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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搞单纯灌输和空洞说教 创造有利自我教育的条件
包头师专思想工作活泼实在学生欢迎
本报讯 内蒙古日报记者田文仲报道：包头师专的大学生们说：我们愿意接受思想教育，但不喜欢干巴巴的说教，只有那些生活中实实在在感人的人和事，才会使我们受到激励。这是当代青年心灵的剖析，也是他们给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出的考题。现在，包头师专的校党委正带领全校的政治工作干部，在这个考题下填写答案。
包头师专党委在一份总结材料中这样写道：“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改变过去那种陈腐的观念，放弃单纯的灌输、空洞的说教等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寓思想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中。”
今年3月，学校请八三届毕业生张利军回校作报告，介绍他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经历和体会。有些听过的同学还想听第二次。回到宿舍里，大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发地讨论了好几天。同学们反映说，这样的报告真实、可信，听了后觉得爱国这个主题离我们这样近。历史系的阎景昕等四位同学前不久给边防战士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听了张利军同学的报告，又在报上看到关于前线战士的报道，我们的心灵被震撼了，我们清醒地感到，应该拚命地学习，投身于改革的洪流，投身于四化建设的洪流。”
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团委认为，青年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是：不肯轻意接受现成的观点，希望通过对社会的了解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所以，他们积极为学生创造有利于自我教育的条件。
去年10月校团委和学生会在全校开展的“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讨论，吸引了许多同学参加。大家纷纷通过墙报和讨论会发表看法，有的认为精神上充实才会有幸福，有的认为幸福是从不断奋斗中得到的，也有的认为幸福就是得到快乐，还有的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一杯苦酒，看你怎样去品尝。校团委书记和老师分别到系里、班里参加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同学们反映说，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比直接向我们灌输更容易接受。
包头师专提倡学生走向社会，经常组织学生当校外辅导员、搞社会调查、外出演讲和举行假期见闻座谈。外语系的陆秀茹同学，去年暑假回乡为本乡孩子们办补习班，受到家长和社会欢迎。她自己体会到，家乡需要自己，而自己的能力却很不够。她说：“从那以后，我就一心只想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中文系的康世春同学说：“接触了孩子以后，产生一种担忧，怕误人子弟，所以用功学习的愿望更强烈了。”
现在，包头师专大报告不多，开会时间也不长，有吸引力的活动却大大增加。去年以来，学校里组织《我爱祖国山河》征文、《祖国在我心中》专题讲演、听看张海迪及华山抢险英雄等事迹的录音录像等，还结合节日、纪念日，举办以发扬爱国主义、树立革命理想为主题的报告会、图片展览、墙报、歌咏比赛等活动。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同志关系，养成文明习惯。
现在，包头师专的学生思想很活跃。他们勤于思考问题，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活动，关心教学改革和党的建设。在去年12月召开的学校团代会和学代会上，同学们提出二十多条改革建议；毕业班的同学大部分愿意从事教育事业；靠近党组织的人数大大增加，全校二十九个班共建立了四十八个党章学习小组，申请入党的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15％以上。
校党委副书记吴军力说：“我们对新形势下思想工作的特点摸索得很不够，还没有做到把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同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学生批评我们抓他们关心的问题不够，这话有道理。我们希望通过探索，逐步形成一个科学的思想工作体系，把思想工作做得更细。”
（内蒙古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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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一机局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主要精力放在品种开发上
四千八百多种产品中已有44％实现更新换代
本报讯 据中国机械报报道：天津市一机局在1982年生产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后，局长张华国就明确要求：“要稳住生产速度，盯住经济效益，抓住产品开发，以上品种、上水平，实现上效益。”近两年新产品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局工业总产值的62％。
近两年，该局先后制订了《关于发展新产品的若干规定》、《关于试制、投产新产品的奖励条件》、《关于加强新产品开发基金管理工作的规定》，同时还汇总了国家、地方及局关于开发新产品的资金来源八条渠道，调动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去年，全局组织了陆上油田开发设备、海上采油设备、矿用大型潜水电泵、工程机械及配套发动机、节能机械设备、数控机床、机械基础件等七条龙三十个重点新产品的研制，并已大部获得成功，从而为全局提高经济效益增添了实力。
为了使新产品及时投产，转变为生产力，该局还制订了《新产品试制、投产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定期召开调度会，检查实施情况。近两年，当年试成当年投产的新产品平均在82％以上。
由于这个局把主要精力放在上品种、上水平上，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在产的四千八百零八种产品中，已有44％实现了更新换代，有三分之一的产品达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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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追求”
4月5日晚上十一点多了，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的一家小旅馆里，几位正在这里补鞋的浙江省椒江市青年农民，为收到的一份电报争执不休。
“算了，士康，别回去了，花二三百元钱买个党员不合算，这年头党员算什么！”
“是啊，眼下正值补鞋旺季，别冒傻了！”有人也这么附议着。
“不！我明天就走！”叫士康的小伙子坚定地说。第二天一早，他变卖了补鞋机，打点行装，匆匆登上了火车。
士康姓邱，是椒江市三甲乡利益村青年，今年二十三岁。去年，他向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并要求支部在农村改革中考验他。小邱十分努力地工作，为了带头勤劳致富，他学习了补鞋手艺。今年3月，小邱约了几位青年伙伴一起外出补鞋，临行前，他找到了支部领导恳切地说：如果支部需要我回来，你们就打个电报，我立即回来。
