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创业江汉 丰绩留人间
——忆张执一同志在鄂豫边区
任质斌 郑绍文 李人林 刘放 王之锋 马焰
张执一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与江汉地区广大军民一道，为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执一同志1911年生于湖北汉阳。北伐时期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转为共产党员。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坚持在武汉工作，曾任党的武昌区委宣传委员、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反帝大同盟书记。1932年，张执一被捕入狱，受尽了摧残折磨。在敌人面前，执一同志坚持斗争，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1935年出狱后，执一同志到上海找到了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是上海党组织“文委”的成员，做文化界人士及青年和工人工作，又做军运工作。
1938年，执一同志到武汉，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6月参加鄂西北特委，主持统战工作，联络李宗仁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及桂军、川军、西北军上层军官，和他们交朋友，建立联系。他还为鄂中我党领导的部队筹措经费，输送干部，掩护地方党的工作。1939年，执一同志作为鄂西北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来到河南竹沟，将转道去延安。七大推迟召开，党又派他到鄂中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这个时期，正是他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的青年时代。他以战士的勇敢、诗人的热情，高唱着：“萧森松柏伴云栽，看我横枪跃马来。……”和他的亲密战友又是伴侣的王西同志一起，来到了鄂豫边区敌后战场。
起初，执一同志担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的联络科长、部长。那时边区斗争环境极其复杂，统战工作居于十分重要地位。由于他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加以刻苦勤奋，博闻强记，对湖北省的政治情况比较熟悉，与国民党的官场社会、达官贵人、三教九流，都保持着广泛联系。所以，到职以后，他就能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详细介绍五战区国民党内部嫡系非嫡系和杂牌军的复杂情况，相互矛盾及斗争，以及李宗仁周围上层军官及各系杂牌军对我党我军的态度。这就为领导同志正确运用党的策略，区别不同情况，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或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执一同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对开创边区统战工作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实现包围武汉的战略意图，我军决定开拓武汉外围、长江、襄河之间的江汉地区。执一同志有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又熟悉情况，认为江汉地区水网纵横交错，不利于我大部队行动作战。他建议在军事压力的前提下，依靠我打入伪军的内部力量，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争取伪军反正。上级领导支持他的意见，就派执一同志负责主持这个工作。
当时，汉阳的伪军黄人杰、袁杰两个旅，实际上受隐居在沦陷区的知名人士杨经曲控制。杨参加过辛亥革命，与董必武同志有私人关系，要争取黄部起义，关键在于杨经曲。
经过周密准备，在伪军内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张执一以纵队参谋长的头衔，拿着董老给杨经曲的电报，只带了二十多个警卫人员，冒险到敌占区，在汉阳蔡甸附近的官塘角与杨经曲会面。在交谈中，执一同志晓以大义，陈说利害，嘱其敦劝黄、袁弃暗投明。这样，杨经曲使黄等两旅之众于1940年8月起义，参加我军。执一同志又深入起义部队，与官兵打成一片，以革命理论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并和许多起义军官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支伪军反正，有力地打击了武汉地区的日寇，扩大了抗日力量，向武汉外围所有伪军指明了只有反正抗日才有光明的前途。
1941年9月，日寇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五师决定作进一步战略展开，积极打击敌伪，扩大抗日根据地。张执一同志向师首长建议，利用武汉外围日寇兵力空虚，敌伪矛盾加深的机会，出兵襄南，开辟新区。他亲自带领一个便衣队，依靠地方党和人民群众，对川汉沔地区的社会情况、地理条件、敌伪军动态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日寇在这一地区，主要依靠伪军守备，敌伪互相猜疑，伪军之间又互争地盘，矛盾很深。我军决定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选择盘踞汉沔地区为非作歹的伪定国军汪步青部为主要打击目标。
师部命令十五旅执行开辟川汉沔任务。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执一同志率四十四团一部再进襄南，发动群众对汪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利用爱国的资本家、士绅、汪伪军官兵家属等社会关系，深入汪伪内部，做瓦解工作，扩大敌伪矛盾，造成敌伪更大隔阂。在我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下，汪伪内部分化，人心涣散。有的投奔我军；有的逃跑回家；有的与我联系提供各种情报。所有这些，都为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我军三打汪步青的战役，从1941年11月17日开始，历时近三个月，大小战斗十四次，全歼伪定国军第一师汪步青部，击溃大量伪军。在西流河和胡家台，两次打垮日寇进攻，摧毁了伪政权，扩大了根据地，加强了兵工建设。我党我军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军威震动武汉。这是我五师抗战史上光辉的战绩之一。执一同志在一首诗中写道：“襄南捷报似花飞，寇缩龟营夜被围，江汉城乡人震动，伪军反正日来归。”
