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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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图虚名 但求实效
本报评论员
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我们理解,在当前,要着重扫除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假把式,不搞花架子。
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现在绝大多数同志都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了,所以各项工作发展很快。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思想路线还不完全端正,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还不很对头。他们不是切切实实搞调查研究,认真探索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钻研先进的经营管理知识,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而是搞假把式,摆花架子,甚至搞浮夸。例如,城市经济改革中,有人不是在改革人事、分配、管理制度等方面花力气,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而是搞一些花花哨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丢掉精神,只拣皮毛。在农村,有人虚报农民收入,拼凑“万元户”;不顾具体条件,搞什么高档消费品村、乡,等等。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工作就算上去了,成绩就出来了,脸上就光彩了。
谁都知道,天下没有这样的便宜事!要真正把改革搞好,把经济搞上去,把教育搞上去,把科技搞上去,一句话,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搞上去,都是很不容易的。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不付出艰巨的劳动,不学真本事,不下一番功夫,怎么能行!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不会使我们的工作前进半步。相反,只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贻误我们的事业。至于说假话,搞浮夸,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严重的,就违反党纪国法了。
图虚名,得实祸。过去我们吃过这种苦头,有过沉痛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不容许再这样干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论在哪项工作中,不论在哪个地区、部门、单位,一发现搞形式主义,搞假把式,摆花架子的现象,就严肃批评,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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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总政治部肯定北京军区第二期整党的做法和效果
运用研究、讨论、交谈和启发方式
创造民主气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北京军区第二期整党单位,普遍运用研究式、讨论式、交谈式、启发式的方法,把整党搞得生动活泼,对广大党员深刻理解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政治部肯定了他们运用这一方法学习整党文件的做法,指出:在第一期整党时,北京军区总结了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经验。第二期整党中,他们又运用研究式、讨论式、交谈式、启发式的方法学习整党文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的这些经验,生动地体现了疏导的方针,具有普遍意义,不仅适用于整党,也完全适用于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式、讨论式、交谈式、启发式方法的运用,使北京军区第二期整党单位的整党学习出现了畅所欲言、民主讨论的生动活泼局面。大家思想活跃,议论风生。讨论问题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互相启发。会上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会下继续交谈,共同切磋。许多思想认识问题,就是在这种研究、讨论和交谈的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各整党单位在运用这种方法时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有的单位在学习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时,首先把党中央自1982年以来四次下发的一号文件连贯起来理解,看中央怎样从农村实际出发,一步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政策,再从农村看城市,进一步加深对城市改革的认识。由于大家经过深入思索、交谈,在讨论中都能讲出自己的体会,较好地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
二是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各单位重申:对党员在学习中反映出的思想认识,即使是错误的,也不上纲上线;对模糊认识比较多的同志,不当作“重点人”;不公开点名批评;有些同志对问题一时想不通,不强求统一,允许保留。
三是紧密联系思想实际。要用党的方针政策和军委的重大决策统一大家的思想,就必须克服“道理一大篇,思想不沾边”的现象。各单位注意引导大家敞开思想,“竹筒倒豆子”,把弄不清、不理解的问题都摆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抓住带普遍性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
