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说“心境”
柳萌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心境很重要。左顾右盼地生活,心慌意乱地工作,没有个踏实、平顺的心境,难免不出纰漏。党中央在制定四化建设宏伟蓝图的同时,一再强调安定团结的形势,这也是为了让人们有个好心境。如果再象“文革”那样乱折腾,人人自危,日日不宁,哪里还有心思搞四化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恢复,人们说话做事都比较讲究“本色”,这说明政通人和的形势在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里,除了给人们精神上造成负担显出灵验而外,其它方面却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神通。倒是现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人们的心情舒畅了,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因此,有些明白道理的领导同志,很重视自己单位的人的“心境”建设。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自己领导的同志中,要是互相间闹得别别扭扭,或者是貌合神离,有几个人心情不好,就很难齐心协力完成工作任务。但很遗憾,在有的单位和部门,仍然有人好象很习惯于过去的那一套,仍然习惯于沿用旧的思想方法看人看事,对于不合自己心意的同志,不管干出什么事,他们总要故意挑剔,甚至于胡乱上纲上线。要是光明正大地提出来也好,但往往是私下里向上边捅向下边传,混淆了是非,搅乱了视听,这样,怎能不影响别人的心境呢?
当然,安定团结并非不讲原则。“你好我好”,“今天天气哈哈哈”的庸俗作风,那也是不会使人真正心情舒畅的。好的心境更多的来自顺乎情理的生活、工作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则是要由众人形成和维护的。愿我们的同志,首先是负责同志多些理解,少些指责;多些关心,少些讥讽;多些磊落,少些小动作。无论是为人做事,这样的要求,总不算高吧!更何况干四化需要这样的正派风气呢。
风气正派,心境就好。心境好,干劲大,搞改革,干四化就会出成果,出效率。这样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希望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全心全意抓各项建设事业的同时,也尽心尽力抓抓人的“心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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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
姜椿芳
今年5月13日,我们举行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和音乐会,纪念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1894年11月11日生于黑龙江口的庙街(俄名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去误作乌苏里斯克)。当时庙街中国居民众多,商业繁荣,市内甚至有专门上演中国京戏的戏园。在阿隆的父亲经营的渔行里,有不少中国捕鱼工人,其中有一位老人被派专门照顾小阿隆。中国老人爱唱民歌和京戏,阿隆从小受他的熏陶,也爱好中国歌曲。老人常抱小阿隆去看京戏,他更爱上了京戏夸张的表情,舞蹈化的表演形式,特别是美妙多变的武打场面。阿隆稍长,放学之后,自己也经常跑到戏园去看戏,和中国音乐戏剧牢牢地结了不解之缘。久而久之,阿隆觉得京戏的曲调和音乐伴奏,同它的造诣高超的舞蹈动作、武打技艺很不相称,为京戏放着丰富多采的民歌曲调不用而惋惜,在他少年的心灵里产生了要为京戏的音乐改革做些工作的想法。1910年,阿隆十六岁,在当地中学毕业,父亲送他到瑞士苏黎世去学医。阿隆学了半年医,实在学不下去,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国音乐和戏剧。他瞒着父亲,偷偷地转入了苏黎世的音乐学院,专攻乐理和作曲,为将来从事中国民族音乐工作做准备。
几经流浪波折之后,阿隆于1932年到了上海,先在书店当店员,后来进了百代唱片公司当乐队指挥,最后当上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的馆长。他有了固定职业,更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工资来做创制中国民族乐曲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新兴音乐运动在上海兴起的时候,阿隆终于找到了“知音”。他认识了百代公司的同事、《渔光曲》作曲者任光,通过任光又认识了贺绿汀、冼星海、吕骥等同志。
阿隆的交响曲《北京胡同》在上海百代公司灌了唱片。他的舞剧《琴心波光》和歌曲《晴雯绝命辞》等在上海演出。
1935年3月在上海卡尔登戏院(现名长江)演出他的三幕舞剧《香篆幻境》(1941年演出时改名《古刹惊梦》),引起中国音乐界的重视。
聂耳为影片《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贺绿汀请阿隆配器的。那时他与中国音乐界已经交往很深。