1942年，执一同志任襄河地委书记兼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和军分区十分重视根据地和部队的发展建设。执一同志肩负重任，日夜筹划重返洪湖，恢复襄西。他组织工作队深入江陵、潜江、沔阳敌伪统治区，利用特殊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地方工作，争取教育改造青红帮势力。这就使我军很快聚集了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并建立了渡河点，为重返洪湖、恢复襄西作好了准备。
1943年初，日寇急于从大陆战场脱身，对襄南鄂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决定襄河地委、三军分区执行发展襄南抗日根据地任务。执一同志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于2月下旬派先遣队渡河，挺进江陵三湖地区。十五旅也奉命陆续进入襄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收编游杂武装。他们争取了江陵伪军倪辑五部、潜江伪军李正乾部等一千余人反正参加我军，打垮了金亦吾伪军的直属大队刘银国部。经过多次战斗，战胜和消灭了大量敌伪军，使形势得以稳定。我军在三湖、白露湖地区，站稳了脚跟。接着十五旅又打开了熊口和新观，迫使伪军朱秉坤部向我投降。敌伪震惊，再不敢轻易出扰。我江荆潜根据地联成一片。同时襄北又成立了汉沔挺进支队，向洪湖发展。经过这一连串胜利，我军完全控制了襄北鱼米之乡和长江沿岸数百里交通线。
在发展襄南的同时，襄河地委、襄河军分区和执一同志也关注着襄西根据地的恢复。1942年底，成立了襄西中心县委，并组建襄西支队。1943年5月，三分区部队从襄南北上，进击荆门以南地区，打通襄南和襄西通道，恢复了襄西各小块根据地的联系，重建了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开辟了北接荆门、当阳、远安，南与江陵、枝江、宜昌连成一片的大块地区，使襄西根据地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
1943年10月，三分区组建江南挺进支队，南渡长江，进军华容、公安、石首地区，开辟了桃花山抗日游击根据地。1944年1月，十四旅从东线渡江，开辟了嘉鱼、蒲圻、临湘地区。从而完成了从四面八方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
重返洪湖，恢复襄西、开辟江南斗争的胜利，为五师和鄂豫边区的大发展增添了光辉。江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部队扩大了回旋余地，边区增加了新的财源。我军完成控制武汉外围的部署，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场斗争中，执一同志功绩卓著。
1944年上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侵略者作垂死挣扎，妄图打通平汉和粤汉铁路线，发动了河南战役。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四十万军队一触即溃，河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指示华北八路军南下，华中新四军西进，五师北上，打击日寇，解救人民，恢复国土，扩大抗日根据地。7月，鄂豫边区党委在白果树湾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中央上述指示。当时有人主张继续执行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只出少数兵力北上河南；有人主张以五师的大部或全部主力，向河南挺进。张执一同志作了精辟发言，大声疾呼全部主力出动河南，不赞成继续执行巩固为主的方针。在最后表决时，出少数主力北上河南的意见占了优势，张执一等同志坚持出动主力发展河南的意见未被采纳，致使五师失去了和华北、华中打通联系的大好时机，给以后坚持发展中原地区的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历史实践证明，张执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熟悉情况的同志，对执一同志的远见卓识，无不从内心感到钦佩。
日本投降后，华中局派执一同志到上海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及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等机构的书记。他潜身敌人巢穴，在无形的战线上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执一同志在中南局工作。1954年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党组书记、国家民委副主任等职。1964年以后，特别是1966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动乱岁月里，执一同志长期遭受迫害、身陷囹圄。在逆境中，他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坚信党和人民最终定能扭转这出了轨的历史。
1978年，党给张执一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了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务。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问题解决而满足，还热心为很多同志澄清历史问题，为蒙冤的同志呼吁奔走。他和另外几位老同志，向当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上书言事，中央将他们的信批转有关省委及部门，使中原突围受冤干部战士中不少人得以平反。
1983年5月11日，张执一同志与世长辞了。同志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向他告别。半个世纪以来，张执一同志无论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极端危险、困难的地下斗争中，他都是坚定沉着、英勇奋斗，对党忠心耿耿，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他虚心待人，善于说理，即使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相处，也能团结得很好。他与党外人士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交结了许多感情深厚的朋友。他的许多优点，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熟知他的同志和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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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息吧，共过患难的伯钊同志