四是把搞好群众性讨论和积极引导结合起来。强调领导带头,加强引导。许多领导同志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同大家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注意吸取群众中好的思想,充实提高自己。对一时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他们还及时把群众中好的见解加以概括,使之成为大家共同的认识,把学习讨论不断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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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根本上帮贫致富
遵义县新卜区创办“扶贫企业”
已有七个投产,一个试产,一批贫困户、优抚户走上富裕之路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报道:遵义县新卜区改变单纯救济的“输血”办法,积极扶持贫困户兴办乡镇企业,增强他们自身“造血”机能,使一批贫困户逐步富裕起来。到今年5月初,全区已兴办八个“扶贫企业”(投产七个、试产一个),共安排贫困户人员一百四十六人、优抚对象一百四十四人,预计贫困户和优抚户从业人员今年人均可增加收入八百元左右。
新卜区贫困户约占总农户的15%。其中,一部分是优抚户(主要是退伍军人),一部分是劳力弱、家底薄的贫困户。对这些“双扶户”,多年来采取单纯“输血”办法,每年要发救济款七万多元,无息贷款五万多元,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去年秋冬,区委、区公所总结了有的退伍军人集资办企业、勤劳致富的经验,提出有条件的乡、村都要办扶贫企业,从根本上解决优抚户、贫困户由穷变富的问题。
新卜区于去年建立“扶贫企业”领导小组,今春又建立了“扶贫企业”服务中心和“军地两用人才开发中心”,积极为创办“扶贫企业”提供服务。从去年以来,全区除对少数贫困户实行救济外,共为“扶贫企业”提供无息贷款五万元,扶持贷款四十八万三千元。针对“双扶户”普遍缺技术的困难,区里通过两用人才开发中心,采取多种形式发挥退伍军人的作用。这些办法是:就地扶持为专业户;在自愿互利基础上联合办工厂;到城镇从事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推荐到乡镇企业当骨干。目前,全区已从退伍军人中,选荐一百五十九人参加兴办扶贫企业和乡镇企业,另有三十八人被推荐到区属企业和经济联合体工作。新卜区创办扶贫企业后,已使一批贫困户、优抚户走上了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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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埃亚内斯总统时说
中葡双方友好协商澳门问题不难解决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顾文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时说: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
埃亚内斯指出,澳门问题的主要方面在达成建交协议时已经解决了。他说:葡萄牙人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访问期间看到,中国方面也愿意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邓小平向葡萄牙贵宾们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他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原因是太急了。违背客观事物的规律,必然会犯错误。中国的底子薄,不能太急,制定的目标不能太高。
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人们有一些担心,是有理由的。我们对城市改革的态度是胆子要大,要坚决地改,不丧失时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但是,我们的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我们已经搞了半年了,看来势头不错。农村改革,三年成功。我们用了三年时间说服了对农村改革有怀疑的人。城市改革要三年到五年。只要我们把事情办好了,也能说服那些对城市改革担心的人。我个人相信,这个改革肯定会成功,因为全国人民赞成改革,懂得不进行改革,就不能争取到今后几十年稳定、持续的发展。
埃亚内斯说,我看到了中国的创新精神。你们已经取得了积极良好的结果,中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邓小平说,希望朋友们三年以后再来访问,看看我们的成功率有多少。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地质矿产部长孙大光等会见时在座。(附图片)
左:邓小平会见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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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国水泥厂投料试车
我国目前最大水泥厂之一的安徽宁国水泥厂,23日上午举行投料试车剪彩。
宁国水泥厂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引进国外大型干法水泥先进生产工艺,设计年产高标号水泥一百五十万吨,和河北冀东水泥厂并列全国最大的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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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我国目前最大的运输机——“运八”飞机,已在陕西运输机制造厂投入批量生产。
“运八”飞机装有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每台四千二百五十马力;最高时速为六百六十多公里,飞行高度可达一万米以上。可载重二十吨,具有空运、空降、空投等多种功能。装货时,两辆解放牌卡车可先后从机尾直接驶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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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玉山五百乡镇干部上技校
江西省玉山县有十四个乡开办乡镇干部业余技术学校,有五百多名乡镇干部参加学习。
