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把一切奉献给祖国
  ——访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华罗庚教授
  本报记者 柏生
窗外已是一片诱人的春色,新绿的枝头上,鸟儿在鸣唱。北京明媚的四月春光,给大地带来一派生机。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一见到他,就由衷地向他祝贺。
华老右手携杖,左手夹着黑色的皮包,刚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从他那满面春风的神情中,我仿佛感到他又变得年轻起来。七十五岁的华老,精神依然矍铄,思路敏捷。他坐在沙发上,亲切地和我畅谈起这次政协大会上许多感人的事情。他激动地说,这真是一次促进四化建设、促进改革的大会啊!
我接过他的话题问道:“您这次感想一定很多吧!”
老教授谦逊地笑了。“我当然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罗!在这八十年代实现改革腾飞的大好形势下,我一定跟着年轻一代奋勉前进,为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阳光洒进楼窗,窗外清新的空气从纱窗透进室内。我们的谈话是和谐、亲切的,华老拄着那支随身携带的手杖,风趣地对我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是不甘做伏枥的老骥的,我还要跟年轻的骏马一起驰骋呢!”说着,他朗诵了自己写下的几句诗:“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华老从他去年到美国讲学的事谈起,然后讲到祖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他说,他虽然看到美国社会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却是先进的,特别是在迅速推广和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他举例说:“目前,美国电子技术十分普及发达,就连儿童玩具都大量是电子的。他们的许多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不论是汽车制造,还是计算机的研制,都已更新了好几代。”谈到这里,华老禁不住站起身来,仰望着天花板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比美国人还要勤奋呢!关键是我们的科研体制和管理工作存在着差距,科技人才的智慧发挥得很不够,一些科技成果得不到迅速推广和应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今天,谁稍稍跟不上,谁就落后了。
华老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在经济管理和生产上推广应用“统筹法”和“优选法”了。为了推广“双法”,华老走遍了巴山蜀水,松辽平原,江浙水乡,塞外草原……,先后写出了《统筹方法》和《优选法》的平话,以及《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等重要论著。他说,我跑了许多地方,还写了几本书,这是我在数学方面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但可惜,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双法”没能得到很好地推广和应用。华老感慨了一番,又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领域,我们会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形势大好,我在“双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取得了丰硕成果。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使我这个老知识分子深受教益,深受感动。我现在不仅是纯数学理论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而且被许多单位聘为经济科技方面的总顾问了哩!正象小平同志最近在科技工作会议上期望科学家面向经济,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主意那样,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现在走到那里都受欢迎了,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啊!
一种令人欢悦的气氛,笼罩在我们谈话之间。华老转过话锋,又谈起这次政协会议上,许多委员在发言时,盛赞祖国的大好形势,表示要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和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的事。他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笑容。他说:“小平同志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真是概括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现在,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提出改革科技体制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认为这是真正说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
谈到这里,华老沉思了一会儿,举例说:“拿我研究的数学来说吧,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现代生产和科学的飞速发展,使数学的天地越来越广阔,反转过来,数学又推动生产和科学的发展。那里有‘数’,那里有‘形’,就都少不了数学。我们在全国各地推广的统筹方法和优选法,就是运用国内外应用数学的先进经验,来解决现代化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科学实验中的问题啊!”
华老接着告诉我,他不久前才从广东考察回来。在那里,运用了“统筹方法”,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建筑节约大量资金;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家的改建和兴建,也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
华老是蜚声国际科坛的著名数学家,他在纯数学理论方面早已取得卓越成就,在应用数学上又做出了出色贡献。他是我国第一位接受“美国科学院院士”荣誉的科学家,谈起这件事,华老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去年4月,我在美国讲学时,从洛杉矶去华盛顿出席美国科学院的年会,会上举行了授予我‘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仪式。在旅途中,我看到报纸上刊登出胡耀邦同志给我写的那封关于‘建造中国的通天塔’的信,使我激情满怀。立时跃入我脑际的是,耀邦同志信中谈到的‘通天塔’还没有建成啊!现在国内公开发表了这封信,说明党中央正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为建设中国的‘通天塔’奋力做贡献呢!信,是直接写给我的,我还能安心在国外讲学吗!”
