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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如何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
孙效良
城市在经济活动中的中心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是商品流通中心、生产协作中心、技术交流中心、金融信贷中心、信息情报中心等。
目前我国城市在这些方面的中心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集中反映在：城市很难超越自己的行政区划界限，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政企职责不分；二是本身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不强。因此，要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关键是改革政企职责不分的管理体制，政府部门不要再包揽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而要集中力量研究制定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吸引力的政策措施。
通过政企职责分开 冲破行政区划的小圈子
人们常讲，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应当是开放型的，不应当是封闭型的。但实际上，许多城市都有一种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倾向，不能冲破行政区划的小圈子，发展生产协作和商品交换，从而也就不能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心。产生这个问题，主要不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而是政企职责不分的管理体制造成的。
市政府行使其职权，客观上要求有明确的行政区划界限，它不能超越自己的管辖范围，去组织指挥其它城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生产协作和商品流通，客观上又要求不能有明确的行政区划界限，应当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在远近不同的企业之间发展横向联系。政企职责不分的管理体制，偏偏要求理应有明确行政区划界限的政府部门，去组织指挥不应有明确行政区划界限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横向联系的发展，产生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倾向。再加上以产值、利润的增长多少为标准，来评价政府工作的优劣，甚至让政府部门承包上交利税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思想。许多与其它城市的企业协作更经济合理的产品和零部件，也硬要拿回来，由本市的企业生产；其它城市的企业生产能力已经有余的产品，也要重复投资建设新的生产厂、点，以求增加本市的利润和产值。很显然，这种管理体制不改革，城市很难超越自己的行政区划界限，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心。
如何改革？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指明了方向，这就是通过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做到政企职责分开。可以设想，如果把产、供、销的自主权真正下放给企业，企业必然会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打破城市的行政区划界限，进行生产协作和商品流通，这样，城市也就可以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心了。这不只是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只是由于目前政企职责分开还不完全、不彻底，因而这样的事实还不普遍，甚至在有些场合还不合法。今后需要做的是，抓住这些带方向性的苗头，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使它合法化、普遍化。
发展和发现优势 增强城市的辐射力
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只是为城市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廓清了道路，提供了可能。同时，还必须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才能在事实上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
增强城市的辐射力，主要是靠发展和发现优势。一个城市的辐射力越强，它就越能够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中心。但是，辐射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辐射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优势产品。优势产品越多，每种产品的优势越明显，城市的辐射力就越强。
所谓优势产品，主要标志是两条：一是质量拔尖、水平拔尖；二是成本低而效益大。两者居其一，就可以形成优势。城市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才能增强辐射力，不仅可以超越行政区划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占领市场；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协作。此外，实际情况还表明，生产优势产品的企业，往往会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主导企业，从而成为全国同行业的技术协作和情报中心。
优势产品有两种：现实的优势产品和潜在的优势产品。对于现实的优势产品，市政府的任务，是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支持其发展；对于潜在的优势产品，市政府的任务则是通过分析研究主客观条件，在庞杂纷繁的实际情况中去发现。发现潜在的优势产品，比发展现实的优势产品，是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的任务。
