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多样性·历史感·风格化
——简评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
张韧
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的获奖作品有哪些特点？与前两届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呢？有人说它们是“改革文学”，也有人说特点就在于多样化。我认为，我们要比较深入地剖析这些获奖作品，就应穿过外部形态探入它的内核，透视它的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
审美意识是伴随时代与文学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每一腾飞的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识。它既是一定的文学历史进程的标志，又是那个时代的艺术思维和审美理想的极至。1983——1984年的中篇小说，特别是二十篇获奖作品，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出现了当代文学中难能可贵的多样性的审美意识。这中间有两个层次，一是摒弃了闭锁性的意识，善于从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中汲取养料；二是摆脱了“从属”于政治的单一性，文学恢复了它的自由和尊严，善于采撷哲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多门学科的思维成果，以丰富审美的情趣和理想。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审美意识的多样性，使作家视野更为开阔、博大和深邃，对凡是有利于艺术地把握和表现我们腾飞时代的东西，它都持兼容并蓄、改造创新的态度。
这种多样性的审美意识，从纵向说，它是新时期文学解放潮流的延伸，没有文学的解放就没有多样性的文学。然而近两年的审美意识与新时期文学的发韧期大为不同了。那时，党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文学上表现为一种否定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与批判性（批判建国以来的极左思潮的影响）的特征。这几年，由建设现代化和开放性的时代所孕育的审美意识，具有明显的改革型与开放性的特点。它不仅在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而且在文学观念上，更加注意对某些不适应时代的传统观念的更新。文学的功能观、典型观、创作方法观、悲喜剧观与艺术形式观等等，都在悄悄地发生变革。作家的心灵和思维空间都比以往自由、宽广得多，因而中篇小说创作既有凝视现实、反思历史、开掘尖锐矛盾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拂晓前的葬礼》、《今夜有暴风雪》、《远村》与《绿化树》，又有心灵与自然相拥抱的《迷人的海》、《北方的河》等。多样性的审美意识使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空前的色彩缤纷、气象万千之态。从横向说，多样性的审美意识使作品拓展了一些新的生活领域、呈现出一些新的人物，如城市改革中涌现的市场角落里的“皇帝”，海峡两岸既相对峙又渴望沟通的普通军人，为奉献而生的“祖母绿”式的知识分子女性，还有号称“美食家”的饕餮之徒以及烟壶艺人与“神鞭”傻二。这些曾被忽略或被冷落的人物，现在联袂结伴、堂而皇之地跻入文学的殿堂。还有一些前几年曾被耕耘过的土地，现在又挖掘出新意来。如写知青生活的《棋王》脱颖而出。那个年代的动乱与血污，在这篇小说里都淡化了，虚化了，凸现的形象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棋迷儿。他生活在毁灭文化的年代，但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物之一的象棋，他如痴如醉地追求。他在小小棋子上焕发出无穷的智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这都表明小说不是沉缅于苦痛的哀歌，而是呼唤“真人生”和精神文明的赞歌。又如《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腊月·正月》等，超越了前几年写改革矛盾过程的台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它们更注意描写改革所引起的灵魂的骚动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化。读了这些作品，确实感到，它们“扩大了文艺之国，给它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英国诗人英格语）它们“告诉我许多未曾见过的人物、感情、思想和关系等等，好象在我眼前打开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窗户”（高尔基）。
除此，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更为思辨的深邃的历史意识。应该说，当代文学并没有忘记恩格斯所要求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可是历经三十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恩格斯所呼唤的“美学的”与
“历史的”相结合的完美的伟大史诗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还缺乏那种自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近两年的中篇小说正在向新的历史领域掘进。其一，在探索极左思潮对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的扭曲的同时，作家的目光向历史更深的层次推移。如《拂晓前的葬礼》所以爆发出惊世骇俗的艺术力量，不在于写出了极左思想对农民的残害，而在于它用真切而犀利的笔触，解剖了象田家祥这样一个由奋争而敌视改革的农民和他的历史道路：“他用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颓。”其二，由注意历史风云变幻的政治因素，转向了探求民族的素质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比如《远村》，在那颇有一点原始愚昧性的“拉边套”的畸形婚姻形式中，透视出劳动者质朴、真诚的爱情，在乡民的恓恓惶惶、苦熬苦挣的生活历程中，展示了他们“生的欲望”和中华民族特有的不因磨难而离散的凝聚力和繁衍力，表现了炎黄子孙在含辛茹苦中的顽强征服力和开拓精神。《北方的河》以及近年来纷至沓来的写河魂、山魂、海魂的小说，或象征，或寓意，都在探索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之魂。这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是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在文学领域里喷射出来的浪潮，它是值得珍惜的。
