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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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健全之路〔报告文学〕
陈祖芬
毕业班的学生和毕业班的老师明里暗里同时都在准备高考。可不，如果老师自己考不上大学，还有什么脸见学生？所以他的高考准备完全转入地下。他得到恢复高考这个信息的时候，离考期只有一两个月了。听说象他这种年龄的“老三届”，就照顾这一次。那么，这是唯一的高考机会了。一次性的机会！希望和危机同时在向他眨眼。他只好天天晚上坐着睡，使自己睡不死，醒了接着复习功课。
“非人”的生活！不过他待业的时候苦惯了。“白开水也很好喝，蛮甜的。”他说这话的真诚样儿，简直令人觉得白开水兴许味道很好，很有嚼头呢。
焉知环境的艰苦不是日后立业的资本呢？
四年以后。
1982年，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了。他读完了两个专业：生物系和教育系。他毕业时除了因病有一门功课考了良之外，全部是优。他可以为他的职业、他的前途织起一个美丽的梦了。“不，我只是想搞一个实验。”他说。从艰难中长大的人可能更多点现实主义。但是他要做的实验近乎是一出荒诞派的戏剧——他坚决要求校党委让他留校搞总务。他真去总务处报到了！总务？卖饭票还是管食堂？
不，是做实验。
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感到一种矫枉过正的气氛——很多同学觉得搞社会工作不灵了，唯有读书高。而事实上，即使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也有那么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新生入学，老生离校，都想在校园里照几张相，更不用说学生证、毕业证、游泳卡都需要照片。可是去一次照相馆要走好些路。要是能组织几个爱好摄影的学生给大家照相、洗印呢？学校的早饭老是稀饭、馒头加咸菜，生病起不了床的学生还只能吃冷馒头。学生的营养怎么能保证？学校印刷厂打印教材一般要两个月才交货。教师得去催，去校对，去求人搬讲义。多有学问、多有身份也不行，那也得向现管们磕头。他读大学一年级时，直到第一学期考试结束了才拿到该学期的一摞讲义。至于教师的学术论文，因为属于科研范围，对于学校来说，不属紧缺物资，打印一份每每要半年。今年的论文明年发。国内外类似观点的文章先发表了，你也就成了马后炮。教师从采购教学器材到采购油盐酱醋，多少可以用于智力劳动的时间都消耗在简单劳动中了。难怪有的人说在国外一年可以搞两个项目，回国后两年也搞不出一个项目。
马克思说过，时间是能力等等发展的地盘。时间的浪费就是人才的浪费。如果总务工作能跟上，用简单劳动来换得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当然，这种工作决不如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尖端，但是非常要紧！夺回时间要紧，抢救人才要紧！
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务正业”，人家会怎么看？准是“学习不好”的，“犯错误”的。他是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知道一个社会地位“低”的人，别人会对他报以怎样的眼光。但他一个人的牺牲可以换回多少教师、学生的时间、精力，可以换得多少效益！他在师大四年，亲身感受到师生们需要什么。他读过教育系，可以较快地掌握管理心理学。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大可研究的科学。轻视管理是一种落后观念。好，毕业前夕他给校党委写了自荐信——自愿搞后勤管理，如果
学校没有名额，他愿不要编制、不要工资。
他上大学是不带工资的。他爱人一月才四十多元钱，还有一个一岁的孩子。他上学时拿十几元对他来说很解决问题的助学金。如果毕业后非但没有助学金，连工资也没有……但是，吃惯苦的人不怕苦。“我的生活可以降到最低限度。我连水都可以好多小时不喝的。”他说。
现在，他在总务处报到了。有校党委的支持，处里自然就会支持他。“这是不可能的！”一位干部打断了他的梦：“这是不现实的！我今天很忙，没时间听你谈。”
当然，不能要求别人一下子接受自己的想法。过两天再谈吧。可对方还是没空，天天“没空”！
他天天扎在总务处要求听听他的设想。他觉得自己快象祥林嫂了。如此九个月零九天！
消耗一个人的九个月零九天，这自然不犯法，甚至都不会受批评。可不，又没有出人命，又没有把人怎么的，不就是耽搁了九个月零九天的时间么！还有多少人被耽搁了一年、二年、三年、五年……不也只能正确对待吗？法律上又没有“消耗他人生命罪”。社会的不健全如同人的变态，容易产生戏弄人、伤害人的癖好。而这属于合法范畴，可以尽情为之。
直到农村的承包波及到城市，直到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搞改革，他的实验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学校党委同意他自筹资金搞“华师学生服务社”，还给他拨了一笔款项：一千元整。社会上的知青办个小百货店，一般也得筹资几万元。一千元怎么批货？不过这一千元是他花了九个月零九天换来的。没有党中央的政策，人家还不会觉得把你这个知识分子晾着有什么心疼的呢。不，他不会提困难的。有了一张“明媒正娶”的营业执照，再有一千元，他就可以合法地开始他的实验了。倒是有几位热心人找了学校财务处，这才改为五千元。真亏了他们！否则，象他这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讲了话谁听？