发现潜在优势产品的关键，是对主客观条件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研究。需要调查分析哪些条件？瑞典经济学家伯蒂尔·俄林列举了十一个因素，可资借鉴。需求方面的因素有两个：一、居民个人嗜好和集团需要情况；二、生产要素所有权情况。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九个：一、自然条件；二、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三、政治和社会安定程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四、生产的社会条件；五、生产要素的可分割情况；六、产品的可运输情况，包括其自然属性是否宜于长途运输；七、生产要素的供给地距离；八、运输的天然条件；九、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运输的物质条件。这些虽然是针对国外的具体情况讲的，但可作为我们发现优势产品的参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办工业企业，办科研单位，办大专院校，都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与之相适应。其中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讯设施，供气、供电、供水等公用设施，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旅馆饭店等公益和服务设施。城市的这些基础设施越完备，越有利于发挥投资效益，方便人们的生活，因而也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办厂、办校、办所，这样，城市也就越有条件成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心。
198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很能启发思路。这篇报道的导语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就是：“福建正在走向世界”。内容大意是：1979年中央决定对福建、广东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之后，福建省想吸引外资、侨资上几个大项目，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但由于交通、电讯、电力供应等基本条件不具备，客商不愿意到福建投资。现实使福建同志认识到，不狠抓基础设施建设，不改善投资环境，就很难吸引资金。于是，他们就筹资建立了地方船队，改造了货运码头；开辟了新的客运航线，修建了国际机场；增设了宾馆、饭店，改善了旅游条件。随着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强，1984年头十一个月吸引的外资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来闽洽谈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和旅游的人数，比前五年增加了30％，结果就是“福建正在走向世界”。
在过去的管理体制下，向哪里投资，在什么地方建厂，都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能不能拿到投资，能不能争到项目，基础设施好坏的吸引力有限。今后不同了。除了国家投资的项目外，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可以自由流动，特别是外商的投资更不能由国家分配，主要是靠城市的吸引力。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个时期以来，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呼声很高，但没有认真地简政放权，坚决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不去研究如何形成优势产品，忙于自成体系，甚至搞经济封锁；有限的资金宁可去搞重复生产，却不热心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口号叫得再响，还是远未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现在，需要尽快地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来一个彻底转变，不如此，就很难把美好的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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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则加勉”辩
米博华
正常的批评难以开展起来，大抵和批评的不正常有很大关系。对
“无则加勉”的片面理解就是一例。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语出朱熹的《朱子全书·论语》，原意是劝人自省。对每个人来说，听到批评时，应该有这样的气度和胸怀，这是没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批评别人的人，则不必非用此“绳”那些被批评的人，尤其是不能不管自己的口诛或笔伐如何不实、不当，一律要别人“加勉”。譬如，某甲一向十分廉洁，某乙却无中生有地批评道：“你今后不要偷公家的东西！”显然，某甲拍案而起已属在所难免了。这时，某乙则可以很潇洒地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这句近乎无懈可击的名言，管叫被批评的人立时成为三缄其口的金人。偷东西的问题尚未澄清，不能正确对待批评的错误接着发生。事已至此，某甲岌岌可危了。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某甲杀个回马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则某乙的处境也不会美妙。由此可见，“改之”、“加勉”这种很有礼貌的劝诫和自省，只适用于严肃的、讲理的、有原则的批评，而不能成为无原则、不严肃、没边没影、污言秽语之类批评的保护伞。
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个原则至少应和批评的本身一样重要。也许有人说，我没有整人之心呀，我的态度是诚恳的呀！这当然很好。但这毕竟是愿望，而不是结果。批评者既要对愿望负责，也要对结果负责。换言之，既要有这般权利，又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不能信口乱批，信笔乱伐，说错了就用“无则加勉”搪塞。因为诚恳之外，可能泼别人一身污水；无意整人，却可能断送别人的前途。这种事是不少见的。为了严肃批评，使批评者都能够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似乎应该申明如下的原则：凡属那种望风捕影、造成不良后果的批评，首先要允许被批评者申辩、反驳，而不能用“无则加勉”之类堵别人嘴。其次，应视不良后果大小，或澄清事实，或恢复名誉，甚或“沉冤昭雪”……而不能用“加勉”之类的空话不了了之。最末，确属善意误伤同志的人，要主动自我批评、道歉、检讨，“有则改之”，通过总结教训，学会怎样开展批评。这不是对批评的苛求，而是在行使批评权利时，也同时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至于那种念着“加勉、加勉、再加勉”的咒语，蓄意诬陷，恶毒诽谤，挟嫌攻击，罗织罪名的所谓批评，则可视情节轻重，后果大小，或给予批评处分，或诉诸法庭审理，按诬陷必须反坐的法律条文发落。当然，这已不是本文所论的范围。
