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哲学要关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的人
刘悦伦
当代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不仅对于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人自身的精神面貌、能力、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活动方式等方面也将发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不同后果。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构成人类的个体将如何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它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类对于自身未来所作出的选择。哲学和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具体学科一道,共同担负着帮助和指导人们作出这种选择的重任。因此,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关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的人。
哲学在现时对于人的问题的探讨,不应仅仅再三重复以往的命题,而应当本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宗旨,站在对于未来新人进行培养、教育的战略高度,深入考察和探索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通过这一研究努力开创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人类未来学,从而为制订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长远战略和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哲学应当密切注视新技术革命为人的全面发展所积累的客观条件以及在这些条件下人的发展的可能方向和途径。
首先,新技术革命进程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日益结合是一种值得注意把握的趋势。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信息社会是智力密集型结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和信息就是战略资源,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及经济成就的关键性因素。价值的增加将主要靠知识,生产劳动将逐步变为科学性劳动,社会劳动不断智力化,劳动技能主要不是靠体力,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这些变化要求新一代的工作人员既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又要有丰富的智力和知识,要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体力和脑力协调发展。对于这一趋势,哲学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研究,要考察这一趋势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发展,这种发展与马克思关于体脑结合的设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革命提供的客观条件,促使人的体脑结合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下去。
其次,新技术革命对于推动人的素质、能力和知识结构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新技术革命浪潮造成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要求生产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在知识、素质、能力等方面都有一个大的发展。从知识结构来说,要求从只专一门到掌握多种知识,建立网状的、立体的知识结构;从人才素质来说,要求具有敏感性、灵活性、机动性;从人的能力来说,要求具有创造能力、自我学习和培训的能力、表达思想的能力等等。对于这样一些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哲学应当进行系统的研究,要综合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说明人的素质、能力等方面的提高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意义,为人在这些方面的协调发展指出方向。在我国,哲学工作者尤其应当探索如何顺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而努力。
再次,新技术革命为造就融世界文明精华为一体的新人所提供的条件值得研究和重视。当代新技术革命是一场在整个世界的广阔领域内展开的革命,其后果一方面是在经济领域内使一国经济进一步向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内促进了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使不同国家的人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这一变化增加了一种可能,即培养和造就一代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道德文明的新人。哲学对于这样一种可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还应当进一步探讨怎样通过在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开放与信息交流,建立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怎样造就有中国气派的现代人群体并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个性特征等课题。
二、哲学要在考察新技术革命影响的基础上,对于人的本质特性作出新的补充和概括。
社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首先强调的人的本质特征。新技术革命不但没有削弱人的这一本质特征,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性质。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信息量的剧增和信息传播工具的飞速发展,为人们建立更加直接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交通和通讯革命使人一生中接触的人物、团体、组织大大增加。同时由于科技和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单靠本专业、本地区、甚至本国少数人去解决往往很困难,跨专业、跨地区、跨团体的合作必不可少。这些变化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在不同地区和层次形成了各种由信息作为主要媒介的关系网络。生活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其社会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关系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要研究这种区别和联系。哲学应当注意总结这些新的现象,以丰富自己的概念内涵。
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人的又一重要特性。同样,这一特性在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中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增强。这首先表现在科学知识的急剧扩展使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极大地增长,人日益成为自然的主人;其次表现在新技术革命改变了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人从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变为能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再次表现在随着电脑取代人脑的部分功能,更加突出了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还表现在新技术革命具有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乃至人本身的自然特性的强大威力,从而为人的创造力、机动力的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哲学应当总结概括这些新情况,深化能动性这一范畴。
新技术革命不仅进一步增强了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而且促使我们以往认识不足的某些特性明显暴露出来。适应性就是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日渐强化的人的一种特有性质。
适应性,指的是人自觉地改变自身的各个方面,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和能动性有所不同,能动性是指人积极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特性,强调人的主体力量的外化或对象化,而适应性是指人如何使自身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强调外部客体力量的内化或主体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因而体现了人的不同特性。
