原态，但令人强烈地感受到陕甘农村当今奔突思变的精神氛围和世态人情，五位农民灵魂的奥秘，自然披露：吴河东那颗麻木的心，吴顺昌那颗思变的心，张根发那颗自私的心，“老者”那颗善良的心以及水香那颗火热而又忠贞的心，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撞击出哲理的和审美的火花，显露出深厚的历史内涵——那强压在吴河东心灵上贫困的经济重担，那逼迫吴顺昌与水香在心造的“闸门”前熄灭爱情火种的、以不道德为前提的传统道德规范，那正在猖狂地腐蚀着张根发灵魂的剥削阶级的精神遗产，总之，那与迅猛变革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一切落后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观念，是多么需要变革啊！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和梁晓声的《父亲》，一个写奶奶，一个写父亲，都把艺术描写的镜头，对准了人物在相当长的历史变迁中的心灵轨迹，且描写技法也颇相似。李国文的《危楼记事》，透过“危楼”中一个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和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的心理历程，折射出十年动乱的病态历史，既叫人啼笑皆非，更启人领悟人生。
努力拓展人物心灵描写的广袤天地，执着讴歌美好圣洁的灵魂，鞭笞丑恶卑污的心境，是1984年短篇小说艺术发现的又一特色。宋学武的《干草》，宛如一首情浓意挚的散文诗。“我”发自心灵的对家乡草甸子的追忆，对草原上乡亲们的怀念，沁人肺腑。这里毫无说教，也无“火药味”，但读者愈是仰慕小草、磕巴舅舅、大青哥那纯洁高尚的灵魂，便愈会诅咒那使一甸子碧草变成一片片块碱的“左”倾路线。也就愈会自然地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智的启迪。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把读者带到那偏僻的草原，为蒙古包落后的风俗世态感到压抑，为正直、忠厚的扎拉嘎的心灵遭到宁布大家族的报复和“没人味”的塔拉根的陷害感到愤懑，为善良、纯洁的杜吉雅的心灵蒙受不幸婚姻带来的野蛮压迫感到疾首。张平的《姐姐》，把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变革胆识完美而和谐地统一于“姐姐”的心灵，在当前不少旨在反映传统道德同变革潮流相抵牾的小说中另辟蹊径，独放异彩。何立伟的《白色鸟》惜墨如金，用诗化的语言工笔精绘了两个少年天真烂漫的心灵和纯真无瑕的友情；而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更是别开生面，把一位老猎人误入野狼谷在狼与狗之中奇特的心态和情致写得扣人心弦。所有这些，多彩多姿，竞奇斗艳，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广袤的心灵天地和绚烂的精神境界。
艺术发现的天地不断拓展，艺术描写的深度不断掘进，艺术概括的历史容量不断加大，必然要促进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产生开放性的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时代呼唤短篇佳作。短篇表现形式的创新传达出这一令人振奋的信息。《干草》、《一潭清水》、《白色鸟》在艺术追求上都有新的特色，他们似乎不太注重明晰的情节线索，而用浓郁的抒情色彩挤破了固有的故事结构，靠细节或画面组合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一些表面看来并无直接联系，但在刻画人物心灵意蕴上却富有内在递进性的细节或画面；同时，还往往以某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细节或画面（如“鸭舌草枕头”、“一潭清水”、“白色鸟”等）点化出人物的典型心态和情绪，反过来又以此心态和情绪去统辖全篇的细节或画面。
另一些作品以传统的表现方式为主，兼收现代艺术的某些表现方式化而用之，它们往往不仅注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刻画，也注重结构的情节安排，尽可能地把艺术表现形式同我国广大读者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的审美心理、鉴赏习惯和想象层次的丰富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改变了主题过于单一和显露的情况，带来了题旨的多义性、含蓄性和容量的丰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