在美国的讲学期未满,华老就提前回国了。回国后,他一直没有停歇。为了建造中国的
“通天塔”,他表示一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和大家同心协力,把四化早日搞上去。
我们的谈话够长了,我起身告辞。临别时,他又和我谈起他打算在政协做一些工作。他说:“我这次当选政协副主席后,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工作的发展、改革竭尽力量、出谋献策的同时,对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加速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早日团聚,也要努力多做工作。因为我每次出国,都会见了许多台湾科技知识界的朋友,大家谈得十分亲切,加深了彼此的情谊和了解。据我知道,在海外的许多台湾同胞,他们也满怀深情,想回到大陆来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同胞能欢聚一堂,共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华老红润的脸上,焕发出激越睿智的光彩。我心想,这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老科学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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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拳拳报国心
  ——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郎敬
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在“霍英东基金会支出预算表”上看到了一行行醒目的数字:
白天鹅宾馆——捐赠、投资合营一亿二千二百多万港元;
中山温泉宾馆——投资、捐赠二千三百九十多万港元;
家乡番禹县建设——捐赠二千零六十多万港元;
扩建广珠公路和修建大桥(四座)——捐赠、低息贷款六千零六十多万港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一千万港元……
透过支出预算表上的一行行数字,我们看到了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先生那颗赤诚的中国心。据统计,从1979年以来,霍英东在内地的总投资达五亿港元以上,其中捐赠款项达四亿港元。
“我总想为国家、为同胞做一点事情。”身着藏青色西服的霍英东用缓慢的语调,向我们讲着这番话。这位出身贫苦、早年创业艰辛的香港知名人士,黝黑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示出他的精明、强干和沉稳。他在全国政协港澳委员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我们谈他的基金会,谈他自祖国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走过的路,谈他今后的计划和打算。他的话语里,充满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他的计划是庞大的,又是实在的。他在“支出预算表”上,列出了发展旅游业,建设家乡,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建立体育基金会等四十多个项目,每个项目的支出和预算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们:他的基金会正式成立于1984年,总资产约十亿港元,全部由他个人捐出。他将把基金会每年的收入用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港澳的福利事业上。他估计基金会每年将为内地提供款项一亿港元左右。
十亿港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他说:“我是一个既不迷信命运,又不懂政治的人。但我生活在香港,我是一个中国人。现在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时刻,我成立基金会,唯一的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这几年我一直根据这一想法在行动。”
霍英东今年六十二岁。三十多年来,他以房地产业为中心,经营从杂货铺到建筑、淘沙、造船、航运、旅游、酒楼、石油等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商业体系。他赚到了钱,但他没有忘记他的乡亲,他的同胞,他的祖国。
在香港,很多人知道,霍英东是敢于同外商争雄的人。他修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海底水库,生产世界最新型的水翼船。在竞争海港工程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多个工程公司争相投标,可是都败在他的手下。在广东,他决心通过兴建和经营白天鹅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培养出一批中国自己的专家来。现在,他的愿望已经变成现实,一批建筑业、酒店业的专家随着宾馆的建成脱颖而出。霍英东说:“中国人有智慧、有本领、能吃苦,我们要相信自己,要重视培养自己的人才。”
我国运动健儿去年在奥运会上一举夺得十五枚金牌,使霍英东兴奋不已;国庆三十五周年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也使他激动异常。他说:“我们中国人,过去被人说成是东亚病夫,现在我们终于扬眉吐气,站起来了。”
10月2日,就在他参加国庆观礼的第二天,他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宣布捐款一亿港元,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10月6日,他在广州捐款七百八十万港元给暨南大学,支持学校为祖国建设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霍英东常说:“人的一生时间并不长,我们要抓紧时间,多做点实在的事。”这些年他四处奔走,为了对祖国的奉献,就是在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他的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和教育部商谈了捐赠一百万美元作为出国留学生奖学金的事宜,接着又开始和北京市研究兴建北京饭店贵宾楼……
在他基金会支出的预算表上,1985年已经列上了十多个项目:投资五千九百二十八万港元,兴建北京饭店贵宾楼;捐赠一亿港元,建立体育基金会;捐赠二千万港元,扩建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捐赠二千万港元,扩建广珠公路;捐赠八百四十六万港元,支援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等。
对于他创业立命之地的香港,他也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多年来,为了发展当地的体育、文化、教育等事业,他也捐出了巨额港元,其中包括给香港劳工子弟学校、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提供资助。
霍英东说:“香港才智之士很多,他们早就纷纷为祖国的腾飞而尽力,我是非常钦佩他们的。我觉得,现在是我为祖国出力的好时机,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我的基金会对整个祖国来说,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
这滴水是耀眼的,它反映了霍英东先生那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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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统一人心所向
  ——访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主席苏子蘅
  本报记者 曾祥平
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苏子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满怀信心地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和平统一祖国的美好前景已展现在海峡两岸人民的面前。”
苏子蘅说,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去年,我和爱人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探亲访问,见到了我们的亲戚和老同学、老同乡,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通过与他们接触和交谈,我了解到海外台胞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祖国四化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欢欣鼓舞的。尤其是我国的体育健儿在奥运会所取得的优异成绩,鼓舞了旅居异乡的台湾同胞和侨胞。他们知道中国选手获得了十五枚金牌时,高兴得跳起来,拥抱祝贺,那感人的情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谈到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苏子蘅说,海外的台胞和侨胞极其关心。多数人认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既尊重事实,又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能够圆满解决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同样,“一国两制”的构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的欢迎,因为它既考虑到国民党当局的利益,也考虑到台湾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这就有助于消除一些台湾同胞长期存在心中的疑虑,有助于台湾的稳定和繁荣。所以,“一国两制”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最佳方案和途径。
苏子蘅出生在台湾省彰化县,今年八十岁。他在台湾有许多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他们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回故乡探亲访友。最后,他对记者说:“台湾人民富有爱国传统,台盟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十多年来,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阴谋。我们拥护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郑重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审时度势,早日进行国共两党和谈,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同时,希望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一起,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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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召唤快出人才
  ——访人大代表、安徽联合大学校长杨振宗
  本报记者 郑盛丰
年过花甲的杨振宗教授,在人代会上大声疾呼:实行多渠道办学,为经济改革培育人才增强后劲!