冼星海从法国学成归来,阿隆曾对他说:你的位置不是在上海,而是在中国农村,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歌,你才能为中国民族音乐作出贡献。阿隆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创作道路的信念是和中国新兴音乐界的先驱者们的观点一致的,冼星海、吕骥等去陕北,贺绿汀、任光去苏北,都是走上了这条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阿隆不再能当图书馆的馆长,但他仍四处奔走,和中国朋友联系,要做中国歌剧舞剧方面的试验。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中的音乐戏剧工作者同阿隆联系,劝他走群众路线,单靠个人奋斗是创造不成中国民族音乐、歌剧、舞剧的。他了解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情况,提出愿意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做音乐工作。由于日军的“扫荡”,盐城军部来电通知上海地下党,劝阿隆暂时不去苏北。于是地下党组织找了一些音乐爱好者集资组织中国歌舞剧社,主要是袁励康、江闻道等人,自1944年起排练了阿隆的新作——音乐剧《孟姜女》。经过一年多的排练(阿隆亲自弹钢琴,天天排练),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受到好评,郭沫若、田汉等文学、戏剧界名流数十人联名在报纸上推荐此剧。
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筹备搞话剧、歌剧、舞剧,通过过去和阿隆在上海共事的朋友,写信邀请阿隆到北京来,他曾回信准备来华,但由于不久发生朝鲜战争,他被阻滞在洛杉矶。阿隆晚年在美国颇为潦倒,但仍不断努力写作中国题材与风格的乐曲,其中包括第二、第三交响乐和歌剧《杨贵妃暮景》。他日夜盼望能回到他生长、学习、工作过的第二故乡,但受客观环境的限制,没有成行,1965年4月20日,于贫病交迫中,在纽约去世。
他的儿子雅各也是学音乐的,他现在是美国波特兰第一青年交响乐团的指挥。他也写了一些中国风格的乐曲,其中著名的有《收复潼关》交响诗。这次来中国,把他父亲的大部分作品带来,献给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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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耳朵向下”
金戈
报载,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一位代表乘公共汽车外出访友时,受到了售票员的刁难,这位代表同志找到有关单位,提出了批评意见。第二天,那位售票员和车队的负责同志便主动登门向这位代表道歉。读了这条消息,我身边的同志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人大代表呢?”
这个问题引人深思。那位售票员和车队的领导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无疑值得称道。但这类现象是常见的,批评也是不少的,而一些单位对待批评,因出自不同人之口,态度却大不相同:若是出自一个平民百姓之口,那就可能不接受批评,甚至很不耐烦。久而久之,作为批评者的普通群众,遭了几次白眼或者受了几次诸如“你算老几”的讥讽之后,也就自觉“人微言轻”;而被批评者也便养成了以职位、身份论是非的恶习。
对待批评意见,应以是非曲直为标准,而不可以职位高低为准绳。职位高的同志自然不乏高见,平民百姓也未必都是世俗之见,不少至理名言,常常出自普通群众之口。因此,我们不但主张“眼睛向下”,而且应提倡“耳朵向下”。在对待批评的问题上,千万不可“势利眼”。
另一方面,既然目下领导同志的意见常能受到“另眼相待”,我希望领导同志象那位人大代表一样,多体察民情,多反映民意,做人民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只要不以为自己是“金口玉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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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海吟(三首)
再耕
早雾夜色已经消隐,曙光正穿透薄云,嗳,从何处又窜出雾气,一团团,飘浮在新生的早晨。天空中射下万支金箭,谁能够阻挡新的一天来临?残雾只得退回地缝里去了,悻悻地望着愈来愈强的光明……
高原比起海的平面,算得上是高山;但若以外观而论,则又是高处的平原。没有陡峭的山巅,没有森严的峰峦。再高,也敞开平坦的胸怀呵,劳动者,才能紧贴你的心坎。
森林枝繁。叶茂。梢直。干粗。深深的根须紧搂厚实的泥土。暴雨冲不散,狂风吹不弯,并肩挽臂的大树呀——一支坚强的队伍!春华秋实,年轮一圈圈增添,自然界,没有不衰老的树木;呵,雷雨后,新苗在林中空隙向上猛长,大森林,看见了自己兴盛不衰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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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本儿童短篇小说年选