自然，要求批评百分之百的准确，要求所有人都能艺术地把握批评的技巧，这似乎也是近乎不可能的“乌托邦”。但不甚准确和不甚艺术与过火、失当、粗暴毕竟还不是一码事，我们只能说，对前者“无则加勉”还是合适的，对后者则不大适合。至于如何正确对待同志的批评，而有“加勉”的自省精神，已属题外话了，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细细研究。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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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与民先队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更进一步企图吞并华北。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屈辱外交，1935年6月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12月，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企图将华北主权分批拍卖，华北局势危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首先奋起救亡，于12月9日和16日，举行了两次震惊中外的请愿示威游行，给日蒋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12月下旬，中共北平学联党团在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黄华、郭明秋等人。会议总结了9日与16日两次斗争，讨论下一步运动如何深入，决议执行北平市委关于组织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深入民间的决定。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挫败国民党当局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和组织学生到南京听蒋介石训话以破坏学生运动的阴谋；另一方面可以促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唤起民众，使学生救亡运动发展成全民的抗战。
12月底，为了贯彻党的决定，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代表会。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表决，多数通过南下宣传决议。接着，北平与天津学联联合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设四个团，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是天津学生。
1936年1月初，四个团分别出发。一路上，大家冒着刺骨的寒风和扑面的飞沙，啃着冻硬的干粮和咸菜，晚上和衣睡在冷炕上。长途跋涉，十分艰苦，但同学们士气高昂。每到一地，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讲，演出文艺节目，深入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引起强烈反响。宣传团还在芦沟桥、长辛店、琉璃河等地，帮助一些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成立了救国会。
1月8日，四个团到河北省固安县汇合。固安师范进步校长王雨珊领着学生前来迎接。但县长却不让学生进城，他下令关闭城门，派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学生们发动政治攻势，抨击县长的倒行逆施，耐心教育争取守城的士兵。东北学生以家乡同胞受到的迫害，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暴行，使士兵和农民群众感动得流泪。固安师范的师生们在城内发动募捐，把钱粮菜等用绳子从城墙上系下来，支援学生的斗争。
离开固安后，宣传团继续分头南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一直被反动当局禁止的口号，终于在华北大地上激荡起来。宣传团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一面命令各地镇压，一面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前堵后截。学生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无奈赤手空拳，第三团在到达高碑店后，终于被押回北平。第一、二、四团到达保定后，也被迫返回。
南下宣传，使学生在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学联在总结中指出：“在学生群众与广大的民众直接的亲诚的相见之下，他们个人的利害和民族的危机合流了，他们发觉帝国主义和统治者对他们的迫害是同样的，他们认清谁是他们的友人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更看出本身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中华民族危难的解救一样，只有民众团结起来，抗敌除奸，执行伟大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南下回来后，学生们深感要继续战斗，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组织。于是一、二团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成立了
“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团”。北平学联党团在西山开会，总结了南下宣传工作，认为学联的核心力量已经形成，根据群众要求，为了保存并发展这支力量，决定两个组织统一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2月1日，在师大召开宣传团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民先队，通过了成立宣言和工作纲要，提出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等八条斗争纲领；要求民先队员要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等。
民先队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在2月反逮捕，3月、6月和12月三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民先队带动广大师生，演出了一幕幕慷慨悲壮的救亡剧。他们还对二十九军做了大量争取的工作。通过这些斗争和工作，使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
民先队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壮大，成立时队员三百名左右，到6月就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到10月，民先队组织已发展到全国三十一个城市，以及国外里昂、巴黎、东京等地。