改革召唤快出人才。作为一位献身教育已逾五十载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振宗既为教育走向黄金时代而兴奋,又为它举步艰难而焦急。由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还较落后,致使许多堪可造就的青年,仅以零点几分之差,叹息在大学校门之外。要把更多的青年培养成创业之才!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杨振宗在1980年牵头发起创办了安徽联合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面向社会的联合大学。他被推任联大校长。当时他还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联大借用现有校舍和师资,头一年就从高考落榜青年中择优录取三百六十八人。学生全部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去年,这届学生毕业时,用人单位蜂拥而至,学生供不应求。
杨振宗对记者说,联大走读生大受欢迎,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说明社会需要人才;第二,联大学生面对压力,学习勤奋,成绩较好,工作能力较强;第三,联大设置的专业,是社会需要、国内其他大学又没有或虽有而不足的。
对于第二点,杨振宗感慨最多。他说,办学四年来,他经常为青年们的求知欲望和赤诚之心所打动。他举了几个例子——皖南一位女民办教师为联大捐款一百元钱,来信说,她已经结婚,不能来读书了,但她也要为弟弟妹妹们尽绵薄之力。西北大草原的一位蒙古族青年,千里迢迢带着铺盖赶来,学校没地方住,他就向传达室一位老人蘑菇,“老爷爷,我当你助手,白天你看门我学习,晚上你休息我看门!”老人受感动收下了他。
青年学生的勤奋好学,使杨振宗得到了安慰。但他也碰到不少困难。其中之一是缺少办学经费。他希望有关方面给联大拨点钱。他说,给联大一点钱,多招学生,既可多育人才,又可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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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闲不住的代表
  本报记者 段存章 云南日报记 者罗杰
4月2日晚,一辆面包车冲破蒙蒙雨帘,驶向中国人民大学。车内坐着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普朝柱一行。他们是去看望在京上学的云南籍大学生的。
“开发云南需要人才。”当普朝柱听说人民大学一些云南籍学生十分关心家乡的开发建设、并渴望了解家乡的信息时,热情地说:“走,去看看!”
在人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来自首都八所大学的一百三十多名云南籍学生坐在普朝柱周围,听他介绍家乡的情况:
“云南资源丰富,人民勤劳,但由于种种原因,文化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发展速度慢。因此,重视智力开发,是振兴云南的关键。”
“三千万人民期待你们好好学本领,将来在家乡的土地上开拓进取。”
这朴实的话语感动了大学生,他们拥上前来,抢着发言,探讨家乡的明天。
忙于会外的何止省长一人,一连几天,人大代表、云南省副省长刀国栋也没有放过在京开会的业余时间。他请来被聘为云南经济顾问的在京十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向他们通报全省经济形势,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商讨今后的协作方案。接着,他又到国家民航局联系建立云南航空公司的事项。
在这几天里,另一位人大代表、副省长李铮友也利用休息时间,把一本本红色聘请书送到首都几位农科界的专家、教授家里。
代表刚到北京时,大理白族自治州特级教师张微就给未见面的两名北京大学生去了联系信。一位是在北京外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的小洪,一位是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学生小黄。
原来,张微老师从北京到边疆扎根二十多年,他的事迹在人民日报登载以后,收到了许多人的来信,纷纷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边疆。小黄和小洪很快来到云南代表团驻地。张微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大理的情况。小洪表示回校和伙伴商量,争取“多拉几个一道去大理”。小黄打算今年毕业后到“五朵金花”的故乡当一名幼儿教师。
云南还有一位闲不住的代表,她是省第一人民医院著名妇产科医生于兰馥,利用会外时间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重点考察了医院妇产科的设备和管理。(附图片)
四川代表陈花花(羌族)在人民大会堂买到满意的纪念品。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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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诚有忠言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分组会上讨论会议文件。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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