乡镇开设干部业余技术学校,是今年玉山县为改变乡镇干部知识结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大力选拔有文化、有专业技术的中青年干部充实乡镇领导班子而采取的一项新措施。除开设文化课程外,还根据当地商品生产和乡镇企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开设了水产、养兔、养鸡、养猪、农业经营管理、乡镇企业管理、信息等专业课程。学员以乡镇干部为主,吸收一些乡镇企业的职工参加。 (据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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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海峡两岸引线人
今年六十五岁的戴可荣,是江苏省射阳县通洋乡的一名普通退休教师,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台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同自己的亲人取得联系,给晚年带来了欢乐。然而,老戴想:人心都是肉做的,分居海峡两岸的人家都想早日往来,我应该为还没有联系上的人家多尽点力。从此,他经常与大哥、四弟通信,打听其他海外人员的下落。有一位去台人员来信,要找他一个住在阜宁县的侄子,老戴到阜宁未找到,又根据线索,找到六百里外的南京城,找了好多天才找到。
老戴热心为去台亲人、家属服务的名声传开后,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来自何方,他都妥善安排好吃住。台湾来的线索不清,他就自费外出寻找,并委托在上海、南京、阜宁的亲戚,设立三个联络点负责接转信件。几年来,老戴登门拜访了一百四十户、五百多次,中转的海内外信件近六百封,为台属、侨属代写和代寄信件二百多封,帮助湖南、黑龙江、福建、安徽和本省一百九十九户大陆同胞、八十九户在台和海外同胞建立了联系,动员了五户在台人员回乡探亲旅游。去年,他光荣出席了省、市政协举行的表彰大会。
 江苏射阳县委宣传部 顾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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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拉米雷斯外长
中国愿同拉美国家发展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时说,中国愿意同拉美国家发展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友好合作关系。
赵紫阳和拉米雷斯对中、哥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双边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表示高兴。赵紫阳说,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他希望双方共同探讨这种合作的新形式、新渠道,促使合作日益扩大。
赵紫阳赞扬哥伦比亚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对哥伦比亚作为孔塔多拉集团的成员,为和平、公正、合理地解决中美洲问题作出的贡献表示钦佩。(附图片)
右:赵紫阳会见哥伦比亚外交部长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博士。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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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调查发表后
编者按:本报5月5日刊登《南通市普及推广“军人家庭服务中心”》调查报告后,在部队和地方引起很大反响。部队的许多干部、战士来信,喜悦地说:这篇报道使他们由衷地感受到党和人民对子弟兵的亲切关怀,对军队建设的有力支持;他们衷心祝愿“军人家庭服务中心”之花开遍城乡各地;他们表示一定以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现将部队同志的一篇“报喜”信刊登在这里,信中提及的保定纺织厂等单位的做法值得赞许。
她上了厂的光荣榜
5月10日,某部二炮连副连长霍根来分外高兴,他那口子来信说,她上厂里的光荣榜了。副连长的爱人李淑琴在保定纺织厂工作。过去,厂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军人家属探亲期间,只发给基本工资,奖金没有份,评先进更是摸不着。5月上旬,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登载了江苏省南通市普及推广“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调查后,这个厂决心以实际行动关心军人家属,支持部队建设。于是作出规定:军人家属探亲期间不算缺工,不影响得奖金和评选先进个人。李淑琴刚刚从部队返回家中,就被车间评为4月份的“先进生产者”。
未婚妻分到新住房
一机连排长王静的未婚妻杨丽来信报告喜讯:她所在的大连市水产公司分给了她一套新居。王静的婚事拖了近两年,主要原因是没有房子。未婚妻的单位理由是:“结了婚的还没房,你们分居两地更别提了。”看到南通市“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的调查后,这个单位就组织职工学习,决定从各方面关心、照顾军人家属,杨丽很快分到了一套新居。
爱人住院有人管
三连连长李华新收到爱人的来信,信中鼓励他安心工作,创一流成绩,感谢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照顾。李连长的爱人在河北省黄骅县一个工厂工作。她体弱多病,经常住医院,夫妻两地生活,实际困难较多。南通市兴办“军人家庭服务中心”调查发表后,李连长所在单位对她的生活和医疗关怀备至,还派专人到医院负责照顾她,精神作用和药物作用使她病情好了一半。
山西霍县驻军某部政治处 梅随根、王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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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对科技人员辞职要作分析
前一时期,上海一些科技人员辞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单位领导投书报社,诉说辞职给生产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的上告到市领导部门,说成是“新的不正之风”;有的当面指责录用辞职人员的单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同志则提出要对辞职作限制,对擅自辞职者则要“登报公开除名”。但更多的同志对此持不同看法。
最近一些从事人才交流工作的同志告诉记者,如果对上海市人才流动的困难情况有所调查和分析的话,那么,对科技人员辞职问题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惊慌失措。
