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人大代表用生动可信的事实说明
  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
本报讯 记者戴玉庆报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学习和消化国际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给我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参加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用生动、可信的事实证实了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断:我国现在出现的大好经济形势,是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结果。
据代表们提供的材料,截至1984年底,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际投入使用的外资为八亿四千万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去年4月起实行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在1984年内签订的直接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超过了前五年的总和。厦门永泰电子公司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三个月时间,生产的电脑电话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厦门同美国、日本、香港的直通电话也已经开通。大连市扩建了老飞机场,现在可起降包括“波音707”在内的大型客机,城市多年来的供水紧张状况也已缓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这不仅将使外国厂商和投资者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的条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使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方面为之一新。人大代表、温州市市长卢声亮说,对外开放以前,温州人爱说三句话:“五十年代解放沿海岛屿的前线,六十年代文革武斗的火线,八十年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开放以来,温州人不再发这样的牢骚了。现在,这里人经常询问飞机场何时建成,铁路几时铺设,合资项目又添了多少项。
“比物质财富更可宝贵的是人的精神自身变化”。卢声亮的看法概括地反映了沿海中、小开放城市的实际。实行开放政策使人们看问题的视野开阔了,工作有魄力了,办事的节奏加快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
人大代表、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朱剑从党的领导角度谈起对于开放政策的看法时说,现在社会上某些人仍对于开放存有一些看法,以为对外开放必定会把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带进来,把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带坏,把物价抬高。如果说,实行开放政策以后,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对的,但夸大开放带来的副作用,在新的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则是不可取的。
据记者同港、澳代表接触,了解到现在海外有人看到我们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动摇。代表们说,这种看法已经被大量事实所否定。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再靠闭关锁国而能成功,“四化”离不开开放。纠正新的不正之风决不意味着“刹车”,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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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鸿
  本报记者 于国厚
白发稀疏、精力充沛的沈鸿代表,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对他的访问,是从他对我的问话开始的:
“你说,有多少正式文件,领导讲话,请示报告,引用《宪法》怎么说,某某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没等我回答,沈老拿起案头的《刑法》,指着有关条文说:“这里规定得明明白白,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者要判刑的,为什么有些非法倒卖汽车、彩电并从中渔利的人不依法处理?”
人民的委托,工作的职责,使沈老一直这么认真。
沈鸿代表认为,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要加快立法;二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现在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好。
仅1979年至1984年,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或批准了一批经济法律,国务院颁布了许多经济法规,这说明,我们在经济活动方面,并不都是无法可依的。问题是有的人不严格依法办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我认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有三”,沈鸿代表说,“一是有的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的司法部门的干部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老谈兴正浓时,他起身抱来一摞资料,翻出一张统计表。其中,有近几年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法国、苏联、印度和中国学法律的学生、法官、律师的比例数;有一些国家内阁成员和领导集团中学法律的领导人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这几项统计数字都是最小的,而且差别相当大。
沈老感慨地说:“这种情况与我们四化建设的大目标很不适应,必须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认真加以解决。”他建议:(一)当前,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学习法律常识,带头守法,带头执法,以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二)在各部委等政府主要部门设法律总顾问,帮助领导同志处理有关法律事宜。(三)选一批有志于学习法律、年龄较轻的大学生脱产补习一两年法律知识,解决法律人才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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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尤其应尊重本国的知识和人才
  ——访政协常委、著名声学家汪德昭教授
  本报记者 王学孝
