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应当加强报告文学理论的研究
荒煤
新时期以来，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过程中，我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形势。其中，报告文学尤其得到蓬勃的发展，许多诗人、作家、评论家以至普通的工人、知青、战士都提起笔投入这个战线，迅速、真实而生动地报道了我国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变革时期的许多新人新事，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这也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
依我看，新时期的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创作繁荣，理论活跃，人才辈出，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主题提炼和开掘的深度，都是历史上空前的；报告文学同样也是如此。不过，报告文学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似乎还落后于创作，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报告文学今天这种蓬勃发展、创作繁荣的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党的总路线和总目标，我国政治和经济战线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伟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亿万人民在早日实现四化、进行改革、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斗争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新人新事。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必须迅速地予以报道，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讲，更需要真实、生动、详细的报道；一般的简要的新闻报道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了。
另一方面，在这迅速变化的时期，作家深入生活，面临着日新月异的现实，纷纭繁杂的现象，各种复杂的艰巨的矛盾和斗争，激动人心的事件，在短期间还不可能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有各种各样典型人物的小说和戏剧。他们又深有所感，因而便采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加以报道。
所以，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作家的责任感和时代感的表现。
过去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或是在中国三十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时期，都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至今也还是国际报告文学中著名的史篇，也是一个证明。
由此看来，报告文学可以说是在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应急速多变的形势的需要和迅速满足广大群众渴望更深入了解新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有较之新闻报道更详尽、更生动、更富有文学性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的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它既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也区别于一般新闻报道，然而又愈加成为报纸中一种重要的新闻体裁。因而它是一种独立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新闻体裁。报告文学家既是一支“文学的轻骑兵”，也是一批善于迅速、直接、准确、真实、形象地报道现实发展的富于政治敏感和热情的新闻记者。
报告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毫无疑义地也会从各条战线的实际生活中，从大量业余的青年报告文学的作者中发现人才，不断地充实我们的文学队伍。他们有生活的基础、政治的敏感和反映现实的热情，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所以，就这方面的意义来讲，开展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是一项迫切的重要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对报告文学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的研究，对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基本理论，对报告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对外国作家、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以及对报告文学题材风格体裁的多样化等等问题，都还没有充分结合这几年丰富的创作实践，提到理论高度加以更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更不用说，这对报告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改进，联系实际，加强研究的针对性和系统性，更好地推动和繁荣报告文学的创作，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在，杨如鹏、洪威雷两位中青年同志编选了一本《中国报告文学论文选》，力求在相当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对报告文学的论述，去探讨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通过对报告文学的评论和作家的创作经验的介绍，来探讨报告文学的特性，资料很丰富。这对我们开展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促进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它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反映现实，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重担，歌颂早日实现四化、经济改革中勇于闯新、改革的新人新事，鞭策一切阻碍改革的旧观念、旧思想、习惯势力，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显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而读后感到很高兴，特为此书的出版写一序言，祝愿我国报告文学的研究工作开拓一个新局面。