西安事变以后，党为了加强对民先队的领导，决定民先队总部直接与北方局彭真联系。1937年2月6日，在彭真领导下，民先队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已发展到六千人。大会为推动和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对民先队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任务。
抗战爆发后，民先队发动北平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并联络其他群众救亡团体，组织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开展了宣传、慰劳、捐献军事工程器械等各种支前工作。平津沦陷后，平津民先队员有计划地向全国疏散，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救亡运动。如荣高棠、杨易辰、陈荒煤、张瑞芳等到济南，组织了平津学生移动剧团，演出救亡戏剧，影响很大。刘居英、林一山等留在山东，后来参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蒋南翔和段君毅率领的平津学生，在南京曾与当局继续压制救亡工作的行径进行斗争。民先队总部李昌、于光远等人带领的一批队员向西撤退，成了一个流动的大兵站，随时向外输送抗日干部。如在太原时，正值贺龙的一二○师开赴前线，康世恩等一批学生参加了队伍。一批队员跟随杨秀峰教授组织了太行山师生游击队。另外还有参加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也有到晋东北、晋东南和冀中去开辟根据地的，等等。
民先队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害怕全国人民起来抗战。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终于下令解散民先队和其他两个青年救亡组织。
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同意党中央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团结广大青年的指示，民先队等在国统区已难以存在的组织不再发展。这样，民先队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不愧是抗战爆发前后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支青年先锋队。 （唐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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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第三产业理论与实践讨论会简述
不久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北京市“玉龙”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在京联合举办了“发展第三产业理论与实践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三产业的“产业”性质
我国的第三产业到底如何划分？包括些什么？多数同志主张在排除行政、国防之后，采用国际通用标准。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国际标准的范围太广泛，科、教、文、卫等行业不是“产业”活动，不应属于第三产业。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服务劳动，即服务劳动到底是不是生产性劳动？到底创造不创造价值？
反对服务劳动具有生产性质的一个基本论据是，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不提供物质资料产品的服务劳动，不属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不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
肯定服务劳动具有生产性质的同志则认为，马克思谈的“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指的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能动地与自然发生交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生产”不仅指人把体力、脑力劳动转化到有形物的过程，而且包括转化到一切客观存在、并提供使用价值的过程。无形的科研成果和信息等等，同样凝结了人们的脑力、体力劳动，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这当然也属于生产性劳动。只有承认这种劳动的生产性质，才能从理论上解释第三产业的“产业”性，从而正确认识第三产业为什么包括广泛众多的行业。
第三产业的统计指标问题
第三产业的统计，一般可用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价值三个指标去反映。前两个指标我国已有分部门的统计资料，而服务价值量（即产值）指标，过去未计算过，需要研究具体的计算方法。
计算第三产业的产值，大多数同志倾向于使用西方的“增加值”产值计算法。所谓“增加值”，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量（或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包括从业人员工资在内的纯收入）再加上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量。这种方法不包括中间投入，避免了重复计算。
使用“增加值”计算法有三个好处：①符合“三次产业”分类的原则，能够反映全社会的活动成果和三个产业的结构变化；②准确地反映第三产业的劳动成果；③便于国际比较。
为了搞好我国第三产业的统计工作，要加强和建立、健全第三产业各部门的财务收支统计；建立各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制度，财会部门应对现行财务报表重新调整，把现行表格中的物质消耗和工资福利相混合的项目分开，以便分别计入中间投入项目和“增加值”项目；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要适应“三次产业”分类和第三产业内部分类的需要，有些新兴行业要明确纳入行业分类目录。
怎样发展第三产业
与会代表认为，发展第三产业要充分调动各方办第三产业的积极性，要有正确的价格政策，要加强国家的指导，既放活，又管好。
调整第三产业的价格，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不少服务行业价格不合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调整第三产业的价格既要大胆，也要慎重。对第三产业中带有“福利”、“半福利”性质的行业，如医疗、住房、公共交通等，可考虑逐步把国家财政的“暗补”改为“明补”，然后适当提高这些行业的收费标准，使之成为保本经营的单位。对第三产业中非“福利”性的行业，原则上可将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
（刘湜贤 戴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