刘志坚
听说李伯钊同志病重住院，我就打电话要去医院看望她。秘书告我，伯钊同志病情较重，医生不让探视，等她稍好些再通知你。过了一天，正要再次询问伯钊同志的病情，却惊悉伯钊同志已于4月17日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共过患难的老战友，在患病时未能立即看望，以至她去世前也未见上一面，心里确实难过。在向伯钊同志遗体告别时，尚昆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志坚，你们是共过患难的老战友啊！”听着他的话，不由使我热泪盈眶，伯钊同志和我在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共患难、同奋斗的经历，一幕幕地浮现眼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1933年秋天，在中央苏区初次同伯钊同志相识的。当时，伯钊同志是工农剧社的社长，我是三军团的宣传部长，在工作上常有来往。那时，三军团也有宣传队，常为部队演一些节目，但内容与形式都比较简单。在红军中，象伯钊同志这样曾在国外留学，经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过。伯钊同志领导的工农剧社来到三军团后，为部队演出了气势磅礴的《红军舞》、《海军舞》等，这些节目都是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的。尤其是她创作并亲自演出的以现实革命题材为内容的歌舞、活报剧等，深受红军干部战士的欢迎。工农剧社的演出，成了三军团文化生活的大事。他们创作和演出的节目体现了文艺为革命、为部队服务的方向。伯钊同志是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为了培养人才，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提高红军文艺宣传骨干的水平，三军团也成立了一个火线剧社，请伯钊同志进行培训。她给学员们上课，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大家都很爱听。白天，她给大家讲课、排戏，晚上还要亲自登台演出，真是一个不知疲劳的人。在伯钊同志的精心指导下，火线剧社不仅学会了她所教的全部节目，而且在艺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红军战士看了演出后反映：伯钊同志的到来，给红军文化艺术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
伯钊同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生活上对同志体贴热情。为了别人的幸福，她总是想得很多很细。在长征路上，还有一段伯钊同志为我作红娘的故事。她的剧社里女同志比较多，由于战争环境，男女之间顾不得考虑恋爱婚姻的事，可是伯钊很关心这些同志。有一次，伯钊同志把我叫去，原来是要把她剧社的一位女同志介绍给我，我听了之后，既感激伯钊同志对我的关心，又感到不好意思。我考虑当时还在作战，不得不婉言谢绝了。那是一位很好的女同志，不久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件事已经成为过去，但伯钊同志关心他人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更使我难忘的是，伯钊同志和我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患难经历。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和我都随右路军一起过草地，一方面军派她去四军筹办艺术训练班。我也带着三军团的一支十几人的宣传队，在三十军作宣传慰问工作。由于张国焘搞分裂活动，毛主席得知后，就带领一、三军团北上了。伯钊同志和我带的宣传队都因路远，没来得及和原来的部队同时行动。在追赶一、三军团的途中，和伯钊同志在一条河边相遇，我就让伯钊同志和我们一起走，不幸的是，到了右路军指挥部，就被陈昌浩派的部队扣留了，我们所有人员的枪都被下了，关在一个藏民的木楼上。伯钊同志非常生气地对我说：“那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经过商量，伯钊同志和我们一起，提出了继续北上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伯钊同志和我带领的宣传队被迫留在四方面军。伯钊同志一有机会见到我，就批评张国焘搞分裂的错误。当时，她和我思想上都想不通，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稍有不慎，随时都有遭受不测的可能。伯钊同志对这些，全然不顾。为了请示被留在四方面军后怎么办，她和我都先后冒着风险探望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对我说：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的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伯钊同志和我都留在四方面军工作。伯钊同志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常深入到红军战士中去，用演出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了红军战士的觉悟，使战士们尽早认清张国焘的分裂错误。伯钊同志在那种险恶的逆境中，把敢于斗争的革命胆略和善于斗争的艺术，科学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分裂活动在西康遭到失败后，伯钊同志又随二方面军三过草地。据我所知，在红军女战士中，三过草地的只有伯钊等几位同志。雪山、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难的历程，红军战士没有粮食吃，靠野菜充饥，路途天气恶劣，一会是一阵风，一会是一阵雨，一会是一阵雪，饥饿、疲劳、疾病摧残着每个战士，稍不小心就掉进泥潭中不能自拔，很多男同志在过雪山草地时悲壮地牺牲了。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可以想象她所遇到的困难肯定是更多得多。而伯钊同志从草地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走过来了。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啊！她在一切困难面前是强者，是胜利者。