由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83年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已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全国儿童短篇小说年选。今后将每年编选出版一本。
此书从1983年全国各地报刊及有关出版物中择优选萃,收集了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佳作三十篇。著名作家冰心为本书题词:“祝愿作家们为面向未来,为繁荣儿童文学,而多多创作儿童短篇小说!”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为本书作了序。
(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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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来的信
於梨华
后来我逐渐地不必为添置新装操心了。周围的人衣着都随意起来,以前女教授多数穿裙子,少数穿长裤,后来逐渐相反,在校园里看到的教员(坐办公室的职员和高级行政人员除外),几乎都穿长裤,尤其在秋冬,既暖和,又方便。最近一二十年来,穿长裤、不穿裙子还有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女权运动者要以这种穿着表示她们的立场,一切装束,男女一样。尤其是少数斗争性强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是长裤西装,男式衬衫,外加长靴一双,更把裤腿插入长统里,西装领半竖,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走在校园里,令人注目。而多半的女教授,却并不是为了表示立场而穿男装的,是贪方便,更为经济。我自己就这样,两三条长裤,几件花色衬衫及毛衣。冬天黑色长裤,夏天白色,就可以对付两学期。
但参加鸡尾酒会,或餐桌的,毕竟还是正式衣服甚至长裙多。除非是夏天的“派对”,说明是外烧野餐或各人自带一菜的便餐时,穿着就可以随便,运动衣衫,恤衫短裤或高尔夫短裙,凉鞋或球鞋一双。很多年以前,参加一个野餐会,一位中国教授带了他刚回台湾娶来的年轻夫人。是这位教授被新婚喜事冲昏了头,还是他故意炫耀他夫人的美丽,不得而知,她来时,脚踏三寸半高跟鞋,身穿镂空黑细纱旗袍,头发高蟠在顶上,瓜子脸颊旁荡着一副晶亮的福字耳环。她当然成了野餐会里注目礼的焦点,的确好看。但大家席地而坐大嚼鸡腿时,她只好站着吃。餐后大家推排球玩团体游戏时,她只好坐在一张她丈夫带来的帆布椅上旁观。后来大概忍不住了,也去参加推排球,没一下,只听见一声娇滴滴的“啊唷,我的妈呀!”原来她扭了足踝跌倒在地!害得她丈夫四处去找冰。临散时,我记得她的样子:头发散乱,耳环丢了一支,衣领解开,下巴破了一块皮,足踝肿了一大块。
美国人穿衣服,我认为,最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服装的颜色大有差别。中国妇女,一过五十,就自动跨入“老年”,怎么也不肯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我有一个中学的好朋友,年龄与我相仿,我每次回去看到她,她都是灰扑扑的一套衣装,偶尔从衣领上露出小花的衬衫。我问她为什么不做几件红的或是大花的衬衫,不要藏在里面,露出来给大家看。她回答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穿得那么花,成何体统!”我送她的鲜色上衣,等我一转脸,已经穿在她二十多岁的女儿身上了,我只好朝她摇头。
而她对我“不成体统”的打扮,也是摇头不已。因为我都是夏天回国,通常是花布裙,浅色线衫,或是白色浅蓝长裤,鲜色恤衫,脚上是不穿袜子的凉鞋,平跟的,或是半跟的。这在美国,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她却认为这完全没有过了五十的人该有的“保守”。
在美国,基本上没有所谓老年人的服色,不要说五十岁以上的女人了。如果她们体格好,冬天滑雪,夏天网球,身上可以穿与年青人一般的服色以外,即使是六七十岁的,穿得也很花哨。大红大绿不说,夏天短运动裤、跑步鞋,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人讲究敬老,自己比别人敬在前。还未老,先打扮得老里老气的。美国人不服老,自己先用衣饰打扮来表示。有时未免过分,但这种不服老的精神我是赞成的。
当然在街上还可以看到另一种老年人的装束,那就是过份肥胖,到了不健康的臃肿状态的老妇,这种情况大多数存在于中下阶层及贫穷人家的妇女,她们通常穿着硕大的、色鲜花多的衣服,冬天裹在一件陈旧的大衣里。有时在公园看到七八十岁坐在椅上晒太阳的老年妇人,也很少穿灰的或黑的服色。好象有花有色的衣服,至少可以使他们心情开朗一点。
你们当然看到许多来中国旅游的西方人,尤其参加旅游团的已退休的美国人,他们形形色色的服装,远远胜过同年龄的中国人的服装,不是吗?
衣饰这一点,写到这里为止,你们如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来信问我。祝大家好。
於阿姨
1984年12月21日
贝尔格莱德旅次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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