为什么听人讲话总是先要看资历、地位，而不是看人家的思考能力、观点见解呢？
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他，对轻视和冷眼已经有了抵抗力。他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喜悦给服务社找到一个生存空间——校园里一间要拆除的破平房。又从废料堆里找到一个被丢掉的旧柜子。他把柜子锯成两个柜。修一修，装上脚，配上玻璃，总共花了八元钱。现在他面临又一个高难动作——进货。师生都喜爱省时又省力的佳美洗衣粉。但这是要侨汇券的紧俏物资。“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不是能优先卖一些给我们师大？”他一次次跑，感动了百货供应站里的“上帝”——每月批一百箱“佳美”给师大。
他经常性的工作是简单劳动，甚至是“原始劳动”：背着好几十斤的货从市东到市西，上车、下车，挤车、赶车。面向未来的事业，始于脚下！
服务社里有了文具、百货；有了包括出租照相机在内的全套摄影业务；有了卖冷饮的大冰箱；有了近郊一日游的小小旅游业；有了打字机，两万字的讲稿八小时可以打完交货；有了十五条装修好
了的旧木船，校园的小河里荡漾起友谊和爱情。
小河的水呵在流动，人们的心呵在沟通……
1984年秋，团市委要接待三千日本青年，需要给记者们提供背景材料，要求师大服务社四十八
小时内能突击出来。服务社四个打字员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把材料如期打印、装订出来。1984年暑假，几位美国教师应邀到师大举办教师进修班。美国教师要求每天下午上课时就把上午的讲稿印发下去。这样，每天中午十二点中国教师把上午的讲稿整理出来送到服务社，下午两点半上课时，每个课桌上都放好一叠打印好的讲义了。各地来的进修教师没想到在这个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社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应有的效率。
师生的需要就是服务社的工作内容。他们的计件工资体现了利益和目的，需要和追求，物质和理想的一体。一个本来在食堂工作的年轻人找来了，说他会很多工种，希望离开食堂到服务社来工作。正好服务社有一个管光电扫描机的人疏于钻研，“你把他辞了。”食堂这个青年建议：“这个机我包了。油印机我同样还可以包下来。”他从此一个人搞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服务社的会计兼打字收发，出纳兼缝纫，保管兼装订……服务社勤奋的人先富。而那些吃大锅饭的单位，使多少人在疲疲沓沓中把光阴和能力散失了，使成才的机会和发财的机会丢失了。
人们出于自己内在的需要工作，而不是被规章制度强制着去工作的时候，当领导的总可以放心了，安心了。
不，服务社的人虽是安心的，但他这个服务社的主持人总是人为地制造不安定。他明白，不管是学校的还是社会上的同类机构早晚也要改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事终究是不可能的。各个学校早晚会有类似的、甚至好得超乎他想象的服务机构出现。他满怀信心地等着这一天。不过，到那时他那服务社要是还维持目前这种状况，还能让师生们满意、还跟得上社会需要吗？现在安定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人家还没改的时候服务社就得再改一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现在一些学生家长恨不得要把子女放在安乐椅上摇着，把子女作为每个家庭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姑娘入校，父亲为她背铺盖，母亲为她提一大兜暖水瓶等等。她自己背个小书包轻灵而富于弹性地走着，发散着过剩的精力。然后父亲为她铺床，母亲为她整理杂物。她和刚结识的女大学生海阔天空地拉扯，显然不笨，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这种类型的学生，自理能力和自立能力如何？现在不少单位抢着要大学毕业生，可是真要去了又感失望。因为一些大学生自视很高而实际能力跟不上。我们不少的大学生往往自认是专业人才，其实并没有成才。在发达国家，大学生不过是受过高等的基础教育而已。研究生才称得上是专业人才。尤其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容易导致高分低能。如果大学生不了解社会需要，不了解国情，那么到工作岗位上就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需要适
应环境，重新学习。多少年来，学生们习惯于等待老师灌输，等待毕业分配，等待工作安排，等待社会发展，等待长工资的机会，等待社会选择自己的机会。可是，机会是要自己去找，去抓住的。如果大家都不去抓住发展自我的机会，国家又怎么能抓住发展实力的机会？当代大学生如果缺乏自立观念，中国又如何能自立、自强呢？
积极进取、富于独立性和开创性，方是一个健全的人。健全的人和不健全的环境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人在参与社会变革中趋于健全，社会在给更多的人提供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趋于健全。