（本文是作者为杨如鹏、洪威雷选编的《中国报告文学论文选》写的序言，该书将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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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张爱萍
半个世纪前，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动每个人的两只铁脚板，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完成了一次历史纪录上空前壮丽的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用自己史诗般的壮举，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和人类的希望是可以坚实地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身上的。
《特殊连队》这本书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从一个特殊的干部休养连和一群非凡的战士开掘进去，折射出红军长征史诗的宏伟和壮丽。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健壮的红军战士，要克服人世间罕有的苦难，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都是难以想象的。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体弱年高的老革命家，三十位长途跋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要冲破那么多雄关险境，越过雪山草地，战胜每日每时笼罩在头上的饥饿与死亡的威胁，胜利到达陕北，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这又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实实在在的奇迹。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呢？
每一个长征过来的同志，都不会忘记路途上遇到几位老人的情景，敌机抛下的炸弹，同样不止一次地落在他们的身边，烟尘尚未消散，他们就拍拍身上的尘土，说起“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之类的笑话来。他们有马，但他们很少骑马，而是让马驮书，驮行李，驮粮食，或让给伤病员骑，几位老人则拄着棍子徒步行军。走不动的时候，爬山越岭的时候，也不肯上马，只是拉着马尾巴，借助一点马力行走。到了缺粮少食地区，几位老人同样经常饿肚子，啃那嚼不烂的马皮、皮带，消化那消化不了的草根、树皮。干涩的野菜、豆苗，他们同样吃得津津有味。千军万马万里转涉，到了人烟稀少的地区，没有房子住，几位老人跟红军战士一样，宿野地，睡草堆，披一身霜露，惹一身虱子。衣服破烂，冬不御寒。衣食住行，都是最简陋最艰苦的，这一切他们都以非凡的精神力量克服了战胜了。“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辛胆未寒”，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大地的希望，中国人民的光荣。
可尊敬的女红军们，不但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路，她们还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她们多数是政治战士，负责筹粮筹款，找民伕，做群众工作。她们走前走后，和男同志一样练就了一双铁脚板。长征女红军们不愧是巾帼英雄，是时代的女强者。
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对革命胜利的期待。谢觉哉同志随身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跋山涉水，一直带到陕北。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扔掉了，但印章却挂在脖子上，保存得好好的，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啊！这集中地代表了千万红军指战员的信念和意志。正是这无坚不摧的信念和意志产生的巨大力量，使红军健儿们克服了一切困难，攀登上了胜利的顶峰。
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人民将永久地纪念它。人民纪念长征的目的之一，是现实生活能从中找到激情和动力，使生活更充满活力。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征战士的理想和愿望，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实现了。在长征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又在规划和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向四化进军的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长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长征，不必穿草鞋，不必吃草根树皮，但长征勇士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是进行新长征的动力和榜样。
回忆历史可以得到珍贵的启示。当我们进行今天的宏伟建设时，怎么能够忘记为今天奠基的昨天的征程呢？让我们继续肩负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从过去的长征中找到无穷无尽的力量，更加坚定有力地进行新的长征。
（本文是作者为《特殊连队》写的序，该书由郭晨著，即将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第7版()
专栏：
坚贞爱情得之不易
——中篇小说《霜叶红》读后
姜椿芳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霜叶红》，作者署名思多，是文坛上不大为人所知的一位新作家。