上海的人才交流工作是开始得比较早的。1982年和1983年两次科技协作交流会上,都专门设立了人才交流馆。1984年3月成立了市人才交流服务部,不久又在全国首先成立了“科技人才开发银行”。全市有二十多个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收效不大。全市共流动了一万人左右,只有全市四十八万六千名科技人员的2%。据抽样测算,全市有20%的科技人员是专业不对口,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所以,流动数只占应流动数的10%多一点。手续繁琐,关卡重重,使人才合理流动十分困难。据市人才交流服务部统计,到去年年底,正式登记要求流动的科技人员是四千六百四十六人,经过五百六十四次洽谈和艰巨的协调工作,最后只促成了三百四十六人跨系统流动,成功率仅7.5%。有些科技人员富余的单位,找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止人才流动,就采取这样的态度:“调动不行,辞职可以”。因此,可以说,辞职是在正常调动很困难实现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人才流动形式,是对旧的人才管理体制和官僚主义的一次冲击。
上海科技人员辞职的情形到底怎样,是不是象传闻的那么严重?前不久,市有关部门对辞职人员比较多、反映又比较强烈的十三个工业公司和四个设计院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这十七个单位共有科技人员三万二千二百十二人。从1984年1月到1985年3月底,已辞职科技人员一百三十人,占总数的0.4%,其中中级科技人员36%,初级以下是64%。辞职人员中,经领导同意辞职,有正常手续的占40%;提出辞职申请,领导不批准,未办手续就走掉的占43%;不辞而别的占17%。辞职后有65%以上的人到了民办科研机构和集体企业,去向不明的占15%。大多数人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上棉十九厂五名科技人员到江苏一些新建的乡镇企业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有的厂一天的产值达到二万多元。上海化工设计院的四名工程师辞职后创办了一个公司,承接了全民所有制设计单位排不上号、又是社会急需的五个设计项目。他们还深入浙江山区,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开发提供技术服务,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科技人员辞职对原单位的工作影响如何呢?多数单位认为影响不大。因为这些单位原来科技人员比较多,特别是中级人员比较集中,这次走掉的大多是中级科技人员。关于辞职的原因,科技人员和单位领导看法不一致。一些科技人员说,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够好,上下级关系紧张,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业务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生活困难得不到解决,正常的调动又不可能,只好辞职。而一些领导则认为,主要是被集体企业特别是外地乡镇企业较高的工资待遇和高额的保险金所吸引。做人才交流工作的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现在人才积压还是大量的,被高价吸引而辞职的人只是极个别的。丢掉“铁饭碗”,离开全民企业去民办企业拿那个高报酬,是要冒风险的。对大多数科技人员来说,是有顾虑的。
有种现象是很有趣的。有些单位的领导平时并不觉得科技人员重要,也不发挥他们的作用,有时还要训斥几句。当科技人员提出要调动时,又不善于做工作,大会点名批评,还要写检讨,以至采取行政处分,使矛盾激化。科技人员一气之下一旦不辞而别,他们又忽然觉得几个辞职的人格外重要,说这个是厂里唯一的“技术骨干”,那个是唯一“能顶岗位的人”。似乎他们一走,不但生产受损失,职工情绪波动,甚至连厂长负责制也无法顺利推行了。几名原来无足轻重的科技人员一下子成了企业的“顶梁柱”。若问为什么要这样夸大声势,据说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应,以促使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如果不对下面反映的情况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会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得出片面的判断以致作出不恰当的决定。这在上海不是没有教训的。
上海科技人员辞职问题引起人们的议论,人才流动再次引起普遍关注,应该说是件好事。现在,市有关部门已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对人才流动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去堵,而要正确引导,对一些具体问题,则要尽快制订人才流动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例如如何防止少数单位用重金“挖人墙脚”,如何防止个别科技人员不顾原岗位工作,不辞而别,甚至带走原单位技术资料,使原单位蒙受损失;如何解决一些人才积压单位设置人才流动障碍,以及如何保证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重点工程的科技队伍的稳定问题等等。只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再加上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流动的工作就一定能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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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懒得福”
胡自谦
有位教师,懒得出奇:一堂课只讲十分钟,其余时间叫学生自学;批阅学生作业,一钩到底,全对;学生提问,不但不予解答,还要大加训斥。此人先后调了三所学校,懒习未改。殊不知,懒人有懒福,没过几日,他竟堂而皇之到县司法局上班去了。闻者愕然、愤然。
这样的事,据我所知并非绝无仅有。有一种人,深谙“懒得福”的“诀窍”,遇上自认为费辛苦、没油水的工作,就给你来个软磨硬泡,非要调动不可。有的领导者竟然束手无策,最后往往顺水推舟,使他们如愿以偿。
玩忽职守、吊儿郎当的人没有资格教育下一代,难道能把司法工作做好?真叫人担心。若因挑肥拣瘦而懒散怠惰,就不能姑息。对这样的懒人要教育,要帮助,若是屡教不改,就该取消他们白拿人民币的权利。“懒得福”悖情悖理,“懒得罚”、“懒得治”才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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