3月中旬，小邱所在乡开展党员教育，各党支部都在着手发展党员。该村支部根据邱士康的入党申请，以及他的实际表现，准备吸收他入党。支部领导向远在几千里外的小邱拍了电报……。
经过四天五夜的“急行军”，小邱于4月10日上午赶到家里。两天后，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吸收邱士康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激动地说：人不能没有追求，如果没有追求，就会缺少生活的动力。
浙江省椒江市委报道组 丁晓钰 汪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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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乔森潘时说
柬三方团结战斗定能赢得抗越胜利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柴世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上午在会见民主柬埔寨副主席乔森潘时说，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坚持团结战斗，是争取抗越救国正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乔森潘是在平壤看望、问候西哈努克亲王并向亲王汇报前线战斗情况之后，于昨天到达北京的。在今天的会见中，乔森潘向胡耀邦介绍了柬埔寨战场的情况。他说，现在雨季已经到来，柬埔寨的抵抗力量正在内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越南侵略者。
胡耀邦对柬埔寨抵抗力量在越南发动的第七个旱季攻势中经受住比前两年更加严峻的考验表示高兴。他祝愿柬埔寨爱国军民在雨季的战斗中给越南侵略者以更大的打击，取得新的胜利。
胡耀邦对乔森潘说：“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团结到底，坚决支持你们的抗越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的这个决心是不会改变的。”
胡耀邦说，柬埔寨爱国军民的斗争是很艰苦的，但是越南侵略者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只要柬埔寨三派爱国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赢得最后胜利。
会见后，胡耀邦设午宴招待乔森潘。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参加了会见和宴会。在座的还有民主柬埔寨驻华大使江裕朗。（附图片）
胡耀邦与乔森潘握手。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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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坦桑革命党代表团时指出
经济工作要放在首位的首位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由总书记拉希迪·卡瓦瓦率领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时强调指出，经济工作要放在首位的首位。
胡耀邦在向坦桑尼亚朋友们介绍我国经济情况时说：六年多来我们的经验归纳起来有三条。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已把工作重点从政治运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我们执行了开放政策。第三，我们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搞好关系。我们同哪一个集团都不结盟。
胡耀邦指出，这三条经验的着眼点是把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搞好，经济工作要放在首位的首位，要使人民生活一年一年地好起来。
卡瓦瓦一行在访问了南京、滁县、扬州、上海、广州和深圳以后于昨晚回到北京。卡瓦瓦在谈观感时说，我们看到你们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也看到了你们所取得的进步。你们的现行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胡耀邦说，这几年，我们有些进步。但是，我们也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
有关方面负责人钱李仁、蒋光化、周觉，以及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卡哈马参加了会见并出席了宴会。（附图片）
胡耀邦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新华社记者 武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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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在北京成立
彭真陈丕显会见促进会全体成员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记者邹爱国）我国开展国际友好活动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日前在北京宣布成立。这个由各方面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团体，决心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的全体成员，祝贺这个会成立。彭真在讲话中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唱一台戏，把促进国际友谊的工作做好。陈丕显在讲话中希望大家积极发挥才能，认真开展工作，发展国际友好活动。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促进会将通过国际间的友好交往、文化、新闻、学术交流、经济技术合作和旅游等活动，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
据介绍，促进会理事会共有成员四十八人。在4月17日举行的促进会成立会议上，通过了促进会章程，推选了理事会组成名单。这个促进会的名誉理事长由黄镇担任，顾问是：卜明、丁光训、王耀庭、王铁崖、古元、叶子龙、卢绪章、刘尊棋、李可染、陈辛仁、何英、阿甲、杨公素、张骏祥、梅益、曾涛、雷任民、裴丽生、戴爱莲。理事长由林默涵担任，副理事长为：王子成、孔筱、白介夫、李善卿、沈图、邵卓远、吴凡吾、蒋文桂、柳雨峰、俞沛文、赵复三，秘书长由王子成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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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厄瓜多尔外长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赵紫阳总理今天下午在会见厄瓜多尔外长埃德加·特兰·特兰时说，中国十分重视发展同厄瓜多尔的友好关系。
赵紫阳对中厄两国建交以来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会见在中南海紫光阁进行。赵紫阳同厄瓜多尔外长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看法。赵紫阳说：在落实双方已经达成的合作项目的同时，双方还应该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途径。他认为两国之间合作的潜力是大的。