这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虽说是“爱情故事”，却通篇不提“爱”字，直到末了的一封信里，男主人公才承认这一点。这篇小说的作者，以女方为第一人称，委婉沉静、细致动人地一路写来，描述一个有能力、有文化、有个性、有胆识的善良女子的心理状态和她感情发展的波纹。全篇没有耸人听闻的故事，没有奇峰突起的变化，但却始终抓住读者的心，我们时而为书中主人公的高兴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一个女子真诚的心，有时有些腼腆羞涩，有时有些憨直大胆，都委婉而深沉地表达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女主人公小凌在她深爱的朋友老斯死后，立志作他的“永久的未婚妻”，并且搬到老斯的家里去居住（他俩都是没有父母的孤儿），把未来的生活埋在过去的回忆里，有点封建的意味。小凌这样做是否对呢？作为给广大读者阅读的小说，作者给女主人公安排的下场，能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呢？
小凌和老斯的爱情本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即做好外贸工作而萌始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抓住这一条作为立身信条，是很自然的。他们的爱情发展到坚不可移的时候，发生了那件想不到的事，小凌必须有一个选择。她选择的是继续以爱国主义为指导思想做好外贸工作，这是她和老斯的共同信念。小凌本来为抢救老斯的生命冒充过他的未婚妻，现在她决心真作老斯“永久的未婚妻”。故事情节的如此发展，应该说是无可訾议的。天天对着老斯的遗像思念，这是她寄托爱情的表现形式之一。老斯在遗书中要她做的事，她都做到了，甚至她认为老斯劝她万万不要抱独身主义的话，她也做到了：她搬到老斯家做他的“未婚妻”，她诡辩式地把这解释为“非独身主义”。从表面上看，这是他们爱情弥坚的表现，实质上这是客观形势在具体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在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抱爱国主义信念的小凌，选择了自认为是最正确的道路，努力为祖国做好外贸工作。不在私生活上有所考虑，“永久的未婚妻”是特定环境中在特定人身上的特定产物。这也未可厚非。
读完小说，我们不免要问，现在小凌还在做“永久的未婚妻”吗？小凌在书末不是自己说：“大地回春”了吗？万象更新，应该在老斯的旧屋里出现新的气象，小凌还念念有词地说：
“亲爱的，你的未婚妻将永远紧紧握着……向往祖国繁荣富强的火炬……向四化大道奔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但是，经霜的红叶虽然红得可爱，新春的新叶必将代替枯去的旧叶。祝愿小凌改旧观换新貌，投入新的生活，这是符合老斯的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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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且雅
——读《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
黄秋耘
近几年来，历史小说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广大读者和文学界人士都承认，历史小说也是百花中的一花。
不过，就近几年发表和出版的历史小说（包括历史剧）来说，其中一部分有“失真”的毛病：或者把历史人物拔高，让他们与现代人看齐，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其思想境界之高不下于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作品中所写到的官职名称、衣冠服饰、生活习惯、婚丧典礼等等，都不尽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乡下人看戏，先问演得象不象，才论演得好不好，我看这是有道理的。假如演得根本不象，关羽不象关羽，曹操不象曹操，孔明不象孔明，这些历史人物就无法在观众的眼中活现起来，更谈不到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了。
《白门柳》（我指的是第一部《夕阳芳草》，下同）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真。作者治文史有年，又参阅钻研了明末清初的许多有关史料。他对于那些东林党人、复社名士都象对自己的老朋友那样熟悉，不仅掌握了他们的共性，同时又熟谙他们的个性。因此出现在书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黄宗羲、冒辟疆、钱谦益、侯方域等复社骨干分子也好，还是阮大铖那个老奸巨猾的反面人物也好，以至江南名妓董小宛、柳如是等人，全都写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不同的政治遭遇、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怀，也都写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白门柳》这部历史小说在“真”字这一点上，是完全可以合格的。
但，“真而不雅”
（袁枚语），还不能算是上乘佳作。《白门柳》的另一个优点，还在于它属辞雅丽，构思工巧。例如写董小宛和冒辟疆的爱情纠葛，既写到董小宛缠绵悱恻的一片痴心，又写到冒辟疆若即若离的矛盾心理，可谓情深语秀。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有一定的造诣，故能借鉴前贤而无故意摹仿的痕迹。也许可以说，此书的审美价值还高于它的历史价值。作者并不满足于铺陈史实而加以演绎，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匠心独运、力求有所创新的。
假如说《白门柳》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似乎是作者在费尽移山心力刻画人物的同时，对明末的时代背景、大局形势却着墨不多，只是顺带叙述了一点，或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对话简单介绍一下。不大熟悉明史的读者，对于书中某些人物的思想行为就不容易完全理解。比如阮大铖之所以图谋复出，钱谦益之所以力争起用，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本人热中名利，而是与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彼消此长有密切关系的，而这一点，小说《夕阳芳草》并没有交代得很清楚。
《白门柳》是一部长达百余万言的鸿篇巨制，现在我仅仅看到第一部《夕阳芳草》，未窥全豹，就妄加月旦，实在未免失诸轻率和鲁莽。如有不当之处，尚望作者和文学界同行们批评和指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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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议“选家”