深沉的历史意识不只在历史题材的思考中闪耀着光辉，在描写四化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现实生活作品中也回响着历史的声音。《燕赵悲歌》中“乔厂长”式的农村改革家、企业家武耕新，有着开阔的历史眼光，他从大赵庄的贫困史中不仅看到“左”的干扰，甚至思考了他的改革途径。所以，在这片“盐碱窝”的贫瘠土地上，大赵庄由穷变富的“偶然”中，灌注着历史的社会的必然。另外，《老人仓》、《腊月·正月》等，也都展示了那变革的现实乃是“历史结出的果子”。由于我们的作家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因而从多向与多元的角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为他的作品人物营造起立体化的雕像。
自觉追求风格的意识，这是这届获奖中篇小说所反映的审美理想的另一特征。歌德说，“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这不仅仅对于作家，它也是一代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作家们的强烈的风格意识，首先表现于对古典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外来的各种各样艺术手法的大胆尝试，表现于中篇小说文体的大解放。首尾相顾的传统叙事体仍然没有失去生命力，但不少作者在中篇的框架里溶入了心态体、散文体、报告体和传记体。特别是中篇小说与电影结为亲缘，改编之后的中篇走上了银幕，而中篇也吸收了电影的结构方式、场景特写和闪回的手法。习惯性的眼光认为，小说与诗是绝缘的，可是近年来某些中篇出现了诗化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传统小说的情节价值在作品中淡化了，作家的主观抒情色彩，化为富于耐人咀嚼的诗味。强烈的风格意识还表现在，近年来中篇小说不但要求真实地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越来越注意写出生活的色彩和情调来，涌现了不少独具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式的小说。《美食家》的作者陆文夫，茅盾曾说“他力求每一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其实，何止陆文夫，当今作家追求独特风格的审美意识，愈来愈自觉和炽热了，比如，冯骥才以通俗小说形式奉献出的《神鞭》。客观地说，《神鞭》、《美食家》和邓友梅的《烟壶》之间有其相似点，都在追求民俗色彩，可是它们又有着“天津卫”、姑苏城和老北京的各自不同的味儿，而且那风俗画、民俗味与整个大时代的色彩交融在一起了。
在将近两千部中篇小说里，获奖作品是出类拔萃的，然而某些篇章却露出了生活的不足，也出现了思想深度与艺术功力的差距，有的随意拉长篇幅，忽视了中篇小说舒卷自如、长短适中的艺术规律。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所反映的具有多样性、历史感和风格化特征的审美意识，标明了我们的文学目前虽然尚未诞生伟大的史诗，但为表现腾飞的时代，已开始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史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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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布莱希特两剧演出有感
丁扬忠
中央戏剧学院举行中国首届布莱希特讨论会之后，布莱希特的代表剧作《高加索灰阑记》和《四川好人》以及其它一些剧作的片断，陆续在首都上演。这批剧作首次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中外戏剧界极大的关注。
布莱希特是一位对当代世界戏剧发生了广泛影响的德国戏剧家。他的独到的戏剧观、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方法，在《高加索灰阑记》和《四川好人》两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高加索灰阑记》是布莱希特借用我国元代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在全新的意义上创作的一部很有特色的喜剧。剧中通过女仆格鲁雪搭救总督的孩子，乡村文书阿兹达克灰阑判案的故事情节，表达出一个思想：判断一切事物的是非标准，就看它是否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战争中被丢荒的山谷，应当归那使用它灌溉它的主人管属；动乱中被抛弃的孩子应当归那保护他抚养他的仆人所有。人世间万事纷扰，是非曲直，布莱希特自有他的看法。这部剧作采用戏中戏的多层结构形式，开端是苏联的两个农庄争论一个山谷归属问题，由此引出戏的正文，格鲁雪和阿兹达克两个平行而后交叉的故事。布莱希特写戏很重视故事性，但他反对故作离奇和不符合生活逻辑的编造。他主张平淡中出新，熟习中见奇。然而，这个新，这个奇，却非一般，是生活的辩证法则在艺术中的体现，是艺术创新。难怪布莱希特把他的戏剧叫做辩证戏剧。确实，他成熟时期的剧作都具有很深的哲理内涵，而又有完美的艺术体现，辩证法的思想渗透在艺术的每一个环节和因素之中。读一读他的《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四川好人》，你自然就会发现这位戏剧家既象一个普通人那样容易理解，而又象一位思想家那样深邃莫测。布莱希特剧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这就为舞台艺术创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同的导演可以对他的剧作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艺术处理。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灰阑记》，正确地解释了剧本的主题思想，导演从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出发，大胆地运用了我们民族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法，把它溶进总体的艺术构思里，因此，演出既能为中国观众接受，而又有独创性。导演抓住剧作质朴自然而有诗情画意的特色，着力揭示普通人民的聪明机智和他们对生活的坚定乐观的信念，使舞台充满活力。这些都是剧本成功之处。倘使演出能在动静结合方面更下功夫，更深地挖掘剧本的思想，我想艺术效果一定会更好。