埃德加·特兰·特兰表示，厄瓜多尔愿意保持和密切同中国的友谊和友好关系。
赵紫阳重申了李先念主席对厄瓜多尔总统莱昂·费夫雷斯访华的邀请。厄瓜多尔外长表示他回国后将向总统转达。（附图片）
赵总理会见厄瓜多尔外长。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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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介绍
斐济总理马拉今日访问我国
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1920年5月13日生于斐济东部的劳群岛。他早年学医，后改学经济和行政管理。曾就读于新西兰奥塔戈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1950年从英国回国。1951年至1961年历任政府机关职员、县长和大区专员。1953年起任立法委员会委员。1959年至1961年任行政委员会委员。1960年创建联盟党，并出任领袖。1964年至1966年在立法委员会负责自然资源事务。1965年任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立宪会议的斐济代表团团长。1966年承袭他的父亲的劳群岛最高酋长的职位。1967年至1970年任首席部长。1970年斐济独立后任总理至今。1970年至1982年曾兼任外交部长。
马拉总理执政以来，对内主张民族和睦，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对外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主张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外国干涉，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于1978年6月访问中国。这次，他再次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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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周论坛
“搬家还得乱几天”
徐逊
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举世瞩目，万众关注。几个月来，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正在健康发展。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引起一些议论。九十四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成员章元善说：“一次搬家尚且不免乱几天。这是一次革命，总会出点问题。”改革同搬家比，要复杂一万倍，完全是两码事，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作为一个比喻，我觉得还相当生动，并有某种哲理。
近几年，搬家的人越来越多。一般说来，居住面积都有扩大，条件相应改善，是名副其实的“乔迁之喜”。但，搬家也是一件麻烦事。装车卸车、下楼上楼，稍不留神，锅碗瓢勺、易碎器皿磕破撞坏，在所难免。即使小心翼翼不出差错，乔迁后的整理，使衣服、用品、书籍各得其所，也得费上十天半月，才能结束凌乱芜杂的局面。不过，因怕麻烦、劳累，或者怕打碎一两个瓷碗而拒绝搬家的人，恐怕是没有的。
改革，是国家日益富强、人民逐步富裕的必由之路，又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谁都缺乏经验，事先考虑不周到，事后检查不及时，出现一些问题和困难，甚至冒一些风险，原在意料之中。我们是在清醒而充分地权衡了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后，下决心改革的。搬家尚且有麻烦，要费很大的劲儿；改革岂能不遇到一点困难，不经历某种风险，直至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因遇到一些困难与问题，就动摇改革的决心。
当然，高明的“当家人”在筹划搬家时，考虑比较周到，能预见到这样那样的麻烦，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磕磕碰碰之类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是“鲁莽家”望尘莫及的。在改革中，我们的方针是慎重初战，务求必胜，事前计划尽可能周详，行动中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即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就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正是这样作的。况且，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本身，才能得到解决。停顿下来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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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周论坛
档案袋内外观
晨平
《一份令人深思的档案》（见4月13日解放日报周末增刊），确实令人深思。林放同志先后写了两篇短评（均见新民晚报未晚谈），笔者也想补充几句。
档案袋不是人人有，可是每个干部都有。每当调动工作、入党、提拔，组织考察时总要打开档案袋看看。这有助于全面地、历史地了解一个同志。但是，有时也会弄出毛病来。象解放日报《档案》一文提到的那位人事干部，依据人家小学评语上“拿过同学的铅笔、橡皮”，中学评语上“曾和同学打过架”的记载，就给人家下个“偷过东西打过人”的结论，这样利用档案材料，就十分荒唐了。
这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怎样正确地看待档案材料，怎样公正地评价一个人？
一个干部的德、才情况，一部分装在档案袋内，更重要的一部分要从档案袋外去考察。但是，有人只习惯于从档案袋里看干部，认为袋里乾坤大，干部的一切俱在其中，哪怕是一个不明不白的纸条，写着几句似是而非的话，仅仅因为是袋中之物，就被看得神秘莫测，变成一个很难排除的问号；或是档案袋的主人过去检查思想时用过一个什么词，也可能被当作定论，带上一辈子，甚至还会随着不负责任的外调，扩散到兄弟姐妹或是子女的档案里。
档案袋不是手提包，想装什么就装什么，想拿出来一拉拉链就行了。档案袋的特点是装进去容易拿出来难。象那位被考察的青年干部，档案里竟有幼儿园的评语、小学的成绩单，这些完全没有必要进档案的东西，至今还被当作“有根有据”的材料利用着。这样看干部，哪有不冤枉人、不办错事的。
用死档案整活人，这种极左遗风，要彻底摒弃。干部的档案袋中，难免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沉积物，有的在当时被认为是对的，现在看来是错的；有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的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这些不实的、错误的内容，随着拨乱反正，有许多清理了，使许多人放下了心头沉重的负荷；有的清理得很不彻底；有许多恐怕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和使用干部档案的人，都应该心明若镜，把档案袋里的人和档案袋外的人对照起来考察，把干部的历史材料和现实表现综合起来分析，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才不至于被档案袋里的“陈谷子、烂芝麻”蒙住眼睛，歪曲了被考察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