解放以后，伯钊同志以她全部精力投入了新中国的文艺和文艺教育事业。是她首先写出了反映长征这一革命壮举的歌剧《长征》，并第一次把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搬上了舞台。粉碎“四人帮”后，伯钊同志克服病痛的袭扰，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话剧《北上》，成功地再现了红军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画面。在《北上》和《长征》创作和演出的过程中，伯钊同志曾多次征求我的意见，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伯钊同志的老战友，我们在一起重温了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重温了那难忘的经历和战斗的友谊。
在六十年的革命征途中，特别是三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残酷斗争和十年浩劫这些艰难的岁月里，伯钊同志始终是一位坚强的勇于拚搏的斗士。伯钊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她一生中体现出来的：不管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那种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党的无比信任，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专业的精益求精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安息吧，伯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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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切怀念亲爱的挚友——李林同志
贾唯英
李林烈士殉国四十五周年了。翘首雁北，哀思无限。
李林生于福建，长在印尼爪哇。童年时父亲回国，剩下她和母亲过着不很宽裕的生活。母亲的教育，语文老师的启迪，荷兰殖民者压迫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残酷现实，激发了李林的爱国主义激情。她渴望回到祖国，为祖国出力，使祖国不再受人欺侮。1930年，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回到了祖国，先后就读于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和杭州女中。李林投进了祖国壮丽河山的怀抱，欢欣不已。她曾梦想做一个文学家。“九·一八”的炮声响了，打破了她的文学梦。为了寻求真理，李林于1935年春，毅然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杭州女中，转学到上海爱国女中。
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帝国主义者和冒险家的乐园。日本兵营就设在虹口，经常演习，枪口对准中国人民。这一切都使人悲愤难忍。爱国女中的同学，更有切身的感受。学校附近的日本兵营，演习的炮声经常使学校上课中断。有一次，学生正在自习，炮声又起，李林实在气不过，拍案怒吼：“这还成什么国家”！日本兵营是我们到市区的必经之路，只要看见日本士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样子，就使人气得想和他们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这个兵营时，李林气得握紧拳头，狠狠地骂道：“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些强盗赶出去！”
人民的痛苦，社会的不平，民族的屈辱，每时每刻都在刺痛着李林的心。可是怎么办？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啊！正在李林苦闷之时，从苏州中学转学来的胡文新，成了包括李林在内的一批不满现实、要求进步、彷徨苦闷的同学们的带路人。胡文新是上海党的外围组织“社联”的成员。她从介绍阅读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小说入手，逐步帮助同学们学习进步的政治理论书刊。
理论和现实的教育，进步同学的帮助，使李林决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36年春，李林参加了上海外围组织“抗日救国青年团”。当时她很兴奋地对我说：“现在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是整个革命组织中的一个小细胞。我感到有无穷的力量！”
最使人难忘的是，李林1936年暑期同松江县警察进行斗争的一幕。那年暑假，上海大中学生抗日宣传团到松江县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党松江县长宣布，不准学生演出话剧，并勒令宣传团立刻离开松江。随即，又命令反动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强行押上火车，此时，李林奋力挣脱了四五个警察的拖拉，跳到剧院前面的台阶上，对着几百群众，愤怒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卖国罪行，质问国民党松江县长为何不准进行抗日宣传。最后，几个警察把李林拉下台，死死夹着她往前拖。李林一边挣扎，一边演说，讲得声泪俱下。群众屏息静听，好些人泪流满面。突然，有一个人大声问道：“为什么不准她们演出抗日话剧！”这一声喝问，使那些反动警察惊慌失措，如临大敌，向天开了一枪。群众静下来，李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李林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也教育了在场的群众。许多人不顾警察的禁令，紧紧地跟着李林，一直送到铁路边。
李林烈士在山西的壮烈牺牲，我是多年之后才知道的。我为自己失去一个挚友，党失去一个优秀党员，国家失去一个民族女英雄而痛哭失声。那时，关山阻隔，我只能默默向北遥祭，以表达我的哀悼。由于曲折的生活道路，使我一直没有能写文悼念她，内心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几十年来，李林烈士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激励我前进，特别是处在逆境时，李林更是支持我的精神力量。
李林烈士啊！这是一篇过迟的悼文，你能原谅我吗？我在心中千遍万遍的呼唤你，你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