《四川好人》是布莱希特的一部著名譬喻剧。这种类型的剧作并不要求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真实，而是通过剧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使思想升华到哲理的高度，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把剧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表达出来。四川，当然不是现实中的四川，而是戏剧虚构中的四川，布莱希特只不过借用东方情调，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罢了。剧中三位神仙下凡寻找好人，似乎有点怪诞色彩。然而透过这层轻纱，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这里有形形色色的现实中的人，有布莱希特式的机智与幽默，有多层次的联想，有辩证的思考。贫苦的沈黛想自己生活得好，也让别人生活得好，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是做不到的。她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变换一副面孔，变成另一个人去行动，于是善良的沈黛变成凶恶的隋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被摧残、被扭曲。剧终时沈黛向观众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象她那样的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呢？让人们去思考，去回答。难怪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说：“这部剧作是针对着资本主义社会的。”
中央戏剧学院师生的实验演出，具有节奏明快、生活气息浓厚的特色。导演将剧本作了删节压缩，保留了它的精华，使演出更加紧凑凝练。这虽然是一部譬喻剧，但导演的艺术构思却是以生活为依归，表演活生生的人，表现真实的生活画面，并且运用中国戏曲的某些表现手法，力求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明，把剧本的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明晰。这个戏的演出受到人们好评的一个原因，就是导演寻找到一个适合体现剧本特色的舞台演出形式，舞美设计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认为，演出不足的地方，在于强调感情色彩过多，而对剧本的哲理阐释不够。
布莱希特这两部剧作的演出，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多姿多采的戏剧风格。他的戏剧不是通常意义的正剧、喜剧或悲剧。他在创作方法，运用题材，表现形式各个方面都具有十分独特的创新精神。深入研究布氏戏剧，就会发现这位大戏剧家如何高明地汲取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滋养，去创造他的艺术流派。东西方戏剧的发展，在布莱希特戏剧中找到了一个汇合点，然而它又是德国土生土长的戏剧学派。我国戏剧工作者能够从中得到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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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中国农民大趋势》〔报告文学〕
作者 李延国 载《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这果真是胶东农村的生活吗？这果真是中国农民的形象吗？《中国农民大趋势》中那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图，那一个个生动逼真的人物，简直令我们瞠目结舌、惊讶不已——难道是真的“走进蓬莱仙境”了吗？
也许正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这种疑惑，作者在这部大型报告文学中，采用了别致新颖的复式结构——使属于历史的“褪色的画”和属于现实的创造的诗形成鲜明的对照，生动地、具体地反映出了胶东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由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方面的巨大变化——诸如新的知识观念、金钱观念、信息观念、价值观念、商品生产观念以及家庭观念的萌生和形成等等。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创造、发展、变革和更新的过程。作品通过大量的生动场景和细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农村政策的强大生命力，反映出农村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光明前景。作品不仅揭示了处于生活的浅表层次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步步提高，而且考察了改革中农村现存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更敏锐、更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自觉不自觉地在投身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开始向愚昧、旧文化、封建礼教和奴性心理告别。胶东农村的今昔变化在这里成为我国广大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因果，传统的中国农民正在逐步向“小农”告别而变为新型的人；农村的阿Q、李有才、陈奂生们被今天的徐吉军、常宗林、李德海们所代替。胡耀邦同志在去年冬天赴烟台地区视察工作时，曾高兴地挥笔题下四个大字：“跨越世纪”。这是对在意义深远的农村改革中搞活了经济也改变了自己的胶东农民、中国农民的热情褒奖和亲切鼓励。
《中国农民大趋势》是李延国继《在这片国土上》之后，又一力作。作品长达十万余字，但清新可读，感情深挚，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丁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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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珠映出的世界
——评一批获奖的青年千字小说
罗强烈
当今文坛，千字小说（或称小小说、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这种文体正蓬勃兴起，可以说它是当代快节奏社会旋律中必然跳出的音符；文学的未来属于青年，创作队伍的源头活水，总是从他们之中汩汩流出。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举办了千字小说有奖征文活动。现已从三个月之内的八万多件应征稿件中，评选出三十篇获奖作品。
应征稿件虽属青年所写，但青年的眼里却是整个世界。这就构成了获奖作品丰富多彩的内容。