人的适应性是从来就有的,但人的这一特性在现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明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新技术革命的进程使之得到了极大的强化。首先,从思考问题的习惯来说,新技术革命要求人们的眼界从过去和现在转向未来,以适应急剧加快的生活步伐。为了实现对于现实社会的科学控制和管理,人们把现实放到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去考虑,根据现实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和后果进行决策。其次,从人才类型来说,新技术革命要求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从专才变为通才,从守业型变为开拓型、竞争型,以适应科学知识一体化、综合化的趋势,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和更广泛的竞争社会。再次,从学习和教育方式来说,新技术革命要求人们从注重机械记忆和课堂灌输转变为注重掌握灵活的学习方法和自我教育的方法,以适应“知识爆炸”和瞬息万变的社会。此外,新技术革命还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闭关自守型转变为开放型、善于交往型,以适应日益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要求人的性格意志更富有独立性,处理问题坚决果断,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以适应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所有这些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人们的适应性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极大的强化。哲学应当根据这一变化,及时、准确地把握和揭示人的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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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近代史思辨录》
汪熙
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旭麓同志撰写的《近代史思辨录》一书。这是一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逻辑的思辨之作,值得一读。
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探循规律却要艰苦的思辨,中国近代史尤其如此。近代中国八十年的历史,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着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局,国家命运升沉起伏,革命变革波澜迭起。不同于夷狄的西洋人入侵了,从来没有过的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了。举国上下面临着“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在侵略与被侵略、统治与被统治、新与旧、前进与倒退的激烈冲突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对外关系、文化思潮、生产方式等等,都按照它们各自的固有规律,扭结交织、依存渗透地辩证发展着,形成了壮观瑰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历史篇章。探究它的内在联系,寻求它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陈旭麓同志的这部思辨录,正是他三十余年中对若干近代史上重大问题穷究探索的记录。其中有涉及全局的综论,有个别事件的考察,有人物思想的分析,也有文献书刊的论争,形式多样,面广而具有一定的深度。
历史规律不是超时空的抽象公式。作者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论析”。本书最大的特点,正是驳陈说,立己见,勇于探颐索隐,敢于触及“禁区”。他把近代历史发展逻辑归之为“新陈代谢”;他对人口膨胀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关系,提出了“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他认为“近代中国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他的种种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他对诸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洋务与崇洋等问题的剖析,不落窠臼,读起来别具新意,发人深思。
作者进行历史思辨的原则是“事实第一,立论第二”,这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即不是由概念推论存在,而是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递嬗的轨迹。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述(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潮等)和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光绪帝、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孙中山等),都能在严格考订史实的基础上,根据事实立论。全书把史与论科学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
多年来,陈旭麓同志有些文章曾在史学界引起一些争议,如革命与改良、义和团运动、中体西用、史学方法论等问题的论述及对李秀成、冯桂芬、瞿秋白等人物思想的评定,学者们曾有不同意见。中国近代史本来就很复杂,在学术界有点争议原是好事。但在“左”倾当道、文网密布的日子,谁要不在设定的框框里思考、说话,就会遇到麻烦。手持棍帽者,环伺有人。陈旭麓对于争议,有他自己的态度,即“既不苟同,也不护短”。因此在这本集子里,有不少驳论与反驳论的记录。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思想深化与发展的轨迹,显示了作者在茫茫史海中探索与思辨的甘辛,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近代史学坛上的若干思想交锋,可供读者思索和参考。这是本书的特点之三。
文字峭拔、笔墨酣畅,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全书各篇文章在写作时间上跨度很大,但文风一贯,读来有引人入胜之乐,而无艰涩木僵之感。历史文章要写得使人爱看、耐看,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不足之处是很少涉及近代经济史问题,比较研究也略嫌不够,有若干文章的资料出处不尽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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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数学是思维的工具
孙小礼
在迎接新技术革命到来的时候,数学这门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学科,不象一些新兴学科那样引人注意。然而数学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着,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涌现新的成就。实际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离不开数学的,没有数学的新进展,也就没有今天的和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
人们习惯地把数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数学的确是和自然科学一起成长起来的,但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一类具体实物或某一种物质运动形态,而是从客观世界抽取出来的量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数学有类似之处,都被称为横断科学。数学又和逻辑学关系密切,有人认为数学应该与逻辑学一样,归于思维科学。还有人把数学放在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位置上。总之,数学既是人们研究自然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社会的工具。
马克思曾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这是对科学必然走向数学化的深刻预见。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数学作为研究量的科学,从理论上看,可以渗透到任何一项研究工作中去。但是数学的实际应用却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各门科学的对象不同,发展速度与水平不一,有些学科已在不同程度上与数学相结合,有的甚至融为一体,有些则刚刚开始运用数学。在现代科学中,是否运用数学和运用数学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一门科学发展程度或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在经济学中,在人口、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中比较系统地应用现代数学,起步很晚,只是近几年的事。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逝世前不久,语重心长地对学经济的青年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和掌握数学,成为合格的经济学家”。
数学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中,表现出多重功能。它提供科学的语言、科学的计算方法和思想方法。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冯·劳厄把数学称为“思想工具”。当然,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工具。怎样理解数学是一种思想工具呢?其思想力量是怎样表现的呢?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学具有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数学中所处理的是抽象的量,是脱离了具体事物内容的用符号表示的量。比如“n”表示某一个正整数,它不是n个苹果、n个人或n个星球……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正整数1、2或10……而是一个一般的正整数。从初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到现代数学的各种结构都具有这种抽象性、一般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数学是一种研究思想事物的抽象的科学。研究纯粹数学的人正是在各种抽象的数学概念或数学结构之间思索着、追求着,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而把数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问题之所以有效,甚至是惊人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实际事物的规律性。