正好地理系的一位教授发明了图书式中国土壤实物标本和悬挂式中国土壤标本。教授找了一些有关机构要求制作，对方皆曰爱莫能助。教授听说服务社以解决师生困难为己任，就走进了这个卖冰棍、百货的空间来了。做土壤标本，这不正好可以搞勤工助学么？我们这位服务社的主持人组织了五十名攻土壤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暑假到全国各地采集土壤——黑龙江、内蒙古、山东、四川、安徽、江西、海南……服务社用外单位所需本钱的十分之一不到制作成功这种土壤标本。全国各地都来订货，一下汇来好多万元。这对那背着各种器材翻山越岭的五十名学生来说，既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增加了地貌知识，又等于是一次旅游。而且，还有一份收入。对于服务社自然更是打开了勤工助学的局面。主持人学过生物，从做生物标本的难度可以推测搞土壤标本的冒险度，万一搞不成，服务社赔钱、赔信誉。不过，凡是创业必带有冒险性。搞深圳特区时谁敢说不久后竟然能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他1982年做了九个月零九天的“祥林嫂”时，谁敢说他那十几个人的服务社1984年能创下十五万多的利润？
搞勤工助学这个实验，包括智力型、服务型、劳务型等，社会就是实验室。社会的智力分布不匀，蓬勃而起的小企业、社队企业急需智力投资。让学生们用课余时间帮他们解决科技难题，即使有的项目攻不下来，也可以让学生看到自己的不足，让教师看到要结合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能力。
不少学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依赖父母，妻子依赖丈夫，学生依赖老师，学校依赖教育部。传统的被动依赖、因循守旧，在勤工助学的各种实验中，在个人和环境的互为作用、互相协调中，正在转化为自立、自强和变通。
服务社被认可、被宣传。主持人被接见、被提拔。不过，他怎么还不是党员？是的，他还没有提出申请。在中国现代史上，只有共产党才有凝聚力，才能把分散的、落后的民族团结在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下，建立新中国。如果不是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觉悟水平，如果纯粹度还不够，那就不一定急于入党。他多么希望作陈嘉庚的弟子，生活要求极低而对民族极尽其力。服务社实行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只有他多劳而坚决不多得。他拿的死工资六十元，远远低于服务社的平均工资，更不能和那些一人干几人工作所拿的高工资相比了。直至1984年10月师大破例为九人长一级工资，他荣幸地成为这九分之一，才长了可数的几元。
有的深圳人说他：你负最大的责任拿最低的工资，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利于社会发展。一般来讲，深圳人讲究最大程度的合理冲撞，上海人讲究最小阻力的创业原则。是的，他心想，他所从事的这项高教改革的实验，是他自己要求做的，是他自己找上去的，所以身价很低。而且环境非常复杂，如果他也多劳多得，那么，他的实验就可能因为他多拿的（该拿的）几个钱而被否定，被断送。虽然他自己连父子感情都断送了——他老是不在家，孩子长期见不到他，根本不认识这个爸爸，一见他就象见了生人一样蹬脚、大哭。
开创性的事业总是需要牺牲精神并且产生牺牲精神。
不过他这个服务社的主持人希望服务社的同志们工资高。因为这是事业成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其实他胆子很小，他把五千元的资本发展到十五万的利润，实在是象走钢丝一样走过来的。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从钢丝上掉进舆论的包围中。他是杀出重围的幸运者。
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给每个人都铺平一条最适于发挥他的所长的道路。在人和环境的对立统一中，人就得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突破的突破口。1980年他在上大学时就组织起几个学生给大家照相、洗印，积下一笔钱，印了六张一套的校景年历片，同学纷纷来购买。这样，他有了更多的钱，买了毛巾，印上华东师大的字样，作为学生会搞各种比赛的奖品。这些奖品一直到他毕业后还没发完。他正是在这种萌芽状态的勤工助学中找到了他可以反作用于环境的最佳突破口。他从来认为何必大家都挤进一个门里，就好比你搞西装，我也搞西装。其实周围有很多空当可以走路。社会有很多空白等着填补。“如果哪天勤工助学成了一个热门，如果有更年轻的人来搞我这一摊，他们会提出更新的观点，做更新的实验。我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阻力。我准备随时退出来另找空当。研究的选题比研究本身更重要。选题选对了，空当找对了，就可能突破。”他说：“我是被环境推出来的。”
1985年1月初，电视台的摄影机和灯光对准了这位突破单一的学科领域的发散型人才。记者正在对他进行专题采访。社会正在把光环套在他的头上。而他是那么不自然。他不需要光环。他的聪明劲头，他的诗意和灵感在炽热的灯光下荡然无存了。流线型的麦克风更是象一支枪似的对着他，使他那上海普通话越发生硬了。
“还要重来一遍。”电视台记者说。
他苦笑着望着我：“还是和你谈话舒服。如果学生在学校时不熟悉社会，那么他们一走上社会就会象我在电视摄影机前一样很不习惯，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他被动地在摄影机、灯光和麦克风前完成这个适应过程。于是我便有机会细细地打量他了——脸的瘦削突出了眉的浓重。枯黄的肤色证明了营养的不足。但那对眼睛里流动着不尽的笑意，好象在说：“白开水也很好喝，蛮甜的。”
他叫黄瑞棠，男，今年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