“我只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知识和人才,尤其应尊重本国的知识和本国的人才。”声学专家汪德昭教授的这个建议,引起许多政协委员的共鸣。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的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用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海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元,后来用我们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的产品,有些单位却不愿使用。为什么呢?汪教授说:某些个人和单位,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做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有一个学生,叫尚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副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换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就是这样的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专业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尚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国外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好象是唯恐引起别人误解似的,汪德昭教授补充说:“是不是有人会以为我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持有异议?不,恰恰相反。我想提醒的是: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本国的知识和本国的人才。只看重外国的知识和人才,而忽视本国的知识和人才,或者只相信外国的知识而不相信或不太相信本国的知识,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是有害的,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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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妇女的继承权有了法律保障
  ——访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
  本报记者 晓渡
在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审议和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的时候,我们访问了雷洁琼同志。她一见面就高兴地说,继承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事。有了继承法,妇女的继承权就有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应在全社会发扬尊老爱幼的文明精神。
男女继承权的平等,是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制定的。雷大姐说,宪法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我国封建思想影响很深,对于女子的平等权利,女子的继承权,许多地方实际上是不予承认的,在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要说给女儿一份嫁妆,好象说得过去,如果说要继承财产,那就会有不少阻力。现在在继承法中规定,女子和男子一样是法定继承人,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的、不合理的传统观念的破除。当然,这项法律颁布后,执行起来肯定还要做很多工作。
雷大姐还说到,男女双方结婚后,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和劳动收入,应该是双方共有的。当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有权享有共同财产的一半,另一半作为遗产分给法定继承人,配偶也是应参加分配的法定继承人。而且一方再婚时,可以带走自己的财产。这就是保障寡妇的继承权。寡妇再嫁本身,根据旧的风俗习惯,就会受到很多阻挠,子女反对,亲友反对,在农村甚至整个村的同族人都要来干预,要带财产,那就更要受到阻挠了。现在有了法律保障,就可以依法办事了。
雷大姐认为,农村实行承包以后,有些旧的陈腐观念已经在改变。集体化时法律规定男女同工同酬,但并没有做到;实行承包后,特别是一些专业户的出现,妇女在劳动生产中显示了力量,有了经济实力,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提高了,这对于男女平等享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观念的确立是很有利的。
雷大姐最后还说,我们的继承法规定,享有继承权不完全凭血缘关系,还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样,对于发扬我国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精神,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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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开“黑色金库”富山西
  ——访人大代表、山西省委副书记李修仁
  本报记者 段存章
李修仁翻开笔记本,讲了几笔统计数字:
1984年,山西省原煤总产量达一亿八千五百万吨,比1983年增长15.9%。原煤外运达到一亿二千七百万吨,比上年增长9.5%。
1984年,山西省国家统配煤矿总产量为八千多万吨,比上年增加五百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总产量为一亿多万吨,比上年增加二千多万吨。
我回顾了一下,1980年山西省原煤总产量不过七千万吨,其中国家统配煤矿产量为五千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产量二千万吨,是五比二。四年以后,国家统配煤矿每年增加产量七百五十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每年增加产量二千万吨,小矿产量相当于大矿的近三倍。
李修仁分析说,山西是我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国家统配的大煤矿要发展,潜力也不小。但发展乡镇煤矿是个大优势,数十万农民下井挖煤,利国富民,是山西经济起飞的一条快路。
过去,“重大矿,轻小矿”的观念,阻碍着晋煤的大发展。李修仁说:“现在思想转过来了,原来把乡镇煤矿看成‘辅助’、‘补充’,现在成为发展煤炭生产的重要支柱。”为什么小矿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说:“一是条件好。山西遍地有煤,煤藏浅,矿井顶板好。地下水位低、瓦斯也不多。二是农民开采投资少。国家统配煤矿吨煤需投资二百五十元,小矿只用一百元左右,省一半还多。三是销路广。四是有利可图。打开“黑色金库”富山西,靠谁?靠大矿,也要靠农民办的小矿。
“国家修路,农民挖煤”,赵紫阳总理视察山西雁北时提出的这条方针,李修仁认为是一条切合实际的富民之路。他说,现在全省乡镇煤矿积压原煤三千多万吨,只要多修路,运出去,煤炭产量还可以增加。当然,修路也不是完全躺在国家身上,除发动农民集资修,国家可以适当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现在,全省正准备修三条公路——大同至秦皇岛、阳泉至石家庄、长治至焦作;国家与地方合营修三条铁路专用线——阳泉至涉县、宁武至河曲、孝义至柳林。李修仁兴致勃勃地说:“路修好了,通到那里那里富!”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左权县现有煤矿五十座,铁路通了,准备再搞五十座,年产原煤一百万吨,山区农民富裕大有希望。
“我建议,对农民办矿继续放宽政策”,李修仁想了想说:“眼下应给两条:一是对大矿与小矿一视同仁,划定合理的矿区,不要歧视小矿;二是价格要合理。现在,乡镇小煤矿的煤价比国家统配煤矿煤价低得多。另外,我还有个考虑,山西应建一批耗能大的冶炼、化工、电力工厂,使煤炭就地消化,减少运输量。这件事,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支持”。说到这里,他笑着结束了自己的话:“我们是大开娘子关,欢迎五湖四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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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登台”亮相了!