千字小说从生活中蹦出来，犹如简洁有力的时代速写。据说，《故乡的泥土》是在广西边防前线防空洞内写成的。短短的篇幅凝聚着深刻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力量。父亲给前线的儿子寄来一盒故乡的泥土，内附一短简：“儿：告诉你一个喜讯，咱家成了万元户，上了光荣榜。……如你在家就更好了。今寄去责任田的泥土，希你不要忘了家乡。”短简从一个侧面巧妙地浓缩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信息，也流露出父亲那小生产者的温情。作为思想境界高一层次的儿子，捧着故乡的泥土，想到的是眼前战场上的烈士鲜血，这也是故乡的泥土。他激动了，以至过重地责备了父亲：“我觉得，你并不真正光荣，因为你心里没装有祖国这个全局。这儿同样是我的故乡，如有可能，我愿在此奋斗终身！今寄去边疆泥土，上面染有烈士的鲜血，请洒到责任田里，它会保你明年又是一个大丰收。”两盒暗含思想感情的泥土交替寄去，蒙太奇式地剪辑出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把故乡的概念从外延上扩大到祖国的高度，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
《回忆录第一节》就象一幅传神的剪影，抓住一个特征，活现出了一个无情地解剖自己灵魂的老革命家。《功臣》运用对比的笔法，写了一个老功臣的落魄处境，又写了他在落魄处境中的崇高节操。敬重后者而扼腕前者，扼腕前者而更敬重后者，这种回环往复的螺旋，加强了艺术冲击力量。《并非典型》属于双线结构，而《祖传青瓷碗》、《客厅里的爆炸》、《墙》等作品，都以聚焦式的精巧构思，发掘到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一断层，表现了传统价值观念在两代人身上的演变。
评论这些获奖作品，不能不去思考千字小说的审美特征。千字小说的成功与否，在于构思。它是最能体现作者的巧思和机智的一种文学样式。文学的发展，早已越过了由作家——作品所形成的二维空间，而进入了作家——作品——读者共同构成的审美系统的三维空间。千字小说给读者留下广阔的联想天地，让他们用自己的生活、知识、联想和想象等，去参与创造。《古刹新僧》与《收河的傍晚》正好体现了这一审美特征。幽默机智的《古刹新僧》，通过“二十七”和“七十二”两个和尚之间的劝导和反诘，找出了宗教的漏洞，撕开了矛盾的裂缝。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生的否定和肯定，作者不写了，留给我们去联想和想象。《收河的傍晚》在取材时考虑到了事物发展的延续过程，取一点，留一点，虚实暗联，事半功倍，以少少许胜多多许。
千字小说的构思又主要靠结构来体现。在这次的获奖作品中，有“双线蒙太奇式结构”，如《故乡的泥土》、
《决裂》；有“欧·亨利式结构”，如《最后一张照片是莲花》；还有“聚焦式结构”，如《回忆录第一节》、《湖那边是山》。以上三种结构形式，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转折，产生出思想感情的落差，在结构中体现出一种“动态因素”。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是千字小说的结构规律。否则，千字左右的篇幅，就易平而直，体现不出作者的巧思和机智来。
我们提倡千字小说这种文体，是为了适应变革的时代，也是为文学青年助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征文评奖做了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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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小札
刘湛秋
△要有意识地在创作中不断运用自己不常用的语言。习惯的词汇会不请而至你的笔下，有时你要驱赶它，另外请一些陌生的客人。否则你的宴席上就会有太多穿著色调一致的客人。
△一些人期望新诗能有一个格式，尽管是新的格式，但是任何形式一旦成为格式，就会起到一定的束缚作用，而且随着经常反复的运用就会消失新鲜感。当前自由诗没有固定的模式是一种好现象，它迫使诗作者首先去思索内容，而不是先找个格式。
△诗人对社会和人生要有开阔的认识与深邃的理解。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诗中不断掘出新鲜的思想，给读者以新鲜的启示。即使是过去已重复过的一种观点，但他表现的是那么新鲜，因为他的认识比别人深。
△诗是一条活泼的水流。不在于这条水流的宽阔程度，是大江大河固然好，是涓涓溪流也不妨，即使是岩缝里的水滴，只要是在流动，它就会产生力量，就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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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召开沧州文学新人作品讨论会
4月中旬，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中国作协河北分会、沧州地市文联和《无名文学》编辑部联合召开了“沧州文学新人作品讨论会”。会上，大家对沧州的八名文学新人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一致认为，沧州的这些文学新人，起步较高，势头较好。他们的出现，是河北文艺界的一个好兆头。大家还对文学社团这一新生事物进行了研究总结。大家认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定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正在兴起的文学社团，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潮头。对于这一新生事物，我们要满腔热情，积极引导，促其健康发展。
（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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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学术讨论会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学术讨论会。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民间文学专家、学者和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代表，就“中国各民族民间传说”这一专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探讨。讨论会上宣读论文近六十篇，既包括民间传说的普查、整理、出版等第一线工作，也涉及到美学、传说学、文学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了民间传说在旅游学、第三产业开发、外交史、科技史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和研究价值。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钟敬文、副主席贾芝、马学良等出席了会议。（刘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