数学应用于实际的关键在于建立较好的数学模型,即能从量的方面反映出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质关系的模型。这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要善于把无关紧要的东西先撇在一边,抓住系统中的主要因素、主要关系,经过合理的简化,把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述出来。在这样提炼成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演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是数学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第二,数学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作为特征。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诸法则,
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
每一个步骤都是在逻辑上准确无误
的。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
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到的结论
就具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而
数学的这种逻辑确定性又是与数学的
抽象性分不开的,没有高度的抽象性,
就难以达到逻辑上的严格化。爱因斯
坦说得好:“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
学受到特殊的尊重,一个理由是它的
命题是绝对可靠的和无可争辩的,而
其他一切科学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争辩的,并且经常处于会被新发现的事实推翻的危险之中。……数学之所以有高声誉,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数学给予精密自然科学以某种程度的可靠性,没有数学,这些科学是达不到这种可靠性的。”当然在数学中也不能时时处处都要求逻辑的严密无隙。事实上,数学发现也需要借助于直观、想象和幻想,数学理论(如几何学、微积分等等)有一个由粗到精的逻辑严密化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方法。每一个认识领域,当经验知识积累到相当数量的时候,需要进行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以实现认识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从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体系。这就需要借助于数学的公理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推理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在理性认识的深化过程中,数学是使理论知识更加系统化、逻辑化的重要手段。
第三,数学: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论断。熟悉数学的人都体会到在数学中充满着辩证法。如果说各门科学都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那么,数学则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方式,即用数学的符号语言,用简明的数学公式,明确地表达出各种辩证的关系和转化。例如:对数使乘法转化为加法、除法转化为减法;极限概念,特别是现代的极限语言,很好地体现了有限与无限、近似和精确的辩证关系;牛顿—莱布尼茨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积分两种运算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表现了事物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关系;等等。这类事例在数学中俯拾皆是。
要真正掌握好数学工具,只知道许多数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发现各种数学结构、数学运算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运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这样才能发挥出蕴藏在数学中的辩证思维的力量。数学中许多计算方法之灵巧,证明方法之美妙,究其思路,往往就是利用了各种转化。
人们常把学习数学,进行数学推导和演算,比作锻炼思维的保健操,这是很恰当的。这种思维操练,确实能够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近几十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数学的计算和推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计算,但是其中一些问题计算量之大、要求的精度之高和速度之快,是人力难以胜任的。而电子计算机帮助人们获得了快速而又准确的计算能力,许多新技术正是攻克了计算难关而“起飞”的。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数学定理的证明,使部分数学推理机械化,这是电子计算机的一个重要功能,可以帮助人们节约思维劳动。如同机器是人手的延伸一样,电子计算机是人脑的延伸。人脑加上电子计算机这种电脑,人的智能加上由电子计算机实现的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思维能力。现在还有所谓“数学实验”,即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数学模型进行大量的试算——数字的和逻辑的演算,这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和处理,有很大意义。因为从多个数学模型中挑选一个好的模型,或在一个模型中挑选一组好的参数,需要通过数学实验,加以验算比较,从而对各个模型或各种参数作出评价。在社会管理、经济生活中,这种试算有可能是帮助决策人“深思熟虑”,选定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手段。
数学,既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理论性学科,又是一门应用广泛的工具性学科,理论与应用有机地统一于一身。对电子计算机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冯·诺以曼把数学看作一门处于人类智能的中心领域的科学,这种看法是值得深思的。
在我国,宣传数学的重要,切实提高从小学到大学的数学教学质量,并且在成人继续教育中加强对数学的学习,使人们理解数学、重视数学和正确地运用数学,这对于开发智力、提高我们民族的科学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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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106)

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玩忽职守罪除了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还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主观上具有过失。玩忽职守罪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而发生的。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本来应该预见,但由于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虽然已有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
第二,客观上具有严重失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谓失职,是指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尽的职责,对所管的工作放任自流、不闻不问等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失职行为都构成玩忽职守罪,只有因严重失职而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才构成玩忽职守罪。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虽然也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某些损失,但是情节并不严重,属于一般的失职行为的,应当加强教育,或者酌情给予适当的党纪、政纪处分。什么叫重大损失?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般是指厂房、设备、物资、资金的巨大损失,人身的重大伤亡以及政治上的重大损失等等。
玩忽职守罪同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罪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犯罪。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玩忽职守罪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并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行政管理活动中,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不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包括工人在内,它发生在直接指挥生产、劳动作业的过程中,危害的是公共安全。
依照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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