  郑盛丰 蒋亚平
贵州,祖国西南的边远省份,长期以来与“穷山恶水”相联系。过去,人们说它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现在,贵州变了。参加这次人代会的贵州代表说,其实,“穷山恶水”应是“宝山福水”;我们贵州,就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姑娘,美得很哩!
打开地图看贵州:西北,是滇、川;东南,是湘、桂。十七万平方公里的贵州,被四省区团团围住。过去,因为紧锁山门,久藏“深闺”之女,不识自家真面目,局外人也难见其容颜。改革、开放,有如一夜春风来,打开了山门,有比较,有鉴别,“闺中人”这才发现自己不穷,或者说不应穷——她的潜在财富太多了!
关于这一点,贵州人大代表中,省经委副主任刘凤鸣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他说,贵州资源分布广,数量大,并且是立体交叉型。山表面,是林木、药材、水果、大理石……地层下,是煤和锑、铝、磷、金、银等矿石;湍急落差大的河流,可利用的发电量达一千三百多万千瓦,超过1980年全国水力发电量的总和;还有三大旅游风景区:安顺黄果树瀑布群、梵净山原始森林、黔西百里杜鹃……
叫人高兴的是,眼界变阔脑子变灵的贵州人,不再空守宝山讨饭吃了。就以仍属穷县的黔西晴隆县来说,参加人代会的该县县长彭兴禄告诉我们,去年下半年起,这个县放手让群众上山挖锑矿。结果,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就比上年增长一倍!彭兴禄笑道,原先他对这样做心里还有点顾虑。今年初,胡耀邦同志对贵州省负责人说:群众挖矿,就等于给地球抓抓痒,尽管放手让他们挖。他听后放心了。这次他参加人代会,知道国家决心坚定不移搞改革,心里更踏实了。
贵州人放眼群山,并没有忘记田园。曾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原副省长李庭桂代表说,过去,“以粮为纲”,贵州穷得填不饱肚子。近几年,搞“因地制宜”和“调整产业结构”,贵州连连奏出丰收曲:从1982年起,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和利税、财政收入连续三年同步增长,超过全国增长水平!贵州省代表算了一笔帐:这三项只要每年增长速度都高出全国水平3%,那末,贵州在本世纪末可望追上发达省市!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眼下,贵州已经走出“深闺”,登台亮相,正在演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一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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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教育改革 培养一代新人
  民盟和九三学社成员分别讨论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四十多位同志都是正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谈家桢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副主席彭迪先、萨空了、李文宜、费孝通、闻家驷、钱伟长、高天、叶笃义、陶大镛参加了座谈会。
谈家桢在讲话中说,民盟大多数同志在教育战线工作。几年来,许多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说,搞好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民盟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责无旁贷。
王起、陈新民、罗雄才,王金陵、赵今声、吴富恒、金锡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陆晏报道:4月7日上午,参加人大六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和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中的九三学社成员,在国谊宾馆集会,热烈讨论了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参加讨论的同志普遍认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还不相适应。他们就教育体制改革中简政放权、调整比例、改革教学和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我国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比例失调等问题,讨论中谈到,许多发达国家对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很重视,我们这方面做得差,在社会上还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的风气。这个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引起重视。
许多同志提出,要重视教学质量,一是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花时间、下功夫培训在职教师;二是要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教育,教学要与当前的经济建设需要结合起来。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还要加强在职人员的教育,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农民和商业人员。
大家认为,我们的教育改革,要有中国特色,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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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热心照料海登法师
全国政协委员海登法师下榻友谊宾馆之后,身体欠佳,行动不便。宾馆把他列为重点服务对象,热心加以照料。一日三餐,服务员都给他送到房间,并根据他的需要调剂饭菜花样。他参加会议,服务员一直搀扶他上车。他在家时,每隔一小时,服务员就到他房间看看,帮助沏茶,倒水。海登法师感动地说:“你们对我真好,太麻烦你们啦。”服务员总是安慰他:
“只要您生活愉快,我们就高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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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徐国懋在小组会上对经济改革谈自己的意见。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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