郑荣来
“选家”，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似乎是一个新名词。其实，文学“选家”，古已有之。《诗经》的“选者”是当时的“采诗”官，他们也许是我国最早的文学“选家”。《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他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个无可争议的“选家”。规模空前的《昭明文选》的选编者梁昭明太子（萧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第一位大“选家”了。宋代以后，“选家”蜂起，每个朝代都有人从事这项事业。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既是大作家，也是当代大“选家”。
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选家”队伍空前壮大。许多作家、评论家，都身兼二任，做起“选家”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新文艺大系》，就是由当代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担负全书的选优拔萃工作的。各地出版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文艺丛书和选本，也大都是“选家”劳动的成果。
除了少数以赚钱为目的，不劳而获、缺乏选德的人之外，如此众多的文艺家热衷于做“选家”，这是一件好事。他们正做着有益于文化积累，有益于读者阅读和欣赏作品，有益于后人的借鉴和学习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选家”队伍的壮大，是应该受到欢迎的，“选家”是文艺百家不可忽视的一家，他们应该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对于那些出于积累文艺财富、繁荣文艺事业目的的选家，应该予以关怀和支持。
有的人把“选家”的工作视为“炒冷饭”，我觉得是不公正的。认真的、负责任的“选家”，以选优拔萃为己任，不以赚钱多寡为目标。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从良莠杂陈的作品中，从各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中，选拔优秀的、有代表性和时代性的作品。他们的工作是艰巨的，但又是富有意义的。
近几年来，在“选家”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人并不为编刊物而出力，而是坐享其成，不择手段去“抢”作品，据为己有，改头换面，以牟取暴利，这就违反“选德”了。还有些选本和选刊，作品选得粗、选得滥，甚至把明显错误的、低劣的作品，当作佳作来选。这种现象，是要认真加以克服和防止的。
新时代的“选家”应该不同于历代的“选家”。我们负有新的历史责任。我们要以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美学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这项文艺财富的积累工作，把真正堪称为我们时代的精神财富的文艺成果，留传给后人。
做一个好的“选家”是光荣的，又是不容易的。“选家”的名字是庄严的，“选家”的责任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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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花非花》〔中篇小说〕
作者何立伟 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4期
思想受到扭曲的园丁，不可能培育出顺乎自然规律的花朵。刚刚以清丽隽永的《白色鸟》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青年作者何立伟，又在《花非花》这个中篇中以新的艺术探索，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它没有贯串全篇的中心情节，只是以凝炼传神的笔触，描摹出一所中学校园中一幅幅看似平常的生活画面和人物素描，展示并不平静的生活之流。这里有“宵旰劬劳”地一味为学生“加餐”，直至累死的老教师；有永远“面色铜黑”地墨守成规的校长；有时刻以侦查、汇报为己任，理直气壮地私查学生信件的“政工兼人事专干”；也有放着校长不当，却在默默地思考整个教育思想和体制中的弊病的有识之士；有因为业余搞翻译、给学生讲《简·爱》而被视为异端的青年教师；当然，还有那些童心未泯的或率直、或委屈的少年们。作者不露声色，不发直抒胸臆的议论，只是让这一组师生群像在象电影镜头一样流转自如的画面中活动起来，便使我们强烈感到并与作者一同叹惋、忧愤，然后又深深地寄希望于改革洪流中的前进力量。
生活的大波毕竟正冲刷着腐朽的陈迹。作者截取现实生活的一个画面，委婉地唱出了一支表达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愿望之歌，并呼吁我们：清除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因袭重负”，公正地对待和尊重祖国的花朵——可爱的下一代。 （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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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梨木梳子》〔中篇小说〕
作者 彭见明 载《小说界》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居住在偏僻山村的古怪女人徐铭兰，长年住在“碉堡”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丈夫早早地离弃了她。她凭着从南洋归来的婆婆在临终前传授给她的一手绝技——做一种具有南国风情的梨木梳子糊口，然而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从此，徐铭兰的心连同那严实而阴冷的楠木大门关闭得更紧了。
随着新时期农村经济的开放，这个孤老婆子重操旧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她制作的梨木梳子被外宾作为工艺品竞相购买，赚到了大把的
“外国票子”（兑换券）。她被推选为劳动致富的积极分子。党的政策温暖了她的心，正当她带领一批待业青年大干时，那成箱成箱的经过“革新”的梳子因失去了南国风情而遭到了悲剧性的失败。然而，徐铭兰又使出了新招。
这篇洋溢着湘山风情的作品，从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折射出农村改革带来的变化，描述了一个封闭自守的心灵转变到为乡亲们传艺谋富的过程。作品文笔凝重、细腻。这是作者“山川里人物”的第一个中篇。
（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